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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60年代頭腦清醒而又与執政党關系密切的知識分子來說，經歷反右運動、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反右傾運動，他們會產生一种失落与幻滅的感覺。“信仰沒有改變，對領袖的忠誠和崇拜沒有改變，但面對現實的諸多現象，他們畢竟有一些詫异，有一些疑惑。”8 這种心態的描述也适合于鄧拓這樣的党內知識分子，他寫于《燕山夜話》9与《三家村札記》中的雜文，內容非常駁雜，但确實有一些現實感很強烈，也很有思想的鋒芒。鄧拓的性格中，兼具政治家与文人的兩重人格，他既是一位党性原則与政治操守都很堅定、也頗具務實精神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位頗具見識与獨立性、不愿隨時俯仰的知識分子。前者使他具有強烈的參与現實的精神，像他在《事事關心》中引用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10，后者使他在關注社會現實時不愿只寫贊美的頌歌而要以諷喻的態度針砭時弊，以求引起改進的注意，這就不免与時代的抒情大合唱不合拍。“三家村”的文字獄之所以能夠發生，今天看來，主要是因為党內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但選擇鄧拓等人作為突破口，卻也与他們此前這些“不合時宜”的表現有關。60年代的政治運作過程，已經容不得鄧拓性格中強烈的“書生意气”. 所以當党的路線決定“以階級斗爭為綱”時，就不免被深文周納，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閱讀《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及其它一些鄧拓的雜文，确實可以感受到鄧拓身上強烈的書生气質。這些雜文以淵博的知識談古論今，從古籍考證一直說到農業生產，從書法、繪畫、文學談到科技与智謀，古今中外的知識在他征引來顯得非常熟練，尤其是古籍方面的知識，對他來說更是駕輕就熟、揮洒自如。這使他的文章具有相當的趣味性和可讀性。書生气質，确實是鄧拓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他是以書生气質投身于革命的一個類型，一個范本。書生气質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為他帶有書生气質，他才能夠与眾不同地在現實生活中呈現出他的獨特的東西，才會產生那么丰富的內心世界，從而才會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創造。”他從古籍与文化得到的，也顯然不僅是皮毛：“作為書香世家的后代，鄧拓獲得的顯然不只是詩詞書畫的技能訓練，而是一种歷史文化精神的熏陶”. 鄧拓的人格顯然与他所景仰和愛慕的歷史人物如蘇東坡、林則徐、鄭板橋等不無共同之處：“這些人物都才華卓絕，但他們都有過怀才不遇或者被誤解被冤屈的經歷。這樣的經歷沒有讓他們消沉，他們在詩詞書畫里寄寓著憂思。他們依然關怀著芸芸眾生，憂國憂民的情結從來不會因為挫折而淡化。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精神從來沒有萎縮過。仕途可以中斷，政治抱負可以只是夢想，但人格卻不能變形。”11作為党內知識分子，鄧拓与當時那些与時俯仰、見風使舵、欲擒故縱的政客和文痞不同，他有自己的政治見解与政治操守，人格上也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正如他在《鄭板橋和“板橋体”》中說的：“我認為學習‘板橋体’的最重要之點，是要抓住‘板橋体’的靈魂。什么是‘板橋体’的靈魂呢？我以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子，不當奴才！”12正是這种獨立性，使他對現實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態度，由此發現了當時的弊病，從而對之進行批評。這种冷靜的批評態度是他那些最具現實諷喻精神的文章的靈魂。鄧拓在政治見解上屬于執政党內比較開明、務實而具建設性的一派，在指陳時弊方面，他的敏銳性与這种務實精神息息相關。因為前者，他才對那些不著邊際、好大喜功、沒有絲毫的實際效果的高談闊論始終采取了嘲諷批評的態度。例如，以對浮逛風的批評而言，他就寫有《一個雞蛋的家當》、《說大話的故事》、《兩則外國寓言》（《燕山夜話》）、《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三家村札記）等篇。其中《一個雞蛋的家當》諷刺那种只有一個雞蛋就妄想發財致富的人，“統統用空想代替現實”，其“計划簡直沒有任何可靠的依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設，每一個步驟都以前一個假設的結果為前提”13；《偉大的空話》諷刺那种喜用許多大字眼，“說了半天還是不知所云，越解釋越糊涂，或者等于沒有解釋”的“偉大的空話”14. 在當時“大躍進”剛過去不久的情況下，文章的針對性是很明顯的，其諷刺在今天看來也很尖銳而且有實際意義。他對當時的下情不能上達、互相推諉、不肯負責做實際的事情而只擅長權力爭斗的官僚主義也作了諷喻，《燕山夜話》中的《陳絳和王耿的案件》，借歷史故事來說明事件的“擴大化”与“复雜化”源于“吏治腐敗”与行政的“尾大不掉”，這對現實中“用人行政方面的許多弊病”也是一個有力的鑒誡。除過這种諷刺外，鄧拓還有一些正面的主張，都是很有見地的意見。如《燕山夜話》中的《堵塞不如開導》与《批判正解》，前者認為堵塞事物發展的道路是錯誤的，必然會失敗，而應該積极開導使之順利發展，后文則主張：“不論是思想批判、學術批判等等，決不是以‘打擊’或‘否定’一切為目的的；而是為了去粗取斧，去偽存真，更好地接受遺產，發展文化”15. 在50年代一系列運動的沖擊之下，百家爭鳴變為一家獨唱，而“扣帽子”式的批判風行一時，鄧拓的這些觀點是很有見地的。鄧拓是實實在在地主張一种腳踏實地的作風，例如他對“王道”与“霸
道”作了一种頗有現實針對性的解釋：“所謂王道……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的思想作風；而所謂霸道……就是咋咋唬唬的憑主管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16這种態度在他身上是徹底的，在1965年底批判《海瑞罷官》的气氛已經很緊張的情況下，他還在一個座談會上號召大學生“不要扣帽子，要擺事實講道理，力求創造一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度，改變過去討論中的緊張气氛……”17鄧拓大概想不到，他在雜文和講話中的這些頗具建設性的意見，在不久后爆發的文革中被當成“有指揮、有計划”地發動向党進攻的罪證，他和他“三家村”中的朋友們將成為文革開始后的首批打倒對象，而且迅速擴大為震蕩全國的殘酷的文字獄。
置于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反思鄧拓等人的悲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現實的建設性的諷喻之所以不能見容，与當時的党內決策者沒有能夠及時完成從戰時文化心態向和平時期的建設心態的順利過渡有關。鄧拓等人的批評性意見雖然在本質上沒有企圖否定當時的權威，但卻被最高決策者以戰時敵我“二元對立”的文化心態來錯誤理解，將他們善意的勸諫當作“敵人”有組織的進攻，所以必須給以毀滅性的打擊。悖謬的是，雖然鄧拓本人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現實諷喻，所針對的其實正是這种戰時文化心態在和平時期的畸形擴張：如他的批判所針對的大躍進前后流行的“浮逛風”与各种各樣的批判運動中所采取的不容對手置辯的霸道作風，正是戰時文化心態的延伸——前者采取了一种戰時的急功近利的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后者則延續了“你死我活”的敵我“二元對立”的戰時心態。他的諷喻其實目的正在于促進領導階層從這种浮逛、畸形的戰時心態轉變為務實、建設的和平心態。他大概想不到這种意見也會被以戰時心態的方式來理解，從而將自己逼上絕境。
但鄧拓即使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大概仍然會義無反顧地走上這條道路。他的政治家兼文人的本色在這种絕境里得到清楚的表現，他的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使他“無法割斷与現實的聯系，無法改變一個政治家參与現實的本能要求”，他的書生气質也使他不能曲与逶迤，指陳時弊時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即使說話的空間已經很小，他仍然要以諷喻的態度進行勸諫。現實的矛盾、個人的挫折不會使他改變對集体理想的忠誠，骨子里，鄧拓受中國傳統中士人階層的勸諫傳統影響很深：他的個人价值与一种理想主義的入世精神的傳統緊密相連，在終极价值上，他不可能對他借以寄托生命价值的理想及其現實体現者采取鉤疑的態度。他的批評也僅限于這种理想在現實中的不完善，目的是促使其早日改進、得到實現。像他所崇尚的屈原以至東林党人、林則徐一樣，即使“信而見疑、忠而被傍”，他仍然要參与現實，仍然會毫不猶豫地走上這條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諷諫”道路。他最后真的走上了這條道路，因此也使得60年代的公開文學中還保存了一脈知識分子的批評精神与理想主義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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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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