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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
這是一篇奇异的手記式的散文，寫作時間如標題所點明的，1949年5 月30日。從文學史的意義上說，當代文學的大幕還沒有正式拉開，但北平（北京）城里已經云集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人們正在興高采烈地籌備第一次文代會。可是，30年代京派文學的代表作家、《邊城》《湘行散記》的作者沈從文卻陷入了异常困惑的精神危机中。從抗戰開始，沈從文与左翼政治力量的關系不斷惡化，在左翼批評家發起的對“与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的批判運動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為論爭對象，他在這時期創作的小說也屢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用清算的口气辱罵他“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15. 政治上的烏云重重地壓在他的心頭，摧殘了他并不堅強但很敏感的神經系統。四十多年以后，公布了沈從文當時各种文字材料的《從文家書》一書的編者這樣說：“1949年，正准備‘好好的來寫’一二十本文學作品的沈從文，終止了文學事業，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講台。由于內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傳到剛剛解放的清華園朋友中，梁思成夫婦、金岳霖等馬上請他去清華調養。朋友的真摯關怀未能緩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16這篇《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17就是當時留下的文字材料之一。
雖然這篇手記僅僅是作者在病中的“囈語狂言”，但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記錄了知識分子在一個大轉型的時代里呈現出來的另一种精神狀態。病中的沈從文敏銳地感受到時代的變化：“世界在動，一切在動”，但他真正感到恐慌的不是世界變動本身，而是這种變動中他被拋出了運動軌跡：“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間，我似乎和一個群的哀樂全隔絕了”，“我卻靜止而悲憫的望見一切，自己卻無份，凡事無份。”正因為沈從文從來就不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所以他才會對這個變化中的時代既不具備任何敵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觀，而是想滿腔熱情地關愛它和參与它，所以才會對自身被排斥在時代以外的境遇充滿恐懼和委屈。這种感受多么清醒，多么逼真，哪里有絲毫的“神經失常”？所以他要大聲地宣布：“我沒有瘋”！他還要進一步地反复追問：這“究竟為什么”？作者雖在病中文字仍然充滿力量，讀完這篇手記，一個善良而怯懦的靈魂仿佛透明似的畢現在讀者的眼前，人們忍不住想問：一個新的偉大時代的到來，難道不能容忍這樣一顆微弱而美好的生命的存在嗎？
雖然這是一篇隨意性极強的手記，其文体卻鮮明地烙上沈從文向有的文字特點：文字松弛、內涵丰富、語言有節奏感。沈從文有很高的音樂辨別能力，文章從“靜中有聲”開始寫起，寫了各种各樣的聲音：遠處的鼓聲（幻覺），灶馬的振翅聲，孩子的睡鼾聲，收音机里的古典音樂聲……每种不同的聲音都喚起了他不同的情緒變化，相當細膩有致。在短小的篇幅里他插入了三段不同時間向度的敘事文字：歷史的回憶、現實的抒情和對未來的幻想，其中蘊涵了三個女性：歷史上的丁玲，現實生活中的張兆和，和幻覺中的翠翠。他首先從一張舊照片引出了丁玲的故事是意味深長的。青年時代，沈從文与丁玲夫婦是极好的朋友，雖然走的道路不一樣，但是在丁玲的丈夫胡也頻犧牲以后，他曾冒著危險護送丁玲和遺孤回家鄉，可說是有膽有識；當丁玲被國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后，他又公開發表長篇散文《記丁玲》來喚起民眾對失蹤者的關注，可說是有情有義。十九年過去了，丁玲成了新時代的文藝官員和風云人物，當年護送的遺孤也已經長大成人，可是他，卻“被自己的瘋狂，游离于群外”，歷史是多么嘲弄人？對于患難与共的妻子張兆和，沈從文是充滿了感激和愧疚。當他的思緒從照片上的歷史回到現實時，他用兩句話來描寫自己的家庭：“兆和健溝而正直，孩子們极知自重自愛”. 這兩句話其實是一層意思，后一句更加襯托出前一句兆和的健溝正直、教子有方。眼看著這樣一個在溫馨熟睡中的幸福家庭將會因為他的緣故而遭到破坏，他的恐懼和絕望是可以想象的，靜夜中小灶馬的振翅鳴叫似乎也渲染了這种絕望的心理。最后，沈從文又想到了家鄉--他時刻魂縈夢繞之地，這位湘西民間世界的赤誠歌手在社會變動中飽經孤獨与冷遇以后，本能地想回到土地的怀抱之中，他本來就是屬于那一塊朴素的土地。翠翠也許是他小說里的人物，也許是藝術人物的生活原型，也可能是家鄉民間世界的一個文化幻想，象征了作家歸隱民間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描述家鄉時用的是未來時態（端午快到了）而不是過去時態，隱含了作家對未來道路的自覺選擇：雖然他后來沒有歸隱湘西民間，卻以半生的精力流連于民俗文化和歷史博物的整理，而自覺遠离喧囂的文壇与社會，在民間崗位上盡了知識分子的職責。
如果說，魯迅當年以石破天惊的《狂人日記》揭開中國現代文學大幕，宣布了現代知識分子与傳統徹底決裂的大無畏精神，奠定了以啟蒙為特征的現代文學傳統，那么，沈從文的這篇低調的新“狂人日記”于5 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盡管這篇作品當時不可能發表也不可能流傳，但從文學史的眼光來考察，當代文學史上一直若隱若現地流淌著一股創作潛流，許多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的知識分子留下大批沒有公開發表的私人性文字：日記，書信，札記，詩歌，以及有意識的文學創作，真實地表達了他們對時代的感受和思考的聲音。這些文字比當時公開發表的作品更加真實和美麗，因此從今天看來也更加具有文學史的价值。而沈從文的這篇手記，應該是這股潛在寫作之流的濫觴。[[注釋：]]
1 引自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收《文學運動史料選》第5冊，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1979年版，第640頁。
2 引自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同上，第684頁。
3 引自《毛主席講話》，同上，第637頁。
4 引自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1998年版，第33頁。
5 引自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收《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頁。
6 參閱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1998年版，第12頁。
7 參閱吳定宇《學人魂--陳寅恪傳》，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世紀回眸"叢書，1997年版，第188頁。
8 引自〔日〕板井洋史《讀巴金--違背宿愿的批判者的批判者的60年》，收《巴金的世界》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頁。
9 《無名書》在40年代末已出版第1、2卷及第3卷上冊，50年代開始，無名氏隱居杭州，繼續寫作，相繼完成了第3卷下冊和第4、5、6卷。80年代全書陸續在台灣出版。
10 引自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
11 《時間開始了》包括五個樂章，第一樂章《歡樂頌》初刊于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第二樂章《光榮贊》初刊于1950年1月6日《天津日報》，第三樂章當時沒有完成，只發表几個片段，第四樂章《安魂曲》（后改名《英雄譜》）于1950年3月由北京天下圖書公司初版。第五樂章《又一個歡樂頌》（后改名《胜利頌》）初刊于1950年1月27日《天津日報》。80年代胡風對全詩做了修訂和補充，正式出版。本教材依据《胡風詩全編》本，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12 引自蕭愷《文藝統一戰線的几個問題》，載《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
13 引自綠原、牛漢對話錄，收《胡風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776頁。
14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初刊于《小說》第5卷第1期(1951年2月),本教材依据《巴金全集》第十四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15 引自郭沫若《斥反動文藝》，收《文藝運動史料選》第5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頁。
16 引自沈虎雛編《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遠東出版社出版的"火鳳凰文庫"本，1996年版，第145頁。
17 《五月卅日下北平宿舍》當初沒有發表，初刊于《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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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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