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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次開庭，僅僅是一個開端。往后。還曾有一連串旨在剪除几乎全部布爾什維克党的創始人和十月革命的領袖們的大規模審判。從此，暗殺基洛夫的罪名便要在每一次大的政治審判中被提出來，并且每一次都要強加于所有被告人的頭上。 許多對這一次所謂的莫斯科審判持批評態度的人士認為，斯大林之所以決定剪除老布爾什維克。其惡根在于他對這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复仇欲。他要報他們不趨附他的政治路線之仇，要報他們堅持執行列宁遺囑之仇，因為遺囑建議撤銷斯大林的党中央總書記之職。斯大林的“复仇快感”這一術語，是他有一次在与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的似乎友好的談話中無意間說出來的。這次談話是一九二七年一個夏夜的事情了。隔了很多年，才有了這一系列的審判。當時，斯大林擺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樣說道：“盯住敵人，仔細研究實施打擊的每一個細節，為這不可避免的复仇開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還有什么能比干這事更快活呢？……” 斯大林有這种凶殘的意識，實際上絲毫不足為怪。在高加索那塊他出生和成長的土地上，流血仇殺的現象持續了几百年，直到如今也屢見不鮮。毋庸置疑，复仇欲在斯大林剪除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陰謀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于复仇。其實，斯大林首先就是個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者。他辦事冷靜，老謀深算。眾所周知，他曾出于謀略而多次克制自己的感情行動。在爭權奪利的路途上，他不只一次地舍去尊嚴而吹捧自己的對手，有時甚至還吹捧自己的死對頭。而且，只要對他有利，他就可以背棄自己的至親好友。例如，盡管他對托洛茨基恨之入骨，但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際，他卻出于個人需要，把這個對手吹捧一番。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將托洛茨基捧為十月起義的主要領導者，党應該把促使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几乎不放一槍就投奔到布爾什維克陣線上來的功績歸之于托格茨基。正如我們所見，斯大林當時就這么巧妙地把對死對頭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中。后來，這种仇恨凶猛無比地發泄出來，最終導致了托洛茨基徹底滅亡。 另外，多年的友誼也絲毫不影響斯大林殺害布都·穆迪瓦尼和謝爾蓋·卡夫塔拉澤，只因為這兩人曾一度站在与他對立的政治立場上。 布哈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野心。他也強調過斯大林特別記仇。不過，他認為貪得無厭的權力欲，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特點。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夜里，身為政治局委員和共產國際主席的布哈林悄悄拜訪過加米涅夫，以表示自己支持他反對斯大林及其卑劣陰謀活動的立場。布哈林与加米涅夫談話時，曾用了這些話來形容斯大林：“他是一個不講原則的陰謀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從他的權力欲……他時刻准備改變自己的觀點，只要這樣做有助于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著的就是抓權。為了鞏固權力，他暫時向我們讓步，但以后卻會把我們都扼死……斯大林只會報仇，他怀里時常都揣著一把匕首。我們可千方別忘了他那句“复仇快感”的言中之意呀！” 布哈林的這個評价是實事求是的，因為它不是為某個群眾大會准備的，也不是為了蠱惑人心，而是單獨說給一個本身也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听的。 從邏輯上看來，斯大林消滅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決定，是其整個篡党奪權史的必然結果。開始，他滿足于把對立派領袖放逐到西伯利亞和監禁在集中營里。但這僅是暫時的，因為他正忙于鞏固自己的專制制度。這一目的達到后，他就認為自己的地位穩固，于是開始毫無忌憚地向潛在的對手們下毒手。這些人一個一個被殺害，徹底地、永遠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對斯大林來說，暗殺基洛夫這是審判和鎮壓老布爾什維克所必不可少的步驟。而這陰謀發生在一九三四年，也決非偶然。這一年，國家剛剛從深重的經濟危机中掙扎出來，而國家之所以陷入這一危机，就是因為期大林在工業化和集体化道路上采取了盲目冒進的政策。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經濟改造這一构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來的。那時，斯大林還堅決反對過這种构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聲稱，修建德聶伯水電站對蘇維埃俄羅斯來說，恰如一個俄羅斯鄉下佬試圖賣掉奶牛去買留聲机。可是到后來，當他宣布反對派分子不受法律保護之后，他卻改變了對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將這一构想据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堅持認為農業集体化要根据工業為大規模集体農庄生產提供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逐步實現，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來個“全盤集体化”運動。在這件事上，也与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樣，斯大林极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比托洛茨基更徹底、更不妥協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農業集体化運動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強制手段。他拒絕承認一個簡單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農民對集体化的抵制，使國家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斯大林以大規模鎮壓來回答農民的抵制。但這种鎮壓迫使許多省份的農民紛紛拿起刀槍作斗爭。在北高加索和烏克蘭的某些省份。為了鎮壓暴動，政府動用了武裝力量，甚至軍用飛机。 然而，紅軍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農民子弟組成的。他們明白，當他們在這個地區鎮壓暴動時，另一個地區的部隊也在用同一手段鎮壓他們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紅軍投奔起義農民的事件屢屢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個飛行大隊拒不起飛去轟炸暴動的哥薩克材庄。結果，這個飛行大隊被解散，一半人員被槍決。斯大林的追隨者之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副局長阿庫洛夫也很快被撤職，因為他未能及時派出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部隊去援救一個被圍困的團，致令這個團被暴動的哥薩克人全部殲滅。無一生還。負責鎮壓暴動和指揮掃蕩工作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邊防軍司令員弗里諾夫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匯報說，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順水漂下的尸体數以百計一一討伐部隊的損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樣，暴動被鎮壓下去的情景也慘不忍睹。成千上万的農民未經審判就被槍決。几十万農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集中營里慢慢等死。 全盤集体化的另一惡果，是席卷昔日歐洲大糧倉烏克蘭，以及庫班、伏爾加河流域和國內其他地區的大饑荒。就連那些經常稱頌斯大林制度的外國記者，也認為死于饑餓的人數在五至七百万之間。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呈報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發生這种令人膽寒的大規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災害，而是專制者的無知和專橫。他既沒有預見自己行為后果的本事， 又對民眾所受的疾苦無動于衷。 西方新聞界把這次災難詼諧地稱為“有組織的餓肚皮”，的确是不無道理的。 國內，几十万少年儿童無家可歸，四處流浪。他們的父母或死于饑餓。或被槍決、流放。乞討和扒竊成了這些孩子的謀生之道。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處流動，馬上實行了身份證制度。在大蕭條和饑荒時期。所謂的內部供應网點出現了，專為斯大林的官僚們供應食品和其他商品。這些內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對上層統治集團和特權階層的仇恨。用同一個盧布，特權分子在這种商店買到的東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買到的東西多十到二十倍。 蘇聯報刊對這一震惊全國的饑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揚“英明的和敬愛的”斯大林的工業化成就。那時，新聞檢查嚴厲到了無以复加的地步。外國新聞記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區采訪。 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榮昌盛的景象給外國使節和外國記者看，斯大林的官員們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給各省運送食品的列車，經常在途中被“充公”，掉頭開往莫斯科。民警們卻成天忙于追捕無家可歸的儿童，把他們從大街上抓走，送進牢房。而劇院里，則另是一番情景：排場豪華的話劇照舊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團的節目依舊火紅。真是災荒時期的盛宴！ 全國人民對斯大林專制的憎惡日益加深，甚至影響到了党內的積极分子。就連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也士气不振，工作人員都為自己的前程疑慮重重、擔惊受怕。有些日子，斯大林本人也感到他腳下的根基在動搖。他每天听取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送來的報告時。總是心惊膽顫，深恐這些報告說到國內暴亂加劇。党員反對情緒高漲。宣傳托派分子行動綱領的傳單，開始在最高党校內四處傳閱。高加索政教學校和莫斯科師范學院的學生，几乎都有一份屬于禁品的列宁“遺囑”。工厂的牆上，處處可見反對斯大林的憤怒標語。 也許，正是在這些危机四伏、風雨飄搖的日子里，斯大林暗暗打定了主意：一旦命運保信他度過這次危机，他就要將那些在危急關頭幸災樂禍地等他垮台的暗藏的對手統統清洗干淨。 早在殺害基洛夫以前，斯大林就借助各种各樣的政治伎倆和“強力手段”，使自己擺脫了來自党員群眾的任何監督。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懾于托洛茨基的巨大威望，曾一度支持過斯大林。而后者也正好借助他們的支持，宣布開展所謂“為紀念列宁而人党”的運動。這樣一來，大批在革命最艱難的創業時期遠离斗爭袖手旁觀的工人和職員，紛紛涌進了党內，而那些忠實干革命理想的老党員，卻因處于這些無進取心的新党員之中而變得十分孤立。接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間，斯大林又多次開展清党運動。清洗中，許多有思想，并經過戰爭考驗的共產党員，在斯大林政治路線的迫害下，被宣布為不可靠的人，失去了党票，而他們的位置，也被一些新入党的官僚分子取而代之。這些人為了換取物質享受和撈到晉升的机舍，甘愿俯首帖耳，時刻准備執行上司下達的任何命令。 尤其是粉碎反對派之后接踵而來的那次清洗，大大地削弱了党的生命力。党內出現的分歧，都是靠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采取武力手段進行討伐，而不是象列宁生前那樣，透過討論和投票的方式來解決。任何一個党員，稍有違拗領導的表現，就足以使自己失去党證并被解雇。這時，党員的主要优點應是服從党委，而不象列宁生前那樣，是忠于党綱。在列宁領導下，布爾什維克党是一個生气勃勃、思想活躍的党，可現在則逐步說變成了一台冷酷的机器，完全失去了活躍國內政治生活的作用。 誠然，斯大林進行了一系列大清洗，但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党內畢竟還有不少老布爾什維克，斯大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還离不開他們。這些人員雖然不能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卻能以全部精力投入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和國防建設。可到了現在，連這些人也要被當作“絆腳石”而踢開了，斯大林容不下這些看穿了他的政治野心并始終不忘列宁和托格茨基的人。 為了擺脫這些人，斯大林于一九三五年借口審查和換發党證，又組織了一次清洗。這次清洗明目張膽而又厚顏無恥地將矛頭直指老党員。于是，各級党委的領導權紛紛落入那些不久前才入党的新毛頭手中，這些人大多數是中央委員會里的小職員，剛出來就掌實權。就連龐大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党委工作。在一九三四年也是由一個年僅二十五歲，入党才一年多的巴拉揚負責。可就是這個巴拉揚，在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區成立了一個清党委員會，把許多革命前坐過牢的老資格布爾什維克從党內踢了出去。 接著，斯大林又邁出了另一步。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宣布解散老布爾什維克協會。這個協會的成員都是老党員。他們在沙皇制度統治下積极開展過地下革命斗爭，號召工人階級起來革命。列宁把這批老戰士叫做“金礦”。廣大党員對他們無比崇敬和熱愛，將他們稱為“党的良心”。 老布爾什維克協舍擁有一個出版社和附屬于出版社的印刷厂。這個厂里印發各种馬克思著作，以及協會成員們為再現布爾什維克建党斗爭的往事而寫的回憶錄。由于這些書大多是列宁在世時出版的，自然就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是整章整篇地回憶其他杰出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活動。正因為這一點，斯大林對這些布爾什維克党的老戰士恨之入骨。要知道。他們的回憶錄從根本上戳穿了許多按斯大林授意而杜撰出來的斯大林傳記。斯大林認為。要達到獨裁專制。就必須改寫和美化自己的歷史。 看到斯大林的御用“理論家”如何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事件，臆造無稽之談，甚至明目張膽地直接偽造，替斯大林炮制出蠱惑人心的傳記，看到“理論家”們如何將這种假貨奉獻給列宁的這位“最親密的戰友”，老布爾什維克協會的成員們真是義憤填膺。他們親眼目睹列宁時期出版的党史書籍被封禁，被一批肉麻的歌頌斯大林并污蔑其他革命家的新書所代替，盡管那些革命家才是党的名副其實的真正領袖人物。時光流逝，斯大林的權力欲變得越來越不可遏制。到后來，上一批新党史書籍已不能令他滿意，被禁止流傳，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小冊子，其內容十分荒誕离奇，無限制地夸大和突出斯大林的作用，就連列宁的形象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可老布爾什維克們不會忘記過去，更不會像小學生那樣去背誦贊揚當今獨裁專制者的离奇故事。這些在沙皇監牢里和流放中度過了青春年華的老人們，是斯大林所不能收買的。的确，他們之中有些人擋不住世間的惡勢力，害怕株連自己的子孫，味著良心投靠了斯大林，但其余絕大多數卻堅持認為斯大林是革命的叛徒。這些人眼見得逞的反動勢力葬送了一個又一個革命成果，內心感到万分痛苦。 看到參加過反對派的協會會員被捕和流放后，其他尚還自由的會員也被迫沉默了。他們無力反抗斯大林的暴力。丰富的政治斗爭經驗告訴他們，革命既有高潮也有低潮。他們暗中盼望斯大林的專制統治被新到來的革命浪潮沖垮，雖然他們口頭上不說。在全民都得吹捧領袖及其業績的斯大林專制統治下，這种沉默實際上就是反抗的表示。除此之外，他們一有机會就聚集在協會里，討論國內發生的事件，這也使得斯大林不能制造假案來剪除布爾什維克党的老一代領袖人物。 老布爾什維克協會被解散之后，党的老戰士開始相繼失蹤。他們被派往各個城市去擔任各种職務，但實際上只有一小部分到達了上任地點，大多數被發配到西伯利亞，以后就徹底消失了。 解散了老布爾什維克協會之后過了一個月，斯大林又解散了苦役犯和流放者協會。沙俄的苦役流放相當于法國當時的鬼島流放。此協會的成員都服過這种苦役。而斯大林，如眾所周知，卻不曾享受政治苦役犯的殊榮。 政治苦役犯協會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出版《苦役和流放》雜志，以此再現沙皇以監獄、苦役和流放來迫害革命者的歷史，以及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國革命運動史。只要側覽一下各期雜志。就會确認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雜志上所提及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非凡領袖們，凡活到了斯大林暴政時期的，統統都被清洗掉了。斯大林認為，這些威脅過沙皇統治的謀反者，現在也是他個人專制的大敵。 這兩個協會被解散的同時，許多其他組織卻依舊活動，并得到上方的大力資助。也正是在這些年間，國內創辦了很多特權階層俱樂部，如厂長俱樂部、厂長夫人俱樂部、汽車主人俱樂部、甚至還有“西方舞俱樂部”。 斯大林認為，威脅他的統給的力量并不僅僅是老布爾什維克。在專制的腐敗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也使他煌惶不可終日。他深知，沙皇時期的革命党派，主要就是動員青年加入地下組織，因為青年永遠具有崇高的正義感，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种意義上說，更甚于害怕老党員。所有的老党員的情況，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們的思想方式和他們的希求。每個老党員都上党中央的“黑名單”，受到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嚴密監視。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況，把他們分類，消滅其中的革命分子，這事就沒那么容易。而在關鍵時刻．他們很可能成為真正威脅斯大林暴政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四次地命令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厂和高校的青年中，擴大情報网。 斯大林想借助共青團和其他群眾組織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圖，結果都沒實現。在全國，自發地產生了許多青年小組，其參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開討論的政治問題。但小組成員們由于絲毫沒有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常常落入內務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滿情緒，當然也在共青團員，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團員們的身上反映出來。青年們痛苦地注視著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在全國泛濫；大多數平民百姓半饑半飽，而官僚特權分子卻揮霍無度。普通工人的儿女們看到，出身“高貴”的同輩如何進入國家机關擔任誘人的職務，而他們自己卻在繁重的工作崗位上賣苦力。受剝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鐵的共青團員，每天要干十個小時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齊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層的同齡人，卻開著他們爹媽的轎車，在莫斯科四處兜風。對修建地鐵的團員們的殘酷剝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沖進團中央辦公大樓，把團證甩在地上，破口大罵當權者。這件事使首腦机關大為惱火。斯大林馬上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并要乘莫斯科党委召開全會，討論這趟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團員罷工。 缺乏言論自由，嚴厲壓制反對意見。這一切迫使共青團員們組織非法小組，討論個人不安的大事。但統治者的鎮壓馬上就接踵而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有几千名團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集中營。与此同時，几十万被當權者認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設新城市”，盡管當權者說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由于信不過工人階級和其他階層的人民，斯大林就開始尋求別的社會支柱，一個能在不測之時支持他個人專制的社會支柱。他在這方面邁出的最大膽的一步，就是把恢复早已被革命摧毀了的哥薩克軍隊。 在沙皇時代，哥薩克軍是沙皇的堡壘，是鎮壓俄國革命運動的武器。哥薩克軍隊是俄軍的一支獨立部隊。含有特權和自治權。沙皇本人是哥薩克部隊的統帥，沙皇的繼承人是它的總司令，歷代哥薩克人都是從童年起能開始學習軍事，接受嚴格的君主制教育，是革命的死故。哥薩克的反動性扎根很深，仿佛他們是一种特殊的人。哥薩克奉命進行的一次次圍剿，常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淹沒在血泊之中。 十月革命之后，哥薩克自然又站在反革命一邊。卡列京將軍和克拉斯諾夫將軍的白匪部隊，全是哥薩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將軍和科爾尼洛夫將軍統領的頓柯白匪志愿軍，也是哥薩克。頓河和庫班的哥薩克，是鄧尼金將軍的主力，奧倫堡和烏拉爾的哥薩克，則是杜托夫的主力。在三年內戰中，哥薩克軍隊异常殘忍地与紅軍作戰．無情地殺害被俘的紅軍戰士；所有被怀疑為同情蘇維埃政權的人，也慘遭殺害。 現在。斯大林恢复了哥薩克軍隊及其所有特權，甚至還讓哥薩克軍人繼續穿沙皇時代所穿的那种制服。斯大林的這一舉動，在時間上恰好与解散老布爾什維克協會和政治苦役犯協會相吻合。這一點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斯大林已從本質上背叛了革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大劇院內隆重集會，慶祝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成立一周年。突然，全体應邀代表都惊呆了：离斯大林不遠的第三個包廂內出現了一隊哥薩克士兵。這些軍士身穿飾有金銀紹帶的沙俄式制服，頗具挑釁意味。為歡迎他們，莫斯科歌舞團還特地表演了哥薩克舞蹈。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則也興高彩烈地鼓掌歡迎他舞。与會代表与其說是在看籌蹈，倒不如說在注視這群复活了的帝俄哥薩克軍官。 原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曾經服過苦役， 此時轉身對身邊的同僚嘀咕道：“我一見到這些人，渾身的血就在涌。瞧，這就是他們手的！”說著，他低下頭，讓同僚們看頭上那條被哥薩克馬刀攻擊留下的傷痕。 斯大林与沙皇一樣，需要哥薩克來鎮壓不滿者的反抗，因為除了哥薩克，就難以找到更可靠的劊子手來完成這种任務。 一九三五年九月，蘇聯人民十分吃惊地在報上談到一項政府命令：在紅軍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締了的軍銜制。在此之前，紅軍指揮員都按其職務來稱呼：連長、營長、團長等等。這條新的命令，使舊的那一套等級封號几乎都恢复起來了。軍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額撥款被用于專門為軍官修建俱樂部、療養所和住宅。而這還僅僅是開了個頭。接著，斯大林又恢复了將軍軍銜（盡管人民早已憎惡“將軍”這個詞）和將軍制服。這种制服飾有金銀經帶，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樣。 實行軍銜制并或予軍官以特權，這一舉動使軍隊里在內戰中形成的，后來變得殘缺的同志式關系徹底消亡了。斯大林此舉的目的有二：第一，給紅軍指揮員以物質刺激，促使其保衛蘇維埃政權。第二，讓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許下的一切諾言已經結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鞏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蘇聯政府頒布了一條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規定，十二歲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竊之類的罪行。与成人同樣論處，甚至判處死刑。 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們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無情和不講法制的，紛紛為自己的孩子擔惊受怕，深恐他們輕易成為誣告，或純粹是某次誤會的犧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擔任顯要職務的人，也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為緩和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個令人齒冷的把戲。它揚言新法令主要是針對那些盜竊農庄糧倉和火車車廂的流浪儿童…… 按馬克思的理論，犯罪現象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是社會造就了罪犯。如這一觀點正确，那么，它就是對整個斯大林制度的無情判決，因為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變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數之多，使得政府無別計可施，只得把針對成年罪犯的法律擴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蘇維埃國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還將死刑加于儿童，這一事實，最鮮明地勾畫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實的道德面貌。 新法令公布時。我正在國外。駐外國的蘇聯外交官員們，對斯大林專制下的這一駭人听聞的法令無不憤慨。可斯大林卻表示，他對世界輿論的指責只抱嗤之以鼻的態度。一個蘇聯大使對我說，為了不讓外國記者們就這一丟人的法令提問，他不得不建議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聞發布會。 各國共產党的首領也陷入了同樣難堪的境地之中。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法語教師聯合會代表大會上，有人向共產党員代表提出了有關這條法令的問題。頭一天，他們找不到恰當的解釋，就干脆矢口否認蘇聯會通過這樣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載有法令全文的《消息報》拿他們看過之后，他們居然才生吞活剝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話來作為回答：“在共產主義時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覺悟，受過良好的教育，完全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更難以解釋的是，如此丟人的法令怎么會毫無顧忌地公布出來，要知道，斯大林歷來都竭力不讓外界得知他統治下的社會的陰暗面。我們知道。就連蘇聯存在集中營這件事，他也堅決否認，盡管這對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統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內掙扎的囚犯，都是未經任何審判就被關進鐵窗的，關于他們的事情，蘇聯報紙壓根儿就沒提起過。至于蘇聯的死刑，事實是每一個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來的死刑判決的后面，至少還有上百的人被秘密處死。 關于這一野蠻法令的出籠經過，或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 我知道，早在一九三二年，當几十万無家可歸的儿童被饑餓驅使著涌入火車站和大城市的時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搶劫食品倉庫和扒竊列車而被當場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統統槍斃。這類處決都是秘密執行的。由于這种大規模的屠殺和另一些“行政措施”，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到來之前，流浪儿童問題。就按純粹的斯大林方式解決了。 眼下的這一法令根本不是針對流浪儿童的，因為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它要達到的完全是另一個目的，而且是很明顯的，因為當時斯大林正在以刑訊逼供手段制服老“戰友”，以便把他們送上將在一九三六年舉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大會。 我已提到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滿足過斯大林的复仇欲，在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審判中承認應對基洛夫凶殺案負“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但這只能救他們于一時。為了剪除他們二人以及党內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現在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無誤地承認自己是陰謀殺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還想殺害他斯大林。為逼迫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認這一罪行，而且是在審判大會上承認，就要在這些人的內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點，從而決定使用相應的逼供手段。 這個突破點終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爾什維克們對自己儿孫們的眷戀之心。其實，這种株連子女的威脅已經在反對派首領們的身上使用過一次，即在准備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審判時使用過。但反對派首領當時都還不相信這种威脅，他們認為斯大林不敢冒這天下之大不韙。可現在，一份刊載政府法令的報紙擺到了所有被關押的反對派分子面前。法令責成法庭對儿童動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條款，可以對儿童進行任何懲罰，包括判處其死刑。反對派首領們這下明白了，他們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們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險。就這樣，新法令作為進行精神壓迫和心理攻勢的最有效的王牌，進入了斯大林的刑訊武庫。 中央書記尼古拉·葉若夫親自下令：偵訊人員每次審訊時必須將這條法令的文本擺在審訊桌上。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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