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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吳強創作《紅日》一樣，長篇小說《林海雪原》5 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的。作家曲波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團指揮員，指揮過解放軍的一個小分隊在東北牡丹江地區的林海雪原的剿匪戰斗。《林海雪原》反映了作家的這段生活經歷，即描寫一支由36位偵察兵組成的解放軍小分隊，在東北長白山林區和綏芬草原追剿國民党殘余勢力和土匪的故事，在敘事上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想象力和傳奇性。書中以奇襲奶頭山、智取威虎山、大戰四方台等剿匪戰斗為主要線索，穿插各种出人意料、趣味橫生的小故事，產生了曲里有曲，險中有險的閱讀效果。所以，它一出版就受到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的歡迎和喜愛，成為當時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流行讀物。50年代以后，原來盤据在通俗文學領域的言情、武俠、鬼怪等小說均被取締，真正能填補這一閱讀空間的，正是《林海雪原》一類讀物。它的一些情節和片斷被改編成電影、京劇以及其它戲曲后，楊子榮、少劍波、座山雕等藝術形象更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繼《鐵道游擊隊》以后，《林海雪原》同樣是一部利用傳統的民間文化因素來表現戰爭的成功之作。這當然不是說，它已經擺脫、或者突破了當時戰爭小說的一般審美模式，相反，它正是以塑造出一批流傳廣泛的英雄人物形象為成功標志，以截然分明的“兩軍對陣”的思維模式來构造布局，以宣揚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為創作基調。這也不是說，它在利用傳統的民間文化因素方面獲得了完全成功，相反，小說有許多缺點都与它的民間敘事特點与生俱來，比如過于夸張和煽情的描寫，過于陳舊的表現英雄人物的模式，特別是對小分隊的指揮員少劍波的描寫，作家浪漫得過了頭，竟按照舊小說的“儒將”形象來刻畫：少劍波不僅會指揮打仗，還會寫浪漫主義的詩歌，而且在詩歌里自稱“少帥”，為了成全“英雄美人”的傳統理想模式，作家還特地配置了一個美麗多情的女衛生員。故事當然很好看，但從“五四”新文學發展而來的現代審美理想來衡量，缺陷也是相當明顯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林海雪原》仍然給普通讀者帶來了強烈的閱讀快感，它在浪漫傳奇的審美趣味上統一了戰爭小說的一般藝術特點，使原來比較刻板、僵硬的創作模式融化在民間的趣味下。如對英雄人物的塑造是《林海雪原》的一大特色，但与一般的戰爭小說相比，雖然作家在表現剿匪小分隊戰士的英雄特征時也注意到了所謂“階級本質”等程式，但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又受到了民間傳統小說的“五虎將”模式這一隱形結构的支配。自從傳統小說《三國演義》首設“五虎將”模式6 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俠小說的基本人物模式，《林海雪原》也不自覺地套用了這“五虎將”的結构。“五虎”之首當然是忠誠（政治方面）勇毅（個性方面）雙全的少劍波；依次是驍勇威猛、謀略不足的劉勳蒼，膽識過人、百戰百胜的楊子榮，身怀絕技、粗俗詼諧的欒超家，忠厚老實、刻苦耐勞的“長腿”孫達得。“五虎將”當然都是英雄人物，每個人物身上突出一种主要性格，有的是忠，有的是勇，有的是謀，有的是技（才），有的是德，等等，有主有次，互為襯照。那時還沒有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樣板戲”的所謂“三突出”創作原則，“五虎將”模式往往使每個人物都有獨立的經歷和故事。如劉勳蒼猛擒刁占一，襲擊虎狼窩，活捉許大馬棒等一系列故事，突出了他的“勇猛”；楊子榮從智捉小爐匠到化裝土匪里應外合智取威虎山，突出了他的“智勇”；而欒超家作為攀山能手，則在飛越絕壁，出奇制胜上突出了“絕技”……英雄個個性格鮮明，傳奇經歷也不重复，以致讀者讀罷掩卷，腦子里留下了個個鮮活的印象。因為是明顯借鑒了民間小說的傳奇手法，所以讀者也不會在真實性上過于苛求，完全能夠接受這樣的藝術處理。
在結构布局上，《林海雪原》也帶有比較明顯的“兩軍對陣”的思維模式，而且在傳奇的意義上更加夸張了所謂“好人特別的好，坏人特別的坏”的模式，恰如小說里漂亮多情的女衛生員白茹与丑陋淫亂的女土匪蝴蝶迷的對照。但由于傳奇作品本身所追求情節的曲折生動与故事的浪漫夸張的傳統，正反兩方的強烈對比反而強化了這种藝術效果。如圍繞著奇襲奶頭山的戰斗一波三折：作品一開始通過渲染土匪許大馬棒血洗杉嵐站的悲劇，使作品沉浸在壓抑悲痛的气氛之中。緊接著楊子榮智捉小爐匠，劉勳蒼猛擒刁占一，雖給急于報仇的小分隊帶來了希望，可奶頭山險惡的山勢卻又使大家一愁莫展，而久居深山的蘑菇老人的指點和林業工人出身的欒超家的攀援本領，使故事情節急轉直下，小分隊猶如從天而降的天兵，戰斗激烈而痛快。圍繞著智取威虎山的戰斗，情節發展則更加扑朔迷离：從劉勳蒼活捉“一撮毛”，楊子榮冒充許大馬棒的飼馬副官，以繳獲的聯絡圖為見面禮，單槍匹馬闖進威虎山，到少劍波率領小分隊在夾皮溝發動群眾，一切都有惊無險。但天有不測風云，由于火車遭到伏擊，小爐匠乘亂逃走，情況万分危急。楊子榮卻臨危不懼，處惊不變，巧施离間計，終于化險為夷。作品這种節外生枝，險象環生的故事處理方法，与民間說書藝術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節大開大闔，人物大忠大奸，情緒大悲大喜，把藝術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反而產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林海雪原》雖然也暴露了土匪极其殘忍的本性和描寫了解放軍戰士的英勇犧牲精神，但在描寫主要英雄人物時始終洋溢著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基調。作家所運用的手法也相當有意思。如小說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楊子榮的塑造，是以現實生活中的同名英雄為原型的，真實生活中的楊子榮犧牲与一次剿匪戰斗。作家自己也說過，他寫這部小說是為了“讓楊子榮等同志的事跡永垂不朽，傳給勞動人民，傳給子孫万代。”7 在小說里，楊子榮是智勇雙全的英雄，是理想人物。按當時文學創作標准，這樣的英雄人物是不能有任何“缺點”或不符合“理想”的私人癖好，所以楊子榮不能在戰斗中誤中敵人的無聲手槍子彈而死，更不能寫他在喬裝土匪時本身具有的草莽習气。但在小說里楊子榮几度化裝匪徒深入敵巢，又必須沾染一定的匪气和流气，不具備這些特點就無法取信于土匪。作家除了描寫楊子榮在外形上和行為上故意作土匪狀以外，不可能寫他性格本身的草莽气，于是在楊子榮身邊，就出現了欒超家，在藝術結构上這個人物与楊子榮形成一种補充和合一的關系。欒超家身上帶有更多的農民舊習气，粗俗魯莽、素質不雅、說話愛開玩笑，有時喜在女人面前說一些与性有關的口頭禪等等，這种來自民間的粗放性格与他作為一個山里攀登能手的身份相符合。欒超家之所以是楊子榮的性格補充，是因為這些性格本來同樣為楊子榮所有，但楊子榮苦于在作品中擔當了理想人物，從而不能更丰富地表現其性格，于是作者只能轉借了欒超家的形象來完成，因此欒超家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楊子榮性格的外延。甚至在最后一次戰斗中，作家讓欒超家冒失輕敵誤中敵人子彈，在一旁的楊子榮替他擊斃匪酋。很顯然，欒超家挨的這顆子彈，正是真實生活里的楊子榮的不幸結局。所以，如果沒有欒超家的存在，楊子榮也就變得不真實。由于欒超家的存在，有人曾批評《林海雪原》帶有農民文學的色彩8.但正是這种“農民文學的色彩”，使這些人物形象具有了感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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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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