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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夢》
王蒙是同代人中最富于藝術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1958年因為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他被補划為“右派”，隨即下放勞動五年，“右派”摘帽后他攜家去新疆，在与兄弟民族的親近相處中他不僅學會了維吾爾族語言，而且學會了來自維吾爾民間的幽默、寬容和樂觀的生活態度。“故國八千里，風雨三十年”，特殊的經歷熔鑄成他特別的文体。1979年他回到北京，成為創作力噴發最為壯觀的作家之一。
短篇小說《海的夢》4 寫于1980年4 月，這是复出后的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繼創作的被稱為“集束手榴彈”的六篇小說（即中篇小說《布禮》、《蝴蝶》和短篇小說《春之聲》、《夜的眼》、《海的夢》和《風箏飄帶》）之一，它們既反映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复雜感受和深入思考，也是他在小說敘事藝術領域率先進行大膽探索的集中体現。也許是不愿重复或變相地重复在《布禮》和《蝴蝶》中已經舖衍過的蒙冤受難昭雪的故事，《海的夢》“去掉了很多敘述語言，沒有那么多交代過程的話”5 ，它顯得單純、含蓄而又凝練深厚。概括地說，小說通過主人公一段情緒活動的描述，濃縮了一代人的慘痛經歷和滄桑体驗，同時又是對他們這代人的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的反思，在這里，個人的坎坷遭遇和國家民族的歷史災難已經被自然地連為一体，或者說，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歷史的曲折進程和未來發展，在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前提下，個人生命的价值在這一結合中顯示了超越性的意義。
《海的夢》的情節線索十分簡單，五十二歲的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專家繆可言經歷了長期苦難之后，來到了一個海濱療養地度假，這一次療養終于使他看到了自己向往一生的大海，他禁不住無限感慨。但是僅過了短短五天，他又毅然提前离開了這個迷人的海濱。作者在這一簡單的情節線索里，融入了大量細膩的心理描寫，生動地描述了主人公丰富的內心世界和對歷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繆可言出生于內陸，以前從沒看見過大海，而由于安徒生、杰克。倫敦和海明威等外國作家作品的熏染，他少年時代所擁有的激進而浪漫的理想卻一直与大海的浩瀚神秘意象結合在一起，即使是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特嫌”（即特務嫌疑）而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苦難，大海對他還是不減其魅力。現在他終于投入了海的怀抱，眼前遼闊的大海激發了他的陣陣思緒。繆可言對個人的苦難、曾經擁有的理想和夢想，對民族的歷史和未來都有一种冷靜清醒而又平和溫熙的沉思，個人傷痛的慘烈記憶、歷史災難導致的激憤在這里都已化作平靜的回味和思考，就像這平靜的大海也曾經翻騰起滔天的巨浪一樣。
理想主義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現得最為鮮明突出，他在創作中對理想的反思和執著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性。曾經是“少年布爾什維克”的王蒙，在屢經劫難之后，并沒有唾棄早年的理想主義，平反复出的遭際反而堅定了他對歷史理性主義的認同，也就是不管歷史發展有多少曲折，前途總是光明的。因此在對理想的謳歌時他不忘冷峻地指出它的艱難性，同時，在對一切不符合理想狀態的現象的批判与揭露時，也抱有隱約的諒解与同情。這种“中庸”的態度早在他青年時代的作品里就表現為林震与劉世吾的矛盾，以后長期的災難性生活閱歷又堅固了這种人生觀，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有不放棄自身的責任，處處顯出圓潤貫通。這些思想傾向在《布禮》和《蝴蝶》中已經通過主人公命運的具体敘述中以大体類似的方式作了頗為生動的表達。“雖然對于那些消极的東西我也表現了尖酸刻薄，冷嘲熱諷，然而，我已經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了講‘費厄潑賴’，講恕道，講寬容和耐心，講安定團結。尖酸刻薄閣面有我的溫情，冷嘲熱諷后面我有諒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滿怀熱忱地期待著”6 ，《海的夢》在對個人命運和歷史變遷的理想主義態度上，是這一傾向的延續。
但是，《海的夢》里所彌漫的沉思和感傷情調似乎更加濃郁。王蒙在給這位主人公取名時，似乎頗費了一番心思，隱含了一种复雜的寓意。在漢語中，“繆”姓讀作miao，另作miu 讀，釋為“謬誤”，又通“穆”，為穆然靜思之意；亦讀liao，通“繚”，有纏繞之意。在這個人物身上，包含了作者對生命一去不复返的無奈感歎，歷史繆誤對生命的摧折就個体來說畢竟無法挽回，在如愿以償地見到大海的短暫滿足之后，他想到的則是對青春不再的悲歎。終于掙脫了“特嫌”
的（--即文革中對“特務嫌疑”的簡稱）政治帽子后，領導和同事們最關心他的是兩件事：一是好好療養一下以恢复健溝，二是“刻不容緩地建立一個家庭”， 二十多年的磨難使他不可能為自己尋找一個生活伴侶，但他并沒有接受大家的好意勸說，他覺得自己已經錯過了時間，“蘿卜、白菜，各有各的播种節令”，愛情的美酒“如果發酵過度也會變成酸醋。俱往矣，青春，愛情，和海的夢！”，對于海，他“夢想了五十年，只呆了五天”，因為這里的“天太大。海太闊。人太老”，這便是“謬”，謬不可言，或可言者盡謬，短暫而獨特的生命面對歷史的荒謬，一切似乎都難以和無可言說；但与生命血肉相連的感受，一切又都揮之不去，它時時會將人的思緒擄回逝去的年華，這真是夠“繚”人的。
不過，作者似乎又不愿過于沉溺于這樣傷感的回味之中，他竭力要借助于現實、借助于對歷史和現實的理性思考即“穆然靜思”而擺脫出來，而早年确立的信念和理性主義和集体主義的人生觀正好是他有力的支撐。小說最后，當繆可言在夜晚的海灘上看到一對年輕戀人的身影時，當他把個体的生命融入歷史整体中去思考時，才又在理性主義的邏輯里找到答案和精神歸宿，“愛情、青春、自由的波濤，一代又一代地流動著，翻騰著，永遠不會老，永遠不會淡漠，更永遠不會中斷”. 這里包含了一种久經劫難的理想主義与個人身心体驗之間的心理矛盾和心理沖突，解決方式也是王蒙這一代人所特有的，盡管對青春和生命在劫難中的白白耗去表示了刻骨銘心的悲歎，但在理智上他仍要用理性主義的歷史觀說明青春和生命在群体中的延續，從而為一生所信奉的理想主義尋找一個依托。這种對理想和理性的堅執在王蒙已成為一种自覺，他在致老作家嚴文井的信中說起寫作《海的夢》的初衷：“我原意只是為青春唱一首贊歌，證明哪儿也不應該沒有年輕人。……沒想到前半部分卻触動了一些上了年紀的同志”，因為嚴文井在小說里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青春不再、生命流逝的悲情：“它的藝術效果，對于我這樣年齡的人來說，几乎近于殘酷”7.這不僅是一個作品的主觀意愿与客觀效果的問題，它也正体現了王蒙這一代人反思歷史的特有方式，不是從個人的立場，而是以民眾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發言，個人的所有情感体驗和精神矛盾最終都在匯入群体和歷史的過程中才能得以解決，才會獲得意義。
在作品的表述方式上，王蒙并沒有正面具体地敘述主人公的滄桑經歷，而只是以大海為中心意象，以簡單的外在動作引發人物丰富的意識活動，讓主人公夢魂幻游，銳意求索，淋漓抒情，把一個歷經滄桑，從生活谷底一下子上升到頂峰的主人公的感情心態、意識活動，真實而生動地描繪了出來。他對于大海的情思意念，就像連綿重疊的波浪，閃著粼光，帶著聲響，汪洋浩瀚而又平穩深厚，以夢幻般的旋律譜寫了一曲激動人心的樂曲。沉思中交織著幻想和追求，既是洋溢著浪漫的意緒，又是濃縮了歷史和現實的深厚內涵。人物的意識流動實際已成為小說的結构線索，但在這連綿不斷的意識片段之間，仍有一個理性的邏輯存在，它始終圍繞著對個人命運和理想的理性思考，并把個人与民族歷史聯系起來，在個人与歷史命運的同构中，以這一代人所特有的方式，形象地闡述了對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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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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