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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協剛剛起步，就痛失大將。老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 1．海上秘密運輸線 2．在美國街頭演講的中國將軍 3．賢達登台，太子出馬 4．水泊梁山聚義旗 5．千古憾事 中共与香港民主党派溝通信息后，召開新政協的准備工作就進入實施階段。此時最急迫的問題是：怎樣突破封鎖，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區來？ 中共中央机關所在的華北解放區尚處于敵軍圍困之中，并不安全。遍觀全國解放區，只有東北稍好，整個北滿全是穩固的解放區，還有一個像樣的大城市哈爾濱。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將政協會議的地點設在哈爾濱。 從香港到哈爾濱，要從南向北穿越整個中國大地，途徑盤查嚴密的國統區、炮火紛飛的交戰區，讓人怎么走得？ 1．海上秘密運輸線 周恩來早有打算。 為了繞過國內國民党的堵截，周恩來設計了歐洲航路：從香港乘飛机到歐洲，再通過蘇聯到達哈爾濱。 這條航線雖然安全，但是，從香港登机到倫敦下机，必經英國控制的海關。而英國不但与南京政府有正式的外交關系，還站在西方陣營立場上！ 不過，此時英國看到中國政局的變化，開始試探与解放區通商，并委派非官方人士与駐港的中共与民主党派聯系。周恩來抓住這個机會，電示潘漢年，在香港与港英當局接洽此事。 潘漢年委托駐港民主人士薩空了找到港英當局的聯絡人。香港大學校長施樂斯，向他提出：香港的民主党派負責人李濟深、沈鈞儒要從香港去倫敦，經蘇聯到東北解放區去。施樂斯表示：你們要离開香港的是兩個領袖人物，我不能答复，要請示港督。 過了一些時候，施樂斯才有回音：此事港督也不能做主，要請示倫敦，需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答复。 香港与倫敦有直接通訊，請示問題顯然不需要較長時間。這很可能是英國政府的敷衍搪塞。 新政協預定于1948年冬季召開，不能再等。周恩來不得不另找途徑…… 運籌能力极強的周恩來早已未雨綢繆——建立一條從大連到香港的海上秘密航線。 從抗戰初期開始，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在國統區同國民党談判十年，和談期間，利用南京、上海、重慶、北平、長春等地的辦事處，在大城市公開活動，擴大了共產党的影響。但是，從1946年起，國民党破坏和談，壓迫共產党駐各城市的辦事處撤出。周恩來提早部署撤退方案： 上海一路。把劉曉等人留下，組織國統區的共產党組織轉入地下活動。 延安一路。多數代表團成員返回解放區，准備打仗。 為了保留在大城市的陣地，周恩來又設計了香港一路。周恩來派潘漢年等轉到香港，利用自由港的活動空間，開一個中共對外聯絡的“窗口”。這個窗口，一直開到新中國成立以后，在中國大陸最封閉的時代也不曾關閉。 周恩來重視香港還有一個原因：為民主人士提供避難之地。 和談破裂、撤出城市，中共不怕，中共可以“上山入地”——“上山”打游擊，開展武裝斗爭是中共看家本領；“入地”潛伏國統區，搞地下工作是中共起家本錢。可是，共同奮斗的民主人士朋友們怎么辦？ 周恩來其人，絕不會撂下朋友不管。他特別指示潘漢年和香港分局，轉移一批民主人士去香港避難。諸多著名人士到香港，生活很成問題。周恩來安排，能搞報紙的搞報紙，能搞出版的搞出版。可是，無論是旅費、生活費還是事業費，都需大筆費用。以艱苦朴素著稱的中共，到哪里找錢？ 周恩來早已著手籌款。 二十年代在上海活動時，為了掩護身份、設立聯絡站，周恩來曾組織秘密党員開辦了一些公開的商店、印刷厂之類的生意，善于經營的陳云還使這些買賣賺了一些錢。 1946年7月民盟常委、教育家陶行知因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去世，周恩來十分悲痛，向中共中央建議：今后對進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們必須負責保護。在救濟方面多給以經濟和物資的幫助，在政治方面亦須時時關照。 周恩來身邊總是有各方面的人才，他指派代表團辦公廳主任兼財經委員會副書記錢之光籌措經費，資助一批民主人士。 錢之光是個善于理財的人。抗戰初期，他就按照周恩來的部署，派楊琳（博古的弟弟）到香港創辦聯合公司，還派蕭琳在重慶、上海辦了几個公司。這些公司從山東解放區運來海參、蝦米、絲綢、葡萄酒到上海出售，又從上海購買布匹、棉紗到解放區，還把膠東出產的黃金秘密運到上海拋出。別人不敢走或走不通的航路，他們歷險行商，不久，就賺了不少錢。周恩來領導辦事處同志節衣縮食，把這些資金積累起來，資助民主党派活動，還解決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家庭困難。 1947年2月28日，國民党封閉重慶《新華日報》，第二天上海警備司令部限令上海的中共辦事處撤退。當時，辦事處還有三千兩黃金沒有拋出，只得秘藏在牆洞中。辦事處主任董必武撤退時，將房產移交民盟主席張瀾代管。3月5日，便衣警察押送留守的錢之光等十三人离開上海。錢之光等人穿著特意縫制的貼身馬甲，每人攜帶一些黃金，乘汽車、火車到達南京，繼而返回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開“保衛邊區、保衛延安大會”。出席大會后，周恩來、任弼時立即听取剛剛歸來的錢之光匯報，周恩來當即布置錢之光設法打通香港与解放區的航運。三天后，錢之光隨城工部大隊撤出延安，行軍中，任弼時又布置錢之光負責中共海外經濟關系，籌划國統區党的活動經費。 撤退！撤退！ 在國民党的強力進攻下，中共撤出大城市，撤出爭議地帶，又要撤出經營十年的“紅都”延安了。 進攻，往往是眾志成城，摧枯拉朽；撤退，极可能兵荒馬亂，兵敗如山倒。最能考驗一個政党、一個組織素質的，往往是撤退而不是進攻。 十五年前，也就是1934年，中共中央也曾撤出“紅都”——中央蘇區的首府瑞金，那時是何等狼狽—— 中央机關大搬家，連印刷鈔票的石印机都扛上，一天走不了几里路。 紅軍部隊成了大保鏢，一軍團開路，九軍團殿后，三軍團、五軍團兩翼護衛，不能机動作戰。 人事安排混亂，前總書記翟秋白和老弱病傷被匆忙留下，生死難卜。 決定這一切的是“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 紅軍畢竟是堅強隊伍。盡管存在种种問題，長征最后還是胜利到達陝北。党內不斷總結這次大撤退的教訓，最善于吸取教訓的還是周恩來。如今，周恩來組織的第二次大撤退井井有條。 前方机關机動靈活，中央縱隊不過几百人，一條山溝就可隱藏。 后方机關埋藏檔案，安置家屬，轉移到敵人找不到的地方。 當胡宗南部隊以漂亮的鉗形攻勢包圍延安時，奪下的只是一座空城，連一個老百姓都沒有！ 當年被迫轉移時，連走到哪里去都沒有确定主張。那時的党，還是幼稚。 如今主動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不僅指揮戰事，還部署城市統戰工作，安排海外經濟工作。這說明，被赶出根据地的中共，早已著眼全國政權。不是嗎？轉戰陝北期間，中央机關還有一個“憲法起草小組”，吳玉章、謝覺哉、陳紹禹等人在行軍途中起草新中國憲法。 1939年，毛澤東在總結民主革命經驗時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党的建設，是中國共產党在中國革命中戰胜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1947年，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國統區的群眾斗爭是“第二戰線”。 長期進行武裝斗爭的中共，絕未忽視政治斗爭。面對你死我活的敵人，中共沒有忘記爭取朋友。 此時的中共中央，已是人到中年，志向高遠，而又成熟穩重。 身處西北，心向東方，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周恩來的触角，伸向國統區，伸向香港，伸向南洋…… 肩負特殊使命的錢之光經過長途跋涉，從黃土高原抵達渤海港口。在山東解放區的煙台，錢之光委派劉恕、魯映夫婦，乘一艘七十吨的漁船試航香港。后來，山東解放區被侵占，錢之光又轉移到東北的大連。 大連港，當時是全國解放區惟一的對外海上通道。錢之光派王華生從大連繞道朝鮮羅津港，再乘蘇聯貨船到香港，把黃金和密碼送到香港聯合公司。溝通聯絡后，錢之光報告周恩來：從東北解放區到香港的航線已經開通！ 1948年8月，得知香港民主党派對“五一口號”的反應后，毛澤東發信邀請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周恩來立即電令錢之光盡快去香港，會同香港分局，運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 周恩來提前舖設的秘密線路，正逢其用！ 錢之光租借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從朝鮮羅津港出發。“波爾塔瓦號”通過台灣海峽時遇到國民党海空軍監視，抵達香港時又有港英緝私快艇盤查，但錢之光化裝成鍋爐工，順利到達香港。 錢之光在香港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身份開展工作，對外稱“簡老板”。過去，八路軍辦事處在香港創辦了“聯和公司”，現在事業擴大，錢之光又在皇后大道畢打街畢打行的六樓租了几間大寫字間，住處也搬到成和道一幢臨街樓房。新公司總要起個好名字，錢之光提出“華潤”，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毛潤之的“潤”代表共產党。這個華潤公司后來發展成為中國政府對外貿易部在香港的進出口總代理，規模越來越大。 為了工作方便，錢之光把自己的住處，設在碼頭附近。 維多利亞灣造就香港的天然良港，海灣的南面成了香港最繁華的地帶，這地帶最亂的又屬銅羅灣，販夫走年聚居于此，有的住戶還是私娼呢。銅羅灣有條希云街，希云街27號是座簡陋的小樓，錢之光就住在頂樓的三層。 小屋里，潘漢年、錢之光与方方、連貫、饒彰風、章漢夫、夏衍擠在一起商議。為了運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組，專職負責。 “國民党對解放區封鎖很嚴，”中共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小聲說：“中央通知，長江以南進入解放區的政協代表，大多要經香港轉運。最近，上海、廣州、海南，都會有人來。” “內地許多文化界人士到香港避難，還有一些南洋華僑想去解放區，加上商人、大學生……”負責聯系文化界的夏衍說，“少說會有三四百人。” 多年從事白區工作的章漢夫擅長組織工作，他說：“這么多人，接站、住宿、掩護、轉運，工作很复雜，每個環節都要考慮周到。” “拼命工作啦！”連貫本人也是華僑，在香港有廣泛的關系，“香港有我們許多朋友，都可以幫忙。但是，我們自己要分工負責……” 錢之光說：“船只，由華潤公司出面去租外輪。” 潘漢年說：“我也正在通過商人楊建平搞船。” “組織民主人士登船也是很复雜的。”饒彰風說，“每一個人，都由我和吳獲舟同志送上船！” “怎么秘密上船是關鍵！”潘漢年特別提醒，“國民党保密局香港站很活躍。他們勾結港英警察政治部監視在港民主人士，海關查得也緊。周副主席關照，出發一定要絕對保密。” “這就是你小開的特長了！”一句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錢之光把窗帘拉開一道縫隙，大家仔細觀察碼頭情況…… 2．在美國街頭演講的中國將軍 然而，第一個踏上海路的并非香港人士。 1948年7月31日，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中常委、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馮玉祥，乘坐蘇聯客輪“胜利號”從美國出發，計划經大西洋到黑海的蘇聯港口敖德薩，再通過西伯利亞到中國東北的哈爾濱。 馮玉祥在中共草擬的新政協邀請名單中名列第二。馮玉祥曾任國民党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在國民党中的地位，一度僅次于蔣介石。為了拉攏馮玉祥，蔣介石主動交換金蘭契，拜馮玉祥為大哥。但馮玉祥并不因此為獨裁者抬轎子，反而運用自己的影響，積极抗戰，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蔣介石對付党內反對派的慣用手法是“出國考察”，于是馮玉祥便成為赴美“水利考察專使”，离國后，這個上將又被辦理了退伍手續。 軍人出身的馮玉祥到達美國后，變成一個宣傳家。走到哪里，馮玉祥就演講到哪里，用他那黃鐘大呂的聲音，呼喚美國人民不要支持獨裁腐敗的蔣介石。 旅途路過一個美國城市，這里正在召開教育會議，召集人听說中國的抗日名將來臨，熱情地請馮將軍演講。面對一千五百名代表，馮玉祥慷慨陳詞，對美國的教育發達表示欽佩，他提出，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和平民主，而不是美國提供的金錢与軍火援助。同時，他還揭露蔣介石鎮壓學生解聘教授，使中國的教育處于危難之中。 1947年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的“雙十節”，馮玉祥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明自己反對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立場。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常常被謀害，一位美國記者當即提問：“你這樣說，不怕蔣介石謀害你嗎？” 馮玉祥淡淡一笑：“我如果怕死，就不這樣說了。” 頓時，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這位將軍正是出名的不怕死將軍。 馮玉祥十一歲參加清朝組建的新軍，逐級升遷到北洋第二十鎮（師）三營管帶（營長）。1911年，馮玉祥秘密組織灤州起義，參加辛亥革命。在軍閥混戰中，馮玉祥獨樹一幟，驅逐清帝出故宮，邀請孫中山北上，參加北伐。抗日戰爭中又召集舊部，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日軍与國民党軍的夾擊中英勇抗敵。 戰場上的馮玉祥從不怕死，現在馮玉祥又把講台當作戰場。 記者招待會后，馮玉祥又出席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生歡迎慶祝會，發表《國慶演詞》。馮玉祥從孫中山創立民國，講到中華民國几十年的歷程，全面抨擊蔣介石政府。這個講話在美國。中國以及西歐、東南亞報紙廣泛傳播，在中國政壇打響公開反蔣的頭炮。 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先后到几百個教會社團演講，有兩個星期連講二十七次！ 馮玉祥在紐約華僑服裝行業會議上演講后，這個華僑組織在發貨的每包衣服里都夾入傳單，呼吁美國政府不要助長中國內戰。 美國國會下議院撥款委員會舉行援華听證會，特邀馮玉祥出庭作證。馮玉祥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援華資金是往垂死人的身体里注入血漿！撥款委員會立即把國會已經通過的六千万美元削減到一千多万。 11月15日，馮玉祥發表專文《我為什么同蔣介石決裂》，斥責“蔣政權是所有中國坏政府的頂點”。惱羞成怒的蔣介石命令駐美大使召馮玉祥回國，遭到拒絕后，他們又串通美國政府吊銷馮玉祥的護照。1948年正月7日，又宣布開除馮玉祥的國民党党籍。馮玉祥則針鋒相對，發表《致蔣介石的一封公開信》，要求蔣介石下台。他還口述了一本七十七章的書——《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國民党內，有資格、有膽量公開同老蔣對著干的，首推宋慶齡、馮玉祥、何香凝三人。 李濟深、何香凝等人在宋慶齡的支持下創立革命委員會，這等于在國民党內造反。革命委員會需要資望匹敵蔣介石的人出任主席，由于宋慶齡不肯擔任這個職務，李濟深主張請馮玉祥。鑒于馮玉祥不便親來香港，大家認為還是李濟深任主席最合适。然后又特派朱學范到美國征求馮玉祥意見，得到馮玉祥的積极支持。 1948年4月5日，華盛頓街頭，一輛周身都是大喇叭的廣播車引人注目。 華僑來了，黑人來了，記者紛紛簇擁。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大聲宣布：“我們請中國的抗日將軍馮玉祥先生講演！” 馮玉祥開口講話，廣播卻不響，群眾發現警察在剪斷電線，起哄斥責。馮玉祥伸臂示意大家安靜，他放下話筒，聲若洪鐘地演講：“美國政府不應該用美國人民的錢去救助中國的獨裁者！” 人群中有人喊：“打倒蔣介石！” 也有人喊：“蔣總統万歲！” 馮玉祥壓倒眾聲：“沒有人比我更了解蔣介石！求助我的時候他拜我為大哥，被我反對的時候他開除我党籍！”馮玉祥數落，“蔣介石推翻中國各党派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蔣介石在八年抗戰之后又把中國人民投入內戰的火海。他的軍隊進攻抗日有功的共產党，他的政府強令解散反對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鎮壓青年學生，他的特務殺害大學教授李公仆、聞一多，他正在把中國變成蔣式王朝！” 有個美國記者問：“可是，蔣介石召開行憲‘國大’？” 馮玉祥立即回答：“他的選票是買來的！這樣的民主不過是假貨，這樣的‘國大’不過是豬仔國大！”听眾哄笑，馮玉祥斷言，“蔣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蔣介石當上總統，民主就死了！” 有個華人記者問：“馮先生，民主在中國是否沒有希望了？” “不！”馮玉祥豪壯地說：“中國民主的希望，是党派協商，聯合政府！” 身材高大的馮玉祥，在美國人群中也依然顯得威武豪壯。 中國的華北与美國的華盛頓，民主的聲音遙相呼應。 召開新政協，馮玉祥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周恩來特地布置：高价租用蘇聯客輪，把受美國移民局傳訊的馮玉祥接回中國。 万吨豪華客輪“胜利號”，是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從德國繳獲的戰利品。“胜利號”在迎接馮玉祥全家的同時，還從美國接回蘇聯外交人員的家屬。 馮玉祥全家被安排在頂層的一等艙，与四位蘇共中央委員為鄰。几年來在美國遭受歧視，上了蘇聯船倍受尊重，馮玉祥心情好极了。 馮玉祥做了一首詩《小燕》告別美國； 馮玉祥給李濟深寫信暢談資本主義美國与社會主義蘇聯的對比； 馮玉祥設想著自己將要參加的新政協…… 3．賢達登台，太子出馬 在發出“五一口號”的同時，毛澤東把中共長期工作指導方針概括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胜。” “生產長一寸”！ 戰爭的后盾是經濟。各解放區通過土改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极性，源源不斷的軍糧、物資支援前線。著眼現代建設的中共中央更看重有工業底子的東北，安排擅長經濟的陳云抓東北工業。當全國總工會主席，還預先指定由陳云在解放后負責全國的工業。東北的軍事工業比較強，東北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很快与敵軍匹敵。 蔣介石何嘗不知經濟的作用。但國軍不像共軍那樣以戰養戰，一槍一彈都來自民間的稅收。抗日戰爭，蔣委員長號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國誰敢不應。抗戰胜利時，國民政府累積黃金六百万兩、外匯九億美元，還有八億美元的美國剩余物資。二億多美元的聯合國善后物資。經濟實力相當強盛，無怪乎老蔣敢于大打出手。 可是，抗戰后國民党官員的表現卻大挫民心。老百姓稱這些接收日偽財產的大員為“劫收”大員。大員們個個“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票子、女子都撈足，貪污腐敗公行，經濟社會秩序混亂。緊接著，國民党又背棄和平民意發動內戰，窮兵黷武消耗大量資金，至1947年2月，已用去三分之二的黃金儲備。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又大收“戡建稅”，擴大法幣發行，于是，全國各地出現物价攀升、通貨膨脹的危局。 行政院長宋子文提出挽救經濟危机的辦法：開放外匯市場，拋售黃金，將美元与法幣的比值由1：500調整為1：2020。這种貨幣貶值政策本屬國際通行作法，一般可以收到平抑物价的效果。但是，貨幣貶值同時也會動搖持幣者對貨幣的信心，非有政府信用支撐不可。 問題恰恰是國民党政府正在喪盡人心。 內戰不能停，政府開支就要增長，大量發行的貨幣很快用光了國庫的黃金。失去重金屬保證的貨幣，又是由一個無信用政府發行的，哪里有人要？再加上中共節節胜利，老百姓更擔心法幣變成廢紙。于是，持幣人紛紛涌向銀行，用法幣兌換黃金或外幣。1947年2月10日，黃金黑市由五百六十万元一兩猛漲到九百六十万元一兩。 對于任何政府，這都意味著經濟崩潰。与美國資本和官僚資本有著深厚關系的行政院長宋子文，也只得辭職。 內戰急需輸血，蔣“總統”太缺錢了！但是，搞錢需信用，國民党更缺人望。 万般無奈，蔣介石想到民主人士，不，蔣介石不喜歡“民主”這個字眼，他稱“社會賢達”。蔣介石起用前清華大學校長翁文灝任行政院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為財政部長。 翁文淑和王云五都是中國的著名文人，作為社會賢達代表陪襯國大，如今得到實職實權，頗有知遇之感。 可惜，他們面臨的局面令人恐懼。 1948年6月軍費占預算總額47％，赤字高達三百万億元！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漲五十六倍！ 文質彬彬的賢達拿出霹靂手段。 正當馮玉祥在大西洋航行的時候，8月19日，一個由蔣介石、翁文灝、王云五聯名簽發的《財政緊急處分令》出台了。 這次“幣制改革”規定：自8月19日起發行新幣“金圓券”，以一元金圓券兌換三百万元法幣；以金圓券兌換人民手中的黃金、白銀及外匯，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金圓券限期于10月20日以前兌換完畢，逾期者嚴辦。同時還規定加強管制經濟，實行限价政策。 年輕時搞過交易投机的蔣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紙幣收繳人民手中的硬通貨并不容易。蔣介石特任長子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督導員”，率領“經濟勘建大隊”到中國黃金最多的城市上海督戰。 太子出馬，聲勢非常。 蔣經國到任兩天，出動六万軍警在全市搜查；到任十天，成立十万人的“上海青年服務隊”。 蔣經國在万人大會上動員，表示要進行“第三次革命”，“建設新上海”，發誓“只打老虎，不打蒼蠅”。 多年留學蘇聯的蔣經國比別的國民党員多了些政治招數，很快掀起一場運動。青年服務隊號稱“打虎隊”，上街游行，入戶搜查，挖地三尺…… 不久，蔣經國又抓了几個典型： 財政部秘書陶啟明泄露國家經濟机密，串通商人股票投机，被逮捕判刑； 上海警務部科長与上海警備部第六稽查大隊隊長兩人因勒索被處決； 華僑王春生因把存款匯往紐約被處死。 太子動真，上海的富商大賈平民百姓誰敢不從？ 一個月后，中央銀行收訖黃金、白銀、外匯价值三億七千万美元，物价也穩住了。 蔣經國被國際輿論譽為“中國經濟沙皇”。“蔣沙皇”滿怀信心地宣稱：“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兩大敵人，要同樣的打！” 盡管蔣經國打出為人民服務的旗號，還是有人看出所謂幣制改革的實質。 中國民主建國會成員多為上海的民族工商業者，在這次幣制改革中受害最重。大批貨物被限价出售，存期超過三個月的貨物一律沒收，紙業、雜糧業、糖業公會理事長被扣押當作人質，全市工商業損失相當于金圓券兩億元！物質利益的被剝奪使他們進一步認識到國民党政權的政治實質，他們紛紛以關厂、關店、轉移資金等方法暗中對抗。深通經濟的胡厥文在“星五聚餐會”上指出：中國的經濟已經病入膏肓，不是采用軍事管制方法所能解決的。所謂幣制改革，不過是官僚資本運用軍事政治力量對人民群眾包括民族資本的又一次赤裸裸的大掠奪！胡厥文預言：所謂限价政策，也會使得郊區糧農不到市區賣糧，引起搶購風潮。 初戰告胜，蔣經國气勢如虹。 從蘇聯回國后，蔣經國一直謙虛謹慎，慘淡經營，營造公正賢能的個人形象。如今，這形象得到机遇，在打虎中凸現出來。有人鼓噪：蔣經國才是國民党的希望！ 沒想到，打虎英雄的形象很快貶值。 打虎隊捉拿了兩個違法外商，立即引起英國、法國大使抗議，蔣介石哪敢得罪外國人，急忙下令放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國人里面蔣經國怕誰！連上海幫會老太爺杜月笙的公子也被太子抓起來了。杜月笙無奈，咬出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孔公子囤積的違禁物資堆積如山，蔣經國又把表弟也抓起來。這下可惊動了總統夫人，宋美齡親自飛到上海，私自把孔令侃接走，送往國外避難。 太子不敵皇后，打虎英雄惟有抱頭痛哭…… 太子出馬，也依然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上海人全明白了：國民党的幣制改革，原來是把人民的財富集中到權貴手中！ 手中的金圓券眼看貶值，就拿到工厂訂貨，工厂也不敢滯留現金，又赶緊購買原材料，原材料商乘机漲价……上海限价反而引起漢口、重慶、廣州等城市的物价飛漲。 9月24日濟南失守，上海人心浮動。10月1日，上海市宣布煙、酒等七類商品稅額增加七十一倍，立即引發搶購風。搶購糧食，搶購布料，搶購日用百貨，搶購油鹽醬醋，連棺材都搶購一空！ 形勢比人強。11月1日，政府宣布取消限价，蔣經國向上海市民道歉。11日，政府修訂金圓券發行辦法，不再限制人民擁有黃金、外匯，取消金圓券的含金量保證…… 戰場尚能掙扎，經濟已經潰敗。 幣制改革的失敗，也是“社會賢達”的失敗，“太子”的失敗。 黑暗政治中的一點點儿火花都熄滅了，蔣介石還能指望誰呢？ 4．水泊梁山聚義旗 共產党這邊卻是風生水起，眾星匯聚。 毛澤東、周恩來正忙著爭取人心。 從抗日民族戰爭轉入國內階級戰爭，共產党的政策也有轉變，從團結各階級抗日轉入對官僚地主階級開展斗爭。有些地方党組織對統戰政策把握不住，出現一些“左”的偏向。轉折期間，中共中央屢次指示，著力糾正党內“左”傾，盡力團結党外民主人士。 1948年，根据土改需要，中共中央要重新頒布關于划階級成份的文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曾出現嚴重的左傾錯誤，在農村，不但打擊地主富農，還剝奪中農；在城市，認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四面出擊，反而導致自己的戰線越來越窄。1933年的文件為知識分子划成份時，地主出身就是地主，富農出身就是富農。 現在，著力糾正左傾的毛澤東認為：划分知識分子成份，著重點不應放在社會出身方面，而應放在社會職業方面。這樣，就使大批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按照自己的職業确定成份，成為軍人、職員、教師、工程師…… 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因而成為革命隊伍的成員而不是革命的對象。 抗戰時期，中共領導的地方政權實行“三三制”政策，政府組成人員中，共產党員、工農分子、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對比國民党的一党專政，“三三制”傳為國內民主佳話。進入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有些地方組織以為“三三制”過時了，有的甚至在土改中打擊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及時發現這种傾向，堅持維護“三三制”，還責成各地將党外人士列出名單，注明簡歷、現狀及對其待遇意見，電告中央。中央統戰部還統計全國各界有影響的人物，統籌安排新政協名單。 過去，中共長期在農村經營根据地，對城市執行的是破坏政策，有些干部慣于認為城市是國民党的。直到解放戰爭，有些干部進城后還動不動開展斗爭，嚇得資本家不敢投資生產。中共中央向全党強調，現在准備奪取全國政權，城市和工厂就是自己的了，必須嚴格執行城市政策。 注意研究經濟的朱德提出四句話：“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四面八方政策”。 周恩來認為：私人資本雖然壓迫剝削工人，但他們自己也受官僚資本的壓迫，工人應聯合他們為推翻蔣政權而斗爭。周恩來說：剝削階級知識分子只要愿意為人民服務，我們是歡迎的。周恩來還在1948年6月草擬《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完整方針，規划未來的經濟成分有公營、私營、合作社三种。 攻克開封時，中共中央指示，對敵方党政机關、經濟机關与文化机關的人員、警察及豪紳地主等均不要俘虜和逮捕，而應令他們負責維持城市秩序。對知識分子應盡量招收。除持槍抵抗者以外，不殺一人。這樣，先解放的城市，就成為中共城市政策的示范區。許多被解放軍圍困的城市，無論平民、知識分子還是國民党軍政人員，都不反對中共接管。 權力分配，是一切民主口號的實際檢驗。許多民主党派在討論新政協事項時，都提出自己的地位問題，主張成立聯合政權。但也有人擔心：天下是共產党打下的，豈能讓民主人士分一杯羹？ 中共籌備召開全國工代會《后稱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周恩來特別布置：要安排民革的朱學范擔任全國總工會的副主席。會議前夕，周恩來又具体要求大會的中共党組，應表現出党的代表与非党代表的合作精神，不要只有党的活動而看不見与非党人士的共同活動。 東北解放區成立政務委員會，中共中央特意提出要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和原東北軍干部高崇民擔任副主席。 在華北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人事名單中，周恩來提出增加前議長成仿吾、歷史學家范文瀾，政府副主席除原“三三制”政權的藍公武外，還要增加楊秀峰。 提前邀請非中共人士參与政事，使民主人士看到中共的誠意。顯然，即將召開的新政協，不會是獨家天下。 除了新政協代表外，周恩來還著手延攬各方人才。 周恩來布置國統區共產党組織轉告三聯書店負責人，將三聯工作人員及編輯人員逐漸轉到解放區。 周恩來布置香港分局及夏衍，將散在上海、南京、重慶、香港等地的電影、戲劇人才動員來東北、華北。 周恩來布置統戰部，通過各种關系接近掌握國有資產的資源委員會、香港招商局、中國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的負責人。 周恩來布置，要設法把國外的華羅庚、李四光等科技人才接回祖國。 解放區的大門對所有新中國的建設者敞開！ 中共中央統戰部在石家庄設立招待所，專門接應各地前來的民主人士。工作人員笑談：我們在梁山豎起聚義大旗，歡迎全國的英雄好漢！ 5．千古憾事 大西洋，馮玉祥乘坐的“胜利號”破浪航行。 經過一個月的航行，“胜利號”已經通過大西洋到達黑海，明天就要到達蘇聯的敖德薩了。 頂層甲板，馮玉祥与李德全并肩遠眺。馮玉祥遙望海天一色的東方，心馳神往：“大半輩子，做了多少事情，犯了多少錯誤，這次回國參加新政協，我要從頭做起！”望見船上蘇聯人親熱的樣子，馮玉祥情不自禁地摟住李德全的肩膀。 李德全看看不遠的孩子們，害羞地掙脫：“去給孩子們講講你的新政協……” “我的？”馮玉祥風趣地說，“也是你的。” 兩個女儿高興地隨爸爸媽媽回艙。嫵媚的曉達翻閱著爸爸的詩稿。“啊！爸爸的新詩《小燕》！” 曉達朗誦著：“小燕，請你快回程，不可再遠送，我有几句話，煩告美議員……” 胖胖的穎達搶過來接著朗誦：“我國正革命，大師日開展，高舉民主旗，群起把蔣鏟……” “爸爸，小燕替你捎信到美國，誰陪我們回祖國呢？”曉達調皮地問。 “還有飛得更快的大雁啊！”馮玉祥逗趣，“爸爸已經委托大雁提前回國報信……” “這船太慢了！”穎達焦躁起來，“等我們回國，革命都成功了，爸爸打誰呀？” “爸爸不只會打仗，還要學習建設，民主建設、經濟建設……”馮玉祥說，“新中國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你們回國也要好好學習，有很多很多事情等著我們做呢！” 這時，門縫突然鑽進煙來！ 曉達急忙拉開門，猛跑出去。濃煙突入，馮玉祥推穎達往外跑，自己攙扶李德全，可是，被扑面而來的濃煙窒息…… 甲板上，女儿理達和穎達拼命敲打舷窗，儿子洪達掄起消防斧劈開舷窗，從舷窗鑽了進去。 艙室濃煙滾滾，洪達摸到媽媽，使勁把媽媽從舷窗順出去。 洪達又找到爸爸，爸爸已經昏迷。洪達怎么也抱不起馮玉祥沉重的身軀，急得大叫。這時，四個蘇聯船員沖進來，和洪達一起把馮玉祥抬了出去。 焦黑的身軀靜靜地躺在甲板上。 革命多年，眼見曙光在前，馮玉祥卻烈火焚身！ 李德全泣不成聲，孩子們憤怒地喊起來：“一定是蔣介石特務暗害的！” 船上的大火熊熊燃燒，映照著海空…… “胜利號”客輪在离終點站只有一天的航程時出事，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在參加新政協的歸途中遇難，這奇特的災難，不能不令人怀疑…… 國人皆知，那老蔣，可是什么歹毒事情都干得出來的。 對于國民党營壘中出現的反對派，特別是能夠策反軍隊的人，蔣介石總是毫不顧忌地下手。當年，鄧演達在宋慶齡的支持下組織第三党，在國民党中聲望日隆。可老蔣一旦獲悉鄧演達策划軍隊起義，就下令將其殺害。 老蔣也容不得政治反對派。民盟云南支部在昆明集會反對內戰，五天內，集會的主要發言人李公仆、聞一多被當街刺殺。 老蔣從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台灣緝私人員射殺平民激起“二二八起義”，蔣介石派整師部隊鎮壓，船未靠岸就用机槍掃射，跟著全島清剿，殺人五万多。 老蔣也不惜撕破民主面皮。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的十六所大學六千多大學生到首都請愿，要求增加副食費。面對饑餓的學生，國民党也出動軍警大打出手，重傷學生二十名，輕傷九十多名。這“五二○血案”又激起全國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的老蔣，眼見各路好漢上梁山，更會全力攔截。 蔣介石多次派飛机轟炸石家庄，阻擋民主人士進入華北解放區。 8月17日，行政院發布《特种刑事檢舉》，在報紙上公布通緝的“黑名單”，命令被檢舉者投案自首。緊接著又召開秘密會議，部署全國大搜捕。 老蔣手段辣，許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卑劣手段只能嚇阻膽怯者，對于馮玉祥這樣的置生死于度外的勇將，只能激發個志。 馮玉祥在反蔣運動中奔走呼號，老蔣視如當年的鄧演達，完全可能對其下手！ 面臨法西斯統治的最后瘋狂。8月22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提醒國統區地下党：必須有清醒的頭腦和靈活的策略，必須依靠廣大群眾而不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在解放軍尚未逼近、敵人尚未崩潰之前，要避免將城市中多年積聚的革命領導力量過早地損失掉。 周恩來明确規定階段性方針：“疏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机。”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大批共產党員、進步學生、愛國人士主動撤出城市。上海撤出二千多人，北平撤出一千多人，南京、天津也撤出几百人。待到國民党軍警包圍搜捕時，黑名單上的人大多不見了。 黑海慘劇，馮玉祥与愛女曉達遇難，同時遇難的還有蘇共三名中央委員和二百多蘇聯人。据蘇方檢查，火災起因是電影膠片著火，尚未發現有意加害跡象。但是，這不能不引起中國民主陣營的高度警惕。 8月30日，周恩來、任弼時、李維漢曾复電香港錢之光，同意組織一批民主人士乘蘇聯貨船開往朝鮮。為了防止破坏，特別提醒“須注意絕對秘密”。 9月7日，周恩來獲悉馮玉祥于9月1日在黑海遇難，立即發電香港，要求對民主人士乘蘇輪北上事慎重處理。周恩來反复叮囑：如該船沒有船行保證不能乘，如民主人士有顧慮不能乘，就是船行有保證、民主人士無顧慮也不能都乘一條船，應改為分批前來，而且，第一批愈少愈好。 毛澤東、朱德聯名致電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對馮玉祥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新政協正在風起云涌之時，突然痛失大將。 出師不祥？ 這是否會給其他民主人士的出行，帶來不利影響？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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