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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猶斯·猶理烏斯·凱撒出生于公元前102年， 正是羅馬共和國發生嚴重政治危机的時代。這時，羅馬的經濟基礎已經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它已經變成西方古典時代奴隸制度最發達的國家，原來的小農業已完全被大規模使用奴隸勞動的大庄園取代，直接的軍事掠奪和以貢賦等方式向被征服地區進行的壓榨，使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財富大量涌入意大利，加速了羅馬的社會分化。 經濟上的巨大變化，自然要影響到羅馬的政治生活，被征服土地在日益擴大、由雇佣軍組成的常備軍在不斷擴充，奴隸人口在急劇增加，由失業小農民和釋放奴隸构成的游民階層也在大量涌向首都，這就需要大大加強國家机器才能應付，但這時的羅馬國家体制卻基本上還是當年台伯河上那個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它那年年重選的文官政府、它那已變得臃腫不靈的公民大會和它那由少數世代掌權的豪門貴族壟斷的元老院，根本無法适應這個局面。從公元前二世紀三十年代起，就不斷有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种种民主改革的方案，但都因為触犯豪門貴族的利益，因而受到盤据在元老院的一小撮所謂貴族共和派的反對，遭到失敗。此后，主張民主改革的人前仆后繼、奮斗不息，民主運動從合法的要求改良逐漸發展到采取陰謀暴動甚至內戰的方式。公元前82年，豪門貴族的保護者蘇拉用血腥的大屠殺鎮壓了反對派，民主運動才一時沉寂下去。但大屠殺并不能消除引起要求改革的根源，蘇拉不久死去后，民主運動馬上就卷土重來。這時，羅馬貴族共和政府的顢頇無能、社會秩序的動蕩不安，軍人的專橫跋扈，已經大大削弱了國家的力量，到公元前一世紀的七十年代，局勢終于發展到极為可慮的地步。東方強鄰的進攻和西方行省的割据都還在其次，嚴重的是地中海上的海盜橫行和斯巴達克斯所領導的奴隸起義。海盜橫行不但使沿海地帶民不聊生，連羅馬也因海外的糧食運不來而有斷炊之虞；奴隸起義使意大利遭到漢尼拔戰爭以來最沉重的一次兵災，而且從根子上震撼了羅馬的奴隸制度，打擊了奴隸制經濟。奴隸起義迫使奴隸主對剝削奴隸和經營田產的方式作出某些改變，也迫使奴隸主改變控制奴隸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迫使他們不得不變換已不能保障奴隸制經濟發展的共和政体。正象革命導師恩格斯指出的那樣：“……當某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政權同它的經濟發展處于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几乎一切政治權力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斗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凱撒就是在這种情況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凱撒出身于羅馬的一個古老但已中落的貴族家族，由于他和老一輩的民主派領袖馬略和欽奈有親誼，青年時代就受到貴族共和派的排擠，迫使他只能自始就站在民主派一邊，逐漸成為反對派的領袖，一面也按部就班地從財務官、工務官升到司法官。但在這時候，他除了在街頭的游民階層中擁有巨大的號召力以外，沒有別的政治資本，為此他設法跟當時在軍隊中有极大勢力的克耐猶斯·龐培和代表富豪們即所謂騎士階層的羅馬首富馬古斯·克拉蘇斯結成“三人同盟”。當然，這三個人代表的是三個不同利益的集團，只是因為同樣受到把持元老院的貴族共和派的排擠，才湊合到一起去的。凱撒在這兩個人的共同支持下，當選上公元前59年的執政官，但由于元老院的掣肘，并沒有什么大的建樹。 這時，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政局動蕩，羅馬統治集團中無論那一派的領袖人物，都從實際經驗中体會到，要掌握政權，必須先有一支武裝力量，只有利用武力，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因此，凱撒在執政官任期屆滿之后，竭力設法爭取到高盧行省去擔任行省長官，目的是趁在高盧的机會訓練起一支自己的軍隊，作為政治上的后盾；同時，在高盧大事開拓疆土，擄掠奴隸，還可以為自己在羅馬的奴隸主階級中取得聲譽，又可以乘机積聚起一大筆財富來作為今后政治活動的資本。 凱撒在公元前58年前往高盧，到公元前49年初方回意大利。他在高盧的九年中，据普魯塔克說，曾經屠殺了一百万人，俘虜了一百万人。他本人和他部下的將吏都發了大財，使他能在羅馬廣施賄賂，甚至一直賄賂到要人們的寵奴身上。他還在平民中舉辦各种演出，發放大宗金錢，并在意大利許多城鎮興建大量工程，既討好了包主的人，也討好了因此獲得工作机會的平民。這樣一來，他在意大利公民中的聲望，漸漸超出“三人同盟”中的其它兩人，特別是他借高盧作為練兵場所，訓練起一支當時共和國最能征慣戰的部隊，而且是一支只知有凱撒、不知有國家的部隊。 凱撒的成功刺激了克拉蘇斯，他在公元前63年赶到東方去發動對安息的戰爭，希望在那邊取得跟凱撒同樣的成功，不料全軍覆沒，死在那邊。這就使得原來鼎足相峙的“三人同盟”，只剩下凱撒和龐培兩雄并立，彼此日益猜忌，加上元老院中一些人的從中挑撥拉攏，龐培終于和凱撒破裂，正式站到元老院一邊去，成為貴族共和派借以對抗凱撒的首領。公元前49年凱撒帶著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入意大利，龐培措手不及，帶著全部政府人員和元老院倉皇逃出羅馬，渡海進入希腊，听恁意大利落人凱撒手中。次年冬天，凱撒也赶到希腊，在法薩勒斯一戰擊敗龐培主力。龐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就地殺死。凱撒在肅清了其他各地龐培余党后，重新統一全國。 凱撒一個行省一個行省地肅清龐培余党的過程，也就是掃除羅馬貴族共和体制的殘余影響，建立新的統治机器的過程。因而，被凱撒重新統一了的這個羅馬國家，已不再是過去的那個軟弱無力、遇事拖拖沓沓的舊的羅馬共和國，它已經是一個全新的中央集權的軍事獨裁國家，已經能夠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樣地統一指揮全國了，這對地中海沿岸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肯定是有利的。 凱撒從統一羅馬國家到死去，還不到四年，但就在這樣短的時。期內，他仍能完成了許多值得稱道的工作，最堪注意的有兩個方面：首先，他象摧枯拉朽地破坏了舊的貴族共和体制，把軍政大權集中于一身，基本上完成了向君主獨裁制的過渡，把過去几百年發展中隨時遇到問題、隨時修修補補、牽強湊合起來的那些重床疊架、支离破碎的舊制度，作了一番整齊划一的工作。他把執政官、統查官、保民官、大祭司長等重要職務兼于一身，他把元老院降為咨詢机构、他把公民大會當作可有可無的裝飾品，都是為他后來的繼承人把羅馬變成披了共和制外衣的帝國開創了道路。次之，他企圖逐步廢除舊羅馬作為一個城邦霸國所遺留下來的种种特權，把意大利各城鎮的地位提高到和羅馬相等，把各行省的地位提高到和意大利相等，并且把公民權陸續給予羅馬的各個行省——當然只給奴隸主階級——使這個大帝國的統治集團基礎更加擴大鞏固。但這項工作僅只完成了一部分。過去他在高盧時就已經把公民權給了山內高盧人，后來還讓他們的部分首領進入元老院，引起了那些把公民權視為禁臠，不愿別人分享的舊公民的不滿，他們譏刺他： “凱撒在凱旋式里牽著高盧人走， 卻牽他們進了元老院； 高盧人脫下了長褲子， 反穿上了（元老們的）闊邊長袍子。” 公元前44年，他制定适用于意大利各市鎮的自治法，給它們跟羅馬同樣的地位；他恢复了意大利一向免除的關稅；他還計划廢除由商人承包征收行省稅賦的辦法，改由國家直接派人收取，取銷行省人民最痛恨的一項秕政。難怪當時沸沸揚揚地傳說他想把首都遷到亞歷山大里亞去，把羅馬改造成一個東方式的君主國家，主要就是因為他降低了羅馬城在國家中地位的緣故。 凱撒在公元前44年被貴族共和派的殘余分子刺殺，結束了他忙碌的一生，他的嗣子、他姊姊的孫子該猶斯·猶理烏斯·凱撒·屋大維安弩斯，那奧古斯都，在凱撒奠立的基礎上，徹底完成了把奴隸制的羅馬共和國改建成帝國的任務。 歷來評論凱撒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把他吹捧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偉大的政治家、天才的統帥、作家、演說家等等，仿佛他是一個恁空建立了這個大帝國的人。其實，凱撒的一生斗爭，只不過是奴隸主階級中一個統治集團跟另一個統治集團為了該不該改變統治方式而作的斗爭，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改善了這個奴隸制國家的處境，使奴隸制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可是受惠的仍然只是奴隸主階級，根本沒影響到當時廣大奴隸階級的命運。其次，他一生的成功，主要應該歸之于他的恰巧處在羅馬共和國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歷史時代，一時風云際會，机緣湊合，讓他不自覺地完成了歷史要他完成的事業，這里，他的個人品質象堅毅、机智大膽、圓滑等等，在其中只起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因而過分吹捧凱撒是不恰當的。正象革命導師恩格斯說的那樣：“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島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侖這個人，那末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這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即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凱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 相反，也有一些人竭力詬責凱撒，說他鎮壓了民主運動，把他的取銷行會組織、恢复意大利關稅。減少發給貧民口糧分額等等，說成是背叛平民。這些責難往往是出于對羅馬當時的所謂“平民”、“民主運動”等等名詞作了過分現代化解釋的結果。要對共和末年聚居在羅馬的所謂平民、他們的构成、他們的政治作用和經濟地位等等作一番分析，是一件比較复雜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這里該做的工作，但至少可以肯定說，他們絕不是十八、九世紀的那种工業無產階級。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版的序言中引用過的西斯蒙第的名言——“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這就是關于他們的最中肯的結論。在公元前一兩世紀中，他們在政治上從來沒產生過一位自己的代表，也從來沒提出過自已的一套政治綱領，他們一直是形形色色政治活動家手中播弄的工具。正跟我們不能把他們當做現代無產階級一樣，我們也絕不可以把凱撒看做是路易·拿破侖甚或梯也爾一流人物。凱撒在這里，只是不多不少地做了當時其他活動家做過的事情，可以責備他的至多是他起初利用了他們、后來又离開了他們而已。而离開他們、甚或損害到他們，則是．當時不問那個民主派活動家一旦當權之后，勢必難免的事情。特別是凱撒，只要從前面簡單地舉出來的他所致力的工作來看，就可以知道這是他這些工作的必然結果。首都的游民階層久已成為國家的沉重負擔，要減輕對行省的搜括、減少羅馬這個城市的特權，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對這些游民不利的措施，象發放給公民的免費口糧，被凱撒從三十二万份一下子降到十五万份，把這一過去一向認為是公民應享的特權嚴加限制，變成真正的社會救濟，就是一個例子。而且建立了強有力的個人統治之后，公民大會連作為橡皮圖章的作用都失去了，游民階層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宣告結束，用不著再竭盡國庫所有去討好他們，這正是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從共和國向帝國過渡的必然結果。凱撒一生的所作所為可議的地方雖然很多，恰恰不在這一方面。 凱撒所寫的《高盧戰記》，共七卷，記述他在高盧作戰的經過，從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跡寫成一卷。關于它的寫作過程，歷來有兩种說法，有人認為這是他每年向元老院和人民會議作的書面匯報，因此每年寫成一卷；有人認為這是他在公元前52—51年間的冬天一次寫成的。這兩种說法，其實并不矛盾，可能他先是每年撰寫一卷，作為書面匯報，后來因為需要，又再加工連成一气，成為現在的形式的。 公元前52—51年間的冬天，正是凱撒鎮壓了維欽及托列克斯領導的的聯合大起義，高盧基本上恢复了平靜的一年，但他在羅馬的地位已經在開始惡化。這時，克拉蘇斯已死在安息，他在元老院中的政敵正在用盡心机計算他，龐培雖然還沒正式跟他破裂，但當別人攻擊凱撒時，卻采取旁觀態度。在這种情況下，凱撒也不得不采取相應的措施，來保衛自己，《高盧戰記》便是在這种情況之下寫的，一則為自己辯護，二則供給他自己在羅馬的一派人一個宣傳提綱。 他謙遜地把這部書叫做《commentarii》 ，即《隨記》或《手記》之意，表示不敢自詡為著作，只是直陳事實，供人參考而已。在敘述過程中，他處處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自首至尾，通篇都用异常平靜、簡洁的筆調敘說戰事的經過，不露絲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敵，也不吹捧自己，即或在一兩處地方提到自己的寬容和仁慈，也都只是轉述別人對他的看法。這似乎是一种极為松散的平舖直敘，使不明當時凱撒處境的人讀后，不知不覺會以為作者是以极坦率的胸怀，不加雕飾地隨手敘寫的，這正是凱撒寫作時一心要追求的效果，就連當時最著名的文學家西塞羅也禁不住贊揚它的“朴素、直率和雅致”，一般人自然更不會猜疑到這种朴素和直率背后隱藏著什么。 其實，凱撒在戎馬倥傯之中，根本沒時間舞文弄墨，如果不是為了要答复敵人，決不會提起筆來寫作，只是他沒有采用直接的答辯方式，而是委宛地用正面敘述事實經過的形式來為自己辯解的。例如，當時他的政敵攻擊他的主要有一點，即他違犯了他自己在擔任執政官的那一年提出通過的“猶理亞反賄賂法”（lex julia repe tun darun），這條法律規定行省長官本人，無論是否帶有軍隊，如未得人民會議或元老院許可，均不得隨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對別國發動戰爭。凱撒在高盧的多次戰爭，就從來沒征得過元老院的同意。因而，他在敘述每一次戰事之前，必先詳細說明這次戰事之所以不得不進行的原因，象在比爾及戰爭時《卷二之一、二）、文內几戰爭時（卷三之七、八）、以及和門奈比、莫里尼兩族作戰時（卷三之二七、二八） 都是這樣，在敘述遠征不列顛（卷四之二o）和進入萊茵河以東時（卷四之一六），自然更不會忘記。 再舉例說，他在卷四之五——一五諸節中，詳細敘述了對登克德里和烏西彼得人作戰的原因，這正是對元老院中加圖一流人的回答（已見該節注），而且通篇是以第三者口吻，平靜地、甚至似乎有些漠不關心地作出來的回答，要不是普魯塔克等人留下了關于這件事情的記述，我們簡直不會看出這里面有文章，從這些地方看來，書中．一定有許多敘述看來似乎漫不經心，實際上卻是有為而發的。 作為主管三個行省的長官，他的工作一定是頭緒万千，數不胜數，但他在書中從來不提征戰以外的其他工作，這也說明他想通過自己在羅馬的代理人，向羅馬人民夸說的是什么。他想表明，盡管他在首都的政敵整天在他背后飛短流長，百般中傷他，他卻是意大利北部真正的屏障，正是因為有他象長城般的矗立在北方，才有意大利的繁榮和安宁。他在敘述一次一次的艱苦戰斗中，也從不忘記偶爾插進一兩句話提一下自己在戰斗中所起的巨大的、而且在往是使整個戰事轉机的作用和自己受到士兵們的愛戴，以便羅馬人民了解高盧方面的疆土開拓、以及象維欽及托列克斯這樣的強敵的征服，完全是凱撒和他的部下浴血戰斗的結果，比起龐培征服那些衰朽無用的東方老大古國來，難易程度不可同日而語，而元老院里的一小撮貴族共和派所要陷害的，卻正是這樣一位櫛風沐雨、一心為國的人。他只在書中一次對話中，借阿里奧維司都斯之口，輕輕點了一下他們的陰謀。這种地方很多，只有同時參看當時的羅馬歷史，才能看出字里行間隱藏的東西。 《高盧戰記》敘事翔實精确，文筆清晰簡朴，歷來很得到愛好羅馬歷史、拉丁文學和軍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特別因為凱撒是羅馬共和國時代第一個親身深入到外高盧西部和北部、到過不列顛和萊茵河以東的日耳曼地區、親眼目睹過當地的山川形勢和風俗人情的人，給我們留下的是當時的第一手直接資料。在他以前，雖也有過一些希腊和羅馬作者對這些地方作過一鱗半爪的介紹，但都是些道听途說得來的傳聞，因此，《戰記》又成為記述這些地區情況的最古老的歷史文獻，它對高盧和日耳曼各地區的從氏族公社逐漸解体、到萌芽狀態國家出現這段時間里的政治、社會、風俗和宗教等記述，成為我們研究原始社會和民族學的重要依据，革命導師恩格斯的偉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就曾經大量引用過它，他的其他一些論著象《馬爾克》、《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等，也都把本書當作重要的參考文獻。 凱撒的七卷《戰記》，最后只寫到公元前52年為止，但他直到公元前50年才离開高盧，因此后面缺了兩年的事跡。凱撒死后，他的幕僚奧盧斯·伊爾久斯續寫了一卷第八卷，補起了這段空缺。凱撒另外還有一部著作《內戰記》三卷，記述他自己跟龐培作戰的經過。 除了這兩部書以外， 記述凱撒戰績的還有伊爾久斯所寫的《亞歷山大里亞戰記》和作者不詳的《阿非利加戰記》、《西班牙戰記》，這些書合起來統稱《凱撒戰記》。 本書經過長期傳抄，形成許多互有出入的版本，翻譯時根据1957年德國萊比錫出版的托伊布納爾叢書 （Bibliothex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Teubneriana） 中的拉丁文本。這种本子考訂精詳，但略嫌繁瑣，每一頁都有好几行注腳，有時比正文還長，都是一字一句參校各种版本的异同的，不符合我們今天讀它的目的要求，因此全部略去未譯，現在的注釋都是譯者加上的。譯時還參考了几种其他譯本， 用得較多的，一种是洛布古典叢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J．Edwards英文拉丁對照本；另一种是W．A．MacDevitte的英譯本，這是英譯本中最常見的本子，列人朋氏叢書（Bohn’s Library）、人人叢書（EverymansLibrary） 和哈潑叢書（barner’s Library）的，都是這一本子。這兩种譯本有出入的地方，依托依布納爾本為定。原書沒有地圖，本書所附的地圖是依据洛布叢書本复制的。 由于譯者水平有限，錯誤的地方一定在所難免，懇析讀者指正。 一九七八年十月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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