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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德國和蘇聯——波蘭由于寇松線得到的補償——居民的遷移——7月17日波茨坦會議第一次全体大會——7月18日第二次大會——和新聞界的糾紛——各項和平條約起草的計划——“德國的含義是什么？”——我為流亡的波蘭人呼吁——關于波蘭西部邊界的討論——德國的糧食和東部各省——我強調急需一個解決方案——7月24日我會見了波蘭臨時政府人員——我主張自由選舉——7月25日同貝魯特談話。 在波茨坦會議上，我們面臨著的問題之中，對日戰爭的胜利既不是最難的問題，也不是影響最大的問題。德國已經打垮了，歐洲必須重建起來。士兵必須回家，難民只要可能，必須回國。尤其是，各國必須謀取和平，使大家能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即使得不到舒适，至少應有自由和安全。我不打算把我們在正式會議和私人談話中，關于壓在我們身上的許多迫切問題所交換的詳細意見加以复述。其中有許多到現在還沒有解決。英國為了波蘭而戰，但波蘭現在既不自由，又不平靜；德國還是分裂的，同俄國還不和睦。俄國取自波蘭的土地，波蘭取自德國的土地，德國和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我們的討論中，這些是凌駕一切的話題。因篇幅關系，這里所談的也只限于這些問題。 我們在雅爾塔曾有約定，俄國的西部邊界應該推進到波蘭境內的寇松線為止，因而一向承認波蘭也應當大体上從德國領土取得補償。問題是取得多少？它應該在德國挺進到多遠？關于這個問題，頗有不同的意見。斯大林要把波蘭的西部邊界沿奧得河推進到与西尼斯河合流處；而羅斯福、艾登和我堅持應該止于東尼斯河。三國首腦曾在雅爾塔公開約定，把這件事情就商于波蘭政府，并且留待和平會議作最后解決。 我們竭盡全力只能做到這個地步。但是在1945年7月里，我們面臨著一种新的局面。俄國已經把她的邊界推進到寇松線。 据羅斯福和我的体會，這意味著住在這條界線另一邊的三四百万波蘭人不得不向西遷移。現在我們遇到的一些事情比這些情況要坏得多。受蘇聯支配的波蘭政府也已經向前推進，不是到東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這個地區里，大部分住的是德國人，雖然已經逃跑了几百万，還有許多留在后面。我們怎樣來處置他們？遷移三四百万波蘭人已經夠麻煩的了。我們是不是還要遷移八百万以上的德國人？這樣的遷移即使認為可以完成的話，剩下的德國土地也沒有足夠的糧食來養活他們。德國的糧食大部分就是從波蘭人奪去的那片土地上得來的。如果這片地不給我們，那么留給西方盟國的只是已經遭到破坏的工業地帶和饑餓而膨脹的人口。就歐洲未來的和平來說，這是一個大錯，那個阿爾薩斯—洛林和但澤走廊問題，跟這個比較之下，顯得渺小了。總有一天德國人會想要回他們的領土，而波蘭人將無法阻止他們。 ※ ※ ※ 會議的第一次全体大會是在7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時舉行的。斯大林提議應該由總統擔任主席。我附議。因此杜魯門先生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會上提出了若干次要的問題。 杜魯門先生提議意大利應該加入聯合國，又提議英、俄、中、法和美國的外長應該起草各項和平條約和歐洲邊界解決辦法。我對于這兩個建議都有怀疑。我們的海軍在地中海雖然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我們對意大利仍是很友善的，在俄國要求從意大利艦隊中取得的十五艘軍艦中有十四艘就是由我們給意國的。但是我直率地說，英國人民輕易不會忘掉當法國的抵抗已經瀕于崩潰之際，在英聯邦最危險的時刻意大利對它宣戰；他們也不會忽視意大利在美國參戰之前在北非長期与它作戰。 斯大林對于邀請中國參加外長會議也同樣感到怀疑。為什么要它去討論一個主要屬于歐洲的問題？而且究竟為什么要有這個新机构？我們有了歐洲咨詢委員會，而且我們在雅爾塔約定要有定期的三國外長會議。另設一個机构徒然使事情复雜化，而且和平會議到底在什么時候開？總統堅持說，中國既然是世界安全理事會的一員，它對于歐洲問題的解決應該有發言權，他也承認新的聯合國机构將使“三大國”的外長會議討論的范圍縮得很小。在我看來，這一切似乎還嫌太早。我顧慮大同盟將歸于解散。一個對一切國家開放而事事主張寬大無邊的世界組織，將會變成松散無力。波蘭的自由選舉是個更迫切的問題，因此我提醒我的同事們這個實際問題還擺在我們面前。說到這里，我們就散會了。 ※ ※ ※ 7月18日下午5時，第二次開會的時候，我立即提出另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雖然不在議事日程上面，但是具有迫切重要性。在德黑蘭的時候新聞記者极不容易走近會場，在雅爾塔那簡直是不可能了。但是現在就在代表團所在地的外面，有一百八十個新聞記者以憤怒的心情在那里徘徊窺伺。他們擁有強大的武器，正在世界各地的報紙大事叫喊說他們沒有得到采訪的便利。斯大林問是誰讓他們進來的。我解釋道他們不是在代表團地區里面，大多數是在柏林。會議只能在安靜和秘密的環境中進行工作，這一點無論如何應該予以維持，因此我自告奮勇要去會見記者們，并且向他們說明為什么不能接納他們，為什么在會議結束以前不能讓消息泄漏出去。我希望杜魯門先生也能接見他們。新聞記者需要予以安撫，而且我想如果把開會的人需要秘密和安靜的重要性向他們說明以后，他們也會友好地情愿不進來。 斯大林動气地問新聞記者要些什么，杜魯門先生說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跟記者見面的代表。我們已經約定不讓他們進來，事情就听其自然罷。我順從了多數，但是我當時認為，現在還認為，如果公開向他們說明理由要好些。 隨后外長們拿出他們准備起草各個歐洲和平條約的計划。那個外長會議依然由總統所提出的五大國外長組成，但是限于曾在有關敵國的降書上簽過字的國家才得參与和議條件的起草。這一點我們都同意了，但是美國方面提議把這些條款送到聯合國去，我卻有所顧慮。我指出，如果這意味著要同聯合國的每一個成員國去商量，這個過程冗長而麻煩，我很抱歉難以同意。貝爾納斯先生說，我們确是這樣受到聯合國宣言的拘束，但是他和斯大林都認為提交聯合國討論，只有在五大國之間同意之后，才可實行。我就談到這里為止了。 以后是德國問題了。管制委員會的明确的權力、各种經濟問題、納粹艦隊的處置，都沒有為討論而作好准備。我問，“‘德國’的含義是什么？”斯大林說，“指它在戰后的現狀。” 杜魯門先生說，“1937年的德國。”斯大林說不可能脫离戰爭來說。那個國家已經不再存在。既沒有确定的邊界，又沒有邊界的守衛，也沒有軍隊，僅有四個占領區。最后我們同意把1937年的德國作為起點。這樣把問題擱置起來，我們又轉到波蘭。 ※ ※ ※ 斯大林隨即指出：“凡原來屬于波蘭而現在仍然在倫敦波蘭政府掌握中的股票、財產以及其他一切產業應立即移交給盧布林波蘭人，不管財產的形式怎樣，也不管這种財產經證明目前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人手里。”他又要把波蘭的武裝力量，包括海軍和商船，歸屬于盧布林波蘭人。這引起我講了下面一段話。 這副擔子擱在英國人的肩膀上。當他們的故鄉遭到蹂躪，又從法國被赶出去的時候，許多波蘭人躲避到我們這個島國來。倫敦的波蘭政府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財產。我說，我相信大概有二千万鎊的黃金存在倫敦和加拿大。這筆款項由我們凍結起來，因為那是波蘭中央銀行的財產。要把這筆存款解凍和移交給一個屬于波蘭的中央銀行必須按照移交的正常途徑。那不是倫敦的波蘭政府的財產，因此他們沒有權力提取這筆存款。倫敦當然有波蘭大使館，只要波蘭新政府愿意派出一位大使，那個使館立即可以供他使用——而且愈快愈好。 這樣說起來，有人要問那么在聯合王國的波蘭政府在過去的五年半里是怎樣開支的。回答是，它靠英國政府來維持； 我們對于波蘭人大約付出了一億二千万英鎊以供他們維持軍隊和在外交上的用度，并且使他們能夠照顧那些從德國人折磨下逃出來求庇于我們這島國的波蘭人。當我們不承認倫敦的波蘭政府而承認新的波蘭臨時政府時，我們商定所有職工在給与三個月的工資后，應一律遣散。如果不付這筆錢就把他們遣散，那是不對的，而這筆費用又落在英國人的身上。 隨后我請求總統容許我說明一件重要事情，因為我們關系到這件事的地位是特殊的，就是怎樣使曾和我們共同作戰的波蘭部隊复員，或把他們遣送回國。當法國陷落的時候，我們把愿意來的波蘭人全都撤退下來——約四万五千人——并且從這些人和從瑞士及其他地方來的波蘭人中建立了一支波蘭軍隊，最后達到了大約五個師的實力。在德國約有三万人的波蘭部隊，在意大利有由三個師組成的一個波蘭軍，他們在心理上高度激動，而精神上非常痛苦。全部波蘭軍隊，從前方到后方，共計約十八万人以上，他們在德國以及——在更大的規模上——在意大利曾英勇作戰而且紀律很好。在那邊他們曾受到嚴重的損失，并且能像在意大利前線的任何軍隊一樣，堅守著他們的陣地。因此這是与英國政府榮譽有關的事。當受過訓練的部隊极感缺乏之時，這些軍隊英勇地跟我們的軍隊并肩作戰。許多人已經犧牲了，即使我沒有在議會里提出保證，我們也希望會尊敬地對待他們。 斯大林說他對這一層表示同意。我接著說道，我們的政策是，不但要盡量說服軍人，而且也要說服前波蘭政府的文職雇員，使他們回到本國去，但是我們必須有一些時間以渡過我們的困難。 在過去的兩個月中，波蘭有了很大的進步，因此我誠意希望這個新政府的成功。這個政府雖然不能完全符合我們的愿望，卻有顯著的進步，這是三大國耐心工作的結果。我曾在下院中說過，如果跟我們一起作戰過的波蘭士兵中，有人不愿回去，我們將在不列顛帝國中安頓他們。當然，波蘭的情況越好，要回去的波蘭人就越多，而且波蘭新政府如果保證他們有生活出路，有自由，又不因他們過去的效忠問題而迫害他們，那對于事情即有所幫助。我希望隨著波蘭國內情況的不斷進步，這些人中間大多數將回到蘇聯軍隊英勇地解放的他們的祖國去，而變成良好的公民。 斯大林說他理解我們的問題。我們庇護了波蘭以前的執政者，盡管我們优待照顧他們，他們卻為我們造成了許多困難。但是倫敦的波蘭政府依然存在。他們在報紙和其他方面，擁有繼續活動的手段，而且他們有他們的代理人。這一層對于所有的盟國產生不良的印象。 我說我們必須面對事實。倫敦的波蘭政府在正式意義上和外交上已經結束，但是不能阻止它的個別成員過他的生活和跟他人談話，包括同新聞記者和舊時的同情者交談。還有一層，我們不得不提防波蘭軍隊。如果對于當前的局勢處理得不當，他們可能會發生叛變。我請斯大林信任英國政府，并且給我們相當的時間。另一方面，應該想方設法盡力使波蘭成為鼓舞波蘭人回去的地方。 杜魯門先生說，他認為我們之間沒有什么根本的分歧。我要求有相當的時間，而斯大林已經放棄會使問題复雜化的提議。最好的辦法是由外長們去討論這些問題，但是他希望雅爾塔協議能夠盡快實行。 于是斯大林建議把整個事件交給外長們去辦。 我說，“包括選舉在內。” 斯大林回答道，“臨時政府從來沒有拒絕自由選舉。” 第二次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 ※ ※ 波茨坦會議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會議討論了各种不同的問題。但是沒有一個得到明确的結論。斯大林要聯合國跟佛朗哥斷絕一切關系，“并且幫助西班牙的民主勢力”建立一個“為西班牙人民所歡迎的”政權。我反對這個建議，終于把這個議題取消。德國海軍和商船的處理、對意大利的和平條件，以及盟國在維也納和奧地利的占領問題都引起了討論而沒有得出什么結果。所有的問題大部分都交給我們的外長們去審查后提出報告。我自己的方針是，先把這些問題集中起來，等到我們選舉結果揭曉以后，再著手解決。 ※ ※ ※ 我們直到7月21日第五次會議上方始再談到波蘭問題。 蘇聯代表團要把波蘭的西部邊界，延伸到斯維訥明德以西直達奧得河，把什切青歸到波蘭這一邊，然后沿著奧得河上溯到它和西尼斯河的合流處，再由那里沿著西尼斯河直達捷克斯洛伐克邊境。 杜魯門先生想起我們曾經約定根据1937年德國的邊界而把她分成四個占領區。英國人和美國人已經把他們的軍隊撤退到自己的占領區里，但是蘇聯政府顯然不跟我們商量就划給了波蘭人一個區。如果不把這個占領區作為德國的一部分，我們怎樣能夠解決賠償問題和其他一切德國問題？ 斯大林不承認是把他們自己的占領區划了一個區給波蘭人。他宣稱蘇聯政府無法去阻止他們。德國居民已經跟了他們的軍隊一起向西撤退。只有波蘭人留在那里。蘇聯軍隊需要一些人去管理他們的后方。他們不習慣于既要作戰和肅清地方上的敵人，同時又要建立起他們自己的行政机构。那么為什么不讓波蘭人去做？ 總統說，“我們應該保持我們在雅爾塔所商定的占領區。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么賠償和其他一切事情將難以解決。” 斯大林說，“我們并不為賠償而操心。” 杜魯門先生答道，“美國反正得不到什么，但是他們也力求能避免付出什么。” 斯大林說，“關于西部邊界，在雅爾塔并沒有作出明确的決定。”“我們之間，誰也不受拘束。” 這是不錯。總統說他認為這件事我們現在不能解決。這件事必須留待和平會議來解決。 斯大林說，“要恢复一個德國的行政机构困難更多。” 總統說，“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德國占領區里利用一個波蘭的行政机构。” “那當前很好。”斯大林答道，“德國人既已逃走，自然的解決辦法也的确只有建立一個由波蘭人管理的友好的行政机构。這樣并不使我們受到任何特定的邊界的約束。如果會議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可以讓它擱起來。” 我插言道，“行么？這些地區對于養活德國人十分重要。” 斯大林反駁道，“誰去生產糧食？除波蘭人以外，沒有留下別人去耕种田地。” 我們同聲問道，“德國人怎樣了？” “他們已經逃跑了。” 在這些交談之中，我一直很少發言，但是現在我說話了。 我問道，我們將怎樣使已經逃出來的德國人得到糧食供應？德國將失去它的可耕土地的四分之一。如果英國和美國所建議的那個地區給了波蘭，大約有三四百万波蘭人須從寇松線以東移過來；但是蘇聯的計划將意味著移動八百万以上的德國人。那么剩余下來的德國是否有地方可以容納他們？我甚至于沒有把握究竟斯大林所說德國人已全部逃跑是否正确。有人認為還有兩百万以上的德國人留在那邊。 斯大林于是對于我所說的數字加以反駁，說德國人曾從這些地區里征召許多人去服兵役。其余的人已經跑了。在他主張要給波蘭人的那個地區里已經沒有一個德國人。德國人已經离開了他們在奧得河和維斯杜拉河之間的土地。波蘭人正在那里耕种，他們不會讓德國人回去。 總統還是要我們把西部邊界問題留到和平會議去解決，但是我堅持我的看法。 我說，波蘭為了把寇松線以東的土地割讓給俄國，應該得到補償，但是它現在所要求的超過了它所放棄的。如果寇松線以東有三四百万波蘭人，那么在線以西應該為他們留出地方。這樣的大量移民將使英國人民為之吃惊，但是遷移八百二十五万人將使我無法為之辯解。補償應該和損失大体相稱。使波蘭得到這樣多的額外的領土，對它沒有好處。如果德國人是逃走的，那么應該讓他們回去。波蘭人無權使德國人的吃飯問題遭受災難。我們不愿意大批斷絕糧食來源的德國人留在我們那一邊。魯爾是在我們的占領區里，如果那里的居民不能得到足夠的糧食，我們將會碰到像德國集中營那樣的情況。 斯大林說，“德國一向需要輸入糧食。讓它向波蘭買好了。”我答道，“英國政府絕不能同意在戰爭中遭到蹂躪的東德領土變成波蘭的領土。”斯大林說，“但是波蘭人住在那里，并且已在那里耕种土地。我們不能強迫他們生產了糧食而白送給德國人。”我抗辯說，現在不是平常時候。波蘭人明明在把西里西亞的煤賣給瑞典而大不列顛正遇到戰爭時期以來燃料最感缺乏的時候。在1937年德國國界以內所生產的糧食和燃料，應該供給住在這里面的全体德國人，不管他們住在哪一個占領區內。斯大林問道誰在那里產煤？德國人不在那里產煤，產煤的是波蘭人。西里西亞煤礦的德國礦主已經逃跑了。如果他們回去，波蘭人可能會把他們吊死。我提醒他，他在前一次的會議中曾說過，別讓傷害的回憶或報复的情緒支配我們的政策，并且請他体會一下我們所遇到的情況，大量的德國人擠在我們的地帶里，他們只能從波蘭人所占据的地區里得到糧食。 斯大林說，他以前的話不适用于戰犯。我回答道，“但是逃跑的八百二十五万人并非都是戰犯。”于是他說，他的意思是指西里西亞煤礦的德國礦主而言。俄國本身也正缺煤而是向波蘭買的。說到這里杜魯門先生支持我。他說，德國東部已給了波蘭，這似乎是個既成事實，但是談到賠償和給養的時候，不應該把它分開來對待。波蘭的西部邊界問題，即使只有等到和平會議時才能解決，他十分愿意討論這個問題，但他不愿看到德國的各部分被分成碎片割掉。斯大林堅持只有波蘭人才能在這些地區里耕种。俄國人既缺乏勞動力，那里又沒有德國人。我們只能停止生產，或讓波蘭人去干。波蘭人丟了一個寶貴的煤田給俄國，因此拿西里西亞的煤田作為補償。我指出，波蘭人一向在西里西亞的礦上工作，因此我并不反對他們以俄國政府代理人的身分這樣去作，但是我反對把西里西亞當作好像已經是波蘭的一部分。斯大林堅持不可能打亂現在的局面。德國人自己一向缺乏勞動力。當俄國人進入德國的時候，他們發現工業上雇用了被強迫离國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國籍的人，包括俄國人和烏克蘭人在內。當紅軍到達的時候，這些外國勞動者已經回去。德國曾動員了大量的人力，而大部分或被打死或被俘虜。德國龐大的工業僅有少數德國工人，惟有依靠外國工人，而這些人現在已經散掉。這些工厂要么關閉，要么讓波蘭人去經營。 一切發生的情況并非出于經慎重考慮過的政策，而是由于時局的自然發展。這种情況，只有埋怨德國人。他也認為波蘭政府的方案將給德國造成困難。我插言道，“也同樣給英國人造成困難。”但是斯大林說，他不考慮給德國人造成困難的問題。這是他的政策，而且這將阻止他們再發動一次戰爭。与其使波蘭人發生困難，不如讓德國人受到困難，而且德國的工業越少，英國的市場越大。 ※ ※ ※ 第二天，7月22日，星期日，我們再次會見的時候，我們在意見上并沒有比昨天接近些。我重复說明并且強調更重要的理由，為什么英國政府不能接受波蘭的要求，我提出理由如下： （1）一切邊界問題的最后決定只能由和平會議去解決（斯大林說他同意這一點）。 （2）讓波蘭這個民族接收一大片土地，像他們現在所要求的那樣，這對于他們是沒有好處的。 （3）這將破坏德國的經濟統一，并且把過重的負擔，特別是糧食和燃料的負擔，加在占領西部地區的國家的身上。 （4）英國人對于大量移民的做法在道德上感到嚴重的不安。從德國東部移出的德國人，如果等于從波蘭東部的寇松線以東移來的波蘭人的數量，那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比方說二三百万人；但是波蘭的要求，牽涉到八九百万德國人的遷移，那就人數太多而且是完全錯誤的做法。 （5）關于有爭執的地區里德國人數的情報是不一致的。蘇聯政府說他們全都逃跑了。英國政府相信有很大的數目，約有几百万還留在那里。我們當然無法到當地去核查人數，而不得不相信如此，直到有證据證明是錯了為止。 斯大林依然堅持著德國可以從魯爾和萊茵地區得到足夠的燃料，并且說在波蘭人占領的地區中已經沒有德國人留下來。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討論如何把整個事情交給外長會議去解決。總統說他不明白為什么這件事情如此迫切。此事非等到和平會議不能得到最后解決。我們已經作了很有用處和有所幫助的討論，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問題交給外長們。我抗辯說這事是十分迫切的。將來的后患會變得無可補救。波蘭人取得這塊土地，無論出于自己的意志或出于別人的授意，他們將深閉固守，自以為是那里的主人翁。這次會議應該作出一种決定，或至少應該知道我們持什么立場。如果現在三大國的意見不能一致，那么請波蘭人去和倫敦的外長會議一起討論，沒有什么用處。同時，燃料和糧食問題的整個負擔依然存在，并且將特別落在英國人的身上。因為在英國占領區里糧食缺乏而人口最多。 如果外長會議听取了波蘭人的意見后不能達成協議——看起來他們不會有一致的意見——冬天來臨時將帶來一切困難，那時非再召開一次政府首腦會議來解決問題不可。我迫切希望能解決斯大林前一天所說明的實際困難，那么困難起因于軍隊的行動和事態的進展。為什么不划一個界線，說明這一邊是波蘭當局能以波蘭人的身分臨時占領的，并且同意在線的西面一邊波蘭人將以蘇聯政府代理人的身分在那里工作？ 我們同意新波蘭的西部邊界將推進到所謂奧得河界線。 斯大林跟我二人之間的分歧在于：這條邊界線將伸展到什么地步。“奧得河線”這几個字曾在德黑蘭用過。這個說法意義并不明确，但是英國代表團有一條界線可以供外長們作比較詳細的考慮。我指出我用“奧得河線”這几個字只是作為一般說法，非用地圖不能加以适當的說明。我請求我的同事們能繼續討論下去。如果外長們在9月里開會討論了波蘭問題而又形成了僵局，正在那時，冬天一到，試問怎么辦？例如柏林就一向從西里西亞得到一部分的燃料。 “不，從薩克森，”斯大林說。 我答道，“它的硬煤大約有百分之四十是從西里西亞來的。” 在這時候，杜魯門先生讀給我們听雅爾塔宣言中一段關鍵性的文字，就是： 三國政府的首腦認為，波蘭的東疆當依照寇松線，而在若干區域應作出對波蘭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們承認：波蘭必須在北方和西方獲得廣大的領土上的讓予。他們覺得關于這些領土上的讓予的范圍，當于适當時机征詢新波蘭的全國統一的臨時政府的意見，并且覺得關于波蘭西疆的最后定界應待和會解決。 他說，這是羅斯福總統、斯大林和我所決定的，而他本人也完全同意。現在占領德國的不是四個國家而是五個國家。 為波蘭划出一個占領地區本來應該不難取得一致的同意，但是他不喜歡波蘭人不先跟“三大國”商量就占領這個地區的做法。他理解斯大林的困難，也明白我的困難。關系重要的是這件事的做法。 斯大林說，“很對。我們在雅爾塔曾約定要同波蘭政府商量。這一點已經做到。我們可以同意他們的方案，或者把他們招到會議上來听听他們的意見。我們應該把這件事在此地解決，但是我們既然意見不能一致，那么不如把它交給外長會議。” 他說道，在德黑蘭，羅斯福和我主張把邊界沿著奧得河至該河和東尼斯河匯流的地方，而他堅持要達到西尼斯河那條線上。還有，羅斯福先生和我打算把什切青和布雷斯勞留在德國邊界以內。我們是來解決這個問題，還是把它擱置起來？ 他又說道：“如果總統認為有人應受責備，那么与其責備波蘭人不如責備俄國人和實際情況。” 杜魯門先生答道，“我了解你的意思，這也正是我所想到的。” 同時，我在這些問題上也作了一番考慮，我當場說我們應該邀請波蘭人立刻來參加會議。斯大林和總統表示同意，我們就決定發出邀請書。 ※ ※ ※ 因此，在7月24日下午三點一刻的時候，以貝魯特總統為首的波蘭臨時政府的代表們到環行街我的寓所里來。艾登先生和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以及亞歷山大元帥都和我一起參加會見。 我一開頭就提醒他們，英國是為了波蘭受到侵犯而參加戰爭的。我們一向非常關心波蘭，但是現在人家提供給它的，顯然也是它自己所要得到的邊界，意味著德國將失去它在1937年所擁有的可耕地的四分之一。有八九百万德國人將必須遷出，這樣大量的移民，不僅震動了西方民主國家，而且也使英國在德國的占領區直接受到危害。因為我們不得不維持到那邊求庇的難民的生活。結果將是波蘭人和俄國人握有糧食和燃料，而我們徒有吃飯用的嘴巴和生火用的壁爐。我們反對這樣的分割，而且我們深信波蘭人向西推進得太遠，正像他們一度向東推進得太遠一樣，是危險的。 我告訴他們還有別的事情使我們感到不安。如果要消除英國輿論對波蘭問題的疑懼，那么選舉應該做到真正自由而不受限制，一切主要的民主党派應該有充分的机會來參加，并且宣布他們的政綱。民主党派的定義是什么？我不相信只有共產党人是民主主義者。要把每一個非共產党的人稱為法西斯野獸是容易的，但是在這兩個极端中間，存在著大量的堅強的力量，他們既不屬于這一端，也不屬于那一端，而且既無意要成為共產党也不想當法西斯。波蘭應該盡量容納這些溫和分子參加它的政治生活，而不應該把一切不符合极端分子的主觀成見的規定的人都加上罪名。 在目前歐洲這樣混亂的局勢中，任何有權力的人都可以打擊他的對方并定他們的罪。但是唯一的結果是把中間分子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要成為一個國家須容納各种人在內。波蘭還經得起國家分裂么？它應該力求廣泛的團結，既和俄國朋友攜手，也同樣和西方攜手。例如，基督教民主党還有國家民主党里面沒有同敵人積极合作過的一切人士，都應該參加選舉。我們又期望報紙和我們的大使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觀察和報道在選舉以前和選舉期間所發生的情況。唯有通過容忍，甚至有時還需要相互寬恕，才能使波蘭繼續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尊重和支持，尤其是英國的尊重和支持，因為英國可以給它一些東西，但也有一些東西是要保留的。 貝魯特抗辯說，如果英國當初為了波蘭而參戰，現在卻表示不了解它的要求，將犯嚴重的錯誤。這些要求都并不過分，并且也考慮到歐洲需要和平。波蘭所要求得到的沒有超過它的損失。必須移動的德國人僅有一百五十万（包括在東普魯士的那些人在內）。所有留下來的人全都在內了。從寇松線以東移來的四百万波蘭人和將從國外回去的大約三百万人都需要新的土地來安頓他們，但是即使到那個時候，波蘭的領土還赶不上戰前。它已經失去了在維爾納周圍的肥沃的耕地，寶貴的森林（它一向缺乏木材），和加利西亞的油田。在戰前約有八十万波蘭雇農常到德國東部去當季節性的短工。 波蘭人所要求的地區，特別是西里西亞，其中的居民，實際上大多數是波蘭人，雖然曾試圖把他們歸化成為德國人。這些領土在歷史上是波蘭人的，而且在東普魯士的馬祖里人中間至今還有大量的波蘭人口。 我提醒貝魯特道，把東普魯士在科尼希斯貝格以西和以南的地區划歸波蘭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堅持說，戰敗的德國僅喪失領土百分之十八，而波蘭卻損失了百分之二十。在戰前波蘭的人口是這樣地擁擠（大約每平方公里有八十三人）以致有許多波蘭人不得不遷居國外。波蘭人僅僅請求把他們的領土要求加以仔細的審查。他們所建議的界線是波蘭和德國之間可能做到的最短的一條線。這將使波蘭，為了它的損失和為了她對于盟國胜利的貢獻，得到公正的補償，而它相信英國人會愿意讓它所受的損失得到補償。 我提醒他，直到現在，我們無法親自看到波蘭的實際情況，由于那里是個關閉的地區。我們能不能派人到波蘭去，享有充分的行動自由以便告訴我們那邊的實況怎樣？我贊成他的國家得到充分的補償，但是我警告他，他們要求這么多是錯誤的。 ※ ※ ※ 艾登先生又在那天深夜在他的寓所里會見了波蘭人。他們接触到許多問題。在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我跟貝魯特單獨作了一次嚴肅的談話。 他說，戰爭為“新的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机會。我問他這是否意味著波蘭將投入共產主義的怀抱，那是我所反對的，雖然這完全是波蘭人的事情。貝魯特向我保證，照他的意見，波蘭跟共產党相去很遠。它要跟蘇聯友好并且要向蘇聯學習，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傳統，因此不愿抄襲蘇聯的制度，如果有人試圖用強力把它強加于他們，波蘭人可能要加以抵抗。我說，內部問題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但是會影響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當然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尤其在大的土地財產方面。 他答道，“波蘭將在西方民主的原則上發展。”它并不是小國；它位于歐洲的中心；波蘭的居民將達到二千六百万。大國對于它的發展不能漠視，如果按照民主的路線發展，尤其是以英國為楷模，有些改革將是無可避免的。 我再一次向他強調自由選舉的重要性。如果只有一方面能提出候選人，那是沒有益處的。必須有言論自由才能使每個人把事情辯論明白，而且每個人都能選舉，像英國的做法一樣。我希望波蘭能學英國的榜樣并且引以自豪。我當盡全力來說服在國外的波蘭人，使他們在适當的時候回到本國去。 但是他的臨時政府必須鼓勵他們回去。他們必須能夠和他們的本國同胞一樣在光榮的條件之下重新開始生活。我當然對某些波蘭官員的行為感到不滿，他們主張所有回去的波蘭人都應當送西伯利亞去，而過去确有許多波蘭人被驅逐出境。 貝魯特向我保證現在沒有人被驅逐出去了。 我又說道，波蘭必須有獨立于行政之外的法院。巴爾干各國最近的發展并不是趨于蘇維埃化而是變成警察政府。政治警察奉了政府的命令而拘捕人民。西方民主國家對此感到很遺憾。波蘭將有所改進么？俄國秘密警察是否准備撤退？ 貝魯特答道，一般說來，全部俄國軍隊即將撤离。俄國秘密警察在波蘭不發生作用。波蘭的安全警察跟他們沒有關系，而是隸屬于波蘭政府的。現在不能再指責蘇聯試圖把這樣的“協助方式”強加于波蘭。戰爭既已終了，局勢已趨正常。他聲稱在選舉和民主方面，他和我的意見相同。并且向我保證，波蘭將成為歐洲最民主的國家之一。波蘭人不贊成警察制度，雖然為了彌合戰爭時期的嚴重分裂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全体人口之中，大約百分之九十九是天主教徒。并沒有要壓迫他們的意圖，而且就一般來說，神父們是感到滿意的。 我告訴他英國不打算在波蘭取得什么，而僅僅希望看到波蘭強大、幸福、繁榮和自由。自從雅爾塔會議以后，不曾有什么進步，但是最近几個星期以來，情況大有改進。現在已經有一個得到承認的波蘭政府。我希望它能使自己變得盡量地開明寬大起來，或者至少保證盡可能在選舉方面做到這一點。對于德國占領期間的恐怖的考驗并不是人人都經得起的。強者抵抗，但是多數普通人俯首听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烈士或英雄。聰明的辦法是使所有的人都回到政治生活的主流中去。 貝魯特說，他的政府并不要阻止人民發表政治上的意見，但是他們迫切希望避免有許多小党派。在選舉中凡是愿意參加的小党派都可盡量參加競選，但是平常只能有几個大團体，可能不超過四個或五個。這就是目前的趨勢。波蘭的選舉甚至于比英國的選舉還要民主，而且國內的政治將越來越和諧地發展。 我答道，我們絕不要妨礙波蘭的前途，但是邊界的問題跟賠償和供應的問題糾纏在一起。已經有一大群德國人推給我們來安頓，而他們所賴以活命的肥沃土地卻被波蘭人拿去。 波蘭人的要求過多了。我們和美國人可能在推行一种政策，而俄國人是在尋求另一种政策。那將發生嚴重的后果。 我的呼吁歸于無效。我所預言的“嚴重后果”有待于世人去衡量。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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