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審判的內幕，世界輿論几乎都認為，檢察長維辛斯基也是這些鬧劇的主要導演之一。還認為，這個人對被告人的命運產生過极其重大的影響。出現這种看法也不足為奇，要知道，這些審判的真正組織者（亞果達、葉若夫、莫爾恰諾爾、阿格拉諾夫、扎科夫斯基等人）始終都躲在幕后，而正是維辛斯基被官方推出來作為總起訴人；出現于“公開的”法庭審判之中。 讀者肯定會感到奇怪，如果我說出，維辛斯基自己也曾絞盡腦計地試圖猜透：內務部究竟用了什么特殊手段，居然能成功地擊潰和摧毀那些著名的列宁主義者地意志，并迫使他們自己誹謗自己。 有一點線辛斯基是清楚的。被告人都是無罪的、作為一個經驗丰富的檢察長，他看出來，他們的口供得不到任何客觀罪證的證明。此外，內務部領導認為，有必要對維辛斯基攤開某几張牌，并向他指明那些他應該在法庭上盡量回避的危險地方。 這就是維辛斯基所了解的一切。偵訊中的核心秘密是不允許讓他知道的。任何一個內務部領導人都無權向他透露斯大林的指令、審訊方式、折磨每個被捕者的刑訊手段或者斯大林同主要被告人進行的談判。維辛斯基不僅影響不了被告人的命運，他甚至連預先對每個被告人准備好的判決書內容都不清楚。 一位世界知名的美國女記者，曾因一篇文章把國外很多人都弄糊涂了。這位夫人把維辛斯基寫成了一個怪物，說他居然將自己過去的朋友——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很多人送進了地獄。其實，他們從來就不是維辛斯基的朋友。無論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還是在國內戰爭時期，他們都是對立的。一九二0 年以前，維辛斯基一直是個孟什維克。我認為，很多老布爾什維克大概是三十年代初，維辛斯基被任命為總檢察長時才第一次听說這個姓。而他們親眼看見這個人的時間不會早于一九三五年，當時，他們已被押上軍事法庭，被控參与了刺殺基洛夫。 對待維辛斯基，內務部領導不僅是不信任更有股傲气，就象斯大林手下那些兜里揣著党票、有權有勢的官僚對待反党的人士的態度一樣。甚至在訓示他應該如何小心謹慎地對待那些沒有把握的指控。他們對他也從不開誠布公。 維辛斯基有理由憎恨這些目空一切的主宰。他明白，他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計地隨机應變、以彌補他們的拙劣工作，不得不用自己的辯才去推動每樁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牽強附會。他還知道：如果這些偷天換日的勾當在法庭上有所暴露，劊子手們就會拿他去做替罪羊，至少也會給他扣上一頂“企囹暗中破坏”的帽子。 內務部頭頭們也有理由討厭維辛斯基。首先，他們蔑視他過去曾是“机關”的囚犯：在“机關”的檔案中，一直保存著他過去因從事反蘇維埃活動而被指控過的材料。其次，他們對他妒嫉得要命——注視著這些轟動一時的審判過程的世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而他們這些創造惊人鬧劇的真正作者，卻命中注定只能躲在幕后。要知道，是他們用所謂“無中生有”之法，搞出了駭人听聞的陰謀，是他們付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代价和努力，去摧毀和馴服了每一個被告人。 作為一個曾在盧比揚克大樓中呆過的囚犯，維辛斯基既害怕這幢大樓，又害怕在這樓里工作的人。雖然在蘇聯的干部等級中，他的地位已高過象內務部秘密政工局局長莫爾恰諾夫這樣的人物，但他第一次接到通知會見莫爾恰諾夫時，臉上卻不得不一直挂著卑微的微笑。至于亞果達，他給維辛斯基的全部賞賜，就是在籌備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期間召見過他一次。 對內務部所下的任務，維辛斯基執行起來格外賣力。在三次公審的整個期間，他始終都保持著高度警惕，時刻准備反擊被告人做出的關于他們無罪的任何一點那怕是最隱晦的暗示。利用被告人的支持（他們相互間就好象在進行自我抵毀的競賽），維辛斯基使出了渾身解數，為的是向全世界表明：被告們的罪行已全部得到證明，不存在任何可疑之處。在起訴發言中，他總是不失時机地把“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吹得天花亂墜，同時又無一例外地要求判處全体被告人死刑。 他本人則渴望著活下去，這就是他如此賣命的首要原 ……（此處缺四頁） 自傳，并在上面注明了兩個作為證明人的党員名字。維辛斯基也交上了自己的履歷，其中寫明，他在沙俄時代曾因參加罷工蹲過一年監獄。 區党委把我們一個一個地叫去，提出一些問題，然后歸還早先收去的党證。對于最高法院的老布爾什維克們來說，這一程序不會出現任何麻煩，實際上甚至就沒有向他們提出什么問題。這一切只不過是与在監委工作的老同志的一次短暫的會面。我們几個比較年青的同志在接受審查后沒急著离開，留了下來，想等審查全部結束后大家一塊走。輪到維辛斯基，對他來講，這可是一次嚴厲的考驗，因為上一次，即一九二一年清党時，他被開除了，經過一年的苦苦要求才恢复了党籍。 過了半個鐘頭，又過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又是半個鐘頭，維辛斯基始終沒見出來。有人已經等累了，走了。最后，線辛斯基終于竄了出來，神色惊慌，滿瞼通紅。原來，委員會沒有把党證還給他。這意味著被開除出党。維辛斯基沒告訴我們，在這三個多小時內，那緊閉的房門后面發生了什么事情。他躲到接待室最遠的角落里，惶惶不安地轉來轉去。 出大門的時候，維辛斯基赶上我們。他憤憤不平地高聲說： “豈有此理！這是侮辱人！我不會就此罷休。我要去党中央，把自己的党證扔到他們臉上！” 不知他准備怎樣去扔他那已被收去的党證。我們勸他別干蠢事，最好去同克雷連科或索爾茨談一談。索爾茨是最高法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中央監委領導，負責主持全國的清党。 當我們已經走過好几個街區的時候，突然听見身后傳來急促的腳走聲。這是維辛斯基，他又赶上了我們。調節好呼吸之后，他強烈地請求我們不要把剛才他那句有關党中央的話轉告給任何人。我們答應了。 第二天，年輕的女秘書大惊失色地跑進會議廳來說，維辛斯基正在索爾茨的辦公室里歇斯底里地號啕大哭。嚇得老頭赶緊從辦公室里跑出來為他倒開水。 還在上個世紀末，阿朗·索爾茨就已成為一名革命者。雖然他遭受過無數次逮捕，在沙俄監獄和流放地中度過了很多年，但他的心并沒因此而變得冷酷無情。他始終是一個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作為一名党員，索爾茨必須在自己的行動中堅定不移地堅持“政治需要”的原則。斯大林的政治局總是用這一原則來證明自己的一切行為都是正确的。但是，索爾茨到老也沒學會對不公正現象置之不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迫于無人可以幸免的恐怖浪潮的壓力，他才不得不重复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誣告。但最后他畢竟有勇气當面對斯大林說出了真理，而這一行動導致了他的死亡。 索爾茨的朋友們把他稱作“党的良心”，這部分是因為他領導著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党的全國最高法庭。有几年，党交給我的任務之一，是向這個委員會報告有關被立案偵查的党員的情況。索爾茨對待此類案件表現出富有人情味的和非官僚主義的態度，常常令我欽佩不已。 正是這樣，由于索爾茨的善良和同情心救了維辛斯基。他把這個問題提到中央委員會進行了討論。在這以后，維辛斯基的党證才得以歸還。几天以后，索爾茨順路走進我們的“會議室”。正好遇上我們在里面喝茶。看見索爾茨。他的老朋友加爾金立即責備他不該去說這個情。索爾茨抱歉地笑著說：“您能要求他些什么呢？一位同志，工作努力……給他個表現的机會吧。布爾什維克不是天生的，布爾什維克是逐漸成長起來的。如果他有負信任——我們隨時都可以開除他。” 由于各方面向上訴審委員會提出的上訴越來越多，我忙得几乎參加不了司法委員會的例會。可有一次我抽空去了，正好看見維辛斯基在做報告，名為“政治案件中的起訴”。不能否認，他的報告很有邏輯性，而且，他能很好地駕馭俄語，善于利用演說技巧。執行主席索爾茨高興地點著頭，毫不掩飾自己的贊賞。 當時，我并不喜歡維辛斯基那种過份夸張的表演和激情。但總的來講，有一點我清楚：這是一個能力极強，訓練有素的天才檢察官。我甚至開始認為，我們這些党員對維辛斯基太不公正，并希望大家將來能改變對他的態度。 然而不久就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情不大，卻具有代表性，能充分證明同志們的直覺是正确的。一九二三年冬天，共和國總檢察長尼古拉·克雷連科把包括維辛斯基和我在內的几名工作人員召了去，并通知說，政治局委派他清理和分析對蘇聯駐外國全權代表們的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的材料。鑒于資料數量太多，克雷連科在征得政治局同意后，吸收我們參加這項工作。我們必須和他一起研究這些材料，并向中央匯報自己的看法。工作只能晚上在他家里進行，因為他曾向中央保證不讓這些文件外泄。 克雷連科的家是一幢豪華的獨立住宅，革命前屬于加加林公爵。那一天，我們一直沒离開這幢小樓。克雷連科把三四十本要分析的文件分派給我們，同時說明，從事這一調查的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阿瓦涅索夫發現，在蘇聯駐外國代表中，存在著貪污和秘密揮霍大量金錢的可恥行為；而且，某些工作人員有与外國間諜机關合作的嫌疑。 克雷連科請我們將自己的結論寫在一大張紙上，并依照這樣的次序：左邊，被告人的姓名下面，我們應該簡要地寫明控告實質，指明是否有足夠的證据向法院起訴。右邊，注明案子應移交那里：刑事法庭還是中央監委，或是按紀律程序處理，并指出應該給予什么處罰。 全部文件比預想的要無聊得多。它們記載的基本上是些毫無證据的指控，而且都是那些相互之間關系不好的官僚們在夫人們的讒言下提出來的。只有少數文件可以證明一些盜用公款、道德敗坏的事實和其他有損國家威望的事情。至于叛國行為，我們根本就沒發現。 整個晚上，克雷連科都和我們在一起。他不時走到我們每個人面前，檢查工作進展情況。當他走到維辛斯基背后時，對一位蘇聯外交官的事發生了興趣。那人被指控生活方式极其奢侈，同一名部下的妻子關系曖昧，以及其他一些毛病。維辛斯基建議把這名外交官開除出党，交付法院并判三年監禁。 “怎能這樣——三年？”克霍連科用不滿意的口吻問。 “您應該寫，他讓蘇維埃國家在西方人眼里威信掃地，為此應該槍斃？” 維辛斯基尷尬得面紅耳赤。 “起初我也想建議槍斃，”他用阿諛奉承的語气喃喃地說：“但是……” 他囁嚅著，竭力尋找适當的解釋，可怎么也找不出。這使他惊慌失措，赶緊吞吞吐吐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克雷連科譏笑地盯著他，似乎對維辛斯基的倉使失措感到某种滿足。 “可是，這根本就說不上什么犯罪！”他出乎意料地宣布道，并指著維辛斯基關于把這名外交官開除出党和交付法庭的筆記，斷然下令： “請您寫上：案件了結！” 我沒看維辛斯基，不想使他更覺得尷尬。但維辛斯基卻突然發出一陣討好的笑聲： “尼古拉·瓦西里也維奇，您可真會捉弄人！您把我都搞糊涂了……當您提出要槍斃他時，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想，我真是太欠考慮，僅僅提出三年！可現在……哈一哈一哈……” 維辛斯基的笑聲听上去是那么虛偽，令人感到厭惡。 我已經說過，很多人都認為維辛斯基是個党內的鑽營者，可是我從來沒料到他竟如此不講原則和缺乏道德：證明一個人無罪也好，槍斃這個人也好。他居然都准備去干，只要能迎合和討好上級。 維辛斯基本身的地位很不穩固。當老布爾什維克在國內享有威望時，清党工作就象時刻懸在他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這就是為什么粉碎反對派后，隨之而來的摧殘反對派成員的浪潮對維辛斯基有利的原因。 斯大林需要在所有蘇維埃組織中有一批人出來控告老布爾什維克反對斯大林路線，并幫助他消滅這些老近衛軍。中央听信這些誣告把老布爾什維克們從關鍵崗位上撤職時，誣告者得到的賞賜就是去占据這些空出來的位置。 在這种局勢下，維辛斯基能夠成為党的“警惕的眼睛”，并受命監視去執行斯大林路線的最高法院，就不足為奇了。現在，他再也用不著在任何一次清党面前顫抖了，因為現在被開除出党的，反倒是那些被怀疑對受迫害的列宁的戰友們表示同情的人。維辛斯基不會有這類嫌疑。他被任命為總檢察長，并開始積极地往司法机關和檢察机關安插“可靠的党員”。自然，那里是不會有象蘇維埃法律，甚至整個蘇維埃司法制度的奠基人尼古拉·克雷連科這樣的人的地位了。他被宣布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雖然他并不屬于任何反對派。而這個多年來，一直在克雷連科面前討好賣乖的維辛斯基，卻得到一項“光榮”任務：在司法工作者大會上發言，譴責克雷連科在司法領域推行的“反列宁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政策。 維辛斯基身居總檢察長的顯赫地位，滿意地看著老布爾什維克們一個接一個被赶出最高法院。克雷連科是在一九三八年初失蹤的。同時失蹤的還有他的前妻葉連切·羅茲米羅維奇，她在革命前曾擔任党中央國外局秘書和列宁的私人秘書。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內務部大樓的走廊上，我同加爾金面對面地碰上了。他正被獄卒押解著。顯然，加爾金完全被所發生的一切壓垮了，他居然沒認出我，雖然我們還對視了一下。 我立即走進別爾曼的辦公室，請他盡可能給加爾金幫幫忙。別爾曼告訴我，逮捕加爾金是根据內務部得到的一封告密信，告他譴責党中央解散老布爾什維克協會。寫告密信的，就是維辛斯基。 在三次莫斯科審判中，維辛斯基都被任命為國家公訴人，在這件事上斯大林再次展示了他那“在需要之處用需要的人”的概念的含義。在整個國家里，能象維辛斯基這樣賣命同老布爾什維克算帳的人，大概再也找不出來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