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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西班牙人決意去追獵“古巴”山區的印第安人；他們在這里進行了惊人的大屠殺。于是，他們毀滅了我們不久前還看到的這整個島嶼，消滅了這里的人口；人們十分遺憾、极度痛苦地看到它已無人居住，變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蘭姆·德·拄·卡薩斯，1552年 這些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象狼在一個日漸文明、人口日漸稠密的國度里絕跡一樣。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紀，歐洲對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的影響比它對亞洲和非洲的影響深遠得多。因此，本章標題所指的不是“影響”，而是徹底的歐化。 歐化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政治統治或文化滲透。它還包括實際的生物取代即一個民族對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這种情況曾發生于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煙較稀少的地區。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赶走，千百万歐洲移民帶著他們的政治制度、謀生方法和文化傳統蜂擁而入，占据了土著居民的領土。因此，隨海外地區种族上的歐化而來的必然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歐化。 早期的遷移 歐洲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万人之所以愿意离開他們祖先的家園，到遙遠的大陸去冒尚不知曉的危險，其原因前面有一章已作了說明。1763年就已存在的歐洲狹長的帶狀形殖民地，到1914年時已擴大到覆蓋整塊整塊的大陸，其中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這兩個地區早些時候還無人去過。 表1 南北美洲的种族分布（單位：百万）
表1－3說明，歐洲移民絕大多數去了南北美洲。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歐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這兩塊大陸還提供了遠為丰富的自然資源和极多的經濟机會。不過，自歐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現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令人吃惊的是，這些移民中有為數极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与英國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點可說明這一點。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較稠密的地區。盡管人們對歐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數的各种估計大相徑庭，但卻一致認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謂的拉丁美洲。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勞動，所以，歐洲移居者不再需要從事勞動。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師、政府官員和少數必需的工匠。 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較稀少，不能提供勞力資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國人和圣勞倫斯河兩岸的法國人，無論是砍伐森林、耕作已開墾的土地，還是在沿海水域捕魚，都得自己去從事。在這种情況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為此，英屬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語言、不同信仰的移民開放。到1835年時，中美洲和南美洲僅有480万歐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卻有1380万。 19世紀的遷移 19世紀后半葉。歐洲移民不斷增加，1900至1910年間達到頂峰；這10年中，每年几乎有100万人遷移。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涌進了每一塊大陸，結果，盡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區，但這時的澳大利亞、南非和南美也為相當多的歐洲人所拓居。 就移民的具体來源來說（見第十一章第七節各表），拉丁美洲各國的移民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主要來自伊比利亞半島，不過，19世紀后期也有大批移民來自意大利和德國。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絕大多數移民來自西北歐；而1890年以后，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來自西北歐，其余三分之二的移民則來自東歐和南歐。至于英國自治領，移民來源卻受到限制，主要來自不列顛群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為了讓更多的人進入這些遼闊的地區，自治領放寬了移民政策。澳大利亞人由于附近的亞洲國家人口稠密，對自己較缺乏人口這一點特別敏感；同樣，南非白人也因黑人在南非占絕大多數而感到擔憂。 种族上的結果 這些遷移的最終結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种族上的歐化。這些地區的人口已變得以歐洲人為主，不過，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占优勢（為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奴隸貿易而被運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种族歐化的另一個例外；据估計，近1，000万奴隸在橫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來，到達新大陸。如今，他們的后代在北美洲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占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占百分之二十一。南非是种族政化的第三個例外；在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三比一的比例在數量上超過了白人（不論是布爾人還是英國血統的人）。 直到今天，新大陸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未產生過決定性的政治影響，甚至在他們的人口占多數時——如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樣——也是如此，因為印第安人或黑人從未在新大陸任何一個較大的國家里占据統治地位。無論在哪里，他們都接受了歐洲白人的政治統治和文化。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他們才開始組織起來，有效地堅持自己的權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范圍的覺醒和反抗的運動中去。在南非，黑人占多數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盡管這一多數從一開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但他們的態度与新大陸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態度大不相同。南非黑人認為，現在生活在非洲大陸其他地區的17500多万黑人同胞是支持他們的；這些黑人同胞多數已贏得獨立。換句話說，他們因生活在一個黑人占壓倒之勢的大陸上而對黑人充滿信心。而南北美洲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于生活在一個白人在人數和力量上都遠遠超過他們的新世界里，自信心要小得多。 二、政治上的歐化 殖民地時期 歐洲殖民地從一開始起就有著各种各樣的政治制度。這种政治制度的多种多樣起因于諸母國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馬德里朝廷實行專制統治，自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樣方式的統治。派往殖民地的官員實際上具有絕對的權力，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几乎別無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職務。672名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任職的總督、總司令和地方長官中，只有18人是殖民地的長期居民，其余97．4%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長期居民。法國殖民地也受到專制統治，因為那里的權力集中在總督和地方行政長官的手中；總督負責每個殖民地的防御，地方行政長官則處理經濟事務。 相反，英國各殖民地都有民選的代議制机构，這反映了母國欣欣向榮的議會制政体。這些代議制机构的确切性質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异。在弗吉尼亞，移居者早在1619年就獲准選舉地方議會。這一机构的權力日益增長，到美國革命時，它的影響已超過王室總督。在新英格蘭，不是個別移居者去荒原冒險，而是成群結隊的人遷移到邊遠地區，建立新的城鎮。在那里，他們發展了一种市政際它定期召開“市政會議”，在會議上作出种种決定和選舉各种官員。盡管政權的确切形式存在著這些差別，但十三個殖民地都有一個共同點：民眾參与公共事務，而這導致了民選議員和王室官員之間的不斷摩擦。1774年，一位名叫威廉·諾克斯的官員悲哀地將英國殖民地的桀驁不馴同法國殖民地的良好紀律作了對比： 法國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效仿；他們采您了明智、謹慎的國家所來政的每一項預防措施，以确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總督時給總督以适當的權力，而建立議會不僅是為了維護王室的權利，還為了給總督以幫助。……由于沒有我們的同胞為之得意的民眾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采納這樣的計划來治理我們的殖民地，我們這個王國也將是幸福的。 革命時期 諾克斯對英國殖民地居民的“傲慢思想”的擔憂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這些思想促使人們于1776年發出武裝起來的號召；而這一號召導致了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此外，十三個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爆發類似起義的連續反應；這些起義在1776年到1837年的60年中席卷了新大陸的所有殖民地。 有各种因素促成了拉丁美洲的反抗，十三個殖民地作出的榜樣就是其中一個因素，它們的成功的革命立即得到了同情和仿效。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們所謂的費拉德爾菲亞哲學，正如他們非常熟悉法國哲人的學說一樣。所謂的“啟蒙運動之舟”橫渡大西洋，將法國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運到美洲。据一位歷史學家說，委內瑞拉得到的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非常之多，以致1807年時，商店將其一頁頁撕下來用于包裝食品。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經濟剝削和缺乏自治，是導致革命的另一個明顯的因素。由于權力集中在來自西班牙的官員手中，克里奧爾人（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非常不滿。長年的法國革命和拿破侖一世進行的戰爭也促進了革命的思想，因為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歐洲的西班牙被先占領，使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謀其生。西班牙殖民地不愿意放棄它們所嘗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而且它們還得到了對行將滅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國感興趣的外國列強的支持。 拿破侖·波拿巴統治西班牙及其長兄約瑟夫登上馬德里王位是導致拉丁美洲革命的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絕承認約瑟夫，聲明效忠于彼廢黜的斐迪南七世。他們的效忠宣言并沒有說服西班牙當局，1809年，愛國者和效忠者之間爆發了全面的戰爭。這場獨立戰爭一直延續到1825年；在這場戰爭中，英國人提供的幫助對拉丁美洲的胜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象早先法國人的援助對十三個殖民地的胜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樣。 南美北部偉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將軍。這位卓越的領導人堅持不懈地戰斗了15年，實際上創立了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拿馬、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等獨立的國家；玻利維亞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南部杰出的領導人是喬斯·德·圣馬丁將軍。圣馬丁于1816年解放阿根廷之后，又翻越安第斯山脈——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參加了智利和秘魯的解放運動。 墨西哥的革命始于1810年，由克里奧爾牧師曼紐爾·伊達爾戈領導，他死后由另一位思想開明的副牧師喬斯·瑪麗亞·莫雷洛斯繼續領導。這兩位領導人試圖把克里奧爾人要求獨立的理想同幫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會改革計划結合起來。但克里奧爾人的保守派認為這一計划太激進，他們与保皇派聯合起來鎮壓了1815年的起義。后來，這些保守分子擔心1820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們的特權，于是就為脫离母國而活動。一位克里奧爾官員阿古斯丁·德·伊圖爾維德制定了一個聯合大多數派別的折衷方案。保是派勢力被輕易擊敗，1822年9月，國民代表大會宣布墨西哥獨立。 事實證明巴西不經過流血就贏得獨立是可能的。1807—1808年法國軍隊占領葡萄牙之后，國王約翰六世逃离里斯本，在里約熱內盧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年，約翰返回里斯本，讓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羅暫時負責處理巴西的公共事務。多姆·佩德羅最后決定，不再隨他的父親返回里斯本，并宣布巴西獨立。約翰并沒有派軍隊反對他的儿子，而是接受了這一宣言，于是，巴西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樣，几乎整個拉丁美洲都從歐洲統治下贏得了獨立。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屬圭亞那与諸如牙買加、維爾京群島和古巴之類的某些加勒比海島嶼例外；牙買加在1962年贏得獨立之前一直由英國統治；維爾京群島在1917年以前仍在丹麥統治之下。古巴1898年以前一直歸西班牙統治。 拉丁美洲的獨立戰爭結束手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并沒有結束。十多年后，即1837年，英國的兩個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發了起義。這次起義的根源應追溯到1763年和1774年；1763年時，英國奪得了圣勞倫斯河兩岸的新法蘭西殖民地，1774年時，《魁北克法案》將魁北克邊界擴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并禁止邊疆居民越過阿勒格尼山脈進入俄亥俄河流域。我們已知道，這一限制導致了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然而，极為有悖常理的是，由于這場獨立戰爭，法屬加拿大變成了英國領土。獨立戰爭期間及其之后，成千上万的托利党人——在英帝國中被稱為聯合帝國的親英分子——离開居住的地方。他們有些人返回英國，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屬島嶼，但許多人則向北進發，進入沿海諸省（新斯科舍；新不倫瑞克和愛德華太子島）和現在屬安大略省的荒原。這些親英分子是加拿大的“清教徒前輩移民”。他們的居留地和早期法國人的居留地一起為幅員遼闊的加拿大自治領創立了基礎。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條款，住在現安大略省的那些親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個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議制類型的政体，所以，他們很為不滿。因此，1791年，英國議會通過《憲法法案》，將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并在這兩個地區設立了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但這時，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間再度發生了早先震撼過十三個殖民地的那种同樣的沖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總督和指定的議會為一方，以民選議會為另一方，兩方之間展開了憲法上的斗爭。斗爭的焦點集中在以下這些問題上：濫用官職任命權、控制稅收、控制法院系統以及把公有土地僅僅分配給國家教會英國圣公會而不顧衛理公會教派和長老會教派聲稱他們有更多的成員。 到1837年時，事態已陷入嚴重的僵局，民眾領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羅耀·麥肯齊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約瑟夫·帕皮諾）決定使用武力。盡管戰斗在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周圍發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极態度。起義者被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其領導人逃往美國。英國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總督，并授与他進行管理和調查的一切權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個月，但他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在各省听取了各种意見。回國后，他提交了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這份報告成為英帝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除了建議兩個加拿大再次合并外，他的偉大貢獻還在于提出了允許殖民地實行“責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議： 采納真正的代議制政体的原則，并將這一原則交給代議制机构所信任的人，以促進對公共事務的處理——這种態度是明智的，然而，這种明智的態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從未得到承認。…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据在大不列顛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則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諧調。…但是，君主必須忍受代議制机构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如果君主得組織与代議制机构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須同意靠代議制机构所信任的那些人來使這种政府維持下去。 德拉姆所說的責任政府制即代議制政体，指的是要讓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間由來已久的沖突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決。他准備允許殖民地議會擁有与英國議會所亭有的—樣多的權力，不過還有某些限制，即：帝國政府將繼續控制對外關系、管理貿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确定殖民地法規。 如果這一大膽的、前所未有的建議被早一點提出和采納，美洲殖民地可能永遠不會爆發起義。然而，甚至在1839年這份報告提出時，它還邀到了廣泛的抨擊，被認為是一份必將削弱英帝國的帶有空想的文件。但是，后來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壓力很快就迫使英國政治家試驗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盡管試驗進行得謹小慎微，而且是嘗試性的，但卻立刻在英屬北美獲得成功。于是，責任政府制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并帶來了同樣的好處。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為英聯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義之后的數十年中的建立提供了基礎。這就是那些起義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報告”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國家時期 一旦前歐洲殖民地贏得獨立或自治，它們便進而發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极為多樣，取決于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時期的經歷之類的因素。 美利堅合眾國 1777年的《邦聯條例》是為管理新的美利堅合眾國而准備的第一份文件。它是自由主義者的杰作；自由主義者确信：暴政和中央集權是連在一起不能分离的；民眾的自由通過權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維護。因此，十三州邦聯的創立者允許中央政府對純國家事務有管轄權，而將其他所有事務交給各州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各州保有其主權、自由和獨立以及國會召開時十三州邦聯設有專門授予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切權力、司法權和權利”。 這一安排并沒有給國家政府控制諸州和個人的足夠權力。這一點在1785至1787年的大蕭條時期變得很明顯；當時，聯邦政府發現它几乎束手無策。在有些地區，失業者組織起來，向州首府挺進，通過暴力獲得救濟（如1787年馬薩諸塞州的謝司起義）。在其他州，即在下層社會控制州議會的地區，則通過了減輕債務人負擔的法律。這些發展使保守的有產業者确信，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制止“暴徒統治”。所有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費城獨立廳召開制憲會議的背景。 出自憲法大廳的那個文件是為了抑制民眾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擬定的。其主要特點是制訂了完善的制約与平衡制度。四個獨立的政府机构——眾議院、參議院、總統和最高法院——將通過不同的方法被選定，它們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選產生的眾議院受制于以下几种東西；對選舉權的限制、兩院制、總統否決權和最高法院。兩院制規定參議院可以制止過于沖動的眾議院；至于總統否決權，國會能以兩院三分之二的反對票使之無效；而最高法院則擁有對國會的司法審查權。長達十六周的辯論于1787年9月17日結束后，制憲者來到市立飯店共進在一起的最后一頓晚餐，這時，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自豪地估量他們的勞動成果。憲法將十三州聯合在一起，組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持久的聯邦政府。 制憲者規定，新憲法一旦有九個州的特別代表會議同意貫徹實行便立即生效。對參加這些會議的代表的挑選在美國歷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運動。一方是所謂的聯邦主義者：富裕的商人、律師和地主；他們能從新的政治結构中獲得最大的好處。另一方是憲法反對者：小農場主、工人和工匠；他們根本不需要一份沒給他們什么政治權力的文件。盡管后者占人口的大多數，但還是失敗了，因為他們分散、無組織、無准備。經過激烈爭論后，憲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選舉產生了第一任總統和第一屆國會。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夠的國會議員陸陸續續地來到紐約，為總統選舉團一致選舉的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舉行就職典禮。這些最早的官員面臨著許多令人惊愕的問題；沒有官僚机构、沒有基金和稅收制度，沒有新政府可以用來作為根据的种种先例。然而，恢复穩定僅花費了短得惊人的時間，聯邦政府很快就發揮了作用。華盛頓總統的有力領導、戰后數年曾困扰美國的不景气的經濟的回升和憲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見效。雖然憲法規定了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但同時，它又很有彈性，完全能适應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人權法案》就是一個較早的例子；它盡管遭到了大多數富人的反對，還是于1791年被接受。這一法案闡明了公民的若干權利，其中包括言論自由、宗教信仰和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辯護人的權利等。 開國者的一個獨特貢獻就是解決了聯邦制這一難題。他們通過使權力競爭降到最低限度這樣的方式謹慎地在國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分配政治權力。如果出現任何爭端，獨立的法院系統便采取措施作出裁決。事實上，國會依据新憲法作出的最早的決議之一就是通過了闡明聯邦法庭的職責和權力的《司法條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規定，新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法律上除不采用奴隸制外，其他方面都与舊州完全一樣。這确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資格成為州時會在相同的原則和條件下加入聯邦。在這些情況下，美國不斷向西擴展疆土，從阿勒格尼山脈一直擴展到太平洋。它通過各种方式獲得了大片大片的領土：通過從法國手中購進“路易斯安那購地”獲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過強占和購買從墨西哥手中獲得西南地區；通過同英國談判奪得西北地區；通過購買從俄國手中獲得阿拉斯加。在這些新地區又建起一連串的州，最后增加到50個州，組成了今日的美利堅合眾國。 拉丁美洲 國家時期拉丁美洲的政治發展与美國的政治發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趨勢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統一。山脈和密林等障礙將一個地區同另一個地區分隔開來，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著這些地區同歐洲的聯系常常比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西班牙統治下的几個世紀的与世隔絕因助長了分离主義傾向，也促進了分裂。個別領導人宁愿在小國中名聲顯赫，而不愿在大的聯邦中湮沒無聞，這些人的個人野心也必須予以考慮。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個殖民地這時變成了至少18個獨立的國家：過去的拉普拉塔聯邦總督轄區已變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和烏拉圭諸獨立的共和國；從前的新格拉納達總督轄區變成了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巴拿馬諸國，危地馬拉都督轄區分成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獨立的國家。 長期的不穩定性是國家時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個特征，它表現為政府經常因軍事政變而被推翻。相反，美國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憲法，盡管這一憲法經過多次修正。此外，美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政局比較穩定；通常由兩個政党在通過正規選舉而當選的基礎上輪番執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個共和國自獨立以來總共采用了186部憲法，平均每個國家有9．3部。政府的興起和倒台更是屢屢發生。的确，据說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羅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參觀費城博覽會時曾講過，這里展出的新机器雖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鐘里發生的革命比他在這里所看到的新机器還要多。 不過，几乎所有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僅僅是名義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种能使制度發生根本變化、能使社會和政治秩序從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數所謂的“革命”只不過是一個軍事獨裁者取代另一個軍事獨裁者，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秩序。這种軍方對政治事務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存在的明顯的階級差別和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冷淡態度或抵触情緒，因此，這种干涉使少數富有的地主和高級軍官能象做游戲一樣地操縱政界。一批批軍事和文職領袖相繼執政，他們几乎不注意人民的愿望或國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魯80%以上的總統是軍人，厄瓜多爾的軍校就教導學生：“軍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獲得共和國總統的職位” 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和美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世紀期間英國殖民地在維持与帝國的關系的同時逐漸贏得了自治。如前所述，這一獨特發展的基礎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責任政府制的原則。這個觀念太新、太激進，不能馬上為人們所接受，但是，英國政府的确迅速實行了他的將兩個加拿大重新聯合起來的建議。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規定，加拿大聯合議會由上院和下院組成；上院由總督任命，是終生的，下院在相當廣泛的選舉權的基礎上選舉產生。行政部長將由總督選拔，這使總督能任命屬于下院中多數党的那些人，從而建立責任政府制。 好几年中，英國政府不愿冒險嘗試。1839年，殖民大臣約翰·羅素伯爵指出了他認為責任政府制不可能實行的原因：“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總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時，又得到他的行政議會的勸告，而這兩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從來自英國的命令，立憲責任之類的事就會徹底失敗；但是，如果他听從其議會的勸告，他就不再是一位從屬的官員，而是一位獨立的君主。……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納[責任政府制]原則時所難以逾越的障礙。”羅素伯爵說，擺脫這种僵局的方法是雙方“采取明智的節制態度。總督必須只反對議會的极大地影響女五名譽或帝國利益的請求；而為了協調一致，為了虔誠地依附大不列顛的權力，議會必須准備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這一妥協方針在實際中證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總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實行責任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勳爵察覺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責任政府制的實施。他在給新斯科合總督的命令中大膽宣布：“……讓上院長期阻撓輿論所要求的、議會的民眾部門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過，是不可能的。……在北美任何英屬殖民地繼續維持与居民意見相違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會令人滿意；對于這一點，無論怎樣明确承認也不為過。” 于是，責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隨即在加拿大得到實施，從而成功地證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見之明。施行責任政府制几年后，加拿大總督下結論說：“我已有這樣一种想法：在北美大陸這塊土地上，在共和國美國面前，維持同英國的關系和英國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國的制度的話。當信仰是真誠的時候，它始終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義領袖威廉·羅耀·麥肯齊給了最惊人的頌辭。他在經過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園時說道：“如果我1837年時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時見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們也許會犯下什么錯誤，我會一想到那种造反的念頭就不寒而栗。” 如此，在英國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系上開始了一場徹底的革命。由于責任政府制原則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國轉變成直至今天仍很繁榮的持久的英聯邦。 由于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聯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獨處，加拿大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1867年加拿大聯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加拿大西部廣大地區及其未經勘探過的資源正有待于開發，這是加拿大的責任。隨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而來的是美國愛國狂的大國沙文主義的雄辯，他們把眼光貪婪地盯著北面的英屬殖民地，因此，統一不僅保證了經濟上的利益，而且保證了軍事上的安全。在經過极短時間的討論之后，加拿大政治家們一致達成聯合協議，1867年7月1日通過《英屬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領。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自治領象美國那樣將領土向西擴展到太平洋。馬尼托巴、不列顛哥倫比亞、阿爾伯達和薩斯喀徹溫分別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為自治領的省份。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其時，類似的發展正在歐洲人移居的帝國的其他地區出現。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始于1787年，當時，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組成的遠征隊從英國到達這里。由于失去了十三個殖民地，澳大利亞使被選作新的罪犯傾倒場。到1793年時，自由移民開始到達此地，并在今昆士蘭、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乃至遙遠的西澳大利亞建立了殖民地。 与此同時，成群的捕鯨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動身到更加遙遠的新西蘭諸島去，至1792年，他們已屢次到達那里，盡管當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亞人比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先進、好戰得多。到1839年時，新西蘭已有2，000移民，于是，倫敦正式宣布它為英國的領地。隨后几十年中，殖民者接連不斷地從英國來到那里，而這主要是由于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的活動；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發起者，曾創辦土地開發公司，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輸送了相當多的移民。 至19世紀中葉，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大部分沿海地區扎下根來，而且，由干這些殖民地人口日漸增加、局勢日趨穩定，它們開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要求自治的騷動愈益頻繁，正如早些時候加拿大的情況一樣，但是，加拿大的先例這時卻圍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輕易獲胜的模式。1850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澳大利亞殖民政府法案》，授權各殖民地組成它們自己的議會、确定選舉權、修改它們的憲法、規定自己的關稅等，但所有這些須經女王批准后才能生效。不過，若依照在加拿大經過試驗并得到證實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隨時可得。同樣，在新西蘭，1852年也通過了一項法規：建立六個擁有較大的地方治理權的省份和一個實現地方的种种目的的大議會。四年后，責任政府制在新西蘭得到正式批准。 將澳大利亞六個互不相連的殖民區統一為聯邦這一最終任務的完成在澳大利亞比在加拿大更為容易，因為這里不存在擴張主義鄰國的壓力。但到19世紀末時，即使与世隔絕的澳大利亞也感到了外界影響的拉力。外來國家正吞并著澳大利亞人認為在他們的保護范圍之內的太平洋諸島嶼。另外，亞洲人遷入的問題也被認為是對澳大利亞白人霸權的威脅；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決表明，各殖民地絕大多數人都贊成聯邦。190O年，英國議會通過一個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亞聯邦正式出現在多民族大家庭中。 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蘭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時卻歸英國人統治。荷蘭的農場主，即他們自稱的布爾人，是一批頑強的、難以對付的家伙，他們要求的僅僅是听任他們在遼闊的內地牧放牲畜，象過去的族長那樣統治他們的家族和土著奴隸。當英國人干涉布爾人對土著的所作所為時，布爾人便開始了1836年的大遷徙。一些人移居奧蘭治河那邊的地區，另外一些人則越過瓦爾河繼續向前推進。但英國人繼續要求對布爾人的統治權，并在東海岸的納塔爾建立了一個由英國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開普殖民地獲得了代議制机构，不過，責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采納；而納塔爾到1893年時才達到相同的階段。這兩個地區之所以被耽誤下來，很大程度上由于土著的人口优勢；土著的待遇是帝國政府所關心的事情。此外，兩個白人民族即布爾人和英國人之間的摩擦繼續存在。從某一點上說，問題似乎已通過。布隆方丹協議，（1854）得到解決；在此協議中，英國人接受奧蘭治河為他們的北面邊界，并承認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這兩個布爾人共和國的獨立。但是，1871年，在奧蘭治河北面的金伯利發現金剛石礦；到1890年時，大約開采了六吨金剛石，价值3，900万英鎊。同樣重要的是，1886年在德蘭士瓦南部發現金礦。4年內，45O家公司相繼成立，資本總額為110万英鎊。 如此巨大的財富自然吸引采礦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而來，這轉而又導致了使《布隆方丹協議》過時的糾紛。一方面，布爾人憎恨入侵者，企圖限制他們的特權，而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正遭受著不顧《布隆丹協議》中所承擔的義務、去吞并礦藏丰富的地區的強大壓力。擴張主義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傳奇人物塞西爾·羅得斯；他的一生從當一個身体虛弱的移民開始，以帝國主義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終。同早些時候的征服者一樣，他以极端殘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剛石產地，然后在金礦礦山中積聚起巨大的財富。但是，對羅得斯來說，財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大目標——擴大英帝國統治——的手段。“那就是我的夢想——全歸英國所有”，當他在金伯利還是個小伙子時常向北朝著遼闊的非洲內地揮舞著手這樣說道。 發財之后，他進入政界，成為開普殖民地的總理，然后，開始為實現他的夢想而制訂計划并采取行動。由于倫敦政府猶豫不決，有些人接受羅得斯的計划，有些人則予以強烈的反對，羅得斯決定用暴力手段強行解決爭端。1895年，他為一場反對德蘭士瓦總統保爾·克留格爾的革命提供資金，并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導下，組織了對德蘭士瓦的襲擊。但革命和襲擊都失敗了，羅得斯不得不辭去總理職務。然而，這些事件進一步惡化英國人和布爾人之間的關系，直到最后即1899年使全面戰爭爆發。 布爾人憑借游擊戰術使戰爭拖延了三年，并迫使英國人調動了30万軍隊來對付60000至75000布爾人。最后，布爾人不得不簽訂了承認英國的宗主權的《弗里尼欣和約》（1902年），但作為回報，他們也得到許諾，一旦情況允許，即可成立代議制机构。起初，英國人不愿讓一個最近一直在為完全獨立而斗爭的民族實行全商責任政府制，但1905年執政的自由党新政府決定采取安撫与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河殖民地都獲准實行全面責任政府制。次年，這兩個殖民地同開普殖民地和納塔爾一起為成立聯邦開始談判。一個憲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國議會將其編入1909年的《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開始生效，南非聯邦成為英國自治社區的成員。 結論顯而易見，歐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發展了各种各樣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的差异非常明顯，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政治領導人發覺自己在領導一個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團及大城市領導机關的平衡頗不穩定的美國政党，他會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對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連不斷地出現的种种憲法和形形色色的軍事首腦，他會更為手足無措。然而，在這些明顯的差別之下，由于所有這些政治制度都源于歐洲這一共同發源地，產生了某些潛在的類似點。這一共同起源解釋了各种法典——美國和英國自治領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羅馬法典——的相似之處；它還解釋了信奉立憲制度這一點，盡管嚴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各不相同。 三、經濟上的歐化 殖民地時期 經濟領域的歐化同政治領域的歐化一樣十分普遍。就歐洲諸列強來說，起初他們的經濟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們都信奉使殖民地經濟從屬于母國經濟的重商主義原則。下面這一命令是1763年倫敦下達給魁北克總督默里的，它与其他無數個由巴黎、馬德里或里斯本發出的有關這一問題的命令沒有任何差別： ……我們的明确的愿望和意志是：你們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們最不愉快的痛苦，對任何一個或几個建立任何制造業和從事任何貿易的法律表示贊同，這類法律對這個王國是有害的、不利的；你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阻止、反對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制造業或确立上述貿易的企圖。 盡管有這一共同的重商主義背景，歐洲各殖民地不久便發展了獨特的經濟；這些經濟不僅不同于歐洲的經濟，而且它們彼此間也互不相同。我們將看到這种多樣性起因于几大因素，其中包括諸母國經濟發展的不同和諸殖民地自然資源及人力資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節所述，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既決定于可得到大量的金銀和土著勞力這一點（金銀和土著勞力是英屬美洲和法屬美洲所缺乏的），又決定于以非洲奴隸勞力為基礎的單一經營的种植園的發展，還決定于伊比利亞諸國的經濟落后（這种落后還傳給了它們的殖民地）。最終結果是，拉丁美洲從未取得格蘭德河以北地區所特有的平衡的經濟發展，相反，卻長期從屬于西北歐，后來又從屬于美國。 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 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的經濟史与拉丁美洲的經濟史根本不同，因為那里缺乏土著勞力資源和貴金屬。這种情況迫使英國和法國移民自己勞動，根据可得到的自然資源來發展某种可行的經濟。巴黎和倫敦政府從一開始起就都試圖以傳統的方式影響其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在圣勞倫斯河兩岸，法國人建立了以法國封建制度為模式的庄園制。居民必須以金錢和勞動的形式向其庄園主納稅。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英國試圖強行建立各种僵硬的經濟制度。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設立了与現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資金由股東們籌集，公司向股東們保證將按他們的投資額分紅。弗吉尼亞公司著手建立一种經濟制度；在這种制度下，到弗吉尼亞來的人沒有一個人私下擁有土地，每個人都為公司工作。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都存放在一個公共倉庫里，人們只能從公司的這個倉庫里領取所需要的東西。 這些規定和限制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證明是行不通的，因為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為不滿的移民所依靠。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樣，依靠母國提供封建的“監護征賦制”這种獎品，因為要實行“監護征賦制”，就必須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勞力。居民的确要向庄園主納稅，但這些稅比法國通常的賦稅較得多。教會力圖征收居民所獲產品的十三分之一作為什一稅，但一也只能征收到其中的一半。當局為防止青年人逃走、為防止他們成為非法的毛皮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誘惑和有利可圖的毛皮貿易面前失敗了。因此，新法蘭西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大多數人經營自給自足的農業，少數人從事毛皮貿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諸公司不能長期控制它們的移民。弗吉尼亞一位總督報告說，當他到達這里時，他發現人們“正在街上疾走，忙于日常活動”。在土地比勞力充裕這一事實的激勵下，英國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經濟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環境決定了農業這一型式和農業的成功，大多數人必須致力于農業。 在气候溫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們發現這里最好的作物是煙草、稻米和靛藍。在中部殖民地——賓西法尼亞、新澤西、特拉華——谷類作物生長得很好，因此這個地區很快成為諸殖民地的面包籃。新英格蘭大部分地區也曾轉向農業，但漫長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因此，他們只得從事其他職業，主要是漁業、航運業和制造業。 于是，我們看到，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比拉丁美洲的經濟遠為多樣化，而且更有生气，因為那里的土著勞工被抑制在僅能勉強生存的水平上，并沒有成為當地經濟的基礎。在十三個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兩岸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靠槍和斧頭在荒原上建立家園、并把新拓居地的界線不斷向西推進的邊疆開發者代替了用同樣的工具和技術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農奴和非洲奴隸。 革命時期 十三個殖民地 正因為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如此生气勃勃，它才同母國發生了糾紛，使英國難以控制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難以使其從屬于英國自身的經濟利益。新英格蘭的制造業和航運業就同重商主義的法規如《航海法》相抵触；1763年取消法屬殖民地之后，英國政府開始對違背其法令的行為采取嚴厲措施。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發生糾紛，他們禁止移民超過阿巴拉契亞山脈進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聲抗議這些限制，最后，他們訴諸武力。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一場爭取政治獨立的斗爭，而且是一場爭取經濟獨立的斗爭。 為了既滿足以前由英國人提供各种物資的市民的需要又滿足美國軍隊的需要，戰爭本身就致使殖民地制造業大大發展。美國的航運業在獨立戰爭期間擴大了，并轉變成一支臨時的海軍；在贏得獨立之后，它繼續以擴大了的形式發展。美國船長們在和平條約簽訂才几年時就開始了同加利福尼亞和中國的极為有利可圖的貿易。獨立戰爭對仍為絕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州法令這時廢除了陳腐的土地所有權制度；這類制度体現在為使土地貴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長子繼承權和限定繼承權的法律中。大地產，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給了農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土地則作為居留地向邊疆居民開放。生气勃勃的美國經濟以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個大陸和海外擴展。 拉丁美洲經濟上的不滿除了促成英國殖民地的革命外，還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在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奧爾人）和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島居民）之間存在著沖突；后者在政府職務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職業的權利方面受到优待。因此，希望結束這种不平等待遇的克里奧爾人在許多殖民地發起并領導了革命運動。對促進革命同樣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与母國的貿易的西班牙重商主義法規。這种法規尤其令人難以忍受，因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產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大規模的非法貿易發展起來了，尤其是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侖法國的拚死斗爭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經濟關系的那几年里。戰爭結束后，西班牙企圖將其貿易限制再強加給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終于拿起武器進行反抗。他們得到了英國人的支持和援助，因為如人已同西屬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圖的貿易關系。下面這一充滿熱情的呼吁是阿根廷牧場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時發出的，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后的經濟動机： 因為倒霉的西班牙諸省不再能消費我們農業勞動者生產的農產品，它們就應該白白浪費，這合理嗎？因為西班牙海軍太無能，不能將這個國家丰富的產品運出去，它們就應該爛在我們的倉庫里，這合理嗎？……當一個友好、慷慨的國家的國民出現在我們的港口，并向我們廉价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時，我們就應拒絕這個建議，從而將他們的良好意愿轉變成通過非法貿易使自己統治這個國家所有進口貨物的少數几個歐洲商人的專門利益，這合理嗎？ 獨立在拉丁美洲并沒有象在美國那樣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拉丁美洲的經濟仍由礦山、种植場和种植園所控制；礦山、种植場和种植園是由過著僅能糊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隸提供勞動的。自由貿易的确給沿海地區帶來了更大的經濟活力，但這對靜止不變的內地几乎沒有什么影響。由于缺乏資本、缺乏技術、缺乏健全的社會經濟結构，獨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經濟中仍處于停滯的狀態。 英屬殖民地經濟上的不滿促成了1837年加拿大大起義的爆發；促成起義的一個明顯因素是人民大眾對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憤慨，因為這兩者各占去該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留出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為了支付政府和已确立的英國國教的費用。人們對此极為不滿，因為它們阻礙了殖民地的發展，因為只有少數人依附擁有基金的教會。此外，一個稱為“閥閱世家”的擁有特權的小集團在加拿大享有半島居民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那种官方优待。而且，加拿大諸省不象邊界那邊的美國各州那么繁榮，許多人認為英國的統治應對這种經濟上的差別負責。起義領袖威廉·羅耀·麥肯齊提出的以下這一指責使這一點變得十分明顯：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邊界，那么，密執安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斯州或威斯康星州現今會是什么樣的呢？是否會有几十万居民已在短短几年內、在西部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奮、熱心公益的精神和冒險心的驅使下密集到那里？或者，迄今為止已使希望破滅、已阻礙我們這個管理不當的殖民地發展的那种可惡的障礙是否會已阻止這几個州的發展，使它們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義時達到高潮的那种情緒就是如此。由于這些起義證明是無效的，在以后几年中，加拿大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革。相反，這個國家平穩而又有節制地發展：人口穩步增長，新地區不斷開發為居留團道路和溝渠相繼建成；少數工業開始滿足當地需求——鋸木厂為建筑提供木材，磨坊供應面粉，梳棉厂和梳毛厂生產紡織用的絨線，并將絨線織成布匹，干酪厂加工農場主剩余的牛奶。不過，加拿大不具備南面那個共和國所擁有的丰富、多樣的資源，因此，經濟發展速度上的差別在1837年以后同以前一樣繼續存在。國家時期在歐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贏得獨立的國家時期，經濟上的歐化卻進行得极為徹底、极為惊人。歐洲在那些年間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擴張主義可從根本上解釋這种自相矛盾的情況。如前所述，這一時期是大批移民從歐洲向外遷移的時期，這种遷移不僅意味著种族上的歐化，而且意味著歐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間更牢固的經濟關系。科學技術的進步使歐洲能夠提供鐵路、輪船、机槍和農業机械，而這些東西是征服和有效地開發一塊塊遼闊的大陸所必不可少的。歐洲除了輸出為那些耗資巨大的活動提供資金所必需的資本外，還為來自海外的源源不絕的糧食和工業原料提供了市場。所有這些發展都意味著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對歐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區的空前的經濟影響。 美國 美國的經濟在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間以飛快的速度發展。1816年采取保護關稅之后的工業尤其如此。在紡織工業中，紗錠的數目從1810年的87000個增加到1820年的25万個，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万個，鋼鐵工業從東部沿海地區向西擴展，1860年到達蘇必利爾湖。与此同時，道路得到改進，溝渠、鐵路得到修建。1830年時，鐵路還不存在，到1860年時，鐵路哩數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過，在南北戰爭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國經歷了最惊人的經濟發展。南北戰爭本身就促進了工業的大規模擴展；戰爭結束后，由于西部的開放和橫貫大陸的鐵路的建成，這一擴展仍在繼續。大量的糧食和各种原料通過鐵路和輪船運到美國東部和歐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發展的城市中心。同時，數以百万計的移民為美國實業家和農場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勞動力，進一步擴大了國內市場。最終結果是美國經濟在19世紀后半葉以當時所不能比擬的速度突飛猛進：1860年，美國在世界工業國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時卻躍居首位。1860年至1900年間，工業企業的數目增加了三倍，工業雇佣勞動者的人數增加了四倍，工業制成品的价值增長了七倍，工業投資的總額增長了九倍。189O年，工業制成品的价值与農產品的价值相等，到1900年時，它卻比農產品价值多一倍。1860年，工業基本上仍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到1900年時，它卻擴展到大湖地區，而且還擴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許多地區。 拉丁美洲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贏得獨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其經濟仍很蕭條；然而，19世紀中葉以后，經濟開始快速發展。在建造鐵路、輪船、冷藏船以及提供如此裝備所必需的資本方面，歐洲所起的作几大很量要的，同樣，歐洲對食品（如：谷物、肉、咖啡、糖及可可）和工業品（如：礦物、木材、羊毛及皮革）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也很重要。表4中有關英國同阿根廷的貿易以及英國在阿根廷的投資的統計數字可說明這一點。 表4英-阿貿易及投資（單位：千鎊）
對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如出產硝石和銅的智利、出產金和銀的墨西哥、出產咖啡和橡膠的巴西和出產錫的玻琍維亞，可提出類似的統計數字。因此，拉丁美洲已進入世界經濟之中，而這是它以前從未有過的。另一方面，這一經濟發展在許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只在一、兩种商品方面發展迅速，而其他經濟仍停滯不前。基于土地所有權和勞資關系的半封建的大庄園制度實際上仍未改變，因此，大部分人繼續當散工過著僅能糊口的生活。外國經濟滲透并控制了大多數有利可圖的企業，不論是飲路、公用事業還是礦山資產。這种經濟發展的好處并不象在美國那樣廣泛傳播，而最為外國和本國的少數地主、商人和特權者所獲得，引起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 英國自治領同拉丁美洲一樣，英國自治領的經濟發展速度也落后于美國。這倒不是因為半封建的社會制度，而是因為自然資源不如美國。例如，加拿大确實擁有丰富的資源，但直到20世紀中葉，當航空運輸使這些資源能接近時，當美國較易得到的資源已耗盡時，它們才得到有益的利用。而在19世紀，加拿大無法与其繁榮的鄰國競爭。貧瘠的勞倫琴高原是殖民地發展難以逾越的障礙。加拿大沒有与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區、盛產棉花的南部地區和工業發達的東部地區极相似的地區；而這三個地區各自都能補充和促進其他地區的發展。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對的是西邊1，50O哩的青苔沼澤地和北邊的北极荒地，這使他們除了穿過邊界進入美國各州外別無他法；他們成群結隊地擁進了美國。美國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万加拿大人穿過邊界進入了美國，盡管當時加拿大的總人口還不到500万。据估計，50年前在加拿大結婚的年輕人，其后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國。 英國其他自治領具備的天賦有利條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均位于南半城它們都遠离西歐人口眾多的工業中心。佩思离倫敦9，50O哩，開普敦离倫敦6，500哩，而紐約离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別。另外，這三個自治領的資源都不如美國那么丰富、多樣。連澳大利亞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國一樣大。然而，澳大利亞大部分為干旱地區，它的河流几乎不适用于灌溉，而且它缺乏森林、石油礦床和賤金屬。 這些欠缺都是相對于得天獨厚的美國而言的，其實，英國自治領仍擁有可供經濟充分發展的丰富資源。在加拿大，1885年建成了第一條橫穿大陸的鐵路，1915年又敷設了兩條鐵路。這些鐵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爾伯達、薩斯喀徹溫和馬尼托巴這三個草原省份的拓居。1906年至1911年間，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工業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尤其是在1878年采取保護貿易主義的“國策”之后。 在澳大利亞，牧羊業長期以來一直是經濟的主要支柱。羊的數目從1820年的2O万頭猛增到1860年的2000万頭，到1890年增至1億頭。這個國家依靠牧羊業就象美國南部依靠棉花一樣。生產的逐步多樣化包括昆士蘭的甘蔗种植和更為重要的金礦開采（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巨大的淘金熱）。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亞生產的黃金占世界黃金產量的39%（而美國占41％）；而且，這個國家的人口也從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万人（而美國1860年的人口是3140万人）。 新西蘭同澳大利亞一樣，發展了一种依靠歐洲市場的經濟。這种經濟主要集中在牧羊業和奶品制造業方面，它出口的多為羊毛、牛肉、干酪和黃油。 南非的經濟則以1870年在金伯利開始開來的金剛石礦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發現的采金地為基礎。另外，到1914年時，煙、糖、茶葉和其他熱帶產品也有少量出口。 結論 至1914年為止的國家時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的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但我們不應忘記，這是經濟上歐化的結果。正是歐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資本、技術和市場。歐洲對獨立國家的貢獻同對仍与母國保持關系的自治領的貢獻一樣大。英國的資產階級為建造加拿大的橫穿大陸的鐵路和發展南非的礦業提供資金，這也許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在沒插英國國旗的國家，英國的資本和商業也同樣非常活躍。例如，十三個殖民地在贏得獨立之后，同英國的貿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劇上升。1765年是獨立戰爭爆發前正常貿易的最后一年，在這一年，英國向十三個殖民地出口的貨物价值為1944114英鎊。1784年是戰后恢复正常的第一年，在這一年，英國向十三個殖民地出口的貨物价值為3679467英鎊。1820年至1830年間，占美國總出口的36％的商品是運往英國，占美國總進口的43%的商品是來自英國。19世紀期間，尤其是在敷設鐵路時，歐洲的資本——主要是英國、荷蘭和德國的資本——源源不斷地涌入美國。到1914年時，外國總投資額不少于72億美元。在較不發達的拉丁美洲各國，歐洲的投資對民族經濟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國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歐化 拉丁美洲 隨著种族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歐化而來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歐化；仍留在英聯邦內的地區是如此，許多贏得獨立的地區几乎也同樣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這种形式的明顯標志是絕大多數人說西班牙語，而且他們信奉羅馬夫主教。人們看到，它還表現在建筑式樣方面，如房屋帶有庭院或院子、窗戶裝有鐵條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鎮規划以中心廣場而不是以主要街道為基礎同樣說明了這一點。許多服裝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寬役氈帽或草帽、婦女用的棉布遮頭物——薄頭紗、頭巾或裝飾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結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支配和嚴密監督姑娘——包括陪伴時期在內——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這是一种認為体力勞動對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傾向。 雖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響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區，因為那些地區的印第安人在總人口中占很大比例。這一影響（見第九章第五節）在烹任、服裝、建筑材料和宗教習俗方面至今仍能覺察出來。 拉丁美洲由于運進了數以百万計的、在种植園里從事勞動的奴隸，因此，它的文化還含有相當大的非洲成分。這种非洲的影響在大多數奴隸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區最為強烈，不過，有關這种影響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樂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也能看到；在這里，黑人貢獻了傳統的鼓樂。 美國 美國的文化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響，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印第安人人數較少，也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響也不可全然忽視：25個州是以印第安語命名的；英語中現在至少有300個印第安語詞匯；印第安人的許多發明，包括鹿皮靴、獨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樣，美國同加勒比海地區的某些拉美國家相比也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響。但這一影響在美國還是相當大的；黑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僅占0.5%。黑人的影響主要在民間文化方面。其一是民間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詩集》中那些被喬爾·錢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間音樂，包括所謂的圣歌和世俗歌曲，如勞動號子、囚歌、鐵路界和輪船界的歌曲、“弗蘭克与約翰尼”及“約翰·亨利”這樣的敘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樂等。 盡管美國文化含有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還是起源于歐洲，不過，它的歐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應的過程中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自殖民時代以來，許多歐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法國人讓·克雷夫科爾于1782年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么，美國人，這种嶄新的人，是什么樣的呢？”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涉及到美國人的民族特性，從克雷夭科爾時代到今天，許多人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從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确現出了“這种嶄新的人”的明确形象。 生活在一個必須不斷地勞動，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個大陸的國度里，這种人自然會認為勤勞光榮、懶惰可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表達了這种民族感情，他說：“我覺得那些不勞動的家伙很可怜——無論他們處于社會階梯的哪一端。”英國的《名人錄》列舉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國的《名人錄》卻沒有；這一事實也是頗說明問題的。 美國人相信社會平等，与此密切相關的是，他們還相信社會的可變動性。他們認為自己同其他人一樣好，堅決主張所有的人都應通過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階級出身來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反映了美國人的農場和邊疆背景的是，美國人是積習很深的修補匠，經常從事小裝置的發明，以加快其所須完成的工作的速度。19世紀中葉一位觀察家評論說：“除美國人外，有誰發明過擠奶机、攪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這些事情自遠古以來其他人一直是用十個指頭做的。” 在論及自己的未來時，這种“嶄新的人”是樂觀主義者：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事物進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國人在机械上的獨創性的觀察家還寫道：“美國人十分自信，認為只要能找到對症的藥物，任何弊病都可醫治；他們看不出為什么他們不應該努力去找到醫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藥物。”這种樂觀主義常常用自我吹噓的民族之愛來表達。由于生活在資源极為丰富、机會完全均等的國境里，美國人發現，贊美未來，并仿佛它已實現似的談論未來，是件很自然的事。邊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話”，而民間英雄則是同保爾.班楊和佩科斯·比爾一樣的超人。 在正規的文學藝術這一更為高深奧妙的領域里，19世紀的美國人顯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時代的歐洲人——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國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無暇假裝斯文和講究美學。此外，清教徒的傳統認為，辛勤勞動和拯救靈魂比藝術修養价值更大。 1835年，法國旅行者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寫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禮拜外，將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掙錢上的人們，沒有什么可用來招待喜劇女神。” 遲至1820年，美國還至少有8O％的書籍是從英國引進的，到1830年時，這個數字仍高達70%。就歐洲知識分子來說，美國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國評論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態度頗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問道：“在全球各地，有誰讀過一本美國的書，看過一場美國的戲，見過一幅美國的畫或一尊美國的塑像呢？”這种高高在上的態度漸漸為美國人自己所容納。亨利·亞當斯寫道：“縱觀一生，人們已看到，美國人在文學上總是向歐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紀的美國人認真地努力模仿歐洲的文化。他們前往倫敦、巴黎、維也納和羅馬求學，建造希腊式圣堂作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進歐洲的音樂家和歌唱家，幫助建立歌劇院和管弦樂團。有些富豪巨頭派代理人到歐洲去購買“18世紀前歐洲大畫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購買城堡，將城堡的石頭一塊一塊拆下來，然后在美國重新建造起來。正如預期的那樣，這些努力并沒有給歐洲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仍輕視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是一個“正在衰弱、被人唾棄、愛猜測、善算計、好打賭、喜毆打奴隸、愛淺斟慢飲的民族”。 將近19世紀末時，這种態度開始有一些明顯的轉變。“隨著歐洲一切的衰弱，隨著封建文化最后一點殘余的消失”，瓦爾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尤其是馬克·吐溫，成為地地道道的美國作家，他們的風格“既是當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陸的”。1888年，詹姆斯，布賴斯的頗具鑒別力的名著《美利堅共和國》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義。隨著19世紀的結束，歐洲知識分子越來越注意到一群日益顯赫的美國明星：約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索爾斯坦·凡勃論和威廉·迪安·霍威爾斯。然而，歐洲的監護仍難以動搖。19世紀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這樣寫道：“美國人開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個英國人，以便得到認可，并不是得到英國人的認可，而是得到本國人的認可。” 英國自治領 歐洲文化對英國自治領的影響比對美國或拉丁美洲的影響更大。一個原因是保持了帝國的團結，從而引起了自治領与母國之間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響。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歐洲的居民在自治領所占的比例比在有著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國和拉丁美洲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各自治領發展了相同的文化；獨特的地方環境產生了獨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發展決定于兩個壓倒一切的因素：占總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團和地理上与美國的接近。由于這一龐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數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兩种官方語言；從鑄幣、紙幣、政府公告以及由國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了解到這一情況。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觀點和民族作用。從十分現實的意義上說，他們是一個沒有母國的民族。1763年法國放棄加拿大之后，他們在其最強大的天主教會的教導下背棄共和主義的、非宗教的法國，并對他們認為是操英語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的商業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東西加以蔑視。因而，他們的主要愿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魯撒克遜人占优勢的大陸上保持自己的特點。 對加拿大來說，更為重要的也許是南方大國的勢不可擋的沖擊力；這种沖擊力的影響不僅如前所述導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決定性地導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國制造的鬧鐘叫醒，然后用美國生產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國生產的刮胡膏和剃刀刮胡子。他在晨報上看到的新聞有四分之一是談美國的事情。他將駕駛美國汽車去上班；走進辦公樓中的美式電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國制造的辦公設備工作。回家后，他很可能收听、收看美國廣播或電視節目，閱讀美國小說或雜志，也可能驅車到附近的電影院去看美國電影，如此來結束這一天。 所有這一切并不意味著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政治會議和政治運動的形式、廣告和推銷術、法律實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間几乎就不存在相似之處。不過，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記者已下結論說：“加拿大是一個聯盟，而不是一個國家。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國家藝術、文學和科學發展是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包括下面這段話： 美國對加拿大人生活的影響至少可以說給人以深刻印象。不應該有任何這樣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國影響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极好的。它們擴大了消費者的選擇范圍，刺激了生產者的競爭。但不能否認，如果來自一個國家的物資其數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許會窒息而不是激發我們的創造力；而且，如果沒有任何比較標准、只是消极地接受，那還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們現在正花費數百万元來維護一個國家的獨立，而這种獨立如果沒有生气勃勃、頗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將只是一個空殼子。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文化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种族同一性的影響。這兩個自治領既不象美國那樣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數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樣有占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數民族。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相當多的非英國移民，但澳大利亞仍有90％的人、新西蘭仍有98％的人是英國血統。因此，這兩個自治領都不同尋常地与母國保持著密切的文化關系。新西蘭人通常認為英國是他們的“家”，而新西蘭只是謀生之地。澳大利亞人則沒有如此強烈的依戀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愛爾蘭移民占相當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澳大利亞軍隊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戰時同新西蘭人一樣勇敢。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卻制造猛烈的騷亂，因為他們認為，除了為保衛自己的土地外，他們沒有義務為其他任何目標而作戰。 或許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人和新西蘭人同加拿大人一樣都對美國文化的滲透表示擔憂。美國的影響已擴大到南太平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近几年的巨額投資，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隊駐扎那里的結果。一位年輕的澳大利亞作家羅賓·博伊德已表達了他的許多同胞的擔憂：“澳大利亞‘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個我們也許可稱之為‘澳斯特利加’的新國家正在興起。……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業是仿造美國蘇打汽水飲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們從心理角度說是難民；他們將天堂想象成拉斯韋加斯旅館的賭場。” 結論 我們已看到，在文化領域如同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一樣，歐洲文明的大規模移植已經發生，不過其中有許多變更。這种文化傳播和文化适應在語言方面表現得极為明顯。一個英國人在訪問澳大利亞、美國或加拿大時，能容易地理解他所操的語言在這些國家中發生的變化；不過，以下這些情況也是真實的：在澳大利亞，他可能給諸如“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娘）、“galahs”（嘮叨多言的人）和“dills”（笨人）之類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國，他很快就會了解到他所說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霧器）這些詞已變成gas、muffler trunk和windshield wiper。他還會發現加拿大人不受英國人和美國人影響、仍保持自己個性的一些例子。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國他將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國他將得到一包香煙，而在加拿大他將得到一張墊得又厚又軟的沙發。 然而，這种种差別常常被過分夸大，而忽視了其潛在的、基本的相似點。其實，英國人即使周游廣為分散的使用英語的世界，也极少會遇到使他費解的詞。法國人在魁北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海外發現的大多數特殊的慣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國的地方方言。西班牙人能在本國找到他在國外所遇到的大多數變化，而這种情況對英國人或法國人來說也一樣。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文化上的歐化既普遍又持久。歐洲人只須訪問紐約、墨西哥城、蒙特利爾或墨爾本，然后訪問開羅、德里、東京或北京，就會了解其文化在海外傳播的真實情況及其所達到的程度。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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