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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日本


  日本和十九世紀——适應時變的奇跡——舊日本隱匿了——不可測度——日本陸軍的体系——海軍的体系——德國和英國的傳授——商人階段——1889年的日本憲法——“新元老”——1936年的反共公約——1939年8月的希特勒—斯大林互不侵犯條約——法國崩潰后日本的精神奮發——近衛公爵當政——三國協定——冬天對于英國的抵抗的感想——激動在增長——天皇和公爵們——1941年7月26日英美經濟制裁的效果——英國的經常的憂慮——我們有單獨對日作戰的危險——我的8月25日和29日的備忘錄——海軍的部署——我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聯邦的報告——1941年10月近衛公爵辭職——東條大將掌權——蔣介石的呼吁——11月5日我致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他的复電——11月9日我致史末資將軍的電報——11月10日在倫敦市政廳的演說——11月23日我給外交大臣的備忘錄——總統關于他的談判的敘述——暫定條約的十點照會——赫爾先生的決定——英國在獲得消息方面所受到的限制——“魔術”——我的1941年11月30日的電報——12月1日事已決定——我于1941年12月2日發出的備忘錄——對克拉地峽的威脅——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惊人的插曲——美國領袖們的一致態度——“上帝已經把他們交到我們手里來了”——日本的罪愆——瘋狂的一次便宜。

  在日本的悠久和离奇的歷史中行將作一次最可怕的冒險的時刻已經來到。自從1592年軍閥丰臣秀吉決意同中國進行生死搏斗,并使用海軍去侵略朝鮮以來,日本還沒有采取過任何像這樣的与興亡攸關的步驟。傳統和習俗的牢固延續,曾經引導這些可畏的遠東島民度過許多世紀。從來和神秘的事物分不開的勇武、紀律和民族精神,曾經維持著這個冷酷而蠻勇的亞洲民族的生命力。歐洲大約在公元1300年從馬可波羅那里首次听到有關他們的存在。日本的國教是佛教的一支。
  基督教傳教士后來的侵入、他們的信徒的虔誠和這些信徒被凶惡地滅絕,曾經是歐洲人不怎么注意的一段插曲。對于為數在二十五万人以上的基督教民眾的殘酷屠殺,經過二十四年,到1638年左右才告完畢。在這件事以后,日本陷入嚴格的与世隔絕狀態中,直到十九世紀帶著它本身的嘈雜挑戰之聲來到世界上為止,几乎一無所聞地經過了許多代。曾經有過完全隔絕的一段時期。日本人的藝術、文化和信仰,曾經支持了一种嚴密的社會結构。科學、机器和西方哲學,對他們說來是不存在的。
  但是蒸汽机變更了地球上的距离,于是在大約一百年以前,船舶從遠洋來到日本而以武器和思想敲擊了日本緊閉著的封建之門。在培利海軍准將率領的美國艦隊于1853年進行了一次不受歡迎的訪問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一艘英國或美國的炮艦能夠以英國或美國政府的意志強加于日本國家的外表行為。隨著外國軍艦而來的,就是白人曾經發現,并且准備傳授或出賣的那些奇妙的技藝。十三世紀的貧乏而朴素的文化就和那微笑的、昌盛的而又武裝得很好的十九世紀的文明呈現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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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姆大叔1和不列顛尼亞2是新日本的教父教母。在不到兩代的時間內,除掉悠久的過去以外就沒有什么背景的日本人民,從武士的雙手劍進步到鐵甲艦、來福線大炮、魚雷和馬克沁式机關槍;并且在工業方面發生了類似的革命。日本在英國和美國的指導下從中古到現代的過渡,是迅速而激烈的。中國被超過,而且被擊敗了。世人在1905年看到帝俄不但在海上敗北,而且被運到大陸上去的在滿洲打了几次大胜仗的卓越的軍隊所擊敗,都感到惊愕。日本這時就置身于大強國之列了。日本人看到人們對他們尊敬,自己也覺得惊异。“當我們拿我們的古代藝術与文化的美麗產品送給你們的時候,你們輕視我們,嘲笑我們;但是自從我們建立了有精良武器的頭等的海軍和陸軍以來,我們就被當作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了。”但是他們所增添的一切,不過是實用科學的裝飾和甲胄罷了。一切都是表面上的,后面依然存在著古老的日本。我記得在我年輕時,英國漫畫家怎樣習以為常地把日本描畫為一個伶俐的、整洁的、穿著制服的送信男童。有一次,我看見一幅美國的漫畫,式樣就大不相同。一個上了年紀的和尚模樣的戰士,屹然而立,雄赳赳的,容貌可畏,一只手放在他的短劍之上。
   
  1美國國名的詼諧語。——譯者2不列顛人格化的名詞(女性)。——譯者
   
  我并不自命為曾經研究過日本,不論是古代的,還是近代的,我只是在報章中,少數書籍中,以及在我曾經服務過的許多政府部門的官方文件中看到了一些。在俄日戰爭時,我是站在它的一邊的。我歡迎在這次戰爭以前訂立的英日條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我在海軍部時,我聞悉日本參加協約國和德國被排斥于遠東之外而感到歡欣。在1921年,我怀著遺憾參与終止英日同盟的事,我們從這個同盟方面曾經獲得力量和利益。但是由于我們不得不在日本的友誼和美國的友誼之間作出選擇,我毫不怀疑我們應采取何种方針。

         ※        ※         ※

  在作戰和制定政策時,要始終力求把自己放在俾斯麥所謂“另一個人”的地位上。一位大臣愈是能夠盡量地和具有同情地這樣做,他免于錯誤的可能就愈大。關于相反的觀點他知道得愈多,則在應付方面愈不至于有所迷惑。但是沒有深刻和充分的認識的想象,就是一個陷阱,因而在我們的專家當中很少有人能夠形成任何關于日本人的思想和真實的印象。他們的思想,的确是不可測度的。舊的和新的社會,當中隔著若干時代,兩者怎樣混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這是外國人所不能了解的。的确,日本是否知道它自己的思想,或者在它的天性中有什么力量會在決定的時刻支配一切,這是一個疑問。
  日本陸軍這個体系形成一系列同一中心的、憑武士道傳統聯合起來的圈子;武士道傳統鼓勵所有的軍官和他們的部下去為日本的軍譽而死,并對每個人的祖先堂無愧。但是由于日本是從長久隔离中出現于圍繞著它的廣闊世界上,而又欣然把迄今未想象到其威力的凶器放在它的戰士手中,所以經過了冷靜而緩慢的發展,也形成了要控制亞洲,或許隨后還要領導亞洲去征服全世界的計划。甚至傳說有什么“一百年計划”,縱然這不過是對于不斷在變化的情況和事件具有推動力的一种背景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時期中對陸軍的權力和野心的最有力的抑制來自海軍方面。在十九世紀中,日本的陸軍是由德國的教官訓練,而海軍則是由英國的教官訓練的。這就遺留下精神狀態上的持久區別,而這种精神狀態又因服兵役的生活條件而顯著起來。陸軍軍官從來不大走出國境以外——除非去作戰——因而比起常常訪問外國港口因而知道關于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的海軍軍官來,就養成了一种更加陝隘的自高自大和民族主義的精神。并且,陸軍感覺到它能夠擊敗或抵御存在于遠東的或者可以開到遠東來的任何軍隊,而海軍則痛苦地覺察到它在艦隊實力方面遜于英國和美國的海軍,特別是在日本本國海域以外作戰更是如此。因此,海軍對于事物的看法,比陸軍較為謹慎和穩健。
  商人階級不像陸軍或海軍那樣受到官方的注意或具有正式組織,他們從來也不曾有過對他們賴以生存的金融、工業和貿易的各种事業的共同的單一的政策。他們的影響是部分通過國會中的。政党,部分通過同宮廷人物的聯系而發揮的。
  總的說來,商業利益反對做重大的軍事冒險,但是他們當中有些人,特別是在中國有投資的人,卻支持陸軍的擴張政策。
  由于陸軍有傳統的威望,并且大家相信它是反對私人資本家的企圖的國家利益保衛者,所以日本民眾在緊急關頭是趨向于支持陸軍而不支持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領導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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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1889年的日本憲法,訂立條約、宣戰和締結和約等屬于天皇的特權而不受國會的控制。天皇也具有對武裝部隊的最高指揮權。但是他卻被認為是根据海軍和陸軍的幕僚長們的意見去行使權力,并根据內閣的意見去指導外交政策的。
  按照日本憲法,內閣不對國會負責,雖然它需要兩院的多數投票方能立法。首相是由天皇遴選和任命的。依照習慣,天皇根据“元老”的意見而決定這樣的遴選和任命。在本世紀之初曾有好几位元老,但是在他們死后并沒有人去補充,直到1940年只剩下西園寺公爵了。在他于那年年底死后,首相的提名由稱作“新元老”的所有卸任首相舉行會議來決定,這些新元老在1941年有八位。
  內閣里的陸相和海相必須分別為現役軍人中的一位陸軍大將和海軍大將。設若一位首相找不到一位陸軍大將或海軍大將來擔任這些職務,他就無法組成內閣,或把它維持下去,而且門戶之見是那樣強烈,以致一位陸軍大將或海軍大將不會在其政策為他的軍部所堅決不贊同的一個內閣中擔任陸相或海相。因此,陸軍部和海軍部就能夠用從內閣中召回,或威脅著要召回擔任相職的軍人的方法來在政策方面發揮一种持續不斷的而且有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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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曾經在1936年同德國締結反共公約,這原來是由日本陸軍省同代表國社党的里賓特洛甫背著雙方當時的外交部長談判的。這還不是同盟,但是它提供了同盟的基礎。1939年春季,以平沼男爵為首相的那個內閣里的陸相企圖同德國締結一個完全的軍事同盟條約。由于海相米內大將的反對,他沒有成功。在1939年8月間,日本不但從事于在1937年7月間開始的對中國的戰爭,而且也卷入了新成立的滿洲國和外蒙古之間的邊界問題的地方性的和俄國的敵對行動。沿著這個戰火未熄的前線和它的后方,雙方布置著大軍。當德國在歐洲戰事爆發的前夕未經同它的反共伙伴日本協商或給予通知即同俄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日本人是有理由感覺受到了薄待的。他們同俄國的爭論落到后面去了,而對德國則非常憤慨。英國對中國的支持与同情,曾經使我們同昔日的盟國疏遠起來,在歐洲戰事的最初几個月內,我們同日本的關系已經不是友好的。但是對德國的熱情,在日本是很少有或簡直是沒有的。
  平沼內閣由于德蘇條約而“失掉面子”,因而不得不辭職。
  繼任內閣由阿部大將任首相,阿部大將雖然是陸軍出身(退役的),卻算得是一位溫和派人物,他于1940年1月為米內海軍大將所接替,米內大將在任平沼內閣的海相時曾經反對同德國締結同盟。在阿部和米內的政府下,日本的政策是對歐洲守中立,結合著日本本身繼續進行對中國的戰爭。但是不久,极度的動亂震撼了全世界。在希特勒的突擊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淪陷了,英國有在1940年秋季被侵入和毀滅的可能,于是想念已久的一些燦爛計划由夢想變成了現實。從在遠東擁有大片屬地的法國、荷蘭和很可能還有英國的崩潰中,日本是不是將一無所獲呢?它的歷史性的時机是不是已經來到呢?深沉的熱情在陸軍和民族主義的政界人士中激動起來了。他們要求日本立即開始南進,奪取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和垂涎已久的荷屬東印度。為了要強迫執行這個政策,陸相□大將退出了內閣,因而迫使米內海軍大將辭去首相職務。
  清醒和慎重分子在日本從來不乏其人,他們要維持控制就受到了沉重的壓力。元老推荐近衛公爵接替米內,近衛是一個少壯的貴族,同宮廷有密切關系,但是同陸軍的領袖們也友好。他在職期間是從1940年7月起到1941年10月止。
  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极其靈活的政治家,他的方法就是給陸軍以一些象征性的滿足而不曾准許它把國家拖入一場大規模戰爭。在1940年夏季,近衛公爵設法約束陸軍不對英國和荷蘭的屬地進行任何襲擊。在另一方面,他卻同意為了要在印度支那北部獲得空軍基地而對維希法國施加壓力,并在9月間同德國和意大利締結了三國同盟條約。這項條約規定日本在美國為了英國的利益而加入歐洲戰爭時有在軸心國的一邊參戰的義務。
  在這個時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已更加明顯。到1940年11月底,不列顛戰役的結果以及希特勒從入侵英國的大話退回去,這在日本都被認作是頭等重要的事情。英國對停泊在塔蘭托的意大利艦隊進行的成功的空襲使几艘現代的第一級戰列艦失卻戰斗力達數月之久一事,使日本海軍深深地感覺到新式空軍的威力和它能夠做到的事情,特別是在用于突襲的時候。日本轉而相信英國并沒有完蛋。它無疑將繼續戰斗下去,并且的确正在變得更強了。在那里普遍感覺到,日本簽訂三國條約是一個錯誤。那里始終隱約出現了一种恐懼——害怕英帝國和美國聯合行動,將兩支海上最強大的海軍聯合起來,它們的資源一旦開發,將是不可計量和無以匹敵的。看來這种危險越來越近了。1941年春季,近衛得到他的內閣的同意和美國開始談判,以期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陸相東條大將這次支持近衛的政策而反對外相松岡,因而松岡的認為同美國的這种談判違反日德同盟的一些聲明被駁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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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樣,日本人思想上的激動卻不斷地變得更加強烈。
  在他們的正常的現代政治生活的進程下面,有几千名雖然職位較低,居于負責地位的軍官和人員似乎听到祖先預言戰爭將臨的聲音。
  他們一定會有愧于曾經向他們認為同帝俄一樣的十三世紀蒙古人加重地報仇的祖先嗎?先輩的這种莫大的武功,激勵著子孫們去做最大膽的嘗試。何況全世界正處于風雨飄搖中。新的力量和新的巨人已經出現了。歐洲將要有一個“新秩序”。
  這是不是在亞洲也建立一個“新秩序”的時候呢?在這全部輪廓中,有著經過仔細和耐心的設想而与世界大變動中的每一次變化相适應的計划。陸軍的領袖們主張應當由他們作為選擇發出信號的時刻的權威。他們當然可以斷言,如果日本要發動戰爭的話,那么最好的机會——法國的崩潰——已經被小心或者說怯懦的政客們錯過了。
  有最上層貴族依附于左右的天皇和公爵們是反對發動一場侵略戰爭的。他們在一個暴亂的時代中必然要喪失許多東西。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曾經出國旅行而會見過外國宮廷中与他們同等地位的人物。他們羡慕歐洲的生活,畏懼歐洲和美國的強大的力量。他們羡慕英國君主政体的鞏固的王位。他們繼續依靠他們的膚淺的議會制度,并希望能夠太平無事地繼續在位或統治。可是誰料得到陸軍會干些什么呢?宗法制度,天皇或任何一個朝代從來都沒有能夠同陸軍分离開來。天皇和公爵們希圖和平与謹慎,但是無意于為了這樣的事業而遭到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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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間經濟制裁的斷然實行,使日本政局的內部危机達到爆發的關頭。保守派分子震惊,溫和派的領袖們嚇慌了。這已經牽涉到日本陸軍在制定日本政策方面作為一個构成因素而在國內享有的威望問題。在此以前海軍曾經發揮它的約束力。但是美國、英國和荷蘭所實行的禁運,斷絕了海軍的,而且實則為日本的全部戰爭力量所依靠的一切石油供應。日本海軍立即不得不專靠它的石油儲備來維持,因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已經在十八個月的供應量中消耗了四個月的供應量。顯然,這是一种束縛,在他們面前的選擇就是對日本來說或者与美國達成協議,或者走向戰爭。美國的要求限定日本不但需從他們在印度支那的新侵略方面撤退,而且也需從他們已經花費巨大,一直在那里進行了這么久的戰爭的中國本部撤退。這是一個合乎正義的但是嚴格的要求。在這种情況下,如果在外交上不能獲得一种可以接受的協議的話,海軍在戰爭政策上就与陸軍聯合一致。海軍這時已經把它的航空隊發展到具有高度進攻能力的這個事實,加強了他們采取這种行動方針的意志。
  在日本統治人物的圈子里所進行的緊張辯論,一直延長到夏秋兩季。我們現在知悉,不惜同美國一戰的這個最主要問題,是緊接著禁運以后在7月31日討論的。所有的日本領袖人物都清楚地看出,進行選擇的時間是短促的。德國可能在日本實現它的任何野心以前就在歐洲戰胜。日美政府間的談判在繼續進行。日本政界里的保守派人士和宮廷,則希望獲得使他們能夠控制國內主戰派的一些條款。美國國務院和我一樣,相信日本可能終于在美國壓倒一切的力量面前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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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曾經看到我們對日本的憂慮怎樣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無情地壓在我們的心頭。它的欲望和机會是同樣明顯的。我們覺得詫异,它為什么不在法國崩潰時就進行一擊。在這以后,我們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們始終万分緊張地在保衛不列顛島使之免于毀滅和繼續進行西部沙漠戰事。我承認,我覺得整個日本的威脅比起我們的別种需要來,是處在不祥的朦朧狀態中的。我感覺,設若日本向我們進攻,美國將參戰。設若美國不參戰,我們是無法保衛荷屬東印度,而且其實也無法保衛我們自己在東方的帝國的。另一方面,設若日本的侵略把美國卷入戰爭,我倒宁愿這樣。我相信這點。我們在1941年的戰略安排的先后次序是:第一,保衛不列顛島,包括入侵威脅和潛艇戰爭;第二,在中東和地中海的戰爭;第三,在6月以后,對蘇俄運送供應物資;最后,抵抗日本的進攻。但是始終認為這是當然的事,即設若日本侵入澳大利亞或新西蘭,我們應當犧牲中東而去保衛我們本身的親戚和同宗。我們大家認為這种意外的事件是既遙遠而又未必成為事實的,因為馬來亞、暹羅,尤其是荷屬東印度,將足供日本作多次更容易和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征服。如果馬來亞的命運的發展發生了變化,我确信我們這時能夠不惜使用一切力量來挽回局勢,即使甚至中東戰區潰敗或斷絕對蘇聯的供應。在另一方面,美國參戰,卻可壓倒一切禍害的總和。
  切不要以為這些豁達的決定是無意識地或者沒有經過戰時內閣和他們的軍事顧問們的深刻和不斷的用心研究就作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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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了些時候以后,我認識到總統于7月26日宣布并由我們和荷蘭參加的禁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時,我就愈來愈急切地要使英美兩國的海軍艦隊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對日本作最大可能的示威。海軍艦隊是我們所能夠騰出的一切。我們曾經仔細地檢查了我們的資源。
  8月25日,我以一項備忘錄送給第一海務大臣,說到成立一支東方艦隊的事,并申述了我對于如何組成這支艦隊的意見。我強烈地感到應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布置一支威懾性的艦隊在印度洋中,而且這支艦隊可由最少數的最好的船艦組成。第一海務大臣答复說,海軍部的計划是到1942年初在錫蘭建立一支艦隊,包括戰列艦“納爾遜”號和“羅德尼”號、戰斗巡洋艦“聲威”號和小型航空母艦“赫爾米茲”號。“皇家方舟”號將在以后派去,但是要到4月份才能派去。在這時期當中,那四艘“皇家”級的戰列艦將作為運送軍隊船隊的護送艦隊派至印度洋。第一海務大臣在他的備忘錄中詳述了大西洋戰區的凌駕一切之上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大西洋中保留所有我們的三艘最新式的“英王喬治五世”號級戰列艦,以防備德艦“提爾皮茨”號的可能出擊,是十分重要的。
  我不喜歡這些布置。用舊式“皇家”級戰列艦來擔任護航工作,對付裝有八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是有效的,但是設若敵人為了襲擊而准備派遣一艘快速的現代戰列艦出來,它們和它們護航的運輸船隊將會變成瓮中之鱉。按照它們目前的情況,這些舊式軍艦將不過是一些漂浮著的棺材罷了。因此,將有必要調派一兩艘快速主力艦以防止日本人派出個別的重型襲擊艦。
  我以下面的話來結束致海軍部的信:
                     1941年8月29日
  ……我必須補充說,我覺得日本絕不會在已經陷在中國的同時對抗美國、英國和俄國現在形成的反對它的聯合力量。
  很可能的是,它將同美國進行談判,至少在三個月內不作出任何進一步的侵略行動或積极參加軸心國。沒有比我所提到的那個艦隊,尤其是一艘“英王喬治五世”號級戰列艦的出現,會更加使它猶豫的了。這實在可能是一個決定性的防止方法。1
   
  1我与第一海務大臣此時來往的信函刊于附錄(11)內。以供愿意對此事作更詳細的研究者閱讀。由于在此時還不能預見的一些理由,派出的戰列艦是“威爾士親王”號,而不是“納爾遜”號或“羅德尼”號。
   
         ※        ※         ※

  決定派遣“威爾士親王”號与“卻敵”號,連同驅逐艦四艘和作為一個主要的組成成分的現代化裝甲航空母艦“無畏”號以作為我們的遠東艦隊的第一批艦只。不幸“無畏”號遭到一個事故而致暫時失去戰斗力。我們決定不顧這個事實而讓兩艘快速的主力艦繼續向前行駛,希望借以穩定日本的政局,并与美國的太平洋艦隊聯系起來。我們的總海軍策略,就是要在太平洋中的美國主力艦隊遙遠的掩護下建立起以新加坡為根据地的一支英國的東方艦隊,這支艦隊到1942年春季將要擁有各种性能的主力艦七艘、一級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十艘和驅逐艦二十四艘。直到此時為我們所信賴的海軍副參謀長海軍上將湯姆·菲利普斯爵士被遴選為司令,并于10月24日在“格里諾克”號軍艦上升起他的司令旗。

         ※        ※         ※

  我于10月底致電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聯邦的總理,告以我們打算在遠東實行的海軍部署詳情。
  我仍然傾向于認為日本不致貿然對美、英、中、荷四國進行戰爭,除非是(或者要等到)俄國确實已經崩潰。即使在那時,他們也可能要等待德國已經許諾的在春季對不列顛群島的入侵。俄國的抵抗仍然是強有力的,尤其是在莫斯科城下,而且冬季現已逼近。
  2.海軍部的部署曾經是在將近今年年底時建立起由“羅德尼”號、“納爾遜”號和四艘“皇家”級戰列艦組成的艦隊,主要以新加坡為根据地。但是這計划已經由于“納爾遜”號最近受傷而遭到破坏,“納爾遜”號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來進行修理。
  3.在這個間期,為了進一步制止日本,我們正在派遣我們的最新的戰列艦“威爾士親王”號到印度洋去同“卻敵”號會合。這是不顧本國艦隊總司令的抗議而實行的,并且是我們所冒的一項重大危險。“威爾士親王”號不久就將駛抵開普敦。此外,那四艘“皇家”級戰列艦一經准備就緒,即將調到東方水域。以后,“卻敵”號將由“聲威”號接替,后者具有更大的續航力。
  4.据我看來,“威爾士親王”號將是最好的可能制止日本的因素,所以我們將作出一切努力把它永久地抽調出去。但是我必須清楚地指出,由于在“約克公爵”號在12月間准備妥當以前存在著“提爾皮茨”號突然出擊的危險和其他的作戰可能性,“威爾士親王”號的調動必須在它抵達開普敦時重新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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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間,近衛公爵卸下了他的重擔。他曾經要求同羅斯福在檀香山舉行一次親自會談,他希望攜同他的陸軍和海軍首長參加,以使他們在可能解決的事項方面受到約束。但是他的提議被總統拒絕了,于是陸軍方面的輿論對這個明智的政治家的批評增加了。他的地位由東條大將所接替,東條大將同時任首相、陸相和內務相。按照現代習慣在戰后被戰胜國處以絞刑的這個東條大將在受審時說,他親自接管內務省是因為“他面對著顯示內部將有混亂的一种可怕趨勢,如果決定和平而不是戰爭的話”。他奉天皇的命令,恢复同美國的外交談判,但是同他的政府成員有一种默契,即在內閣的建議遭到拒絕時,日本將走向戰爭。在1941年11月間,當東條和幕僚長以戰事或將不免一節告知天皇時,天皇表示希望仍可作進一步努力以避免這次戰禍,但對東條說,“若事態果如你所說的,則除進行戰爭准備外,別無他法。”
  我于11月初收到蔣介石將軍關于日本人將在中國繼續有所行動的一項措詞激昂的警告。他認為日本人已下決心從印度支那進攻,奪取昆明而切斷滇緬公路。他呼吁英國從馬來亞空運援助。他在結束時說:
  乍看起來,你或許會以為正當貴國在歐洲与中東如此英勇作戰之際,此事將使貴國卷入對日戰爭。余之所見不同。余不信當中國堅持抗戰之時,日本尚自覺有進攻能力,惟一旦無此顧慮,彼當于其認為适當時机進攻貴國。……中國業經達到抗戰之最嚴重關頭。目前能否保衛至新加坡与緬甸之陸上通路,首先須視英美是否愿意合作以保衛云南為斷。倘若日本人在此處突破戰線,則吾人与貴國之聯系將被切斷,而貴國同美國与荷屬東印度在空軍与海軍方面進行協調之全部机构將以新方式并從新方向受到嚴重威脅。余愿盡一切力量以表示余之信念,即畀予中國以余所述之援助實屬明智与有遠見之舉。能使日本潰敗并保證現時抵抗侵略之國家獲胜,舍此別無他途。切盼見复。
  我除把這項警告轉給總統外,不能多所作為。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1年11月5日
  我已經收到蔣介石要求空運援助而給我們兩人的呼吁。
  你知道就新加坡的空軍實力來說我們的處境如何。盡管如此,我當准備派遣駕駛員,甚至一些飛机,只要他們能夠及時抵達。
  2.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最全面和最不容忽視的一种制止日本的方法。日本人迄今還沒有作出最后的決定,而天皇似乎在施行約束。當我們在普拉森夏灣談論這事時,你說到要贏得時間,這個政策直到如今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們的聯合禁運正逐步迫使日本人在和、戰之間作出決定。
  3.現在看來,他們似乎會進入云南,切斷滇緬公路而給蔣介石帶來損害重大的后果。如果他的抵抗一旦崩潰,不但就其本身來說是一場世界悲劇,而且也會讓日本人騰出大量軍隊來向北或向南進攻。
  4.中國人已經呼吁,要我們就日本人進攻云南一事對日本人提出警告,我相信他們也這樣向你呼吁了。我希望你會認為這樣做是适當的:提醒日本人,像這樣從我們向來未承認他們有權利去駐扎軍隊的一個地區對中國進攻,這將是公然無視美國政府所明白表示過的態度。我們當然准備發出同樣的一項照會。
  5.沒有一項由我們自己獨立作出的行動可以阻止日本,因為我們在別處已經受到那么多的束縛。可是當然,我們愿意和你們站在一起,并竭力支持你們,不論你們選定何种方針。我自己認為日本更可能是被局勢卷入戰爭,而不大會是毅然投入戰爭。請將你的想法見告。
  總統于11月9日答复說,雖然低估這种威脅的嚴重性會鑄成大錯,他卻怀疑日本所作的由陸路向昆明進攻的准備會不會證明日本在最近的將來即將推進。他將竭力根据租借法案來援助中國,并在中國成立美國志愿空軍。他覺得照日本的情形,任何“新的拘于形式的口頭警告或勸誡”至少會具有產生出相反效果的均等机會。“整個問題將由我們加以持續和認真的注意、研究和努力。”
  我以重复說明這項謹慎回答的要點的方法來竭力安慰那位大元帥。
  我們除了繼續實行我們在遠東的海軍計划,并讓美國去試行以外交方法盡可能長久地使日本在太平洋上保持平靜以外,別無方針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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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致函史末資將軍,他曾提出更大的一些問題。
                      1941年11月9日
  我認為由我親自向羅斯福呼吁在這個時候參戰是不會有任何用處的。在大西洋會議時,我對他的官員們說過,我倒宁愿美國現在宣戰而在六個月內得不到供應物資,而不愿獲得加倍的供應物資而美國沒有宣戰。當人們把這句話重复說給他听時,他認為這是一句苛刻的話。我們一定不能低估了他在憲法上的困難。他可以行政首腦的資格去采取行動,但是只有國會才能宣戰。他甚至對我說過,“我可以永不宣戰,但我可以使戰爭發生。假如我去要求國會宣戰,他們可能舉行辯論達三個月之久。”征兵法案僅以一票的多數通過,而如果沒有這個法案,則美國陸軍就會已經瓦解了。他現在已經使實際上取消中立法令一事以微小的多數在參議院獲得通過。這如果獲得眾議院的贊同,就一定意味著德國和美國的船艦在大西洋上經常戰斗。美國輿論最近已經有了進步,但是就國會來說,那完全是一個清點票數的問題。當然,倘若我看出有任何方法可以有助于把這种形勢提高到一個較高的水平,我當然愿意這樣做。當此時刻,我們必須具有耐心,并信賴潮流正順著我們的道路,并且向著重大事件發展。

         ※        ※         ※

  11月10日,在首相照例出席的倫敦市政廳年度宴會上,我說:
  我必須承認,雖然我在將近四十年以前,在1902年,曾經投票贊成英日同盟條約,并始終竭力促進同日本這個海島帝國的良好關系,又始終是一個熱情的愿望日本人好并且贊賞他們的許多才能和品質的人,但是現在我深切遺憾地看到日本和英語世界之間的沖突正在開始。
  美國在遠東的由來已久的利益是眾所周知的。它正在盡力尋求在太平洋上保持和平的道路。我們不知道它的努力會不會成功,但是設若它失敗了而美國卷入對日本的戰爭,那么,我就得說,英國將在一小時內接著宣戰,這是我的職責。
  如果我們盡量冷靜地觀察這個茫茫無際的陰暗局面,就可以看到,對于日本人民來說,十分不必要地投入一次世界戰爭,他們將不難發現自己在太平洋中和人口將近占人類四分之三的一些國家對抗,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冒險行為。
  如果鋼是現代戰爭的首要基礎,那么,對于一個每年鋼產量大約只有七百万吨的像日本這樣的國家來說,完全無端地引起對現在鋼產量大約為九千万吨的美國的一次戰爭,這會是相當危險的事;而這還沒有把英國所能作出的重大貢獻計算在內。因此,我希望太平洋上的和平將可按照日本的最明智的政治家所顯示出來的愿望來得到保持。但是旨在保衛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和保衛現時陷入危境的共同事業的一切准備都已經做好了,并還在繼續進行中。

         ※        ※         ※

  11月20日,日本把它的“最后之言”送達華盛頓。雖然從這些提議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實際上不過是企圖不經過戰爭而獲得胜利果實,美國政府覺得不能不作一次最后的外交建議。我們曾經接到關于這項日本照會的通知,并被要求提出我們的意見。11月23日,我在致外交大臣的一項備忘錄中寫道: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11月23日
  我們主要關心的是:不發生進一步的侵略和戰爭,因為我們已經嘗夠了戰爭的苦頭。美國不會拋棄中國的事業,所以我們可以在問題的這一方面穩妥地追隨它。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一种使日本可以在西伯利亞自由地對俄國進攻的安排。
  我本人怀疑這在目前是否會發生。我記得羅斯福總統在大西洋會議上曾經親自加進了一段話,“在北方必須不得再有任何侵略。”我想就這點可以〔同美國人〕達成協議。我認為由日本正式宣布廢除軸心國條約是不必要的。他們置身戰爭之外這事本身就會使德國人大失所望和受到損害。我們不應當同意對于美國或英國援助中國加以禁止的任何規定,但是美國不致要求我們這樣做。
  以上述為條件,在經濟方面對日本放松一步而使他們足夠勉強活下去——哪怕我們只獲得又三個月的時間,會是值得的,然而這些不過是初步的意見。
  我必須說,如果我獲悉美日協定已經訂立,而按照這個協定我們在以后三個月內在遠東的情況不會比現在還坏,那么,我就感到高興了。

         ※        ※         ※

  11月25日,總統發給我一封電報,說明談判的情況。日本政府曾經提議在同中國謀取全面解決或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以前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而在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之時,日本將准備從印度支那完全撤退作為回報,美國應以石油供給日本,避免干涉日本在中國恢复和平的努力,協助日本獲得荷屬東印度的產品,并把日美兩國間的商務關系置于正常基礎之上。雙方應同意在東北亞和南太平洋地區不作任何“武裝進展”。
  接著,美國打算提出一個反建議,一般地接受了日本照會中的條件而簡要地提出專門條件,附于日本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的條款之后,而并不提及中國局勢。美國准備接受把原來的凍結命令加以修正的一項有限的經濟協定。例如石油只可以按月供平民的需要而運出。美國的這項建議的有效時期將為三個月,并基于這樣的一种諒解,即在這個期間將討論包括整個太平洋區域在內的全面解決辦法。
  當我讀到昔日稱為、而現在仍然稱為“暫定條約”的這項草擬的复文時,我認為它是不适當的。荷蘭和澳大利亞政府,尤其是蔣介石都有這個意見,蔣介石曾以一項激烈的抗議送達華盛頓。但是我深深地覺察到當我們就單靠美國去決定行動的一個問題對他們的政策加以評論時,我們所必需遵守的那些限制。我了解到隨著“英國人正力圖把我們拉入戰爭”的這种想法而來的危險。因此,我就不去触動這個問題,就是說,把這個問題听憑總統去處理,于是我只提到中國方面而發給他下列電報: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1年11月26日
  今晚收到你關于日本的電報,也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勳爵關于討論情形和你對日本的反建議的詳細報告。……當然,處理這事,全在于你,而且我們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場戰爭。只有一點使我們不安。蔣介石怎樣呢?他不是正處于難以維持的境地嗎?我們所焦慮的就是中國。如果他們崩潰,我們的共同危險將會大大增加。我們确信美國對于中國事業的關心將支配你們的行動。我們覺得日本人對他們自己是最沒有信心的。
  這封電報當然在標明的日期的當天黎明時到達華盛頓。
  赫爾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夜間,丘吉爾先生致總統對我們的暫定條約加以評論的一封電報送到了。顯然受到蔣介石給他的電報的影響,這位首相疑慮在暫定條約的影響下那位大元帥是不是只能得到“非常菲薄的口糧”。据他說,中國是使他焦慮不安的原因,而中國的崩潰將會大大增加我們的共同危險。我就這個問題同國務院的遠東問題專家們再次談論以后得到了我們應當取消這個暫定條約的結論。作為代替,我們應當向日本人只提出旨在達到全面解決的那十點建議;原來暫定條約是作為這個建議的前言的。雖然這個暫定條約里的項目不過包括一些為數微小的棉花、石油和几种別的商品,其數量与日本所要求的無限制供應相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明顯的是,美國輿論甚至對于以有限數量的石油供應日本也將普遍地反對。中國人激烈地反對,其他有關國家的政府不是不贊同,就是冷淡。
  ……因此,日本會同意這個暫定條約的一點希望,并不足以保證有理由去承擔那些包含在其中的危險,特別是中國士气和抵抗的崩潰和甚至瓦解的危險。

         ※        ※         ※

  我們直到此時還沒有听到過那個“十點照會”,這個照會不但符合我們和各有關政府的愿望,而且實際上超出我們曾經敢于要求的事情之上。就在26日那天,赫爾先生在國務院接見了日本的特使們。他甚至連總統于23日電告我的那個暫定條約都沒有對他們提到。相反地,他交給他們這個“十點照會”。其中兩點如下:
  日本政府將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退所有的陸軍、海軍、空軍和警察部隊。
  美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將不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支持除首都臨時設在重慶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外的在中國的任何政府或政權。
  特使們都“目瞪口呆”,极其狼狽地退出去了。這可能是真誠的。他們之所以被遴選,大都是由于他們以謀求和平和溫和人士而著名,因而可以哄騙美國不加防備,直到一切都決定下來和一切都准備好了為止。他們不大知道他們的政府的全部心意。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赫爾先生在這方面所知道的事要比他們多。美國人從1940年底起就已經破獲了日本的關系重大的密碼,而一直在譯出大量的他們的軍事和外交電報。
  在秘密的美國人圈子里說到這些電報時稱作“魔術”。美國人把“魔術”對我們复述一遍,但是在我們收到以前,有不可避免的稽延——有時兩三天。因此,我們在任何特定的時刻并不知道總統或赫爾先生所知道的全部事情。我對此并無怨言。
  在那同一個下午,總統以下列電報發給駐菲律賓的高級專員:
  准備工作正日益明顯……以便在最近作出某种性質的侵略行動,雖然直到目前還沒有清楚的跡象表明這次行動的實力,或者它將指向滇緬公路、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還是菲律賓群島。向泰國推進,似乎是最可能的。我認為這下一次日本的侵略有引起美日之間爆發敵對行動的可能。……

         ※        ※         ※

  當我們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勳爵在11月29日訪問國務院時,赫爾先生對他說,來自日本的危險“就懸在我們頭上了”。“我們同日本的關系中的外交方面現在實際上已經結束。
  目前,問題將由陸軍和海軍的官員們去處理,我已經同他們談過。……日本可能在出乎我們意料的時机突然行動。……
  我認為,日本人認識到他們現在全面地重新開始的無限制征服的方針可能是孤注一擲,因而需要最大的勇气并做最大的冒險。”他又說:“當丘吉爾收到蔣關于暫定條約的強烈抗議時,如果他給蔣一封強硬電報使之振作起來,以日本人和美國人正在顯示出來的那樣的熱情去戰斗,那就會更好一些。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把這項抗議轉交給我們,而從他那方面并不反對。……”
  我不知道日本的計划已定,也不知道總統的決心已經達到什么程度。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1年11月30日
  据我看來,有一种避免日本与我們兩國之間的戰爭的重要方法還沒有使用,這就是秘密或公開地(以你認為哪一种方式最好而定)明白宣布,日本采取的任何進一步的侵略行動,將立即導致嚴重的后果。我了解你在憲法上的困難,但是如果沒有公平正直地把進一步侵略行動的悲慘性質向日本提示,就讓它因侵略行動而陷入戰禍,那將是可悲的事。我要求你考慮在你認為适當的時候(這個時候也許是很近的),你可否說日本的任何進一步侵略將使你不得不把最嚴重的問題向國會提出,或大意如此的話。我們當然會發表類似的宣言,或參加一個聯合宣言,無論如何我們正在作出与你們同時采取行動的安排。我親愛的朋友,請原諒我冒昧促請你采取這樣的方針,但是我深信這可以使一切改觀,并防止戰爭悲慘地擴大。
  但是他和東條都已經遠遠地走在前面了。世界大事也是這樣。

         ※        ※         ※

  30日,午后不久(美國時間),赫爾先生訪問總統,總統的桌上放著我在昨夜發出的同日電報。1他們認為我關于對日本提出一個聯合警告的建議不會有任何好處。這也不會使我們感到惊奇,這時在他們的面前已經有了一封截獲到的自東京發至柏林,日期也是11月30日的電報,這封電報告訴日本駐柏林大使向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作如下的通知:
   
  1讀者不必由于這些電報上注明的日期而感到迷惑,只要這些電報的先后次序不亂就行。我經常工作到凌晨兩三點鐘(英國時間),我發出的任何電報需要花費兩三個小時去翻電碼和譯釋。盡管這樣,我在就寢以前擬好的任何電報為了實際的目的几乎是立即送達總統的——這就是說,當他睡醒或在必要時把他喚醒的時候。
   
  非常秘密地對他們說,存在著通過某一場軍事沖突而使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和日本之間的戰爭突然爆發的极度危險,并附帶說明這個戰爭爆發的時間可能比任何人夢想到的來得更快。
  我于12月2日收到這類電報的譯文。這不需要英國采取任何特別行動。我們只須等待而已。日本的航空母艦艦隊事實上已經在25日載著即將襲擊珍珠港的全部海軍航空隊啟航。當然,這支艦隊是仍然受東京的約束命令的支配的。

         ※        ※         ※

  12月1日在東京舉行的一次御前會議,作出了對美國開戰的決定。按照東條在受審時的作證,天皇未發一言。在隨后的一個星期中,太平洋上如死一般地沉寂。可能用外交方式來解決的那些方法都一一試過了。這時,還沒有任何軍事侵略行動發生過。我的最深的憂慮就是日本人會向我們或荷蘭人進攻和憲法上的困難會阻止美國宣戰。經過12月2日舉行的一次長時間的內閣會議,我給外交大臣一份体現了我們的結論的備忘錄: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12月2日
  我們的既定政策就是不先于美國去采取行動。除非在日本企圖奪取克拉地峽的情況下,美國直接面臨日本的一次新的侵略行動,還有一些時間。如果美國行動了,我們當立即行動,支持他們。如果美國并不采取行動,我們就必須重新考慮我們的立場。……
  日本可以隨時襲擊荷蘭屬地。在美日談判之后,這將是對美國的一种直接冒犯。我們應當告訴荷蘭人說,我們不會去阻止這項日本侵略產生的全部影響,日本的這個侵略行動,對美國來說,乃是它与日本之間的一個直接的問題。如果美國對日本宣戰,我們將接著在一小時內宣戰。如果經過相當時期而看出美國即使有我們的直接支持而還不能采取任何斷然行動,那么,我們縱然獨力支撐,也當与荷蘭人同心協作。
  任何對不列顛屬地的襲擊,當然帶來對大不列顛的戰爭。

         ※        ※         ※

  警惕的英國情報机构和空中偵察,不久就察覺到有些調動和活動表明“日本行將進攻暹羅,而且這項進攻將包括海運部隊奪取克拉地峽上的戰略地點的一次遠征”。我們把這一情況報告了華盛頓。在我們和我們的遠東總司令之間,以及同澳大利亞和美國政府,都有一系列冗長的電報來往,談論我們應否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來保衛克拉地峽。基于軍事和政治上的理由,我們作出了正确的決定,認為我們不應當在一個次要戰區內首先發動攻擊而使事態的發展复雜化。在12月6日,倫敦和華盛頓都知道了一支大約有三十五艘運輸艦、八艘巡洋艦和二十艘驅逐艦的日本艦隊正從印度支那駛過暹羅灣。另外一些日本艦隊也在海上執行其他任務。

         ※        ※         ※

  一個龐大的美國國會調查團在1946年公布了它的調查報告,這項報告詳盡地敘述了導致美日戰爭的那些事件,以及未能通過軍事部門給他們無掩蔽的艦隊和守軍發出積极“警戒”命令的經過。每一個細節,包括譯釋日本的密電和這些密電的本文,共計四十卷都已經公諸于世。美國的力量足夠使它經得起美國憲法的精神所要求的這种嚴格考驗。
  我不想在這篇敘述中企圖宣布對美國歷史上的這個惊人的插曲的判斷。我們知道在總統左右的并為他所信任的那些卓越的美國人士和我一樣敏銳地感覺到日本將在遠東進攻英國或荷蘭的屬地,并將小心地避開美國,以及因而國會將不批准美國宣戰的那种巨大危險。美國領袖人物了解到這可能意味著日本將征服許多廣大地區,如再結合著德國侵俄的胜利和以后英國的被侵入,那將使美國單獨地面對著洋洋得意的侵略者們的勢不可當的聯合力量。那么,不但那些處于危險中的偉大道德事業將要被拋棄,就是美國和至今才對他們的危險有了一些覺醒的美國人民的生命也可能遭到毀滅。總統和他所信任的朋友們長久以來就認識到在反抗希特勒和希特勒所主張的一切事情的戰爭中美國守中立的嚴重危險性,并且由于國會的掣肘而輾轉不安,這個國會的眾議院就在几個月以前只以一票的多數通過了必須恢复的強迫兵役制,如果不恢复這個制度,他們的陸軍就已經在世界動亂當中几乎瓦解了。羅斯福、赫爾、史汀生、諾克斯、馬歇爾將軍、斯塔克海軍上將和作為他們大家的聯系人物的哈里·霍普金斯,都是同心同德的。后代的美國人和各地區的自由人民將因他們的先見而感謝上帝。
  日本對美國的襲擊,使美國的問題和任務大大地簡單化了。美國對于這次襲擊的實際形式,甚至它的規模,与對于整個美國國家為了它本身的安全而將空前團結在一項正義的事業中這個事實比起來看得非常之不重要,我們怎么會對此感到惊奇呢?据他們看來,如我所見一樣,日本去襲擊美國,并和它開戰,這無异于自殺。再者,關于敵人全部的和最近的目的,他們比我們在英國知道得更早。我們想起克倫威爾在注視著蘇格蘭軍隊從鄧巴的高崗上往下進扑時怎樣地大聲呼道,“上帝已經把他們交到我們手里來了。”1
   
  1指1650年蘇格蘭軍隊進攻英格蘭一事。——譯者
   
  我們也一定不可以容許利用外交來往的詳細敘述來把日本描繪成一個受害的無辜者,說它不過是要借著歐洲戰爭的机會來求得适度的擴張或分潤,而這時遇到美國向它提出了不能期望它的被狂熱地鼓動起來的而且有了充分准備的人民接受的一些建議。多年以來,日本一直以它的惡意侵略和征服在折磨著中國。此時,由于它強占印度支那而在事實上以及由于簽訂三國協定而在形式上都已經同軸心國家共一命運了。讓它去做它敢于做的事而承擔一切后果吧。
  日本竟會同英美開戰,并且可能終于同俄國開戰,因而自取滅亡,這曾經似乎是不可能的。日本宣戰是和理性不相容的。我确信由于這樣的一次冒進,它將遭到毀滅達一個世代之久,而這已經被證明是真實的。但是各國的政府与人民并不總是作出合乎理性的決定的。有時,他們作出瘋狂的決定,或者一派人掌了權而強迫所有別的人服從他們并幫助他們去做愚蠢的事。我曾經毫不遲疑地一再敘述到我不認為日本將做出瘋狂行動的信念。不管我們怎樣誠懇地力圖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我們都不能察看到為理性所無法解釋的人類思維和幻想的過程。
  然而,瘋狂是一种災害,它在戰爭時使人去謀求突襲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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