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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紅旗下》
老舍從60年代初開始創作的帶有自傳性的小說《正紅旗下》16屬于其最為成熟的作品之列，在藝術造詣上几乎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小說，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小說只寫了十一章便不得不終止，在文學史上留下了莫大的遺憾。但是從已完成的篇章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出老舍在這部作品中的追求：即以自傳為線索，表現社會風習与歷史的變遷，尤其与他過去的寫作不同的是，他在這部作品中對本民族的歷史--清末旗人的生活習气作了出色的表現。對這一目的來說，自傳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進入歷史与審視民族風習的視角。老舍一方面又回到他以前創作的審視國民性的角度，另一方面，在不違背時代共名的前提下，他以個人所見所聞的民族風習及其變遷為敘述的中心，与本民族的歷史保持一种親熟的反省態度。這种態度与《茶館》類似，是采取了一种把重大的歷史事件与思想主題化入對日常生活的描繪之中的敘事策略，從而由時代共名走向對民族民間風習的詩意描繪。
作為一部小說的人物兼敘述者，小說中的“我”可以區分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的“我”是小說中的人物，他在已完成的十一章中是一個始終未超過十五歲的小涪子，作為小說的敘述者，他卻是一個經過了几十年的風雨滄桑、具有批判能力的人物，他敘述本民族的社會風習与歷史變遷時，帶有一种親熟而又有善意的諷刺的態度，在親切形象的描繪中也伴隨著冷靜的對民族性的批判与反省，由此出發，老舍對民族風習的表現才有了真正的深度与藝術魅力。滿洲人入關二百多年，原來的勇武善戰之气退化殆盡，清末的旗人已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奢靡柔弱，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講究“生活的藝術”，“二百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种獨具一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沉浮在一汪死水里。”這种藝術說白了就是對“禮節規矩”与“玩”的講究，象小說中的“大姐夫”父子，“生活的意義，在他們父子看來就是每天要玩耍，玩的細致，考究，入迷”，“他們老爺儿們都有聰明、能力、細心，但都用在從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們在蛐蛐罐子、鴿鈴、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一無所知。他們的一生象作著一個細巧的，明白而又有點胡涂的夢”. 在“小刺激”与“小趣味”中，他們消磨著自己的生命，“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与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這种死水式的生活在作家的筆下生動地表現出來，在字里行間隱含著諷刺与批判的鋒芒。這种“生活的藝術”表現在另一方面就是“婦女們极講規矩”，尤其是年輕的媳婦，在聚會的場赶，怎樣伺奉長輩，怎樣眼觀六路，耳听八方，端茶遞煙，招呼周到，而且要“姿態美麗得体”“在長輩面前，她不敢多說話，又不能老在那儿呆
若木雞地侍立。她必須選擇最簡單而恰當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間隙，象舞台上的鑼鼓點儿似的那么准确，說那么一兩小鎬，使老太太們高興，從而談的更加活躍。”在較大的場赶就是“這种藝術的表演大會”.規矩与玩樂，這种“生活的藝術”甚至成了他們對付洋人、證明自己高洋人一等的手段，如定大爺對付牛牧師時，在邀請他時同時邀請了兩個翰林、一僧一道、兩個喇嘛，故意以各种規矩和講究讓牛牧師叨陪末座以給他難堪，這种心理在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背景之下顯得特別自欺欺人，從而构成一种蘊含的諷刺。老舍胜過以后的所謂“京味小說”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小說不只僅僅是一种怀舊的風俗描寫，而是在其中寄托著深刻而沉痛的對民族性的反省与批判，正是這种感情使他不至于落入油滑的泥坑。
在對“生活的藝術”的描寫之外，老舍還寫出了時代沖擊之下旗人的分化，富裕的旗人在講究著“生活的藝術”，貧困而老實的旗人則在貧窮中掙扎，靠舉貸為生，而且隨著政府的腐敗沒落，旗人的地位下降，賒帳越來越困難。“我”的一家就在這种貧困的生活中苟延殘喘，每次領了餉銀總是要還的錢比得到的錢多，而由于旗人的特殊地位，他們又難以拉下臉去做苦工。也有一些旗人，他們越過這种偏見，做某种在以前被認為是下賤的手藝，也与漢族、回族人民打成一片。象“二哥福海”，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沒忘記二百多年來騎馬射箭的鍛煉，又吸收了漢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可同時又是個“油漆匠”，還信“白蓮教”，二哥是書中少有的有頭腦的人物，“歷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總會有人，象二哥，多看出一兩步棋的。”窮人有窮人的活法，他們的生活中也有自己的一點點樂趣。書中對“我”“洗三”時的描寫：二哥福海既辦的經濟，又不違背“老媽媽論”的原則，白姥姥認真做著典禮中該做的事情，說著“一打聰明，二打伶俐！”之類的祝詞，一派貧窮而又融洽的气氛。類似這樣的充滿溫情的描寫，顯示出作者對本民族社會風習的眷戀之情。書中還對旗人之中墮落為借洋人之勢力欺負中國人的“吃洋教的”渣滓作了漫畫式的描寫，也暗示了義和團運動的興起，雖然在已有的部分沒有來得及作充分的描繪。
這部小說的語言藝術也很值得稱道，老舍把理性的反思融入形象的描繪之中，從而形成一种含蓄的諷刺筆調，特別适合小說所要表現的民族風習与反思國民性的需要。這在上述對旗人的“生活的藝術”的描繪中已可以看出，再略舉一例，如書中對定大爺的描寫：“他的字寫得很有力量，只是偶然地缺少一筆兩筆，或多了一撇。……他沒學會滿文，也沒學好漢文，可是自信只要一使勁，馬上就都學會，于是暫且不忙著使勁……他自居為新式的旗人，既有文化，又寬宏大量。他甚至同情康、梁的維新主張与變法。他的心地良善，只要有人肯叫‘大爺’，他就肯賞銀子”. “自幼儿就拿金銀錁子与珍珠瑪瑙作玩具，所以不知道它們是貴重物品。因此不少和尚与道士都說他有仙根，海闊天高，悠然自得。他一看到別人為生活發急，便以為必是心田狹隘，不善解脫。……他渺茫地感覺到自己是一种史無前例的特种人物，既記得几個滿洲字，又會一兩句漢文詩，而且一使勁便可以成圣成佛”.這种概括性的描繪很有力度，既起到了簡洁地介紹人物的作用，又融評价于描繪之中 ，婉而微諷而又窮形盡相，非常耐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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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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