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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 9月7日 和平時期坐火車只需40個小時的行程，可是這次我花了10天半時間，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辦公桌上，堆放著這期間德國大使館寄來的函件。從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經建立了一個委員會(克魯姆馬赫爾、平克內勒和霍特)，其任務是就安全問題給在南京的德國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國學校協會的理事會已經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師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這些信函中還包括：防空委員會發布的關于防空警報信號以及空襲時注意事項的通知；中國政府制定的關于在緊急狀態時實行交通管制和戒嚴的規則(譯文)；一份日期為1937年8月27日德國大使館給所有并非由于職業或其他緊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國公民的通知，該通知再次勸告他們离開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經濟情況比較好的中國人都早已溯揚子江而上，逃到漢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園里，在公共場所和街道上，人們都在緊張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靜，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這兩天里，我在4次空襲中受到了戰斗的洗禮。從這一天起開始了—— 我的戰時日記 在那些狂轟濫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國人坐在一個自己設計建造的防空洞里，它雖然不是絕對安全，但可以保護不受榴霰彈的炮火和炮彈碎片的傷害。在院子里還撐起了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我們在帆布上畫了一面有卍字標記的德國國社党党旗。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警報中心。約在空襲20分鐘一30分鐘前就響起清脆的警報聲，發出某种較短信號時，所有行人都要离開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進前面已經提到的各條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盡管有些防空洞相當簡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個小時也是相當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過德國大使館傳來上海日軍司令官的消息，從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將再次開始加強對南京的轟炸，因而告誡所有的外國人盡快离開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國、法國和美國以及几個有軍艦航行在揚子江下關段的較小國家的大使館，通知他們的軍艦离開現在的停泊處，轉移到長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則它們會因轟炸受到危害，日本對可能造成的損害概不負責。 結果是：英國和法國在其答复中聲明，他們認為沒有理由改變他們軍艦的停泊地點，假如英國和法國的財產受到損害或是英國和法國公民受到傷害的話，理所當然地要由日本負責；与此相反，美國大使則帶著他的全体使館人員登上了美國軍艦“呂宋”號，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議行事。但事實上，“呂宋”號當時仍然停在下關原來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榜樣引起了他們的思考。(英雄精神會傳染！) 德國的大使及其使館全体人員今天上午9時做好了出發去上海的准備。許多美國人和德國人(例如施羅德博士、希爾施貝格大夫家的女士們和哈普羅公司的部分職員)据說同樣記住了日本人的告誡，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對這情況從各個方面作了充分的考慮。我從比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這里來不是出于冒險的興趣，而首先是為了保護我的財產，為了代表西門子洋行的利益。當然洋行不會期待(也決不會這么做)我為洋行而被打死在這里。我絕對不想為了任何東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東西)輕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險。但是，這里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我作為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至今還無法跳越過去。我們的中國佣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家屬約有30人，他們都在看著“主人”。如果他留下來，他們就忠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這情況我以前在中國北方的戰爭中見到過)；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搶劫一空。撇開最后一點不說(盡管這會使人感到難受)，迄今我還無法作出辜負人們對我寄予信任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在平時毫不起眼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信任，這怎能不令人感動)。 我給了我的助手韓(湘琳)先生一筆預支款，使他能夠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安全的濟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說：“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開，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雜工絕大部分來自華北地區，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們和孩子們送走。我給了男人們一筆旅費，但他們不知道應該怎么辦。他們當然很想回到華北去，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們更愿意跟隨我。在這种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我認為我不能這么做！誰要是兩只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著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里蹲上几個小時，他就會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潛意識里終究還有一個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使我堅持留在了這里。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党員，是有職務的，甚至還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在我對作為我客戶的中國當局和各個部委進行商務拜訪時，他們一再向我提出關于德國、關于我們的党和政府的問題，我總是這么回答說： 是的—— 我們是勞動者的士兵， 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 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 我們不會拋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誠然，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講的只是德國的工人們，而不是中國的工人們。可是中國人對此會怎樣評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東道主的國家里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里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体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時，我們的中國人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們把這肮髒的防空洞進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舖上了地板，壘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錢)，右邊當然有入口和出口。當我們發現一根內梁木有折斷的危險時，我們沒有气餒，仍費力地換上了另一根。干到這里，一夜就過去了三分之二。為了對付炸彈爆炸產生的气浪，我們還在兩個洞的門口壘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藥品和這期間已關閉的學校的藥品都搬進了防空洞里，還准備了用于遭到毒气進攻時的浸醋繃帶。從上午11時起，食品和飲料就已經放在籃子里和熱水瓶里准備妥當，可是現在已經是下午3時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還沒有在天空出現，簡直讓人無法相信！他們已經發出嚴厲警告了，怎么會不來呢？我想，他們總不會是因為看見我挖了一個堅固的防空洞才不來的吧。我打開收音机，听到這么一條消息：“上海有雨！”這就是日本人不來的原因嗎？這不正好嗎？我為什么要著急呢！我宁愿丟臉，也不愿意日本人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還是沒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贏回了我的面子，盡管這次我對面子問題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開始了他們宣布的狂轟濫炸——就是說推遲了一天。從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15分，從下午 l時15分至2時30分，我們又遭到了相當嚴重的轟炸。除了來我處做客的克萊因施羅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約28個中國人，其中我自己認識的還不到14個人。在我認識的人中有一個鄰居鞋匠，在和平時期我与他對鞋子的价格從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因為他總是把自己返還給佣人的扣頭也計算在內，可是我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個德國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別牢固的。今天我還經歷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襲。我的中國人，他們全都一聲不響。如果沒有克萊因施羅特和我說話，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說話聲。有人會說，人就是這樣慢慢地習慣戰爭的。可是這話在此時并不完全正确。我們一再极度緊張地注意傾听著空襲者突然俯沖的呼嘯聲，分分秒秒地等待著落下的炸彈聲。今天的情況十分嚴重，肯定投下了許多炸彈。后來我們不再計數了。大地在顫抖，爆炸聲一個接一個，間隔時間很短，我們覺得所有投擲的炸彈都是沖著我們來的。但据我后來查明，這些炸彈都落在离我們的房子比較遠的地方。 當信號(長信號)宣布第二次空襲結束后，我就坐車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標特別針對了國民党中央党部，那里還有中央廣播電台的行政机關及播音室。電台今天上午曾請我們去收取一筆欠款，幸運的是一個偶然的情況使韓(湘琳)先生和我沒有能去成。否則，我們會正好在轟炸的時候到達那里。我仔細查看了轟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彈坑就在距离施羅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漢口)約200米遠的地方，直徑約6米，深2米一4米。現場和戰壕周圍沒有造成更多的損失。施羅德家房子西邊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沒有看到其他損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彈中，有一枚落在舖有石子路面的繁華街道即中山路(譯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緊靠我們稱之為“巴伐利亞廣場”(譯注：即山西路廣場)的交叉路口，离德國大使館不太遠。這個彈坑立即被填沒，看來這枚炸彈沒有造成人員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禮和洋行辦事處附近繁華街道旁邊的空地上也有一個彈坑。它后面約有4所∼6所房子全都布滿了窟窿，屋頂被炸得特別嚴重。我沒有听說有人員傷亡，大概是在警報拉響后人員全部离開了房子。緊靠中央党部大門的西邊看上去情況要嚴重得多。通向交通學校(以前的炮兵學校)的街道拐角沒有了，拐角處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后面，緊靠城市鐵道路基(火神埃利亞斯)旁，兩枚炸彈炸毀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彈坑的周圍，正在從這些中國房子的廢墟里尋找出尸体碎塊，放進准備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靜無聲，只听見站在后面的婦女們在哭泣。在炸毀的房屋前面，兩個十分簡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損坏，里面的人也沒有受到傷害。 中央党部里不許我進去。据說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彈，當場死了一些人(具体數字沒有公布)。在机關大樓的后面，最后一枚針對國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彈命中了一個靠牆的防空洞，炸死了8個人。一個從防空洞里朝外張望的女人的腦袋沒有了。只有一個大約10歲的小姑娘奇跡般地幸免于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見她從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講述著她的經歷。現場已被軍隊封鎖，人們正在最邊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燒紙錢。 9月23日 今天天气很悶，下著小雨，因此沒有空襲。我听說，那個帶著使館全体人員登上在下關碼頭游弋的美國軍艦“呂宋”號的美國大使現在已決定，不离開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說過嗎？——英雄精神會傳染！)。英國大使和法國大使一開始就堅決拒絕了日本人要他們离開南京的要求。据說我們德國的大使同樣留在了南京，也有說他旅行去鄰近城市(蕪湖？)后又返回了。基斯林一巴德爾糕餅店的面包師(謝爾先生)搬進了前哈普羅公司一名職員在新住宅區的一所房子里，那里被視為特別安全。可是經過昨天空襲后，現在人們已不再信任它。他隨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我還沒有找到。糟糕的是，謝爾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們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剛從國家資源委員會帶回一張价值1500英鎊的訂單。在戰火紛飛時得到這樣一筆訂貨真不賴，雖然這僅僅是個一般性成績。西門子洋行上海總部來了一封十分親切的信，信內表達了理事會對我安全的擔心。根据該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認為對我個人安全有利的步驟，也包括离開南京。多謝了！信使我感到高興，但是，假如我留在這里，此刻該怎么辦理戰爭保險呢？對此也許會來一個答复。 9月24日 以往，人們都會為陽光明媚的一天而高興，現在我們卻擔心万里無云的晴朗天空。陽光明媚的天气對我們來說意昧著日本人的空襲，為此我們希望晴天要盡可能地少。昨天是陰雨天，所以我們沒有挨轟炸；今天收音机里報告說，一個由40架日机組成的飛行大隊昨天已經飛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了雨，云層很低。因此我們都高興地走了出來！所有報紙上都刊登了全体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對違反國際法空襲南京平民的抗議。日本人對此卻平靜地答复說，他們只是一如既往地轟炸了建筑物或是軍事目標，絕對沒有傷害南京平民或是歐洲友好國家僑民的意圖。其實根本不是這么一回事！至今絕大部分的炸彈并末命中軍事目標，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頭上，而且調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貧窮的人受害最嚴重。擠滿難民的火車和倉庫，受到了最猛烈的轟炸。上海市民以別出心裁的方式對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場猛烈的轟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個小時以后，我打開收音机(波長600——上海)，想听點音樂換換腦筋，卻听到正在播送貝多芬的《葬禮進行曲》，末了，播音員還情緒過分激動地說：“此首樂曲是上海殯葬机构理事會的深情奉獻！” 此時還有更好的奉獻嗎！ 德國大使館送來一份請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時30分舉行座談會，敬請全体德國公民參加。 9月25日 陽光明媚，天气晴朗！這樣我們就可能會有空中來訪。假如紫金山被烏云籠罩，那就不會有危險，因為朋友和敵人都擔心自己的飛机會撞上山頭。這是中尉阿德霍爾特對我說的。他一定知道這事，因為在這里他是探照燈和高炮方面的專家。 根据今天德文《遠東新聞報》的簡訊稱，德國大使特勞特曼博士為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國人的安全，已做好了准備。我們听到后都急于想知道他要怎么做。昨天在大使館舉行的座談會上，他透露了一項很不錯的計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國輪船“庫特沃”號，据說，每天租金為1000墨西哥比索，這艘輪船將載著凡是能离開的德國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說离開危險區，但不太遠，以便不久又可以返回。我說這是個好主意。遺憾的是，我們暫時還不知道我們應該怎樣登上這艘輪船，因為還缺少必不可少的運送我們登船的摩托艇。盡管大使館的几位官員(許爾特爾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說，是發動机有毛病，即使能開動，每小時也只能行駛兩海里。這樣，要登上輪船就很困難。為此還必須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庫特沃”號還必須盡可能駛入下關，停在一艘外國軍艦的附近，以便人們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輪船。 9月25日，晚上7時30分，在燭光下 哎，我們的來訪者早該走了，它們的表現很不得体，逗留的時間太長了，即：9時30分∼10時30分；12時∼14時30分；15時∼16時20分。 后來，在16時45分還有一次虛傳的警報。這樣，我陪同施特拉斯爾博士進午餐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14時30分∼15時)。施特拉斯爾博士是在到銀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這里來的，不得不在我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11時∼12時之間我正在鐵道部，幸好還能夠很快地和李法堂及馮談了有關合同事宜。16時20分，我試圖和韓(湘琳)先生赶到下關去看看電厂的情況，但兩次都被軍人和警察擋了回來，因為城北方面還沒有收到“警報解除”的信號。突然之間，電動警報器都不起作用了，人們開始改用警察設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鈴報警，看來發電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們第三次去電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灣)就停下了，新一輪警報(后來證實拉錯了)又把我們嚇走了。我們冒著危險坐汽車回到了家。下午5時左右，一切危險都過去了，我們才又到下關去查看。 有8枚炸彈落在電厂。當時擊落了一架日本轟炸机，飛机的殘骸和失去腦袋的日本飛行員的尸体掉在總机房的后面。電厂里沒有人遇難，只有几個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輕傷。但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被炸死在電厂的大門口。他們當時一定是想逃進某個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樓看上去破坏得最慘。有几枚炸彈(据說只有兩枚)擊穿了房頂和配電設備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電房里爆炸，配電設備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辦公室都被炸毀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擠成一團。辦公室里所有東西被炸得粉碎，樓上辦公室的牆壁都炸飛了，只剩下了鋼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經開裂或是彎曲了。很粗的 T形鋼結构橫梁很好地經受了考驗，只有一個地方輕度彎曲。鍋爐設備以及渦輪机奇跡般地依然存在，沒有損坏，只有位于南牆的一台渦輪机(我估計是一號渦輪机)似乎受到了一點損坏，至少鋼外殼上有几道箍脫落了。整個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約1厘米大小)達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彈的气浪產生一种吸力，把總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內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陳厂長以及几個工程師一起對大樓簡單地查看了一下后，便決定由我請求我們在上海的總部派一名工程師來，查看損坏的情況，并提出意見，給予幫助，因為最高統帥對此十分關心，要求電厂盡快恢复正常。我們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時，街上的路燈又亮了。我還不清楚是哪里來的電。韓(湘琳)先生說，它來自浦口鐵路照明用電發電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彈。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擊落，禮和洋行的梅爾基奧爾剛才打電話告訴我，他從瓦茨爾家的房頂上看到，這架飛机是在3000米高空被擊落的。 9月26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2時30分，他們還把我們從床上叫了起來！電動警報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證實，浦口津浦鐵路的電厂已和南京的市內電网并网。這是一件太好事。我房子里的電燈也亮了(今天凌晨2時30分還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沒有系領帶，只穿著睡衣和睡褲就走進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樣，這里已擠滿了中國朋友們，有男有女。當我在下面覺得太難受時，就坐到了學校房子的大門口去，身旁放著盛有茶水的熱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著，一直等到4時，才響起了“警報解除”的鳴鳴聲。机群轉向另一個方向飛走了。阿德霍爾特先生說得對：下雨天我們就有“和平”。我補睡了一會儿覺。今天是星期天。烏拉！還一直在下雨！我多么高興啊！！ 9月26日，上午10時 這個時間我們不應該“高興”——這不言而喻！韓(湘琳)先生剛才來了電話，說中央廣播電台昨天受到了嚴重破坏，城里電台的廣播電纜也斷裂了。這么說，日本人達到了目的：南京的中央廣播電台暫時被炸成了啞巴。但据說當時沒有人遇難，真是謝天謝地。如果允許的話，得出去看看情況。 9月26日，下午4時 我坐車在全城剛剛查看了一遍回來。中央廣播電台昨天中了10枚炸彈，但電台本身沒有受到很大損失。我不能說這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可能是別人對我說了假話。可惜劉工程師不讓我進人大樓，因為他們正在那里進行某种秘密設計(自己制造的10千瓦電台)。但他們告訴我，他們對外界說電台被炸毀了，實際上損失并不很大。就在電台的前面，在投彈的方向，有好多房屋(可能是軍營)以及政治犯監獄的一部分圍牆都被炸毀了(當場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沒有看見別的情況。 距离中山路上德國黑姆佩爾飯店不遠處，在天生藥房和遠洋辦事處的對面，大約有12所中國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彈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個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間的一個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彈爆炸產生的气浪而喪生。有一個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拋出了10英尺，卻幸免于難。總共被炸死30人。一些上面印有紅卍字標記的普通木頭棺材還是空空的，人們從昨天下午起就在廢墟中尋找其余的尸体。街對面房子(約有8所)的窗戶和門全部都被炸彈產生的气浪沖坏了。遠洋通訊社不得不把辦公室遷走。中央醫院里落下了15枚炸彈。這很難說是否就是把醫院當作轟炸目標。但看上去很像是這樣，因為許多彈坑一個接一個，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國家資源委員會及其一些實驗室，它們已經被轟炸過一次。想必醫院在昨天空襲后已經遷走，因為它受到了嚴重的破坏。雖然只炸死了兩個人，但實物損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兩個彈坑，它的直徑約20米，深5米∼6米(500公斤的炸彈)。它后面約10米∼15米處有一個防空洞，200多人躲在里面，全都幸免于難。外國通訊員和記者對所有破坏情況都拍了照，以便讓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西門子洋行上海總部的周工程師經過26個小時的火車行程后才到達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員陶先生的提議下出差到這里來修理多路電話設備的。周先生是我們最好的工程師。在交談中我問他，他的家人對他只身到這里來是否放心，會不會擔心他途中發生意外，他給我的回答是令人十分感動的。他回答說：“我對我的妻子說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門子洋行，決不可對西門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們一起在那里依靠我們自己的薄田為生。我這次出差不僅僅是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為了我的祖國的利益。”一般情況下，是不能指望每個中國人都具有這种精神的，但是周先生的這番話證明了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贏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特別是在中下層的人士那里。 9月27日，上午9時 多坏的天气——就是說，天空陽光燦爛！我們准備經受再一次的空襲。全世界一定已經獲悉了這里在上星期六(9月25日)遭受的災難，將會再次進行抗議。但是，這里誰都不相信日本人會理會這類抗議，星期六對中央醫院的轟炸就是對美國和歐洲各國先前所有抗議的一种最明确不過的回答。 9月27日，晚上7時30分 今天我們在一天內遭到了3次空襲：從10時到 11時；從12時到13時10分；從13時30分到14時。上午天空有云，很難看得見空襲者，后來發現時它們已在遠處。 采用我們机器設備的水利錏厂受到了猛烈的轟炸，据說部分厂房已被炸毀。我想，永利錏厂是生產煤气的！多么危險的事情！ 后來据說浦口火車站也挨了几枚炸彈，炸毀了兩節車廂。除此以外，我再沒有听到其他情況。我覺得似乎自來水厂也受到了空襲，但自來水龍頭還有水流出，我們家里的電燈也亮著。烏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回國去了，給我留下了罐頭食品、一台收音机，這些東西一共作价60元(收音机在沒有找到買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還有兩張水表和電表的銀行保證單(這是兩張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的有价證券，因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證金)。他也托我把這證券保管好，等待戰爭結束后為他兌付。除了拉貝以外，居然還有別人是樂觀主義者！好吧，那就視你一路平安，我親愛的厄梅！！如果有人离去，倒也有好處——今天晚上我就吃了罐裝的俾斯麥無刺腌鯡魚。 9月28日 多好的航空天候——出了太陽，天空少云。中午以前很平靜。在中午12時∼下午2時15分有警報。日本人來訪了。我數了一下，有6架飛机，它們受到了高炮中隊的射擊，便分兩個梯隊各3架拐向東面和西面飛去。听到投下了一些炸彈。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看見有4架中國飛机不斷地在城市上空盤旋，但已不再有日本飛机。我剛才听阿爾納德少校說，當時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飛机從他頭頂上方約100米高處飛走了。 今天，遠洋通訊社(艾格納先生)搬進了我的學校樓里。遠洋通訊社的中國職員們不想再在他們原來的辦事處繼續工作了，因為它已被落在附近的炸彈損坏(窗玻璃、門和室內的天花板都被气浪損坏了)。 9月28日 上午7時，普羅布斯特博士和安裝工里貝兩位先生剛從上海到達這里。他們的任務是檢查被炸的下關電厂，并和電厂的有關領導商談恢复發電事宜。 9月29日 今天是雨天，不用擔心有飛机空襲。我和普羅布斯特博士拜訪了大使特勞特曼博士、大使館參贊菲舍爾、下關電厂、中校阿德霍爾特(譯注：前文為中尉，原文如此)和納可可公司的 C. 惲。 晚上，阿德霍爾特帶來消息說，施特雷齊烏斯夫人在青島因心髒病去世。 9月30日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來的兩位先生遇上這种天气真走運，他們不用擔心有空襲。訪問永利錏厂的安排取消了，因為我們在下關等待何博士來，結果空等了一場。我們的汽車在鐵道部的前面出了故障。我們去軍政部拜訪了聯絡處的黃將軍。后來去訪問了哈普羅公司(阿斯特爾)。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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