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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 福煦元帥， 1919年 2O世紀2O年代后期是繁榮、穩定与和解的几年；2O世紀30年代則是蕭條、危机和戰爭的10年。2O年代的和解在歐洲是以法國聯盟体系為基礎，在遠東則是以華盛頓會議的協定為基礎，兩者的目標都是為了維護這兩個地區的現狀。這一目標在2O世紀20年代中得到實現，但在隨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決定性地顛倒過來。德國和日本的新領導人決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土和約，并有辦法、有決心這樣做。他們大規模重整軍備的計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徑急劇地改變了勢力均衡。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勞無益地企圖向現狀挑戰的唯一的修正主義國家；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也給修正主義運動增添了力量，導致了一個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國、法國及其歐洲大陸盟國堅持維護現狀，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變現狀，因五年計划而變得強大的蘇聯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發展起來了，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響解釋了20世30年代一再發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爆發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滿洲 第一個重大的侵略行動是日本作出的，因為它要實現其獲取大陸領土這一蘊藏已久的野心。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錯過的良机，日本人早些時候已迅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不太費力地接管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和在山東半島上的特權。不過，他們的全部野心表現在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中。這些條款若得到實現，就會把中國改變成日本的保護國。日本遠征軍在英國和美國軍隊于1920年撤离西伯利亞后繼續留在該地是其大陸野心的又一表現。 日本人的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滿足。“二十一條”被成功地抵制了，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國國務卿威廉·詹宁斯·布賴恩的警告，他說，美國不會承認任何破坏中國領土完整或違反“門戶開放”原則的條約。在巴黎和會上，日本确保住了從前的德屬島嶼，但只是作為三級托管地而不是作為地道的領地。威爾遜總統拚命反對日本對無可爭辯的中國領土山東的要求。作為妥協，日本被准許“暫時”占有這座半島，但日本退一步承認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這片領土歸還中國，“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國的經濟特權”。 在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會議上，日本正式放棄了它也許仍怀有的領土野心。与會九國簽訂了《九國公約》（1922年2月6日），保證中國領土完整，重申“門戶開放”原則。在這個會議上，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還簽訂了《四國條約》（1921年12月13日）；通過這一條約，他們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島嶼領地”上的權利，通過協商解決今后的一切爭端。此外，經過美國的積极調解，日本同意將山東歸還給中國并從西伯利亞撤軍；這兩個諾言于1922年被履行。 在結束了——至少是暫時結束了——對外冒險之后，日本這時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問題和引起騷動的投票問題。大地震摧毀了東京四分之三的地區，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傷亡和价值2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投票問題引起了騷亂和政治動亂，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選制，將選民從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為止。 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尤其是貧困農民的經濟問題。日本同美國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提供軍需品和商船運輸大大繁榮起來。1914年至1920年間，對外貿易的价值增加了近4倍，即從12億美元增加到43億美元。不過，這一繁榮的分布情況很糟，因為經濟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謂的財閥（Zaibatsu；Zai意為富豪，batSS意為集團）手中。“財閥”是四個以家族為中心組成的大企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稱；這四家大企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總額的四分之三，擁有日本私人銀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壽保險單的五分之一。占總人口一半的農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債務而窮困不堪。他們中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5英畝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戶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畝。城市工人則遭受著食品价格高、工資低、工會沒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机商將物价抬得很高，1918年爆發了米糧暴動，使政府必須動用軍隊來恢复秩序。 工人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著國內市場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日本工業主要依靠外國市場銷售產品；這种依賴在大蕭條到來時帶來了災難。1929年至1931年間，對外貿易減少了近50%。農民以往靠養蚕來增補微薄的收入，這時因向蕭條中的美國出口的絲織品的數量急劇下降而受到嚴重傷害。城市工人也相應地遭受著失業的痛苦。 軍隊領導人和其他擁護擴張領上的人這時能頗有說服力地爭辯說，依賴外國市場是日本處于困境的根源。日本應征服一個使日本能自給自足、在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帝國。軍方代言人在過去几年里一直在鼓吹這一學說，但大蕭條的破坏這時為他們提供了易起反應的听眾，正如希特勒在德國所遇到的情況一樣。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將軍在給天皇的建議書中寫道：英國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原料，美國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資源。“但是在日本，糧食供應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減少。如果我們只希望發展貿易，最終必將被打敗。……最后，我們將一無所獲。……景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積极措施，去獲取日本在滿洲和蒙古的權利和特權。……” 日本的擴張主義者不僅為經濟上的原因所驅使，還對蘇聯力量的日益增長和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日趨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們充分意識到當時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業情況和其他問題。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軍隊侵略滿洲前僅6個月時本庄將軍提交給軍事大臣的備忘錄中： 為了加強我國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蘇聯還未完成五年計划和中國尚未成為統一國家的形勢，同時還要利用世界經濟的困難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必須加以利用，以達到更進一步占領滿洲和蒙古的目的，實現早先遠征西伯利亞時的積极目標。中國的統一、蘇聯的存在和美國的入侵遠東，所有這些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滿洲列為他們擴張主義計划的第一個目標，這并不是偶然的。中國東北角上的這個省份具有兩個有利條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聯系松散，并擁有丰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鐵、煤和遼闊、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過過去商定的條約獲得了在滿洲的某些特權；這些特權可以用來為其侵略行徑找借口。當日本軍方于1931年秋斷定入侵時机已戍熟時，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顆炸彈將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陽北部地區的南滿鐵路炸坏了一小段。由于几分鐘后一列南去的火車毫無困難地通過了那段鐵路，日本人又在以后5天里拒絕讓新聞記者前往“事故”——日本人當時審慎地稱這一爆炸事件為事故——現場采訪，因此，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整個事件是捏造的。現在，人們才弄清，這件事的确發生過，因為幣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上證明了這一點。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務大臣，他承認，當時一些軍官籌划了這一事件，他雖設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證言可通過駐扎在關東半島上的日本軍隊即當時所稱的“關東軍”立即行動起來時所具備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證實。關東軍未經宣戰就在24小時內攻占了沈陽和長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開。1932年1月下旬對哈爾濱的占領意味著滿洲各种有組織的抵抗的結束。1932年3月，胜利者將他們的占領地重新命名為“滿洲國”。因需要一個傀儡皇帝，他們便將1911年垮台的滿清王朝的幸存者、退位的皇帝博儀拉了出來，正式任命他為攝政王。 其時，中國政府根据《國聯盟約》第11條和《巴黎公約》（《凱洛格-白里安條約》）向國際聯盟和美國求助。給果只是一再商討而沒有實際的援助。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絕引用《巴黎公約》。國聯理事會于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開會討論滿洲的局勢；這些會議的特點是表示好意、致以問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亂。日內瓦和華盛頓的許多人始終堅信，日本內閣能約束軍隊，結束危机。11月21日，日本代表團接受了中國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但委員會成員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選定，而且他們實際上直到4月21日才抵達沈陽；這時，滿洲已變成了滿洲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了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它規定，凡有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違背“門戶開放”政策的條約，凡使用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而造成的條約，美國一概不承認。這一規定几乎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因為日本軍隊只對优勢力量起反應，而當時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得可以勇敢地与在遠東的日本相對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為緊迫的國內問題所頒扰。例如，胡佛總統就面臨著國民選舉和大蕭條兩大問題；大蕭條當時正嚴重到极點。因此，他希望“擺脫”國際糾紛，全力以赴解決國內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間，國際聯盟調查團即李頓調查團已在團長李頓勳爵的領導下，在日本、中國和滿洲收集證据。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報告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辭很謹慎。它否認日本人的侵略是正當的自衛手段，譴責新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政權。但是，它沒有命令日本撤軍。相反，這份報告提出這樣一种解決辦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將滿洲變成在中國主權范圍內但又在日本管轄下的自治國。1933年2月25日，國聯正式通過了這份報告，第二個月，日本退出了國聯。 回想起來，滿洲事件作為對國際聯盟和旨在維護現狀的整個外交結构——《凡爾賽和約》、華盛頓會議的協定和《巴黎公約》——的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費力就獲得了大片富饒的新領地，這對意大利和德國的修正主義領導人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滿洲事件引起了一連串的侵略，這些侵略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外交上對希特勒的反應 日本人征服滿洲是對遠東現狀的野蠻挑戰，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對歐洲現狀的威脅。在此之前，法國聯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費力地統治著歐洲大陸。墨索里尼曾試圖組織反對集團，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義國家如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簽訂的協約几乎沒有什么价值。同樣，蘇聯被“封鎖線”切斷了同外界的聯系，而且，不管怎樣，它只埋頭于“在一國中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德國呆在一旁，這個國家在接受《洛迦諾條約》和加入國聯時，已在斯特來斯曼的領導下与戰時的敵國講和。 1933年，當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時，這种令人欣慰的形勢被急劇地改變了。這位納粹党領導人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為德國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引自《我的奮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話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標，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斷地、沒有重大改變地重提這些思想和目標。 ……如今，不能靠強烈的抗議，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劍，使被蹂躪的地區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國的怀抱。 鍛造這把劍是一個國家內部政治領導人的任務；維護鍛劍工作和尋找戰友則是外交領導人的職責。…… 恢复1914年時的邊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使提出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樣……德意志帝國1914年時的邊界是根本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實際上，這些邊界從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義上說，是不完整的，從地理軍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實際的。…… 因此，我們國社党人自覺地……關注我們6O0年前放棄的領土。我們不允許德國人繼續不斷地向南方和西方遷移，要把注意力轉向東方領土。如果我們今天談到歐洲領土，我們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國及其邊境上的仆從國……新德意志帝國必須各次使自己沿著過去條頓騎士團的道路前進，用德意志的劍為日耳曼人獲得耕地，為這個民族獲得每日食糧。 几乎一點也不奇怪，當這几段話的作者成為德國的主人時，外交上立即有了反響，首先是几年來一直處于休眠狀態的小協約國開始恢复元气。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建立了由三國外交部長組成的常設委員會，來促進其外交政策的協調和執行。同樣，這年春天，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周游了小協約國各國首都及華沙，加強了法國与其東歐盟國的聯系。 甚至連后來同希特勒結成“羅馬-柏林軸心”的墨索里尼，一開始也強烈反對他的這位獨裁伙伴。由于許多德意志少數民族在南蒂羅爾，墨索里尼對以“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為口號的擴張主義的納粹政權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動与英、法、德締結了《四國公約》。公約重申，簽約國必須堅持《國聯盟約》、《洛迦諾條約》和《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未經四國同意不得對《凡爾賽和約》作任何改動。這一做法證明是無用的，因為希特勒一再違反這些諾言——甚至無視与他一同簽約的國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國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雖然他沒有立即透露其重整軍備的計划，但這一計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進度和規模而言——已普遍地為人們所知道。 這些發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成另一個地方性集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擁有相當多的德意志少數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國簽訂了《巴爾干公約》，公約規定四國相互合作、共同維護東南歐的現狀。 比巴爾干協約國的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對外政策這時有了根本的改變。傳統上，蘇聯領導人認為國聯是掠奪成性的各帝國主義強國保持一致的組織。但是，1933年12月，當美國記者沃爾特·杜蘭蒂問蘇聯對國聯是否始終持否定態度時，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終，并非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持否定態度。你們可能不十分理解我們的觀點。盡管德國和日本都退出了國聯——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國聯也許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軍事行動爆發的作用。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要我們不顧國聯的嚴重缺點而支持國聯，并不是不可能的。 這段話反映了蘇聯政府對希特勒的出現极為擔心。由于這种擔心，蘇聯人這時認為，國聯是一种組織共同抵抗、以擋住納粹先發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這一新態度得到了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鼓勵。巴爾都在國內問題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務方面，他的簡單的、始終如一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到可以勸阻希特勒不從事擴張主義冒險活動的聯盟。除了鞏固法國、小協約國和波蘭之間的關系外，巴爾都這時還力圖使蘇聯加入維護現狀集團。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國際聯盟才邀請蘇聯加入它的行列，而蘇聯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這一邀請。 第二個月，一個刺客在馬賽槍殺了巴爾都和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這是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巴爾都的繼承者們奉行一种比較錯誤的、自相矛盾的對德政策。皮埃爾·賴伐爾尤其如此，他的陰謀詭計曾使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尼古拉·蒂圖列斯庫破口大罵：“賴伐爾這頭豬。”頗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賴伐爾同墨索里尼達成的和解協定，在這個協定中雙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動，他們就一起對付；他們還解決了有關其非洲領地的各种爭端。法國將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亞和厄立特里亞接壤的荒涼地區割讓給意大利，墨索里尼則放棄了對擁有許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不過，有關埃塞俄比亞的口頭協議導致了很大的爭議：墨索里尼聲稱，他得到了在那個國家里行動完全自由的許諾，而賴伐爾堅持認為，這個協議僅限于經濟事務方面。安東尼·艾登斷定：“這一口頭協議的真實內容人們將永遠無法知道。……這兩位詭辯能手……在賴伐爾垮台之后還會繼續爭論。……了解了他們的解釋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賴伐爾當時把話說得十分模棱兩可，給了墨索里尼利用他這种暖昧態度的机會。”無疑，這位“領袖”得到了最坏的書面協定和最好的口頭許諾。 兩個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雙日，德國正式背棄了《凡爾賽和約》中關于解除德國武裝的條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國軍隊將增加到36個師。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薩會議上作出了反應，它們一致同意共同行動，反對德國的威脅。事實證明，這一“斯特雷薩陣線”与兩年前的《四國公約》一樣無用。各簽約國很快就開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著准備入侵埃塞俄比亞；英國于6月18日与德國簽訂了一份單獨的海軍協定，允許德國建立起一支相當于英國海軍力量的35%的海軍；法國于5月8日与蘇聯締結了一份為期5年的同盟條約，雙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無端的進攻，另一方將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蘇聯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不過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決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條約也必須提供援助的法國。 總之，在希特勒掌權的刺激下，兩年內出現了好几個旨在阻止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徑的新的外交集團——巴爾干協約國、复活的小協約國、法蘇同盟和捷蘇同盟。但是，在這些外交集團中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軍協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滿，1934年1月簽訂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也沒得到巴黎的賞識，令人捉摸不定的賴伐爾根本不信任他的蘇聯盟國，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隨著埃塞俄比亞危机的爆發，這些分歧成為徹底破坏國際聯盟和戰后整個外交結构的日益豁開的裂口。 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亞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軍團侵入獨立的非洲王國埃塞俄比亞。促成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几個，一個因素是法西領主義者為擴展疆土而釀場擴展疆土。墨索里尼宣稱：“帝國的發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現，反之則是衰退的表示。”對帝國鼎盛的這种熱望因回想起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敗——當時，一支25，000人的意大利軍隊慘敗于部落民之手——一而得到加強。大蕭條的影響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因為意大利的失業人數從1926年的1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3万人，進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万人，從而導致了這樣一种通常的理論解釋，即斷定殖民地擴張是減輕國內經濟壓力所必需的。意大利人對這一點特別熱心，因為英國和法國已獲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領地，留給意大利人的只是利比亞、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蘭的多沙的荒地。 當時，一位意大利工程師表達了這种擴張的決心，他抱怨說他在厄立特里亞我不到黃金。“但在阿比西尼亞”，他又說，“卻還有鉑白金，付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找到它們。但是，它們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們除了在陽光下游蕩其他什么事都不做。當你真正地觀察到這一點時，如果你還認為，一個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懶惰而對無數的財富實行禁運，而其他民族卻必須在貧瘠的土地上与各种自然力作斗爭，那將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拿定主意后就立即決定采取行動，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外交形勢對他很有利。他認為賴伐爾已給他開了綠燈，并以為來自其他地區的反對不會堅決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這一設想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意大利人發動侵略的借口使人聯想起日本人在滿洲制造的事件。1934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亞軍隊与意大利軍隊在靠近意屬索馬里蘭和埃塞俄比亞邊境地區的瓦爾瓦爾發生了沖突。海爾·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爾瓦爾是在意大利領土上還是在埃塞俄比亞領土上這一問題交給仲裁委員會解決。墨索里尼拒絕接受這一提議，相反，在公開准備入侵的同時提出了种种要求。1935年9月11日，英國外交大臣塞纓爾·霍爾爵士在國聯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在演講中他保證，英國將支持反侵略的行動：“依照國聯明确規定的義務，為了共同維護整個《盟約》，尤其是為了共同堅定地抵抗所有無端的侵略，國聯將站在反侵略的一邊，我國也將站在反侵略的一邊。……”正如一位代表所說的那樣。這篇演講是“國聯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頁”。但是，霍爾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即將投票選舉的英國選民身上，因為他以后的行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坏“共同抵抗無端的侵略”。 在意大利人開始侵略的一個多星期之后，國聯理事會宣布意大利為侵略者，國聯大會根据盟約第十六條投票贊成對意大利實行經濟制裁。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們包括禁止給意大利以武器、貸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鐵和鋼等。盡管有這樣的局限，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進的重要開端。而且，世界輿論也以壓倒之勢反對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亞人在頑強地進行抵抗，不過，意大利人最初很難向前推進不是由于其對手的戰斗力，而是由于几乎完全沒有道路。 此時，狡猾的賴伐爾濫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進的小小机會。1935年12月初，他說服霍爾接受了一個計划，根据這個計划，意大利將徹底地獲得大約半個埃塞俄比亞，并將控制余下的半個埃塞俄比亞，把它作為“經濟擴張和拓居的地區”。這兩位談判者都同意對這一計划進行保密，直到將它提交給意大利、埃塞俄比亞和國際聯盟這些有關方面為止。不過，賴伐爾預料這一計划會在英國遇到麻煩，因此，他同意讓法國新聞界開始注意到這一計划。使他吃惊的是，有關這一秘密協議的消息在倫敦和巴黎引起了人們极大的憤怒。霍爾被迫辭職，由安東尼·艾登繼任外交大臣。第二個月，賴伐爾在受到議院的痛擊之后也不得不辭職。 這种情況一時看來象是那些支持國聯反侵略的人的一場大胜利，但根本的爭端仍然存在，這就是要不要通過禁運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來使經濟制裁有效。艾登贊成這樣做，但新上任的法國外交部長皮埃爾·弗朗丹則故意拖延。文登說：“弗朗丹的態度与賴伐爾的態度很難區別，只是顯得更巧妙、更始終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論點是，如果投票通過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會退出國眹；他堅持認為應設法達成另一种解決辦法。由于英國內閣未能團結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獨行其是，有效的制裁從未得到實施。這种決定的意義從希特勒的譯員保羅·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這段話中可看得很清楚： 1938年，慕尼黑會議的前夕，墨索里尼承認，國際聯盟差一點靠集体安全体系成功地制止侵略。“如果國聯當初遵照艾登的意見處理阿比西尼亞爭端”，他對希特勒說，“并把經濟制裁擴大到石油方面，那么，我會不得不在一星期內撤出阿比西尼亞。那對我來說將是一個极大的災難。” 隨著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占領萊茵蘭，任何余留的實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為泡影。占領萊茵蘭這一重大行動有著深遠的影響（見下一節），它使英國和法國政府更易感受到德國的威脅，也更下定決心去安撫墨索里尼，以便讓他站在他們一邊，并留在國際聯盟內。因此，國聯理事會于1936年4月20日投票決定，繼續實行不包括石油在內的經濟制裁，從而招致了這時几乎僅憑著勇敢与意大利人作戰的埃塞俄比亞軍隊的滅亡。 墨索里尼決心排除出現第二個阿杜瓦慘敗的任何可能性，他准備了一支25万人的軍隊，這支軍隊加上非洲的援軍和勞工隊伍共達40万人。這支軍隊裝備著難以對付的坦克隊、摩托化部隊和飛机。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亞軍隊不到30万人，且几乎所有人的裝備都比意大利非戰斗人員的裝備差。与缺乏坦克、飛机和重型大炮同樣嚴重的是埃塞俄比亞領導人的水平低得惊人。摩洛哥里夫人的胜利已證明用游擊戰術來對付裝備优良的歐洲軍隊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亞部族首領以其自取滅亡的傲慢和無知藐視游擊戰，認為它毫無价值、有失身份。相反，他們企圖進行陣地戰，結果遭到了無情的炮擊、轟炸，甚至還遭到了芥子气的噴洒。 在經過一場長達7個月的戰役之后，巴多格里奧元帥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揚威地進入亞的斯亞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羅馬和平，它体現在‘埃塞俄比亞是意大利的’這一簡單的、不可改變的、明确的短語中”。四天后，意大利國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亞皇帝”的稱號。于是，在犧牲了3000人和損失了10億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贏得了一個擁有35万平方哩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資源的帝國。 就歐洲和世界其余地區而言，埃塞俄比亞事件的意義在于它削弱了國際聯盟。許多小國家如希腊、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間曾忠實地支持國聯，對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但它們得到的唯一報償卻是經濟上受到嚴重損失，并使自己受到獲胜的“領袖”的懲罰。顯而易見的教訓是，要是西方主要強國懦弱膽小，集体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騙。因此，小國從此以后背棄國際聯盟，奉行一條四散潰逃的政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聯的犧牲并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強一邊反對德國，而這曾是那些堅持要安撫墨索里尼的國家的最大目標。撫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對他們在埃塞俄比亞和萊茵蘭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印象很深，并察覺到他們的侵略活動若協調一致、所能帶來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終的結果不是納粹德國的孤立，而是“羅馬-柏林軸心”的形成。 四、羅馬-柏林軸心 在埃塞俄比亞危机初期，希特勒采取觀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敗，希特勒就少了一位中歐的對毛如果他獲胜，集体安全体系就會遭到破坏，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計划就會相應地得到加強。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戲劇性地結束了這种消极政策，派遣一支35000人的軍隊長驅直入萊茵蘭。《凡爾賽和約》已規定，德國不得在萊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帶擁有防御工事或軍隊。希特勒違背這一規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戰略意義的行動：法國聯盟体系以法國軍隊易進入中歐為基礎；隨著萊茵蘭的被重新占領和立即動工的齊格菲防線防御工事的建立，法國不再易進入中歐。法國被切斷了与其盟國的聯系，而德國的力量卻大大增長，因為它的命脈不再因非軍事化的萊茵蘭而處于易受傷害的境地。總之，希特勒對萊茵蘭的突然行動意味著徹底打破了歐洲軍事和外交上的勢力均衡。 法國不能對這一重大挑戰作出适當的反應，因為這個國家當時正准備大選，而且是由一個臨時的內閣在執政。總理薩羅和外交部長弗朗丹想通過調動軍隊和發出最后通碟來制止希特勒。如果實施這一計划，原本是能奏效的，因為現在已知道，當時希特勒是在不听几乎所有將軍勸告的情況下決定對萊茵蘭采取行動的。德國軍隊還沒有准備好進行重大的戰爭，除兩人外，德國軍事首領都反對重新占領萊茵蘭，他們自然認為這會導致与法國的沖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國調兵，并將其軍隊派過邊界的話，他的各個師應一槍不放地主動撤退。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一樣是在虛張聲勢嚇唬人，兩人都在玩策略。 薩羅和佛朗丹受到勸阻，沒有采取行動，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軍事顧問反對与戰爭冒險直接有關的任何行動，同時也因為英國政府与先前法國政府在埃塞俄比亞危机期間一樣躊躇不前。當弗朗丹找英國首相鮑德溫商量時，后者拒絕与調派法國軍隊去萊茵蘭的建議有任何關系。鮑德溫說：“你可能是對的，但是，只要有1%的因你的警察行動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我就沒有權利把英國牽扯進去。……英國現在不處于進行戰爭的狀態。” 法國政府由于本身意見不一，無法在沒有英國支持的情況下來取斷然行動，正是因為這一點，希特勒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胜利。這一胜利的一個結果是法國聯盟体系開始結束。不僅“齊格菲防線”切斷了法國与中歐和東歐的聯系，而且与此同時，德國還對東南歐發動了經濟攻勢，使這一地區實際上成為一個經濟附屬地。到1936年時，德國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亞全部出口物的48%、希腊的36%、南斯拉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經濟聯系必然產生政治影響，尤其是因為這時出現在東南歐的一些獨裁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特別愛好的是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体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体。無疑，邁塔克斯將軍、卡羅爾國王和保羅親王的外交政策与韋尼澤洛斯、蒂圖列斯庫和亞歷山大國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對萊茵蘭的突然行動還起了使以往一向敵對的“元首”和“領袖”言歸于好的作用。希特勒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實行的時候轉移了國聯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對此深表感激。短時間內，這兩個獨裁者結成了有效的伙伴關系，迅速打破了現存的外交結构。 根据1936年7月且日簽訂的奧-德協定，希特勒答應尊重奧地利的領土完整，從而消除了羅馬和柏林之間不和的主要根源。一個星期后，西班牙爆發了內戰，這一悲慘事件（見下一節）拖延了3年，在這期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聯合行動，促成了西班牙共和國的滅亡。1936年10月24日，“羅馬-柏林軸心”正式結成；意大利和德國不僅就德國以承認意屬埃塞俄比亞作為取得某些經濟讓步的回報這樣的具体問題達成了協議，還就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見。第二個月。日本通過与德國、然后又与意大利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加入了這一軸心。 因此，到1936年年底時，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于希特勒開始執政時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國這時結成了有效的伙伴關系。法國已失去從前的霸權，落入比較孤立的境地。它在中歐的舊盟國正漸漸散去，而与蘇聯建立的新聯盟基本上仍是紙上的東西。法國政府很不信任蘇維埃政權，以致拒絕簽訂使它們的聯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軍事協定。同樣，法國和英國的關系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間互不信任。由于滿洲和埃塞俄比亞事件使維護現狀集團陷入混亂，使國際聯盟遭到嚴重削弱，“羅馬-柏林軸心”能在以后3年中掌握主動權，在實際未遇抵抗的情況下取得一個又一個胜利． 五、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不僅僅具有通常的意義，因為它實質上是把兩种戰爭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班牙社會的腐敗和緊張局勢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會沖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沖突和大國利益的沖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彩排。 20世紀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紀的西班牙，16世紀時，這個國家是歐洲最強大、最令人畏懼的國家。在16至20世紀之間的几個世紀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戰爭；美國輕易地奪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數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丟盡了臉．這次戰爭不僅暴露了西班牙軍事上的弱點，而且暴露了統治這個國家的、已處于牢固地位的寡頭政治集團的腐敗和無能。构成這一寡頭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軍隊和教會。 大地主由舊貴族和購買了許多地產的富裕的中上層階級組成。大約35，000名這樣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況各省之間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為不均的地區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區几乎沒有大地產，不過那里的農民由于他們的土地面積很小，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整個國家的農業生產率很低，占總人口70%的農民与歐洲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貧窮。地主都為在外地主，住在馬德里或外國首都揮霍他們的收入，沒有為生產作出任何貢獻。 西班牙軍隊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兩個：一是軍官人數与士兵人數相比多得惊人，二是軍方常常干預國家的政治。實際上，軍官們認為他們有權利監督政治事務，并照著這种看法他明确地說，這意味著保護現狀，反對所有的挑戰者，不論他們是贊成共和政体的中間派還是左派各政党。 定為國教的羅馬天主教教會是一個极為富有、极有影響的机构，雖然它在19世紀初葉和中葉已失去其地產，但作為補償，它獲得了工業股票，并從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貼，這些津貼在20世紀20年代中占國家年度預算的2拖。西班牙教會与國家的關系頗類似于俄國東正教會与沙皇專制政權之間的關系。主教由國王提名，他們中有些人還是參議院議員；但最重要的是，教會控制了國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歐其他國家，沒有完整的國家教育体系，因此，現存的學校大多數都在教會的管轄之下。此外，教會通過某些重要的報紙、勞工團体和各种世俗組織施加了很大的影響。正如在天主教組織起類似作用的其他國家里發生的情況一樣，這股巨大的勢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教權運動。普遍地攻擊教士和修女、內戰期間大規模地破坏教會財產——這類現象在西班牙歷史上決不是絕無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時所要統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從1902年到1923年德里維拉獨裁政府建立這段時間里，西班牙除多次發生罷工、兵變和暗殺外，還換了33次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班牙保持中立，從而帶來了相對的繁榮，但是，這种繁榮僅持續到大戰結束；隨著和平的到來，長期的不安和動亂又重新出現。這些不安和動亂在20世紀20年代因西班牙軍隊在摩洛哥慘敗于里夫人之手而變得更為嚴重。由此產生的不滿情緒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的軍事政變舖平了道路。 這位新“獨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學他的樣消滅殘余的立憲政体、審查新聞報道和限制各大學。他還以這位“領袖”為榜樣，建筑公路和舉辦國際展覽。但是，這些僅僅是表面的東西，因為潛在的、傳統的西班牙社會已因它的不公平現象和落伍過時而運轉不靈。最后，普里莫·德里維拉失去了軍隊和國王的支持，不得不干1930年1月辭職。 隨著這位獨裁者的辭職，公眾的不滿情緒轉而對准了國王本人。大蕭條使形勢變得更加不穩定，直到最后阿方索決定恢复憲法，于1931年4月舉行國內選舉。投票結果對現政權极為不利，共和党人獲得了50個省會中46個省會的選票。公眾輿論已很明顯，阿方索象1789年以來他的四位前任一樣，悄悄地离開了這個國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國，隨后舉行了立憲會議即議會的選舉。當這一立憲會議于7月召開時，其成員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間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貴族、軍隊和教會的利益。它要求維護現狀；如果改革證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應朝著獨裁主義的方向進行。中間派主要反映中下層階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的觀點。他們多半是共和党人，擁護起源于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原則，其中包括反教權主義、個人自由和适度的社會改革。左派則由形形色色的社會党人、斯大林主義的共產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產党人和工團主義者組成，工團主義者人數特別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起工作。盡管這些左翼政党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意見分歧，但它們都一致認為需要進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憲會議中占絕大多數的中間派和左派聯合采納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義的憲法。憲法宣布西班牙為“各种勞動者的民主共和國”，不論男女都有普選權，內閣對一院制的議會負責。此外，這一憲法還宣布，宗教信仰絕對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會財產收歸國有。 在這一新憲法下產生的第一任總理、能力出眾的共和党人曼努埃爾·阿薩尼亞還得到了溫和的社會党人的支持，他們迅速通過了种种法律來履行憲法的各項規定：廢除政府給教會的津貼，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級，將農業工人每日的工資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給大地產所有人部分賠償的情況下將少數大地產分配給農民，讓數以百計的軍官退役，准許加泰羅尼亞省自治。這些典型的中間路線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對。事實上，政府不得不動用武力來鎮壓何塞·圣胡爾霍將軍在塞維利亞發動的軍事暴動和工團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那和其他城市發動的起義。 隨著1933年年底立憲會議的解散，第一次正規議會的選舉選出了一個保守的多數派。隨即進入了教土派議員复辟的“黑暗的”兩年。加泰羅尼亞的自治被取消，有關教會和土地分配的許多法規不是被廢除，就是沒有得到實施。此外，武裝抵抗突然爆發。尤其是在阿斯圖里亞斯的礦工中間，最后只是因為動用了摩洛哥軍隊才將他們鎮壓下去。 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選作准備，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党這時聯合起來，組成了与剛剛在法國出現的人民陣線相類似的人民陣線。這一聯盟贏得了勉強的胜利，阿薩尼亞組織了左派政党所支持但未參加的共和党新內閣、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得到恢复，反教權措施与溫和的社會改革一起也得到恢复。回想起來，共和党人強調反教權主義而不強調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個大錯，因為土地改革是大多數西班牙人所接受的。這种政策使熱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間階層的許多人開始持敵對態度。同時，大蕭條連同它所帶來的普遍的失業一起增強了极端分子的實力，削弱了溫和派政党的力量。為了控制因絕望而不顧一切的工人，社會党人只得不斷地向极左派靠攏；中間階層的許多人作出相應的反應。使自己与极右派結成同盟——因此；不斷高漲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兩极分化達到了使議會制政体變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這個時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國和意大利的縱容下，在弗朗內斯科·佛朗哥將軍的領導下，舉起了反革命的旗幟。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軍隊發動叛亂。第二天，本土上的許多將軍拿起了武器。叛軍即自封的民族主義者迅速占領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區，這些地區在整個長期的斗爭中一直是他們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領主要城市和要塞，從而控制全國。然而，斗爭卻拖延了近3年，其殘酷程度使人聯想起16世紀的宗教戰爭。 在叛亂的頭几個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約一半國土，之后，他們重整旗鼓，設法控制了中部地區的馬德里、北部地區的巴斯克諸省和高度發達、擁有巴塞羅那和巴倫西亞這樣的大城市的東部沿海地區。忠于共和政府者這時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在他們的背后有工業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和擁有非常巨大的黃金儲備的首都。然而，盡管有這些有利條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終還是被打敗了，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未能從國外獲得与民族主義者所得到的同樣多的武器。 事態發生這樣的轉變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這個國家的合法政府，他們不但有錢進口武器，而且有權利根据國際法去這樣做。不過，英、法政府不允許向共和派政權出售武器。它們受到各自國家中有關內戰的极不一致的輿論的約束，它們擔心，武器無限制地流入相爭斗的各党派手中會引起全歐洲的戰爭。因此，英國和法國率先提出不干涉協定，這一協定既為几個較小的國家所接受，也為德國、意大利和蘇聯所接受。 這一協定規定，簽約國不應該向西班牙運送武器，然而，德國和意大利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它們的誓約，蘇聯不久也這樣做。意大利不僅向西班牙運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遣正規部隊，其人數隨著戰爭的繼續迅速增加。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資料，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的4個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万人，連同4万吨軍需品和750門大炮。俄國与德國一樣，雖沒有派地面部隊，卻提供了各种軍用物資，外加技術顧問和飛行員。忠于共和政府者還得到了國際縱隊的援助，國際縱隊干1936年11月為保衛馬德里首次參加了戰斗。它由自愿兵——絕大多數是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和來自意大利和德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流亡者組成。大多數人入伍時并不是共產党人，但少數幸存下來的人多半确已加入共產党，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們的親身經歷，同時也由于他們政委的教導。20世紀30年代后期，西歐知識分子普遍地對西班牙共和國抱有強烈的同情心，支持這种同情心也許是國際縱隊的主要意義。 外國的干涉從兩個重要方面影響了這場內戰：它無疑有利于民族主義者，是他們取得胜利的決定性因素；它還有助于使民族主義者更接近法西斯主義、使共和党人更接近共產主義，而后一种趨勢更為明顯。開始時，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党人在共和派中占优勢，整個內戰期間，溫和的社會党人擔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种最重要的職務。但是，由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對蘇聯軍用物資的依賴，共產党人變得越來越居支配地位，到1937年末時，蘇聯控制的國際縱隊、蘇聯飛机和西班牙的共產党將領正領導著共和派軍隊，支配著它的政策。這不僅意味著共和派的力量更為有效，還意味著非共產党團体、尤其是曾擁有大批追隨者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滅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獲胜，新的內戰說不定還會發生，因為共產党人站在反對社會党人、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邊。結果表明，軸心國提供的地面部隊和軍用物資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決定放棄西班牙共和國之后。在過去兩年里，隨著民族主義者控制以農業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區、忠于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發達的北部和東部地區以及惹人注目的馬德里，雙方處于僵持狀態。但到1938年中期時，由于西方民主國家仍不愿結束不干涉的鬧劇，蘇聯政府決定減少它的損失、停止給西班牙的援助，從而使佛朗哥的軍隊能打破這一僵持狀態。1938年12月底，民族主義者開始向加泰羅尼亞大舉進攻；一個月內，他們占領了巴塞羅那。馬德里和巴倫西亞這時已孤立無援，不過它們仍堅持了兩個多月。隨著3月底馬德里和巴倫西亞的淪陷，內戰宣告結束。 對西班牙來說，這种長期的苦難使2500万人口中有75万人遭受傷亡，每7個未受傷害的人中有一個人已無栖身之地。對西方列強來說，這場內戰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敗。正如在埃塞俄比亞的情況下一樣，面對軸心國的侵略，它們再次責現出自己的軟弱和优柔寡斷，這种情況也出現在德國吞并奧地利的時候，德國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吞并奧地利的。 六、吞并奧地利 1938年是軸心國未流一滴血就取得偉大胜利的一年。導致這些重大發展的中心人物是內維爾·張伯倫，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鮑爾溫出任首相，并逐漸地接手确定英國對外政策的方向，盡管安東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已對這位在這一關鍵時刻如此決定性地影響了歐洲外交進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銳、深刻的評价： 內維爾·張伯倫……机警、講究實際、固執且非常自信。他与鮑爾溫不同，認為自己能夠了解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我們當時從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覺，而是一种有限的、鋒芒畢露的能力。……他已對當今國內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确的判斷，認為自己對付得了他們。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為偉大的和平使者載入史冊；為此，他准備不顧种种事實而不斷奮斗，使自己和國家冒著很大風險。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無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無法在其面前退縮但又對付不了的颶風。 希特勒的譯員在描述標志著捷克斯洛伐克滅亡和中歐均勢發生根本轉變的重大的慕尼黑會議（1938年）時，對張伯倫作出了類似的評价： 張伯倫老是問，誰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賠償同蘇台德區一起轉讓給德國的建筑物和各种設施？這顯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財政大臣和商人在說話。希持勒變得越來越煩躁。“這些設施和建筑物是蘇台德的德國人納稅的結果”，他愈益不耐煩地說道，“這里決不存在賠償的問題”。但是，這未能打消張伯倫對財產會受到影響這一問題的疑慮。希特勒終于暴跳如雷。他對張伯倫大聲叫道：“我們的時間太寶貴了，不能浪費在這樣的小事上。”正是在這時，張伯倫又另外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將家畜留在蘇台德區，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區。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應奉行什么政策的問題上，張伯倫与其外交大臣首次發生了沖突。張伯倫決心撫慰這位“領袖”，誘使他退出新結成的軸心國，回到西歐陣營中來。他希望通過承認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統治權而達到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對，艾登仍支持集体安全的觀念和國際聯盟。1938年1月，這种爭執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時，羅斯福總統派人給張伯倫送來一封私信，建議有關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丘吉爾寫道：“這是非常艱難、無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張伯倫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复，建議推遲所提議召開的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也許會危及他与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亞問題所進行的談判。 這件事導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辭職，揭露了當時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動机。艾登寫道：“事實是，內閣中我的一些前輩……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約那樣靠不住。歸根結底，墨索里尼不是打敗了共產党人，使意大利的火車准時運行了嗎？此外，他們作為老派的保守党人，不太贊成羅斯福，本能地認為他有點象蠱惑人心的政客。”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軸心國這几年獲得惊人胜利的原因。保守派認為他們可以与獨裁者交往，并認為這樣做出与羅斯福總統合作更可取，因為与羅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体安全原則為基礎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計划內。同樣，法國的保守派也宁愿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愿求助于名義上与他們結盟的俄國人。這种思維方式的直接后果是犧牲了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獨立的國家——這种犧牲并沒有帶來人們所天真地想象的“我們時代的和平”，而是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在《我的奮斗》第一頁上寫道：“德屬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德意志母國。……一個血統要求一個帝國。”依照這种哲學，奧地利一伙納粹分子試圖干1934年7月控制這個國家。他們刺殺了陶爾斐斯總理，占領了維也納電台，但民眾卻沒有起義，這一暴動失敗了。兩年后，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慮，希特勒与奧地利簽訂了一個協定，答應尊重奧地利的獨立。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希特勒极力主張和平与友好，但与此同時，德國正以极快的速度重整軍備。1937年，德國用在軍備上的開支為45億美元，而英法兩國的軍備開支合在一起還不到20億美元。第二年，這一巨大的差异依然如故，盡管雙方的軍備開支都比以前大。這种大規模的重整軍備，連同1936年萊茵蘭的重新軍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強了德國的軍事地位，致使希特勒能滿怀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標進發。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舒施尼格召到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亞高山別墅進行會談。在那里，博學、謙虛、虔誠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長達几個小時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責和辱罵。 我只要一聲令下，一夜之間，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御設施就會被炸得粉碎。你并不确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時，是吧？……一刻也不要認為地球上有誰會阻撓我的決定。意大利嗎？我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國鳴？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幫一點忙。法國嗎？是的，三年前，我們曾派小股部隊進軍萊茵蘭，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險的時候。那時，如果法國出來阻止我們，我們只有撤退。……但是現在，對法國來說已為時太晚了。 希特勒說完話后，德國的將領和德國及奧地利的納粹領導人又重新開始軟攻。這樣，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种种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奧地利納粹分子，任命納粹分子擔任各种職務，包括內政部長的要職。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維也納，就在電台上發表講話，闡明他維護奧地利獨立的決心。“我們完全知道，我們曾能到達，也的确到達過那條邊界線，在邊界線的那邊，清楚而又明确地出現几個大字：‘到此為止，不能再走’。”然后，他禁止懸挂帶有卍字的納粹党党旗，禁止穿納粹党党員的褐衫，禁止納粹分子舉行示威游行。這些堅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眾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膽地規定于3月13日就以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你贊成一個自由的、獨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奧地利嗎？” 這一挑戰激怒了希特勒，他開始把軍隊集中到邊界。在隨后的危机中，希特勒對舒施尼格提的大國不會幫奧地利一點忙的警告被證明是有道理的。法國當時正處于兩屆內閣交替之時，根本沒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憤怒的，尤其是因為他的獨裁者伙伴沒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羅馬-柏林軸心”而被捆住了手腳，因此，他只好告訴舒施尼格，他“在這种情況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見。”張伯倫已在2月22日對眾議院的講話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誰相信，象今天這种狀態的國聯能提供集体安全？…如果我說國聯…不能為任何人提供集体安全是說得對的話——我确信我說得對——那么，我要說我們不可設法欺騙自己，更不可在我們知道集体安全毫無指望時，去設法騙得弱小國家相信國聯將反對侵略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來保護它們”。 3月11日，面對兩份最后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后將總理位子讓給了納粹內政部長阿圖爾·馮·賽斯-因克瓦特博士。賽斯-因克瓦特過去一直同柏林保持著電話聯系，這時，他發布了一項由柏林授意的聲明，要求德國政府“盡快派遣德國軍隊……來維持和平与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實際上，軍隊因誤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兩個小時就已越過邊界。3月13日，來自柏林和維也納的法令宣布奧地利為德國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揚威地進入了他的出生地。這樣，德國通過電話就接管了奧地利；這一事件在國際聯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滅亡 隨著平安地吞并奧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標對准了鄰國捷克斯洛伐克，這是一個較大的、強大得多的國家，除擁有東中歐唯一幸存的民主制度外，還擁有一支富有戰斗力的現代化軍隊和相當多的工業企業（見第二十二章第二節）。但是，蘇台德邊沿地區300万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納粹的宣傳和顛覆。事實上，蘇台德的日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歐洲其他少數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們過去一直比較滿足和安定。希特勒上台后，納粹密探開始工作，他們的煽動加上由大蕭條造成的嚴重失業引起的不滿情緒，使大多數日耳曼少數民族轉而反對布拉格。 隨著納粹德國對奧地利的吞并，蘇台德問題突然成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嚴重威脅。這個國家這時三面被擴張了的德國所包圍。更為嚴重的是，有某些跡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備放棄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們先前放棄奧地利一樣。3月24日，張伯倫在眾議院宣布，他不能保證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證在法國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下援助法國，因為英國的利益“与法國和比利時的利益并不相同”。与英國相比，法國受到了幫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對無端侵略的條約義務的束縛。但是，法國的將領們警告說，他們的軍隊不能到國界以外的地方作戰，因為整個軍事机构只适應防衛用的馬奇諾防線的防御工事。因此，法國政府在理論上不得不尊重它對條約承擔的義務，但在實際上根本不愿這樣做；當最后的較量到來時，它斷然地拒絕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始于9月12日，當時，希特勒發表了一次煽動性的演說，在這一演說中，他猛烈地抨擊貝奈斯總統對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迫害”，并警告說，“如果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權利和幫助，他們將從我們這里得到。”希特勒的要求得到了對中歐事務毫無經驗的英國富裕商人朗西曼勳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張伯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擔任他的私人“調查者和調解人”。朗西曼當時報告說：“絕大多數居民渴望与德國合并”（這是一种未經證實的看法，因為蘇台德的納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脫离捷克斯洛伐克，并以這一綱領贏得了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建議“日耳曼少數民族占多數”的地區脫离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數民族“不占多數”的地區實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張伯倫和希特勒舉行決定捷克斯洛伐克命運的著名的貝希特斯加登會晤時的背景。促成這一會晤的是蘇台德的日耳曼人，他們在希特勒發表演說之后挑起了普遍的騷動。布拉格政府宣布了軍事管制法，納粹領導人逃往德國，于是，希特勒把軍隊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邊境一帶。張伯倫擔心，如果希特勒真的入侵，很可能會引起一個使法國、最終使英國卷入糾紛的連鎖反應。為了避免這一危險，張伯倫接受了達拉第總理的意見，向希特勒建議舉行一次私人會談。希特勒接受了這一建議，張伯倫于9月15日抵達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不加掩飾地提出了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并吞蘇台德區的要求，并表示，為了達到其目的，他宁愿“冒世界大戰的危險”。張伯倫回國后，首先說服他的內閣，然后說服法國接受了希特勒的條件。兩國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當后者提出反對時，它們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壓力，其中包括拋棄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威脅。9月21日，布拉格終于屈從德國的要求，作為回報，英法答應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國界。 第二天，張伯倫飛往戈德斯貝格，他認為只需同希特勒一起制定出割讓領土的具体辦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多數的地區，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坏這些地區的任何軍事机构或經濟机构。此外，希特勒這時還支持波蘭和匈牙利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領土要求。 這些新要求引起了嚴重的國際危机。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國總動員，法國也動員60万后備役人員入伍，蘇聯外交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在9月21日的國聯大會上宣布：“我們打算按照《蘇捷條約》履行我們的義務，并准備与法國一起以我們可采用的方式問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爾所指出的那樣，西方列強對“這种公正的、無條件的宣言雖說不上蔑視，但很冷淡”。相反，它們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議，召開了英、法、德、意四國會議。會議于9月29日在慕尼黑舉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沒有參加；會議決定答應希特勒的所有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規定：德國對蘇台德區的占領應分階段進行，邊界的最后划分應由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 正如丘吉爾向眾議院所指出的那樣：“德國獨裁者沒有從飯桌上抓取食物，而愿意讓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這就是首相為捷克斯洛伐克所獲得的一切。”不過，事實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協受到了英、法兩國民眾的歡迎。張伯倫和達拉第被熱情的群眾歡呼為和平的使者。當張伯倫宣布“我認為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時，人們向他熱烈喝采。當希特勒聲明“這是我不得不向歐洲提出的最后的領土要求”時，人們輕易地相信了。第二年發生的事件以災難性的結局證明了這類聲明的价值。 逐漸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許多邊境地區是德國即將提出進一步要求的第一個信號。按照慕尼黑會議作出的規定，當時成立了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新國界。不久就變得很明顯，盡管英國和法國作出過承諾，但它們對委員會的活動并不感興趣。因此，沒有舉行公民投票，种种決定是由委員會成員中的兩名德國將軍作出的。最后，德國獲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1O，000平方哩領土和35O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時，波蘭奪得了擁有丰富煤礦的特申地區，匈牙利占領了斯洛伐克和盧西尼亞的大片地區。在德國的幫助下，殘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這時分裂成三小塊：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盧西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維亞省。 1939年3月，最后一場戲開幕：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區的傀儡政府首腦召到柏林，要他們解散各自的國家；3月15日，德國軍隊開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維亞被宣布為德國的保護國，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國的保護之下。同時，希特勒還允許匈牙利人入侵、并吞東部的盧西尼亞。這樣，不僅打破了人們認為希特勒的目標僅僅是重獲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這樣的幻想，而且消滅了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國家。對斯拉夫人占优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元首”的話的人猛然意識到事情不妙。張伯倫尤其感到震惊，因為，作為一個信奉正教的英國商人，他先前認為希特勒會遵守他的不再對歐洲有任何領土野心的諾言。希特勒對這一諾言的違反不僅迫使達拉第，也迫使張伯倫痛苦地重新考慮他們的政策，在希特勒突然攻擊波蘭時采取了較堅定的立場。 八、戰爭的到來 隨著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領。隨著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軸心國陣營，情況變得日益明顯：西方列強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以便制止進一步的侵略。丘吉爾寫道：“結成大聯盟的關鍵是和蘇聯達成諒解。”就蘇聯政府方面來說，它非常樂意達成這一“諒解”。3月18日，蘇聯通知柏林，它拒絕承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三天后，蘇聯政府提議召開六國（英國、法國、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會議。商討對付以后侵略的措施。倫敦答复說這一建議“為時過早”，因此，它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落實。張伯倫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說出了他否定這一建議的原因： 我得承認我最不信任蘇聯。我根本不相信蘇聯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勢，即使它想這樣做。而且，我怀疑蘇聯的動机，在我看來，它的動机与我們關于自由的思想几乎沒有聯系，而只与使別人不和有關。此外，許多較小的國家，特別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也都既憎惡蘇聯又怀疑蘇聯。 不過，就在同一個月，希特勒強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爾市，并就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向華沙提出了強硬的要求。面對德國無限制地擴張的情景，張伯倫于3月31日保證，在發生“任何明顯威脅波蘭獨立的行為”的情況下，英法將給波蘭人以援助。一個星期后，這一保證發展為互助條約。軸心國的下一個行動是，意大利于4月7日開始侵略并占領阿爾巴尼亞。英國和法國又針鋒相對，于4月13日作出保證，如果羅馬尼亞和希腊的獨立受到明顯威脅，英法將全力支持這兩個國家。第二個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條約正式簽訂。 英國對東歐各國所作的這些承諾表明英國的對外政策有了一個革命性的開端。半年前，張伯倫還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遙遠的國家”、英國与它沒有切身的利害關系而拒絕幫它一點忙。現在，他正答應去援助更遙遠的、更難到達的、与英國更沒有利害關系的國家。實際上，這些國家的難以到達使張伯倫的許諾變得毫無价值，除非英國和蘇聯一致行動。正如丘吉爾于5月19日向眾議院所宣布的那樣，“果沒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我們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保障，而如果沒有蘇聯，就不可能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最終，張伯倫于4月15日開始与蘇聯人談判。 到這時，雙方相互間仍很不信任，因此，沒有取得什么進展。西方領導人仍為先前張伯倫對蘇聯紅軍的戰斗力、蘇聯領導人的動机和蘇聯鄰國的反應所表露的怀疑和擔心所困扰。同樣，隨著軸心國在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節節胜利，斯大林的疑慮也在不斷增長。他越來越怀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國轉而向東方擴張、反對蘇聯；這种怀疑在他于1938年中期放棄西班牙共和國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無情的老党員維亞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取代國聯不屈不撓的支持者李維諾夫的做法中表現了出來。 這种相互間的不信任使1939年夏蘇聯与西歐兩大強國的談判流產，而關于哪一方應對這一失敗負責的問題至今仍處于爭議中。美國兩位歷史學家斷定：“總的說來，蘇聯在這一階段后期的政策是一种無恥的欺騙。”相反，英國一位歷史學家堅持認為，“人們無論怎樣旋轉占卜用的水晶球、試圖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一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觀點去研究未來，都很難看出蘇聯還有其他什么路可走。”也許這些評价中的每一個都是相當确實的，因為當時相互間的疑心非常大，以致雙方不僅仔細考慮了与希特勒打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這一方面采取了措施。 從表面上看，蘇聯和西歐強國都贊成組成“和平陣線”。不過，若考慮到當時的環境，這一點卻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例如，5月31日，莫洛托夫宣布，組成和平陣線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与平等義務的基本原則。具体地說，他要求蘇聯的鄰國——芬蘭和波羅的海的三個國家——必須得到与波蘭、希腊、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所得到的同樣的保證。但是，波羅的海各國已与德國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拒絕接受蘇聯和西方的任何保證。倫敦認為這就結束了提供保證的可能性，而蘇聯人則把這种見解說成是對這一問題的墨守成規的推托和回避。同樣，波蘭人拒不同意戰時讓蘇聯紅軍在波蘭領土上作戰。他們堅持認為，蘇聯的援助應僅限于提供軍用物資方面。從波蘭人的觀點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卻反駁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美國軍隊如果不能在法國領土上作戰就不可能同法國軍隊實行軍事合作一樣，現在，蘇聯軍隊如果不能進入波蘭領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國和英國軍隊實行軍事合作。” 在這一爭論的背后是倫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怀疑——怀疑蘇聯人的真正目的是要獲得隨意進入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的正當理由；當蘇聯人堅決主張向波羅的海各國提供的保證除了要針對直接的侵略外還應針對間接的侵略時，這种怀疑被進一步加深。蘇聯人的這一主張意味著如果波羅的海某國的政治變化看上去有利于侵略者，蘇聯就會立即采取行動。對倫敦來說，這樣的安排是招致蘇聯擴張主義的一個無法容忍的因素。 就蘇聯人方面來講，他們擔心，如果他們答應在德國人進攻波蘭時參戰，而他們又不能派軍隊開入波蘭領土迎戰向前推進的德國人，那么，德國人就會很快地占領波蘭而到達蘇聯邊界。那時，英國和法國是向德國正式開戰，還是按兵不動，讓蘇聯獨自對付德國人的猛攻呢？7月，當張伯倫的兩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倫敦的一名德國官員提及簽訂英-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可能性時，蘇聯人的擔心被進一步加重了；這一條約將使英國擺脫它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當時，張伯倫因向波蘭所作的保證而感到不愉快，因与蘇聯的談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著恢复他的綏靖政策的目的試探德國人的態度。德國政府對英國的這些主動姿態毫不感興趣，而這些姿態無疑可用來證實克里姆林宮的怀疑，即張伯倫最感興趣的是孤立蘇聯，促使希特勒轉向東方。 所有這一切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轉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敵人——軸心國的重大決定。8月中旬，他通知“元首”說他准備談判。莫洛托夫与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會談，這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与另一位現實主義者的會談。8月23日，他們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敵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并同意締約國之一如与他國交戰，另一締約國將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這一條約不包含如果締約國之一侵略他國就會使該條約無效的所謂的“例外條款”，而包含這种例外條款是蘇聯与其他國家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的特點。也許這种省略与條約中的一個秘密議定書有關，這個議定書規定，如果發生“領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蘭西部將屬于德國的勢力范圍，而波蘭其余地區連同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比薩拉比亞則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 希特勒因為他的東側受到了保護，便認為他可放手出擊了。8月25日，他命令軍隊于第二天早晨五點四十五分開始入侵波蘭。這時，希特勒希望，失去蘇聯支持的西歐列強不會設法援助波蘭。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發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國政府的代表与波蘭正式簽訂了聯盟條約。与此同時，希特勒听說墨索里尼已決定不參戰，至少暫時不參戰。這兩個挫折使希特勒确信，暫時的退卻是必須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這位納粹領袖這時滿怀希望地等待著外交上的另一個慕尼黑。在以后几天中，歐洲各國外交部紛紛提出了各种和解、調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議，而緊急關頭的這些努力沒有一個產生實際的效果。其時，德國將軍們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過一個月，便是使我們無法在波蘭平原上調動坦克的秋雨季節。因此，8月31日，“元首”發布了向波蘭進軍的最后命令。同時，他發表了相當有節制的十六點建議要求波蘭政府考慮；這十六點建議是僅供記錄在案用的。在建議送到華沙之前，希特勒就宣布它遭到了拒絕，他企圖利用這一欺騙手法來證明這時已發生的對波蘭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國軍隊、坦克和飛机未經宣戰就已全線越過波蘭邊界。9月3日，英國和法國都對德國宣戰。墨索里尼盡管發表過有關軸心國“鋼鐵般條約”的演講，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開始。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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