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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學生已成為其他人的老師；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詞不再表示一個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論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長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將希腊文明和羅馬文明這兩個雖截然不同但互有聯系的文明合在一起敘述，而其余兩章則分別敘述單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筆者之所以這樣分，是由于古典時代西方的歷史發展与印度和中國的歷史發展根本不同。确實，這些文明早先都從范圍有限的中心發源地擴展到囊括整個周圍地區——從希腊半島擴展到地中海西部，從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從黃河流域延伸到中國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節所述，鐵制工具為農業擴大到森林茂密地區，為商業和殖民地拓展擴大到新的海岸地區，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使文明的擴展成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時代，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國的新興文明地區通常仍從屬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區，而西方則不同，羅馬由于發展起軍事上的优勢，因而不僅征服了巴爾干半島的希腊本上，而且還征服了古代中東的西部地區——小亞細亞、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在征服過程中，羅馬使西方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開始了一個雖与過去有聯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羅馬這對姐妹文明的歷史和性質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形成時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紀，隨著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墮入“黑暗時代”（見第六章第四章）。這一時期的希腊以農業為主，實行部落制和貴族政治，活動范圍限于愛琴海區域。到公元前6世紀末，這一切都改變了。部落組織讓位于城邦；其他社會等級起來向貴族階層挑戰；工商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漸遍布整個地中海沿岸一帶。所有這些發展构成了形成時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轉變，為后來的古典時代打開了通途。 希腊地區的地理特點是促成這些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希腊地區沒有丰富的自然資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廣闊的平原，而具備這些天然條件，并合理地開發和利用，是供養如中東、印度和中國所建立的那种复雜的帝國組織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亞細亞沿海地區，只有連綿不絕的山脈，這不僅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把陸地隔成小塊。因而，那种可作為地區合并基礎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沒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來。這些村庄通常座落在易于防衛的高地附近，因為高地上既可設立供奉諸神的廟宇，又可作為遭遇危險時的避難處。這些由村庄擴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稱為“城邦”，而提供避難處的地方稱為“衛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設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來更多為移民，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城市。許多小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彼此較為隔絕，而又生气勃勃地獨立不移。 開始時，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農業、放牧和捕魚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紀初，這一自給自足的經濟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時常發生的那樣，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紀，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成為与母邦一模一樣的海外城邦（見第七章第二節）。 這些發展引起一個最后改變整個希腊世界的連鎖反應。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為主的各种原材料運到人口過剩的希腊，作為回報，得到酒、橄欖油和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這种貿易使希腊本國的經濟急速發展。希腊土壤較适于經營橄欖園和葡萄園，而不适于作麥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來种葡萄樹和橄欖樹，土地的開墾面積大大增加。因而，轉向商業性農業，使能夠養活的人口比從前經營自然農業時增長二至三倍；此外，對制造業的促進也是很大的，這可以從不僅在地中海周圍，而且深入內地，在俄國中部、德國西南部和法國東北部也發掘出大量希腊陶器這一點上看出來。与此同時，希腊商船隊在往返運送貨物方面也獲得很大成功。那時的貨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積龐大，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運銷各地，在歷史上确還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幣作交換媒介，硬幣日漸廣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進了所有這些經濟活動。有位經濟史學家斷言：“公元前6至4世紀之間，希腊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体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与19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歐洲19世紀的經濟革命促進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革命。希腊從公元前8世紀起也發生了相同情景。農業商品化不僅意味著獲利，也意味著負債，尤其對小土地所有者來說。從前，貴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農作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時，只好大家一道勒緊褲帶度日。而現在，外國市場、貨幣經濟和新的奢侈品相結合，使小農們受到了各种傷害，如時常不得不抵押物品，喪失贖取權，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階級斗爭，使群眾吵吵鬧鬧地要求廢除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同樣，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來要求獲得与他們經濟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們取得了手工業工人、碼頭裝卸工人和水手這些城市貧民的支持。于是，所有這些對現實不滿的人一道奮起反對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權的傳統政治制度。 6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于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緣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報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与以往戰無不胜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新事物不僅瓦解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而且提高了那些獨立的、能為進入方陣而裝備自己的農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体，后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7世紀時，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持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并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不過并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与其他希腊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O年前后，斯巴達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隸，稱為希洛人。8世紀后期，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与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力上的促進，只能過一种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制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嬰孩遺棄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里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制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在整個希腊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体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一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种社會制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系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雅典人不是扎營住宿在怀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們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体，以后讓位于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于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采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變成奴隸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并永遠禁止債務奴隸制。在政治領域，第一次准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還規定富裕商人可擔任執政官；還設立新的、更受歡迎的陪審法庭來代替貴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權力。總之，梭倫的貢獻在于，在組織上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 梭倫改革之后的30年里，由于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因而充滿了斗爭。雖然奴役這時已是非法的，但貧民們發現謀生仍很難。同樣，貴族們雖然多少受到些約束，但仍能阻攔人民立法。在這种情況本，約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圖使自己成為雅典第一個僭主。在他統治的30年間，他將貴族的土地划成小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并讓城市貧民參加大規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獲得幫助。庇西特拉圖死后，他的儿子繼位為僭主，昏庸無能，所以斗爭更為尖銳复雜，直到約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權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個實際上是按地區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緣關系的新部落。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克利斯梯尼還建立五百人會議，所有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資格當代表；五百人會議除了為公民會議准備議案外，并握有最高的執政權和行政權。由于克利斯梯尼的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已出現民主政治，而斯巴達仍是一個嚴密地組織起來的軍事化社會。 二、古典時代，公元前500-336年 期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達人的戰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辭中宣稱：“我們的城市向全世界開放。……雅典是希腊的學校。”這番自我夸耀的話是完全正确的。公元前5世紀時，雅典使斯巴達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這是伯里克利時期雅典的黃金時代，与古典希腊的黃金時代同義。 雅典當時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為它在打敗龐大的波斯帝國這場重大戰爭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前不久幸運地發現勞里昂銀礦也多少有關。他們得到這筆財富后決定建立海軍，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層划槳戰艦；這支艦隊在隨后的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能爭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亞細亞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這些城邦的內部事務，使它們于公元前499年發動了反對波斯的起義。它們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積极的響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時波斯帝國的對外擴張正穿越俄國南部，從北面威脅巴爾干半島各國。小亞細亞諸城邦盡管得到來自愛琴海對岸的海軍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還是給波斯帝國制服了。接著，波斯皇帝大流士決定對希腊本上頑固抵抗的希腊人進行懲罰，他派出一支遠征軍，于公元前49O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馬拉松登陸。雖然雅典人由于諸城邦之間的敵對，几乎是獨自作戰，但他們的方陣還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裝、看到穿波斯服裝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對付，這些人當屬最早；在那時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來，集結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強大得多，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薩利的陸路。一支由斯巴達人統率的混合部隊為阻擊波斯人，在溫泉關英勇地力戰至死。雖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軍在附近的薩拉米斯灣擊潰了波斯人；當波斯人從愛琴海撤退時，希腊聯合艦隊尾隨其后，贏得又一次海戰的胜利。不久，小亞細亞的希腊城邦陸續擺脫波斯人的統治，希腊人成為世界上最大帝國的戰胜者。 希腊人的胜利有著重大影響。首先，使希腊人免于遭到東方專制主義的統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點，為人類文明作出其獨特的貢獻。這一點亦為柏拉圖所認識到；他寫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共同決心未能擋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們也許已可以說，希腊各城邦已混雜一團，希腊人混同野蠻人，其處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怜地雜聚在一起。” 希腊人的胜利，特別是雅典海軍的胜利，也促進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划船投入戰斗的划手都是無財力將自己裝備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貧民這時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財產的重甲步兵還要重大。這自然加強了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時期（公元前461－429年）達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雖然出身貴族，但是一個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机构。它一年召開40次例會，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作出詳細決定。伯里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后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法官由抽簽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禮演說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稱： 我們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体确可以稱為民主政体，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优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導致其最終建立起雅典霸權，而斯巴達由于其固定不變的經濟和經常受到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仍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雅典帶頭聯合愛琴海各島及小亞細亞各希腊城邦組成一個同盟；因同盟總部原先設于提洛島上，故稱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備波斯人有可能進一步發動的進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則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開全盟例會時，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決權。但實際上，從一開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將軍，掌握行政領導權；沒有戰艦或不愿提供戰艦的盟邦須向雅典交納貢金。雅典還逐漸加緊對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庫從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鑄幣成為共同的交換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變成了一個帝國，用歐里庇得茲的話來說，雅典的權力已從愛奧尼亞“向外擴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國主義是比較開明、仁慈的，從以下事實中可以看出來：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對雅典保持忠誠，直到后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結束為止；而且，當它們真的發動叛亂時，煽動反叛的都是些主張寡頭政治的不同政見者，因為廣大人民通常并不認為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壓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對他們本國壓迫者的保護人。不過，由于雅典不斷向外擴張，并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強國，另一方是陸上強國，戰爭連綿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連接雅典和大海的長城，也不能保證后繼物資的供給。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禍害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切斷斯巴達的糧食供給，結果以慘敗告終。修昔底德寫道：“艦隊和軍隊統統從地球表面消滅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來。”于是，雅典盟邦紛紛叛离，斯巴達人終于擊毀長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圍困、饑餓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僅保留了一個城邦的地位，艦隊和帝國統統喪失，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達強加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 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腊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蒙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并在以后十年里稱霸希腊本土；僅緊接著，血腥的相互爭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腊和用暴力統一希腊。公元前335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他剝奪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繼承人是他那世界聞名的儿子——亞歷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腊化時代即將開始。在論述希腊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典時代的文明；一般認為，古典時代的文明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一個偉大胜利。 三、古典時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希腊的奇跡”、“希腊的光榮”——這是人們提到5世紀希腊文明時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張的說法。 我們以后會看到這一文明有它的缺點，不過，那些過分的贊揚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應得的。這是為什么呢？希腊“天才”的基礎又是什么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這里所說的天才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指的天才；因為遷移到巴爾干半島南部的印歐人不會恰好在遺傳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東、印度或西歐的印歐人。所以，只有將希腊人的歷史發展与定居歐亞其他地區的印歐人的歷史發展作一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比較的結果，對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兩點解釋。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處，但是，還沒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地步。實際上，希波戰爭的主要意義就在于，戰爭的結果使希腊人能同時做上述這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城邦的出現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個因素，因為城邦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證。應該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獨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處于較早發展階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區建立過相當于城邦的組織。約公元前302年希腊塞琉西王國派往華氏城的大使麥加斯梯尼曾承認，在他當過大使的孔雀帝國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給并入開始控制印度半島的地方君主國。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們的城邦達數世紀之久。 一個原因是，希腊地區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礎（見本章第一節）。另一原因是，希腊多數城邦都享有直接通達大海的便利，使它們不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來促進，而且能維持并發展自己的經濟。确實，希腊人為各自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間彼此征戰不休，最終導致外部世界強加的統一，先來自馬其頓，后來自羅馬。但是，作為回報，他們在各自的城邦內享受到好几個世紀的自由；而這，似乎至少是希腊5世紀迸發出巨大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古典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樣，大量借用過去的文明——如中東文明。不過，希腊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教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征。這些特征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希腊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在這一方面，連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見絀；旅行時，他們總是保持著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圖在《辯訴篇》中寫道，蘇格拉底主張，凡是為一個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為錯誤的東西，就不應該去想、不應該去做，哪怕受到當權者或任何法庭的強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蘇格拉底還指出了自由辯論對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受審時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辯就是以這一觀點為基礎。他說： 現在，雅典人，我要爭辯，可不象你們想的那樣，為我自己的緣故，而是為了你們。……因為你們要是殺死我的話，就不易找到另一個象我這樣的人；假如允許我用一個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總是整天地、到處地釘住你們不放，喚醒你們、說服你們、指責你們。……我要讓你們知道，要是殺死象我這樣的人，那么，對你們自己的損害將超過對我的殘害。 這种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獨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強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腊人所獨有的；他們堅信，人活著，最主要的事是完滿地表現此時此地人的個性。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結合，使希腊人能夠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各种問題，并在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義。 希腊人這些獨有的特點在他們的宗教思想和習俗中清楚地反映出來。希腊人把他們的神看作實際上是和他們自己很相似的，區別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長壽、更美麗。由于信奉這樣的神，希腊人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統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無憂無慮、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諸神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种平等交換的關系；他們祈禱和獻祭的目的，是指望諸神能對他們表示好意。正如希羅多德所說，這种宗教關系是通過“普通的神龕和祭品”而不是通過教會組織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來維系的。盡管荷馬的《伊利亞特》和赫西奧德的《神譜》概述了當時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從未系統地提出過共同的宗教教義或編出一部宗教經典。拿希腊宗教与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宗教相對比，希腊宗教的這一特點顯得非常明顯。据美索不達米亞人對事物起源的解釋，人類是主神特地創造出來、為諸神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的。因而，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等責任實際上也就构成人類存在的理由。這与公元前6世紀希腊哲學家色諾芬尼的觀念是多么不同。他說： 人認為，神也是生出來的，會說話，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馬或獅子也跟人一樣，有手，能用手畫畫，能從事藝術活動，那么，馬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馬，午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牛，每一种動物都會把神的身体描繪得跟自己一樣。埃塞俄比亞人說，他們的神是黑皮膚、扁鼻子；色雷斯人說，他們的神是藍眼睛、紅頭發。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滲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釋了物質世界、日常獻祭活動和各种社會制度，也是激起詩人和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一個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廟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許多人專從事于發展某种特殊的技藝，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緣故。最先成為有技術的醫生的那些奇跡創造者，就是在科斯島上在崇拜傳說中的醫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個。他寫的醫學論文极度客觀，他對每一病例的診斷都以客觀觀察為根据，避免將疾病的起因或治療与巫術混為一談。在論及“圣”病羊癇瘋時，他寫道：“我覺得，這种被稱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樣，有自然的原因。人們之所以認為它神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它。……實際上，所有事物在這方面全一樣，都有前因可找。” 同樣，演員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先是演戲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儀，進而漸漸地創作出意義深遠的悲劇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劇。這种文藝只有在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才能發展起來，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節日，便由國家出錢上演劇本，并組織公民集体觀看。雅典戲劇發展的平衡和正常狀態應歸于劇作者与觀眾的密切聯系。埃斯庫羅斯在取得薩拉米斯戰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該戰役所改編的《波斯人》一劇。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劇中常常提到諸神，可是他主要關心的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各式各樣的人——高尚而可欽佩的人、面臨自己所不能駕馭的力量的人、作惡多端的人、受到嚴厲懲罰的人。俄狄浦斯面臨大難時勇于受苦的英雄主義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創作的悲劇的實質，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義，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臨的一些問題。 如果說索福克勒斯對傳統的宗教很不感興趣，那么歐里庇得斯則是持積极怀疑的態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諸神的缺點，諷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長于批評，是個一心一意為那些不受歡迎的事業而奮斗的戰士。他支持奴隸和外國人的權利，极力主張婦女解放，抨擊對戰爭的頌揚。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劇充滿對社會的譏諷。他本人是個向往美好的舊時代的保守主義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領袖和政策。在《呂西斯忒拉忒》一劇中，他描述了一群婦女，因被沒完沒了的殺戮嚇坏了，拒絕和他們的丈夫同房，直到他們放棄戰爭為止。在《騎士》一劇里，阿里斯托芬通過一個將軍試圖勸服一個賣香腸的人去奪取民主派的領袖克里昂的職位，嘲諷了民主制度。 賣香腸的人：請告訴我，象我，一個賣香腸的人，怎樣才能成為那樣的大人物？ 將軍：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經具備一切應有的條件：卑賤的出身，受過在市場中買賣的鍛煉，蠻橫無禮。 賣香腸的人：我想我還不夠格。 將軍：不夠格？看來你似乎有一顆非常好的良心。你父親是一位紳士嗎？ 賣香腸的人：老天爺作證，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無賴。 將軍：幸運儿！你要擔任公職的話，已有一個多么好的開端啊！ 賣香腸的人：可我几乎不識字。 將軍：唯一麻煩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或者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錯過這個絕好机會。 希腊藝術也是城邦文明獨特的產物。由于神廟成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藝術和建筑在神廟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現。這些神廟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護神的住處，如雅典衛城的圣地帕台濃神廟就是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諸神的廟堂均用雕刻加以裝飾。雕刻大師如菲迪亞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僅在神廟的牆壁和三角牆上進行雕刻，而且也為神廟內部塑造雕像。他們的作品与后來的羅馬雕刻的現實主義大不相同，帶有綜合性，即只是強調表規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個個模型照搬。談到希腊雕刻；也不應忽視希腊硬幣，它們為這一時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總之，希腊的一切藝術都体現了希腊人平衡、和諧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將帕台濃神廟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達米亞的塔廟，或者比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時以前中東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較，這一點就顯得更加明顯。 同樣的對比也明顯地存在于哲學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質這一問題上，公元前6世紀小亞細亞沿海的愛奧尼亞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首先起來向傳統的超自然的解釋挑戰。他們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組成的”這一根本問題。泰勒斯推測万物始源于水，因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認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為火非常活躍，能轉變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張气為万物的始基。他論證說，气稀薄化，便成為火；气逐漸凝聚就決策成為風、云、水、土、石頭。据現代科學看來，這些觀點似乎是朴素的，但重要的是，他們不求神的幫助，是通過自由地運用理性來提出問題、尋找答案。這一時期的希腊人還以同樣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在天文學方面的觀測資料，并將其中的占星術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處于經驗主義階段的數學知識，他們也汲取了，并加以發展，使其具有很有條理的邏輯結构。 約公元前5世紀中葉，隨希腊社會的情況日漸复雜，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注意中心從物質世界轉移到人和有關人的各种問題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羅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決沒有絕對真理可言。對人的強調使智者派遣責奴隸制度和戰爭，并支持民眾的大部分事業。但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希腊人，特別是那些保守派，對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很顧忌，擔心它會危及社會秩序和道德。蘇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當時腐敗的政治和沒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則使他深為憂慮。他永無休止地和朋友們談話，發展起一套辯證科學，即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見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認的真理。他堅持認為，用這种方法可以發現有關絕對真理、絕對善或絕對美的觀念，而這些觀念与成為個人放縱不羈、公共道德敗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大不相同，將為個人行為提供永久性的指導。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貴族，他和他的朋友們引雅典為自豪，可對雅典人民并不信任。當雅典民主政体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時，這种不信任加深而為仇恨。因此，柏拉圖的目標是要實現一個既能維持貴族特權、又可為貧苦階級接受的社會。他的“理想國”把人分為四等：護國者、哲學家、士兵和勞動群眾。這种等級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圖用一則神話即“高尚的謊言”作為其理論根据，這則神話說，這四個等級是神用金、銀、銅、鐵四种金屬創造出來的。柏拉圖曾希望敘拉古的統治者能接受他的學說，付諸實踐，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繪一批批弟子講學，達40年之久。他教導弟子們說，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樣事物都是相應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個現實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圖認為，善不是變動不盡的現實世界的知識，而是真實的理念世界的知識。 這一歷史時期的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是亞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開始時是柏拉圖的弟子，但是，老師去世后，他創辦了萊森學院。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收集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是一位邏輯學家和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哲學家。他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識涉及的知識領域之廣泛，可以說，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的卓越貢獻主要在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和人文學科諸領域，他實際上是這些學科的創始人。作為一個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尋求自然界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秩序。他認為，整個自然界，最低級的是礦物，位于礦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動物，人類處于最高級。他將人類社會的各個階級与自然界的各個等級相對應，從而證明，人類划分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隸是天經地義的。他說： 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服從，另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統治；……戰爭的藝術是一門關于獲取的自然藝術，因為它包括狩獵；是一門用來對付野獸和那些生來應該受統治、卻不愿服從的人的藝術。這种戰爭當然是正義的。 論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他們敘述了他們那個時代各种激動人心的事件，并在敘述過程中，創立了一种新的文學類型——歷史。希羅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淪于波斯人統治下的小亞細亞的希腊人中間，以后來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慘敗的雅典。希羅多德把雅典人的這一重大胜利歸因于他們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歷史》一書是最早謳歌民主政体的一篇偉大的領辭。這部作品隱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贊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話來說明。那位希腊人在對波斯國王談及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么，他們就做什么；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戰逃脫，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胜敵人，或者死于敵手。” 与希羅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寫的歷史是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在這場戰爭中，雅典經過27年的苦戰，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羅多德頌揚了雅典的胜利和榮耀，而修昔底德則分析了雅典的失敗和苦難。毫無疑問，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將軍，領導過雅典軍隊。但是，他堅決抑制自己的情感，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實事求是地弄清這場災難的原因。雖然他從未用過社會科學一詞，不過，他的某些話實際上已表明，他正在試圖創造一門社會科學。他寫道： 關于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确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听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親自看見的，或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于記憶的不完全。我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胜，因為書中缺少虛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么，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眾多領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須指出他們的一些缺點。這就是，婦女的社會地位很低；奴隸們受到剝削；雖然奴隸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數，但他們絕無雅典公民權。所有這些情況都是真實的，但無關大局。評价古典希腊，應該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應該依据現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烏托邦的標准。 在公民權這一問題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一樣，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統的人才能成為公民，外邦人居留時間再長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來的移民，只要他們愿意，隨時可以离開，但許多人還是長期地居住在雅典，為收養他們的這座城市慷慨地貢獻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雅典的滿意和忠誠。同樣，奴隸制度盡管造成許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書將予以分析），但并沒有象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絕大多數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沒有奴隸，靠當農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謀生。常有人說，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隸來養活，能夠整天看戲、擔任公職、討論哲學和政治，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評价古典希腊，不應看它哪些沒做到，而應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這條標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貢獻及其歷史意義也就极其明顯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論和實踐，多种形式的藝術、文學和哲學思想，對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心的強調——所有這些构成了希腊留給人類的光輝遺產。 四、希腊化時代，公元前336-31年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個中東，形成一個新文明；希腊化時代一詞就來源于這一新文明（見第七章第三節）。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繼承其父親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嚴厲地鎮壓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認他的統治；接著，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領馬其頓士兵向東方的波斯人發動進攻。渡過赫勒斯滂海峽后，首先侵占小亞細亞，然后攻占敘利亞、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330年，占領大流士的國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個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繼續東進至興都庫什山和大夏，再從那里向印度進發，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們拒絕再前進，亞歷山大才不得不從印度退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思惡性虐疾病逝，終年33歲。 亞歷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將為爭奪對大帝國的控制權而長期彼此征戰；到公元前3世紀初，形成三個王國。一是馬其頓王國，它回复原狀，成為一個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國，雖未能直接統治其南面的希腊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這些地區。另外一個是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埃及王國，它自然資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堅固的屏障，是三個王國中維持最久的一個。最后一個是塞琉四王朝統治下的王國，它由帝國的亞洲諸行省組成，是三個王國中疆域最廣的一個。正因為這些王國擁有大量土地物產，它們只得跟周圍許多敵人進行連續不斷、難以取胜的戰爭。它們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讓給印度國王旃陀羅笈多（見第九章第三節），接著又將小亞細亞割与凱爾特族入侵者，將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割与帕提亞人。最后，公元前1世紀，羅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舊帝國遺留下來的行省，征服了馬其頓和埃及，從而結束了希腊化時代。開始了羅馬時代。 雖然亞歷山大的帝國是短暫的，但繼其而起的諸王國卻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個世紀；在這期間，中東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亞洲諸行省土地富饒，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會；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員、教師、專門職業者和雇佣兵受這些机會的吸引，從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從而，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個實際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創造物——奠定了基礎。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漸衰微，所以政治結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希腊城邦為了生存下去，試行建立同盟。亞該亞同盟包括除斯巴達以外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各城邦，埃托利亞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個希腊中部。雖然它們常給描繪成聯邦組織，但實際上只是些中心權力机關沒什么權力的同盟。它們過于軟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諸城邦在羅馬軍團到來之前，只能在鄰近一個或另一個帝國的勢力范圍內活動。 就后起諸王國的城市來說，它們与古典時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們內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間的區別而分裂。而且，它什總是完全從屬于一個或另一個帝國。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國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國君而遭難，城市無能為力。實際決定不是由公民大會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戰場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積聚財富，貪圖享受，讓貧民和奴隸自己設法謀生。于是，舊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會內聚力為自私自利和階級斗爭所取代。 經濟狀況和經濟制度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希腊本土不僅政治晦暗，而且經濟衰落。過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來換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糧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紀時，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來，發展了自己的工業、葡萄園和橄欖園。如前所述，這些母邦曾与19世紀的歐洲相似，經歷過早期的繁榮；而現在，它們的發展已受到它們從前殖民地的阻礙，正象19世紀以后，歐洲的發展受到美國和蘇聯的阻礙一樣；而且，這兩种情形實質上都起于同一原因。 雖然希腊本土經濟衰微，但許多希腊人卻因移居如今向他們開放的中東而致富。他們以冒險精神和先進的商業、金融方法作出許多貢獻。他們發現了波斯王朝積蓄的大量金銀財寶，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廣泛地使用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車、螺絲鑽子和水壓机等技術發明。希腊人還掌握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和國營企業，包括灌溉系統、礦山、采石場、鹽田、“皇田”和制造華美織物和陶器的工場。結果，地區經濟一体化發展，地區貿易和生產率獲得相應增長。不過，收入的分配极為不當。雖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長大發其財，但奴隸數目增加，自由勞動者的地位下降。總之，這是一個不僅生產率不斷提高，而且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沖突日漸加劇的時期。伊索克拉底寫道：“那些占有財產的人宁可將財產拋入大海，也不愿資助窮人。那往最貧窮的人不滿足于奪取富人的財產，而要剝奪他們的全部財富。” 希腊化時代的普通人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沖擊。隨著許許多多的人被逐出傳統的環境，他們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過去，在舊城郊，生活比較簡單。法律、道德、宗教和義務全有明确規定，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發現自己處于一個無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階級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統治者采用諸如救世主和保護人一類的稱號，努力培養個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決問題。每個人都仍然面臨著面對當時壓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該如何處世立身的問題。 知識分子的反應傾向于擺脫俗務，由理性轉向神秘主義。這反映在當時頗為風行的傳奇式的冒險活動和烏托邦的文學中。作者們描述理想社會時，描繪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盡頭五彩繽紛的仙境。這一時代的小說中，描寫印度洋島上的烏托邦社會的小說特別受歡迎。這些烏托邦社會有幸享有能滿足一切物質需要的天然財富，居住在島上的人過著“簡單而有節制的生活……沒有妒嫉和斗爭”。這种逃避現實的傾向也反映在當時諸如犬儒主義、怀疑主義、享樂主義和禁欲主義一類哲學中。這些哲學雖然有許多方面殊為不同，但通常關心的都是追求個人幸福，而不是社會福利。它們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軟弱無力的人能順從這個經濟不穩定、充滿戰爭的世界中的變化無常的生活。 如果說哲學是有教養的上流社會的宗教，那么下等社會的宗教則很不相同。下等社會信奉源自東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諾斯替教、埃及的母親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這些宗教都允諾來世的靈魂得救；都令人寬慰地保證天國的到來，以滿足遭蹂躪的群眾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現世主義和理性主義現在讓位于神秘主義和修來世。 考慮到哲學和宗教的這些趨向，會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時代在科學方面取得的進步超過了17世紀以前任何別的時期。這部分地是由于亞歷山大征服提供了經濟良机。大大擴展的市場激發人們改進技術、增加產量。后起諸王國間以及它們与外部強國間連繼不斷的戰爭產生了對較复雜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學与中東科學（不僅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科學，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印度科學）間的直接交流也同樣起了促進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國家的馬其頓統治者是在希腊學問享有盛譽的气氛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慷慨地支持科學研究。埃及的情況尤其如此。埃及的亞歷山大圖書博物館實際上是歷史上最早由國家供養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實驗室、解剖室、植物園、動物園和一個藏書達50万至70万冊的圖書館。當時，曾發生早級“人材流失”的現象，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哲學家、數學家、醫生、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天文學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藝術家和詩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勵人的气氛、极好的設備、免費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紛紛來到埃及。 數學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歐几里得。他的《几何原本》從公理和公設出發，用演繹法敘述平面几何學，使大部分數學知識系統化。在天文學方面，希帕恰斯發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儀器，并編制了最早的星座圖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時代的天文學知識編輯而成的書，是文藝复興時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權威性著作。最有獨到見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個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規模，認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陽而不是地球。他的觀點，支持的人寥寥無几，被看作与日常經驗相違，是邪惡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說”体系在整個中世紀時代仍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天文學的進步促進了科學地理學的發展。主持亞歷山大博物館的埃拉托斯特尼計算地球的周長，得出地球圓周為24700哩；這距實際數值僅相差250哩，直到18世紀才得到訂正。他還畫了一張標明緯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圖，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漲落推斷出諸海相連，歐洲、亞洲和非洲組成一個巨大的島嶼。 希腊化時代，科學的卓越貢獻多半在醫學和力學方面。博物館鼓勵人們從事解剖學研究，因而醫生們現在首次了解到心髒在血液循環中的作用、脈搏的重要性、感覺神經和運動神經的功能以及人腦的腦回。這方面的知識，大都是通過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醫學家加倫傳布開來；他的著作給人以深刻印象，以致醫生們不敢對他表示疑問、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力學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靜力學即后用來檢驗金屬純度的浮体定律的創立者。他還發明了精巧的戰爭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輪和杠杆原理；關于后者，据說他有一句豪言：‘給我以支點，我能翻轉地球。” 總之，希腊化時代的歷史意義在于：它打破了歷史上形成的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模型，使它們合二為一。現在，人們首次想到把整個文明世界當作一個單位——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起先，埃及人和馬其頓人是以征服者和統治者的身份去東方的，他們強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這過程中，他們自己也發生了變化，使隨后產生的希腊化文明成為一個混合物，而不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植物。最后，東方的宗教也傳播到西方，大大地促進了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歐洲的轉變。 五、早期共和國，至公元前264年 公元前217年，希腊舉行一次和平會議，試圖結束諸城邦間連續不斷的戰爭。埃托利亞同盟的一個代表在談到羅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間的巨大斗爭時警告說，無論誰獲胜，都會成為對希腊的威脅。“因為即使對于我們中間那些不很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來說，也是很明顯的：在這場戰爭中，不管迦太基人打敗羅馬人，還是羅馬人打敗迦太基人，戰胜者絕不可能滿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島的統治權，他們肯定會來這里。”這一警告有先驗之明。和平暫時獲得了，但不出五年，戰爭又爆發了。在以后的百年里，羅馬擊敗迦太基，轉而東進，先是強迫馬其頓和希腊城邦，最后是強迫整個希腊化東方，接受它的統治。 這一如此深遠地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意大利城市的起源是什么呢？若觀察希腊人和羅馬人的早期歷史，會注意到它們兩者間實際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歐語系的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爾干半島進入希腊那樣，印歐語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島抵達台伯河的南岸了羅馬是那時形成的拉丁社團中的一個，位于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橋的地勢最低處和小船能夠抵達的地勢最高儿其戰略位置頗同泰晤士河旁的倫敦，使羅馬從一開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于經營商業和接受外來影響。 主要的外來影響來自從海外移居意大利的兩個文明民族——埃特魯斯坎人和希腊人（見第七章第二節）。埃特魯斯坎人可能來自小亞細亞，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們的統治被推翻之前，他們將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諸神，有關拱門和拱頂的知識，以及通過檢查動物內髒來占卜的典型的東方習俗傳給了羅馬人。希腊人出現于埃特魯斯坎人之后不久，他們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廣包括塔倫坦、敘拉古和那不勒斯。他們對拉丁人的貢獻有字母表、若干藝術和神話、某些宗教觀念和習俗，其中還包括識別羅馬神和希腊神——希腊神話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彌斯即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約公元前500年，羅馬驅逐了它的最后一個埃特魯斯坎國王，開始了獨立城邦的生涯。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圍請民族，控制了從亞平宁山脈到海岸的整個拉丁平原；羅馬城邦形成時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市的制度相似。最初，國王擁有帝權即最高權力，只有由貴族組成的咨詢委員會和僅能對立法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民眾大會對國王具有一定約束力。后來，如同在希腊那樣，君主政体被廢除，貴族成為社會的統治者。從前由國王掌握的帝權這時轉到兩名執政官手中；執政官由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總是由貴族擔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關，也是貴族團体，甚至在接納若干平民后其性質仍然不變。 當羅馬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業，即征服和統一整個半島之后，羅馬和希腊城邦的發展出現了很大不同。羅馬能夠制服意大利半島，而諸希腊城邦卻沒有一個能統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說整個巴爾干半島了，這是為什么呢？一個原因是兩者地形顯著不同。巴爾干半島山巒重疊，實際上，“巴爾干”這一名字就是從土耳其語的山脈一詞派生而來的。希腊到處是交叉重疊的山脈，而意大利卻只有一條南北走向、中間沒有橫斷山脈、不難翻越的亞平宁山脈。因而，意大利半島沒有給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地區，相應地更易于統一和保持統一。例如，由于沒有象巴爾干那樣的山脈，羅馬公路网，尤其是尾隨意大利靴子從羅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烏大道，將整個意大利聯結成一体。實際上，阿庇烏大道現仍存在，1943年英國和美國軍隊在意大利南部登陸時還使用過。 羅馬人獲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對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開明。早先，雅典征收貢物，且從不擴大其公民權的授予范圍。而羅馬，則准許半島約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權，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權。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僅在于不能控制外交事務，不能強征人們服兵役。這一政策挽救了羅馬，因為在迦太基的漢尼拔在半島上轉戰南北、所向披靡的關鍵性几年里，羅馬的意大利諸同盟者仍對羅馬保持忠誠。 最后，羅馬人獲胜還由于他們擁有优勢的兵力，發明了高明的戰略。在与鄰邦作戰時，他們認識到，傳統的由8000人組成的方陣過于龐大，難以指揮，尤其在多山地區作戰時。所以，他們將軍隊組織成120人一支的“支隊”；30支支隊，即360O人，組成軍團。軍團還配有騎兵保護其側翼。除傳統的頭盔、盾、長矛和劍之外，羅馬人還用有效的進攻武器即鐵尖標槍裝備軍團。作戰時，軍團士兵先從遠處將標槍擲向敵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敵人隊形的缺口進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羅馬人贏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進，兵臨地處半島“胸背”、繁榮的希腊殖民城市塔倫坦城下。塔倫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魯斯的國王，被漢尼拔譽為其將才僅次于亞歷山大。皮洛上獲得兩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擔不起為此付出的重大損失，而羅馬人雖然損失更為慘重，卻有75万意大利戰斗人員作其后備。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臨走時，他頗有見識地說：“我為羅馬和迦太基留下一個多好的戰場！”僅過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羅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島交戰。 在論述布匿戰爭——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詞叫布匿克斯（punicus），故名——之前，須先提一下羅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由于平民們曾為得胜的軍團提供人力，所以他們處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讓步的有利位置。當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絕時，他們就采取罷工這种新穎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滿足為止。平民們運用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個好處是，有權選擇被稱為保民官的官吏來保護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會選舉產生，平民大會還關心有關群眾的其他事務。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讓步包括：寫下法律條文，公諸于眾；限制任何個人所能擁有的土地的數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羅馬正在經歷一個民主化的過程。可以想象，這一民主化過程原本會使羅馬最終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民族國家。不過，這种可能性即便實際上是存在的，由于現把羅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對外戰爭，也會被有力地消除。戰爭將羅馬改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不過，戰爭也深刻地改變了羅馬國內的制度，民主化趨向的夭折是許多災難中的一個。 六、后期共和國，公元前265－27年 羅馬從一個意大利共和國轉變為一個偉大的帝國，是突然而惊人的，這使人聯想起亞歷山大的征服。确實，馬其頓和羅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來解釋它們的暴發性擴張。它們都發展起优良的軍用器械和軍事技術，而且，与波斯帝國和清后起的希腊化國家不同，后者社會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卻都享有社會生气勃勃、團結成一体這一极其重要的优勢。 羅馬的勁敵迦太基原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當亞歷山大于公元前332年擊滅提爾時，它已發展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由于迦太基几乎壟斷了地中海西部的運輸貿易，它逐漸變得富裕、強大起來。它倚仗活動范圍廣闊的艦隊和雇佣軍，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島西部。最初，羅馬和迦太基之間沒有任何直接沖突，原因很簡單：一個是陸上強國，另一個是海上強國。但是，當羅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時，沖突發生了：西西里島距羅馬人新獲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對西西里島的影響日漸增長，使羅馬人深為憂慮。 第一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241年）迫使羅馬人第一次轉向海上。他們建立起一支海軍，通過變海戰為甲板上的戰斗，頑強地挫敗迦太基人，奪取了西西里島。這時，兩大強國間的殊死斗爭已不可避免。羅馬花了20年時間征服波河流域的凱爾特族部落，從而增加了農民士兵的后備軍。迦太基為了補償西西里島的喪失，就加強對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為基地，迦太基偉大的戰略家漢尼拔干公元前218年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大膽入侵意大利，從而開始了第二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18-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戰役中，尤其在偉大的坎尼戰役（公元前216年）中，擊敗羅馬人。可是，羅馬同盟軍對羅馬的忠誠使他未能獲得最后胜利。當羅馬軍在迦太基附近登陸時，所向無敵的漢尼拔奉召從意大利返國馳援，在本國終遭失敗。羅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對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締結和約，結果，僅保留一小塊本國領土、城牆和十艘艦只——僅夠驅逐海盜。迦太基人盡管道到這一災難性的失敗，可在經濟上卻獲得非凡的复蘇。但是，這只能使羅馬惊恐，無情地發動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146年）。結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徹底的毀滅，殘存人口悉數淪為奴隸。 隨著這三次布匿戰爭，羅馬進入一個連鎖反應：征服導致進一步的征服。一個原因是羅馬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頭號強國。此外，征服能帶來明顯的好處，從每個新行省可獲得源源不斷的戰利品、奴隸和貢物。最后，挑戰和投入戰斗總是不可避免地与遼闊的帝國疆域相聯系。例如，馬其頓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援助漢尼拔，所以，羅馬滅掉迦太基后。就轉而攻擊馬其頓。接著而來的馬其頓戰爭只是羅馬人在中東几大強國——馬其頓、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亞同盟和亞該亞同盟——之間巧妙地挑撥离間所引起的一系列戰爭中的頭—場。 這樣，羅馬人迅速地接連蹂躪、并吞了馬其頓、希腊、小亞細亞的帕加馬、比希尼亞和西利西亞，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最后，于公元前31年并吞埃及。羅馬人還以這一方式接管了東方諸后起的希腊化國家，不過在亞洲，他們僅在地中海沿岸一帶獲得若干行省。整個內地則淪陷于帕提亞，因而帕提亞成為羅馬在東方的主要對手。當時，尤里馬斯·凱撒有很高的聲威，他（于公元前58一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峽与地中海之間的整個高盧。最后，公元1世紀時，羅馬開始對不列顛的長期占領，并在克萊德灣和福斯灣之間修筑一道防御工事，鞏固占領地。羅馬人在北歐的統治范圍大抵如此。 羅馬對待新獲得的行省并不象早先對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樣寬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諸行省總督只要向羅馬本國送交大量的貢物、稅款、谷物和奴隸，就可以為所欲為。結果，引起肆無忌憚的剝削和敲詐勒索。西塞羅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總督蓋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島（公元前73－71年）的惡政，這种惡政在當時是很平常的，并不罕見。他說： 通過新的、無原則的管理，從農民錢袋中榨取無數的金錢；對待我們最忠實的盟友，就象對待民族之敵一樣；折磨和處死羅馬公民，好象他們是奴隸一般；罪大惡极的罪犯可以用錢買得無罪釋放，而最正直、最誠實的人卻未予審問即被判罪、受到放逐；听任設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盜和冒險家的攻擊。讓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們的盟友和朋友給活活餓死；尤使我們民族蒙受巨大恥辱的是，裝備精良的艦隊被擊毀，化為烏有。著名的古代藝術品，其中有些還是富有的國王們的禮物…全被這位總督劫奪、掠去。他不僅如此對待城市的雕像和藝術品，而且還掠奪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個神，其神像的制作工藝超過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藝術价值，那他就決不會留給西西里人民。 羅馬本國几乎和外部屬地一樣，受到這些政策的不利影響。意大利許多小農由于漢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戰爭期間長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產。廉价谷物和成群奴隸又源源不斷地從征服地流入羅馬，故農民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賣給新的极其富有的階級。那些富人們急欲積聚大地產，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經營農業仍是有身分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職業。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紀時，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隸們勞作的大庄園不斷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流入城市，住在肮髒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隸們競爭可能得到的工作。官方關心的只是向他們提供“面包和馬戲”，以免發生騷動。城市生活盡管也不安穩，但至少是令人興奮、有吸引力的。雖然詩人們大聲贊美鄉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農民們自己并不這樣認為，仍繼續成群結隊地涌向當時的歷史學家薩盧斯特稱之為“公共廁所”的羅馬。 羅馬帝國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經濟方面一樣，也是苦澀的。早期的民主化趨向團元老院在海外指揮的戰爭節節胜利、其威望和權力大大增加而轉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層民眾也不再成為民眾政府的基礎，因為他們總是樂于出賣自己的選票或支持那些答應解脫他們困境的煽動者。此外，軍隊的性質也起了變化，成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國的職責要求建立一支大規模的常備軍，征召有產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滿足帝國的需要。所以，凡是志愿當兵的皆可入伍，破產農民開始長期服兵役。結果，羅馬軍團由平民軍隊變為職業軍隊。現在，士兵們首先忠于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的指揮官；他們指望從指揮官那里分得一份戰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將軍們愈來愈開始把交給他們指揮的軍團看作自己的附庸軍，利用附庸軍來大發個人之財。 帝國的擴張也給文化帶來破坏性影響。原先，羅馬人傳統的美德也就是貧窮、勤勉的農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當大量財富開始源源涌入首都時，有關節儉、禁欲和勤勞的古老說教很快給遺忘了。瘋狂地爭奪金錢，暴發戶故意炫耀的揮霍浪費，以及對人類一切社會准則的冷漠無視，成為共和國末期的主要特征。當時有人曾抱怨說：“羅馬已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在那里，情婦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魚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從公元前146年布匿戰爭結束至公元前27年羅馬共和國結束這一時期是一個充滿危机——階級斗爭、奴隸起義和不斷增多的軍人對政治的干預——的時期。開始時，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蓋約·格拉古勇敢地進行了一場改革運動。他們試圖利用店已由競選獲得的保民官的地位來實施溫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頭政治的執政者堅決反對，并不惜使用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連同他的支持者約300人一起被殺。過了12年，蓋約也被迫自殺，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統治。 格拉古兄弟的結局說明，任何領袖人物若無优勢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獲胜。因而，現在登上歷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長期邊境戰爭中贏得民眾喝采和支持的將領們。戰胜北非努米底亞部落的將領馬略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与在小亞細亞打敗米特拉達悌國王的蘇拉相對立。在蘇拉使自己成為羅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們兩大派展開事實上的內戰達數年之久。蘇拉于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歷史上充當的政治裁決者的角色。實際上，此時的元老院已勢力強大、大權獨攬，使羅馬僅僅是名義上的共和國。不過，擁有最高權力的元老院并未能穩定局勢。公元前73年，偉大的斯巴達克奴隸起義爆發，并一時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不過，最后還是財力雄厚的帝國獲胜。斯巴達克在戰斗中陣亡，通向羅馬的大道兩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達克的追隨者。 羅馬及其帝國之所以能幸存，是因為建立了能吸收社會各分子的力量的個人獨裁統治。雖然這一點現回顧起來很明顯，但尤里烏斯·凱撒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當時已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并付諸行動。凱撒作為高盧的征服者而聲威顯赫，他還建立了一支強大、忠實的軍隊。公元前49年，他渡過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開的魯比孔河，在一系列輝煌戰役中擊敗了由其對手龐培指揮的元老院的軍隊。現在，凱撒成了帝國無可爭辯的主人。凱撒得到統治權后，原本會做些什么，我們不清楚，因為公元前44年，他被舊寡頭政治的代表人物謀殺。 凱撒死后，他的養子和繼承人屋大維与政治冒險家馬克·安東尼進行了一場長達13年的爭權奪利的戰爭。屋大維在亞克興角的海戰（公元前31年）中打敗了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從此他一人總攬政權。那時他才33歲，偉大的亞歷山大在這一年紀時已与世長辭，而屋大維則又活了44年；在這期間，他為帝國的黃金時代、長達200年的和平和穩定奠定了基礎。 七、早期帝國，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和‘大元帥”的尊象。 游覽者會注意到，在貧民居住的擁擠的住房里沒有任何衛生設備，替代它們的是精心設計的設有大理石座位、飾以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廁所。結果，帶來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便壺都放到街上。這种情況是常見的，羅馬法中多處提到這一習俗。還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沒有任何照明設備，遇到沒有月光的夜晚，整個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無人敢冒險外出，只有盲人們例外，因為他們外出時，有奴隸手舉火把護送，保護他們免遭強盜的攻擊。當時的詩人尤維納利斯嘲諷說，誰要是外出吃晚飯而不立下遺囑，就會受到別人的指責，說他粗心大意。 不過，我們想象中的游覽者也會發現，羅馬還有一些其他特點，尤其是少數富人和多數窮人之間的懸殊差別，是他們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羅雖然并不是元老院議員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擁有六幢別墅，每幢別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游覽者對戰爭英雄盧庫盧斯發表議論，說他夏天用的某幢鄉間別墅設計得很好，可不适于冬天居住，盧庫盧斯就會哈哈大笑道：“你難道認為我的感覺還遠遠不及鶴和鸛，不會隨著季節的變換而改變住處嗎？”另一方面，通常認為羅馬富人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上流社會傳統的行為規范和禮儀是譴責那些公開炫耀其生活腐化、行為無節制的人。實際上，當時上流社會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學，這种哲學強調忠于職守和人与人之間的兄弟相處、因而，羅馬上流社會的普通成員并非老是沉湎于縱酒宴樂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歡樂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較恬靜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們過的生活有無節制，反正和窮人的生活很不同。窮人們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資低。他們那擠滿人的住房都是些東倒西歪、易遭火災的建筑物，尤其是樓上，雖然房租較低，可得不到水。供給羅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條，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輸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噴泉。住后樓下的街道人來人往，嘈雜极了。小販大聲叫賣貨物，兌換錢的人敲著硬幣，修補匠敲打錘子，玩蛇人吹奏長笛，乞丐向過路人哀訴自己的不幸。夜間也不兩樣。由于白天禁止運輸車從街上通過，太陽一落，立即出現一長列由運貨馬車、馱畜和起馬車人組成的隊伍。据尤維納利斯說，這一夜間運輸使羅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們住到与世隔絕的別墅里去。他曾問道：“住在這种地方，有可能睡覺嗎？沿狹窄、彎曲的街道行進的馬車聲、赶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罵聲，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勞狄本人都無法入睡。” 這种環境下的生活所以尚過得下去，是因為國家提供了大量娛樂活動。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賽車和角斗賽。羅馬大競技場有14万個座位，是羅馬六個賽馬場中最大的一個。雖然駕駛賽馬的人出身微賤，通常是奴隸，但如果他們能一直得胜，也可獲得巨大聲譽和大量財產。街道和住房牆上貼著他們的無數張畫像。角斗賽在有5万個座位的羅馬大斗獸場進行，角斗形式多种多樣，場面殘酷。有些人讓各种凶猛的動物如熊、象、犀牛、獅子等互相拼斗或与持有武器的人相斗。還有些人讓通常裝備各种武器的角斗士互相格斗，直至倒地死去。特別使人震惊的是規模空前的大屠殺。在提留斯為羅馬大斗獸場舉行落成儀式的那一天，殺死了5000頭牲畜。圖拉真曾讓IO000名達契亞俘虜互相角斗至死。 羅馬豪華的公共浴室也為較好地度過閒暇時間提供了條件。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時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畝，卡拉卡拉時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畝。這种公共浴室當然比結构簡單的浴池要多得多。它們除提供熱水浴、溫水浴和冷水浴以外，還沒有鍛煉身体的設備、休息室、花園和圖書館。總之，它們是規模宏大的“運動俱樂部”，它們令人欽佩地促進了“健全的頭腦寓于健康的身体”這一思想。 最后，羅馬在這几個世紀里也是帝國文化的中心。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腊，尤其在文學、藝術和哲學諸領域（見第七章第三節）。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羅馬人因為愛好實踐，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貢獻。比較典型的是，羅馬人雖在理論科學上沒什么建樹，可在開挖溝渠、舖設下水道网、建造橋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層是置于堅硬泥土中的大石頭，中層為沙礫，上層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細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兩側的溝渠。這些出色的公路連同途中的橋梁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紀，有些甚至使用到現在。同樣，羅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圓形劇場、運動場和凱旋門等。 羅馬人在思想意識方面也許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是，他們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習俗。羅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O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銅表法》，是一部簡單、保守、代表農業民族的成文法。隨著商業和帝國的發展，生活愈益复雜，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滿足需要。外國人在羅馬可能遭到關押，他的財產可能被沒收，就是一個典型的問題。遇上這种情況，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存在這樣的觀念：一個民族無論去何處，總攜帶它自己的法律。羅馬人設立專門法庭來審理這類案件。多次審理的結果使他們認識到，外來民族中有許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則只有少數几條。因而他們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國法》，即國際法。他們認為這部法律對羅馬人与非羅馬人皆可适用。 羅馬人發展的最終的法律觀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觀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實踐，而是從斯多葛派關于有一個理性之神統治宇宙的思想中產生的。或者，用西塞羅的話來說，自然法超出于單純的風俗習慣或公眾輿論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來的，通過健全的理智方能發現，而且對所有的時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樣有效”。雖然法律專家們并不認為自然法無形中對羅馬民法起了限制作用，但是他們确實把它看作是人類立法應當順從的楷模。這一基本原則是羅馬的一個偉大貢獻，至今仍在起作用。實際上，羅馬法是后來公元6世紀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統化的，從而构成歐洲拉丁國家、拉丁美洲國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現存法律制度的基礎。 八、后期帝國，公元284-467年 羅馬的偉大時代隨著公元180年馬可·奧勒留的去世而告結束。他的前任們有一段時間是將繼承權傳給确有才能的養子們，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統治者得以一個接一個地上任。但是，馬可·奧勒留讓他的親生儿子康茂德作繼承人。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康茂德無視其作為帝國首腦應盡的職責，將大部分時間用于觀看車賽和角斗賽。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統治者絕大部分和他一樣不稱職。那時，奧古斯都為保護首都安全而創立的訓練有素、報酬优厚的禁衛軍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衛軍支持時才得以掌權。從公元235年至284年這一段時期里，有過近24個皇帝，可只有一個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會削弱邊境的防御。西方的邊遠行省遭到諸日耳曼部落的蹂躪，東方的邊遠行省受到薩薩尼亞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國的侵犯。 公元3世紀時，帝國的衰微由于堅強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們為加強帝國統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對各方面實行嚴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項，是應种种急需而逐步實施的。由于某些農田無人耕种，帝國就要求村庄為這些被放棄的土地交納集体稅。由于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帝國就頒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規定數千种商品和勞務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質量和勞務种類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斷猛漲，就將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間，利息率的高低取決于所冒風險的大小。某些產品的短缺引起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糧食和諸如鐵、青銅、武器、軍隊裝備以及馬等“戰略物資”。對這些方面的控制實質上一直擴大到等級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個士兵的儿子繼續當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樣，農業勞動者須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務農。這一趨勢后來擴大到被認為必不可少或后繼無人的各行各業。 在這一困難時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實行分區治理。帝國經濟狀況的惡化證明這樣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將國土一划為二，東半部歸他自己管轄，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當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個新都時，這一划分進一步強固了。新都選擇這一地點是很鼓舞人心的，因為這座不久后被稱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峽兩端狹窄而易于防守，并為抵達地處邊區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座偉大城市，成為羅馬和西部帝國滅亡后的數世紀里、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引以自豪的首都。 較后的數世紀里，給后世以深刻影響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國政府之間的關系有關。君士坦丁作出了通過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鎮壓基督教來謀求穩定和統一的重大決定。這表示歷時數世紀的對宗教的一貫態度和做法已告結束。帝國后階段，多變的日常生活使愈來愈多的人轉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尋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東方所發生的情況一樣（見本章第四節）。對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贊美神秘的東方諸神的各种宗教性團体為世界、行為准則以及如何免除罪惡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釋。 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為成功。它提出了“一個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義，來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羅馬諸神和廣為傳播的一种教的東方崇拜對象。基督教帶來了救世主耶穌——耶穌不是神話中提到的迷宮里的曖昧人物，盡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卻令人惊歎地過著塵世生活——的安慰：“我給你們帶來了所有人都將獲得极大歡樂的消息。”基督教還保證拯救信徒的靈魂，但是，它不是通過許諾一個星光燦爛的來世，而是通過基督本人复活所預示的個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過來。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基督教在一個混亂不宁的時代，在老百姓感到無家可歸、為生活所拋棄之時，提供了友誼。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們的聚會常被稱作‘阿加比”，意為希腊語中的“愛”。他們相互幫助，用自己的虔誠和克己樹立了一個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樣。因而，在舊秩序的法律和哲學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時，基督教為弱者和地位微賤者提供了順應潮流的東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羅馬城遭大火時，基督徒已數目大增，以致使尼祿相信，譴責基督徒為禍患、開始歷史上對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這僅僅使殉難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聲，驅使人們努力改變宗教信仰。在4世紀初對基督徒進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313年），承認基督徒不再為异教徒，准許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奧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實際上成為國教。雖然羅馬舊貴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場頑強的維護异教的戰爭，但到4世紀末，還是基督教占居統治地位。 正象皇帝們采納基督教是為了促進社會統一那樣，他們采用華麗盛大的東方宮廷禮儀也基于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稱號的奧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喬維安，意即朱庇特在塵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擺出付神圣的架式。自此以后，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里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因此，現在的朝廷儀式使皇帝顯得遙遠而不可接近。皇帝頭戴飾寶石的皇冠，身穿鎮金的紫綢長袍，所有臣民都須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數權貴在得到准許時可吻皇帝長袍的邊。帝國高級官吏也同樣享有榮華富貴——掌管財務的人成為“負責神圣的賞賜物的伯爵”，帝國議會被稱為“神圣的參議會”。 3世紀和4世紀的皇帝們采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實際上，他們确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他們作巨大努力的最后結果是延緩而不是避免了帝國的滅亡。從406年起，西羅馬的皇帝們已無力阻止高盧、西班牙和非洲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長期的大規模入侵。他們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蠻族人兩度洗劫羅馬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羅馬最后一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軍軍官奧多亞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志，但在當時，只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并沒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确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么。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因而，有位法國歷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确性，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后來合并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游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优勢掃除一切。歷史學家們估計，入侵意大利的東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万，占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么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机質性病是經濟。”實際上，這一“机質性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腊化國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它們都為生產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生產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陽歷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滯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于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雖然那里的奴隸制度從未象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里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后者拒絕接受預先注定的命運，那么象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操行業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机。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圣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可閒，宁愿讓他們繼續從事体力勞動。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隸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所采用。 占有奴隸的社會自然傾向于把体力勞動与奴隸相聯系，從而認為從事体力勞動有損于自由民的尊嚴；這种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古希腊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認為發明各种軍用机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几何學時的消遣。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腊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抽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并要他通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后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种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据是不可解決的。但是，柏拉圖卻极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坏了优秀的几何學，讓几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几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勞動介入，使几何學成為奴隸們從事的對象。結果，力學与几何學相分离，并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隸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后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奴隸制度對國內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隸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 帝國結构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里由于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遮蔽。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种种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于是，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构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机构，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价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后不久漲為20O多万個德拉克馬。面對這樣的通貨膨脹，貨幣變得毫無价值，在某些場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換。物物交換的趨向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后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庄園意味著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大庄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种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而大庄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隨著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机質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意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沖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意大利的谷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种量的四倍”。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后于東部的工業。意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机質性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羅馬帝國盡管滅亡了，可确也留下了丰富的遺產。最顯而易見的是物質方面的遺跡——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導水管、公路和橋梁。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產——歐洲的羅曼諸語言。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同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于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最后，“羅馬和平”曾帶來長達二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在此以后的數世紀里，正是這一傳統做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爭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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