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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意于7月中在柏林舉行三國會議——我試圖安排及早召開——我邀請艾德禮先生同到波茨坦去——他同意——美軍即將撤退到它自己的占領區去——歐洲有优先解決的必要——今天的形勢——6月4日和9日我致杜魯門總統的電報——為他草擬的給斯大林的電報稿——6月14日我給總統的答复——6月15日我給斯大林的電報——他的答复——西方盟國軍隊的撤退——大選的負擔——蘇聯軍隊占領了分配給它們的占領區——舊金山會議的結束——我對于一個世界机构組成的看法——同哈利法克斯勳爵通信——在昂代的假期。 6月1日杜魯門總統告訴我，斯大林元帥已同意于7月15日左右在柏林舉行一個他所稱為的“三人”會議。我立即答复說，我將很高興地帶著英國代表團到柏林去，但是我認為杜魯門所提議的7月15日，對于要求我們彼此注意的緊迫問題來說，是太晚了，而且我們如果讓我們個人或一個國的需要妨礙及早開會的話，我們還將使全世界的希望和團結受到損害。我复電中有這樣的話，“我雖然處于火熱的競選運動之中，我并不認為我在這里的任務可以与我們三人之間的會議比擬。如果6月15日不可能，為什么不在7月1日、2日、3日？”杜魯門先生答稱，經過充分考慮后，就他來說，7月15日是最早的了，并且說正在依此進行布置。斯大林是不愿意把會期提前的。 這件事我不便再進一步堅持。 首相致杜魯門總統 1945年6月9日 我雖然原則上同意于7月15日在柏林舉行三方會議，我希望你會同意我的意見，英、美、蘇三國的代表團應該各有分屬于他們的完全分開的寓所，而且有他們自己的警衛，此外另有第四個場所供我們開會之用。我們所商定的是由我們三國或連法國在內，以四國平等地位到柏林去開會，而不能接受像從前前往雅爾塔時只作為蘇聯政府和軍隊的客人看待的那樣的原則。我們應該由自己來預備一切東西，并且在平等的條件下開會。我愿意知道你在這方面的意見。 斯大林同意各代表團應該按照我的建議來安排各自的住宿。每一個代表團應該有它自己的禁區，由它的首腦來決定應該在哪一种方式之下加以管理。波茨坦的德國皇太子的王宮將作為共同的會場之用。附近有一個良好的飛机場。 ※ ※ ※ 我曾經說過，我多么強烈地認為每一個政府的首腦，在危机時期中，應該有一個副手能參与一切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發生，他就能夠因此保持連續性。在戰時的議會中，保守党占了大多數，我一向把艾登先生看成我的繼任人，并且在國王召見的時候，我曾照這樣稟明了國王。但是現在已進行一個新議會的選舉，而結果尚未揭曉。因此我覺得理應邀請反對党領袖艾德禮先生出席波茨坦會議，使他能熟悉一切事務而不致脫節。6月15日我寫信給他： 1945年6月15日 我現在正式邀請你在最近期間跟我們一起去參加即將舉行的三方會議。 自從我向議會宣布了這個意圖以后，我注意到工党主席拉斯基教授昨天晚上發表了一個聲明，他說，“當然重要的是，如果艾德禮先生出席這次會議，他只能以一個觀察員的身分出席。” 英國政府當然必須對于一切決議負責，但是我的意思，你應當以朋友和顧問的身分前往，并且在我們久已意見一致和通過公開宣言被公認為意見一致的一切問題上幫助我們。實際上我認為英國代表團應當像在舊金山時一樣地工作，不同的是，像我已經說過的，你除了樞密顧問的身分以外，對國王不負任何正式的責任。 如果僅僅以一個默不作聲的觀察員身分來參加，我想是有損于你作為我們党的領袖的地位的，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也沒有權利把這种負擔推到你的身上去。 無論如何我希望你能确切告訴我你是否接受我的邀請。 艾德禮先生在他的來信中接受了邀請，他在信中說，他已經同下院里他的主要同僚們商量過，他們同意他應該在他信中所表明的基礎上接受我的邀請。艾德禮先生補充說，從來沒有人建議說他只應作為一個觀察員去出席會議。 這次會議叫作“終點”。 ※ ※ ※ 我所以一直著急要趁早開會，主要理由當然是因美軍急于要從戰爭中所曾經贏到手的界線撤退到占領協定中所規定的區域中去。關于占領區協定的來歷，以及贊成和反對把它們改變的論据，在前面的一章已有記述。１我所擔憂的是華盛頓有一天會作出決定，讓出這一大片地區——長達四百哩，最深處達一百二十哩。這里面擁有好几百万的德國人和捷克人。放棄它就將在我們同波蘭領土之間設置一道很廣闊的鴻溝，并將實際上結束我們影響她的命運的能力。俄國對我們的態度的改變，雅爾塔所達成的諒解經常遭到的破坏，它向丹麥的挺進幸被蒙哥馬利及時的行動所挫敗，對于奧地利的侵占，以及鐵托元帥在的里雅斯特的威脅性的壓力，這一切，在我和我的顧問們看來，已經造成与兩年前規定占領區時完全不同的形勢。的确，所有這些問題應該通盤考慮，而現在正是時候了。此時英美兩國的陸軍和空軍，在未因复員及對日作戰的壓倒的要求而离散之前，仍然是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因此當前是作出總解決的最后時机。 １參看第三十章。 能早一個月那就更好，但是現在還不算太晚。另一方面，斷送德國的整個中心和心髒——不，歐洲的中心和拱心石——作為一种孤立的行動，在我看來，是一种不顧到將來的嚴重的決策。如果一定要這樣做的話，也只能作為一种總的和持久的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我們到波茨坦去將沒有什么可以討价還价的東西，而且歐洲未來和平的前途可能由于不履行責任而落空。然而事情不由我作主。我們自己撤退到占領區邊界以內關系還不大。美國軍隊有三百万，而我們只有一百万。我所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呼吁提早召開“三方”會議。 如果不成，其次是暫緩撤退，直等到我們能夠在平等的條件下，面對面地把我們所有的問題整個提出來。 經過八年之后，現在是什么樣的景象？俄國的占領線已經是從呂貝克起直伸到林茨為止。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席卷。波羅的海國家、波蘭、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已經淪為极權主義的共產党統治下的衛星國。奧地利問題完全得不到解決。南斯拉夫已經像一匹脫韁之馬。只有希腊得到拯救。我們的軍隊已經散去，要對付俄國軍隊，就是要再集合六十個師也非經過一個長時間不可，而俄軍在裝甲力量和兵員上都占有壓倒优勢的力量。這還沒有把遠東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計算在內。 只有原子彈在我們面前展開它的一面凶惡的盾牌。除了這個新的可怕的武器以外，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從一開始就在嚴重不利的條件下，把它的陰慘的影子籠罩在全世界自由國家頭上。所以這個胜利的時刻，也是我們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維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机會，就這樣被從從容容地听任其消失。6月4日我把下面這些話打了一個電報給總統，這些話現在不再有什么人爭辯了： 首相致杜魯門總統 1945年6月4日 我深信你會理解我為什么切望開會日期提早的理由，即提早到〔7月〕3號或4號的理由。對于美軍撤退到中部地區我們的占領線內，因而使蘇聯的力量深入到西歐的心髒，并且放下一道鐵幕使我們和東邊的一切事物隔開，我認為是深可憂慮的事。如果非撤不可的話，我希望這次的撤退能和將真正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的許多重大事情連帶一起解決。實際上，至今沒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曾經獲得解決，你和我都不可避免地要對將來負重大的責任。所以我仍然希望日期可以提前些。 我提到俄國人在維也納的高壓手段來加強這种論据。 首相致杜魯門總統 1945年6月9日 我們派到維也納去的代表團，接到托耳布金元帥的命令，限于6月10日或11日以前离開。他們不允許越出市區界限以外去看任何事物。而且只有一個飛机場允許盟國使用。這里是奧地利的首都，根据協定，應該像全國一樣，分成四個占領區；但是在那里除俄國人以外，任何人沒有一點權力，甚至于通常外交上的權利也不給。如果我們在這件事情上讓步，我們就必須把奧地利視為已屬于蘇維埃化的半個歐洲之內。 2．另一方面，俄國人要求英美在德國的軍隊撤退到占領線里面去，這是很久以前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規定出來的，而柏林到那時勢必已經完全蘇維埃化了。 3．在奧地利問題得到解決以前，我們拒絕在主要的歐洲戰線上撤出，會不會更好些？最少關于占領區的全部協定也要同時付諸實施，這是否更穩當些？ 4．已經有一份電報發給國務院，說明我們在維也納的代表團的真實情況。我推測他們將在提出抗議之后，按照命令于6月10日或11日离開。 兩天以后，我給外交部一份節略，由于艾登先生因公留在華盛頓，我此時向該部作如下的指示： 1945年6月11日 我仍然希望美軍從中心區撤退到占領線一事能夠延緩到“三方”會議以后。而且我認為，我們如大規模調動以便使法國能接管同意它占領的那一部分占領區，這將刺激俄國人占領德國心髒的要求。當然，美國人可能在任何時刻遷就俄國人的要求，而我們也不得不順從。到那時候才是和法國人作出這一局部安排〔關于他們的占領區〕的時候，而不是在這以前，即使拖延時間會對軍隊的重新部署帶來一些不方便。對于這樣一個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我們不應當倉促作出決定。 同時也不反對把這件事交給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去考慮。 6月12日總統答复了我6月4日的去電。他說，關于占領德國的三方協定，是羅斯福總統同我經過“長時間考慮和仔細討論”之后才批准了的，這使得他們不可能為了促使其他問題的解決而推遲美國部隊從蘇聯占領區的撤出。盟國管制委員會非等到它們撤离不能開始行使職務，而原由盟軍最高統帥行使權力的軍政府應該即時結束，改由艾森豪威爾和蒙哥馬利分任其事。他說，有人向他提出意見，如果把撤出的行動推遲到7月里我們召開會議時，那將損害我們跟蘇聯的關系，因此，他主張發一個電報給斯大林。 上述這一文件中提出，我們應該立即訓令我們的軍隊去占領他們各自的占領區。關于德國占領區，他已准備命令全部美軍從6月21日起開始撤出。軍隊指揮官應該為同時占領柏林及為便利美軍由公路、鐵路和空中從法蘭克福和不來梅自由進入柏林作好安排。在奧地利，可由當地指揮官負責划定全境和維也納的占領區；碰到他們自己不能解決的事件，才由他們分別向各自的政府請示；這樣安排可以完成得更快而更令人滿意。 這件事在我心頭敲了一下喪鐘，但是我除順從外，沒有選擇的余地。 首相致杜魯門總統 1945年6月14日 顯然我們不能不遵照你的決定，并即發出必要的指示。 2．至于說德國占領區的三方協定，是我同羅斯福總統經過“長時間考慮和仔細討論”的問題，那是不正确的。當初在魁北克會議時只簡單談到，而且只涉及英美兩方面的安排，關于這個，總統不愿意事前在通信中提出來討論。這些意見后來交給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去決定，他們的确曾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3．關于奧地利的尚待解決的問題，我不認為可以由當地的指揮官們去負責解決。斯大林元帥在5月18日的電報中說得很清楚，關于奧地利的占領和管制的協定，必須由歐洲咨詢委員會去解決。我不相信他會同意更改，而且無論如何我們的代表團可能已經离開了維也納。你給斯大林元帥電報稿中倒數第二段，我建議重新起草如下，供你參考： “我認為奧地利問題的解決跟德國事件同樣的迫切。按照歐洲咨詢委員會業經商定的原則，把軍隊重新分布到各占領區去，把國家警備部隊調進維也納，以及設立盟軍對奧地利的管制委員會等事項，應該同在德國進行的這些事項齊頭并進。因此我對解決奧地利的尚待解決的問題极端重視，以便德奧兩國事務的通盤安排可以同時進行。我希望最近美國、英國和法國代表團到維也納去訪問的結果，能使歐洲咨詢委員會毫不拖延地為了這個目的而作出其余必要的決議。” 4．就我來說，我特別重視在英美軍隊從德國的俄占區撤出的同時，俄國人也應該從他們現在奧地利所占領的原划歸由英軍占領的地區中撤走。 5．我真誠希望你的行動終將有裨于歐洲的持久和平。 總統原原本本地接受了我所建議重新起草的關于奧地利的那一段電文，并且于6月14日把電報發給斯大林。我也沒有更多的事可做了。我答复說，“我感謝你遷就我們關于奧地利的意見。像我所已經對你說過的那樣，我們是在順應你的愿望，而且我已經這樣告訴了斯大林。” 翌日我給斯大林去電： 我已經看到杜魯門總統于6月14日給你的信件的抄件，該信是關于美國部隊將根据各有關司令官之間的協議從6月21日起將全部撤退到他們自己的占領區去。 我也准備指示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要他同他的同事們商談一下，作好下列必要的安排：在德國的英國軍隊同樣撤回到它們自己的占領區；各盟國衛戍部隊同時調進大柏林；以及為英國軍隊從空中、鐵路和公路往返英占區与柏林之間的運行自由提供便利。 我完全贊同杜魯門總統關于奧地利的意見。我尤其相信你會發出指示，使俄國軍隊在駐德國部隊開始挪動的同一日期，按照歐洲咨詢委員會已商定的原則，從划歸英國占領的那一部分奧地利地區里開始撤出。 不應忽視的是，在當初划定占領區的時候，杜魯門總統未曾參加，也沒有同他商量過。在他接掌權力不久，擺在面前的問題就是，他是否要改變——在某种意義上來說，是否要否定——他的杰出的前任所已商定的英美政府的政策。我不怀疑，他的行動是得到他的文武顧問們的支持的。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責任僅僅限于作出決定，究竟情況已否起了這樣根本的變化，因而他應該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處理辦法，以至于不免要受到背信爽約的譴責，那些只是事后聰明的人，還是免開尊口的好。 斯大林的答复了結了這些問題。 斯大林元帥致首相 1945年6月17日 我已經收到你關于盟國軍隊分別撤退到在德、奧的各自的占領區去的電報。 很抱歉，我必須通知你，英美軍隊要從6月21日開始撤退到他們的占領區里去并且要把軍隊開進柏林，這是有困難的，因為從6月19日起，朱可夫元帥及我們所有其他戰地司令官，都已被邀請來莫斯科去參加最高蘇維埃會議，而且還要籌備并參加6月24日的檢閱。他們將能在6月28——30日之間回到柏林。還應該考慮到，柏林的地雷清除工作還沒有完成，大概要到6月底才能結束。 關于奧地利，我得重复一遍我上面所說的格蘇聯一些司令官召回莫斯科，以及他們回到維也納的日期的話。還有必要在不久未來，歐洲咨詢委員會必須在最近期內結束關于确定奧地利及維也納占領區的工作，這一工作至今尚未解決。 基于上述的一切，我建議有關部隊開始調動和進駐它們各自在德、奧兩國的占領區的日期，推遲到7月1日。 此外，關于德國和奧國，最好現在就确定法國軍隊在該兩國的占領區。 在德國和奧國，我們將按照上面的計划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也已經把整個情況電告杜魯門總統。 7月1日，美國和英國軍隊開始撤到指定給他們的占領區里去，有大量的難民跟著走。蘇聯從此在歐洲的心髒地區站住了腳。這是關乎人類命運的一塊里程牌。 ※ ※ ※ 當這一切正在發生的時候，我投身于大選的紛扰之中。這次大選從6月的第一個星期起認真開始了。所以這個月是不容易度過的。我辛苦地坐了汽車周游英格蘭和蘇格蘭各大城市，一天之中，要對著人數眾多而看樣子很熱心的群眾講演三四次，還要加上四次准備得很吃力的廣播，把我的時間和精力都給消耗掉了。在這一段時間里，我一直感覺到我們在歐洲為之而作長期斗爭的許多東西正在悄悄溜掉；而早日實現持久和平的希望卻正在黯淡起來。白天，在群眾的喧嚷中度過；一到晚上，疲倦不堪，我回到作為我的總部的火車上去。那里又有眾多的人員和一大堆寄來的電報在等待著我，我還得辛苦地繼續工作許多小時。党派的激昂慷慨情緒和喧囂的場面，同我腦海中充滿著的陰沉憂郁的背景何等不調和，而這种不調和本身又是跟客觀實際和平衡感相抵触的。當投票日終于到來的時候，我真高興，而選舉票就要安全地封存在投票箱之中經過三個星期之久。 ※ ※ ※ 當蘇聯軍隊像潮涌一般進入他們的指定的占領地區而沒有發生什么事故的時候，我們一心一意為謀求和平而建立一個世界机构的舊金山會議，其工作也已經到達結束階段。艾登先生和艾德禮先生為了選舉不得不先离開，但是在6月26日我發出賀電給哈利法克斯勳爵、克蘭伯恩勳爵以及我們代表團中的其他一切成員，祝賀他們工作的成功以及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所獲得的成果的質量。“由于深思熟慮的智慧和信念的真誠，聯合王國的代表們做了許多事情來取得意見的一致，一個世界組織缺少了意見一致就沒有什么現實性。你們對于為將來重建一個有希望的基礎作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 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這些希望實現的還很少。 我一向主張一個世界机构的基礎應該在地區性組織的基礎上去探求。浮現在我心中的大部分主要地區有：美國、聯合的歐洲、英聯邦及帝國、蘇聯、南美。其他部分在目前比較難于定出界限——像一個或几個亞洲集團，或非洲集團——然而經過研究是可以得出結論的。但目的是在于使各局部地區許多爭執得很劇烈的問題在地區會議里經過討論而得到解決，然后由地區會議選派三四個顯要人物作為代表參加最高級的團体組織。這樣將組成一個具有三四十個世界政治家的最高級團体，每人不僅負責代表他自己的地區并且負責處理全世界的事務，主要在于防止戰爭。對于達到這樣一個突出的目的來說，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措施是不夠有效的。把所有的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在平等的地位上都召集到中心組織上來，這就像組織一支軍隊，不分最高司令官、師的和旅的指揮官，把所有的人都邀請到總部里來一樣。目前所達到的只是一個吵吵鬧鬧的會議場所，靠熟練的會外活動以通過或否決議案而得到調節。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得進行不屈不撓的努力。 ※ ※ ※ 几天以后，我拍給哈利法克斯一份電報，告訴他一些有關的細節，我想那是總統和他的僚屬們所樂于知道的。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勳爵（在華盛頓） 1945年7月6日 我自然十分盼望能跟總統會見。英國代表團里的政界成員將于7月25日离開〔波茨坦〕會議以便在英國等候選舉結果。這樣可以避免選舉揭曉時的尷尬局面。我有理由相信政府可以得到多數，但是，像總統所知道的，選舉運動中常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除非投票結果等于是全國有极端不滿的表示，我認為無論如何极不可能由于選舉宣告失利而使我不得不卸任。我應當等待在英王致詞后由下院投信任票的結果，并且接受議會對我的免職。這將使各党和個人能夠通過投票而表示其立場。 2．因此英國代表團能夠在27日回到柏林，而我個人如有必要可以留在那里直到8月5日或6日。議會在〔8月〕1日選舉議長并且由議員宣誓。但是要等到8日（星期三）才由英王正式召開議會，而有決定性的分組表決在10日（星期五）以前不會舉行。我認為這一切細節，其中有些是极秘密的，是會使總統感到興趣的。 3．我很高興听到總統在考慮需要兩周甚至三周的時間，我也認為，不論在英國會發生什么事情，會議是不能草草結束的，這是极其重要的。在克里米亞的時候，會議就有點像突然縮短似的。我們在這里必須力求把具有极其重大后果的大量問題加以解決，并且為一個和平會議作好准備。那個會議大致將在今年晚一些時候或明年早春舉行。 翌日，他回了下面一個電報，這表示他對于華盛頓的看法多么熟悉。 哈利法克斯勳爵（在華盛頓）致首相 1945年7月7日 我接到你的電報的時候，總統已經動身到波茨坦去了。你的來電當即轉送到他的船上去。我深信你會發覺杜魯門迫切希望和我們合作，而且他對于我們所必須作出的決定的長遠的含義和暫時的困難，都充分意識到。据我判斷，美國人對付俄國人的策略是一開頭就對于俄國人的愿意合作表示信任。我還預料到美國人在同我們打交道中，對于我們根据歐洲各國經濟混亂的危險而作出的論斷，比對于·我·們·毫·不·隱·飾·地·談·論·极·左·政·府·或·共·產·主·義·擴·散·的·危·險，１容易作出反應。他們對于我把歐洲描繪（不管事實怎樣）成為思想沖突之地，蘇聯跟西方勢力可能會在這里面互相抵触，發生對立，表示略感不安。在他們的思想后面，他們還怀疑我們僅僅為了右翼政府或君主國家的本身而支持這些政府和國家。但這絕對不意味著，遇必要時，他們也愿站起來跟我們一起去反對俄國人。不過，他們可能小心行事，并且多半希望扮演成為或者至少表現出要充當我們跟俄國人之間的一個中間角色。 １作者加的著重點。 經過几年以后，倒是英國和西歐卻受到多方面的督促，出來扮演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中間角色”。這才是命運之中的滑稽事情。 ※ ※ ※ 我決意在大選和波茨坦會議之間讓我自己在和煦的陽光中度一周假期。7月7日，選舉投票日以后兩天，我同丘吉爾夫人和瑪麗一起飛到波爾多去，被安頓舒适地住在布魯廷內爾將軍的別墅中。那是靠近西班牙邊境的昂代。有很好的沐浴場所和美麗的環境。早晨，我大多在床上讀一位杰出的法國作家所寫的一本關于波爾多停戰及其在奧蘭之悲慘結局的很好的記述。奇怪的是，它卻喚醒了我自己五年前往事的回憶，并且了解到了我在那個時候所不知道的許多事情。下午，我甚至帶了精致的畫具突然走出門去，在尼夫河上及圣讓德路茲灣旁邊找到動人的題材。我發現駐波爾多的英國領事的妻子、奈恩夫人是一位有天賦的畫伴，我是一年以前在馬拉喀什跟她成為朋友的。我只處理了几件有關即將召開的會議的電報，而努力把政党政治置之腦后。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投票箱和它的內容的神秘有一种邪惡的幻術，它會敲我的房門盯著我的窗口。當我打開調色板、手執畫筆的時候，就容易把這些闖入思想中的不速之客赶走。 巴斯克人到處都熱烈歡迎來客。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經受了德國的占領，因此在再度獲得自由呼吸的時候就感到很高興。我毋須為那個會議作准備，因為我頭腦里已經裝滿了這么許多東西，哪怕在這么几天過得飛快的日子里把它擺脫一下，也是快活了。總統這時正在海上，他所乘的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號，就是1941年載送羅斯福到我們的大西洋會議去的那條船。15日我乘汽車經過森林而到達波爾多机場，那里“空中霸王”式飛机把我送到柏林。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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