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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72／73） 1964年，很多主席團成員疏遠了赫魯曉夫，加勒比海危机一直被認為是蘇聯的恥辱。1963年農業歉收，赫魯曉夫不得不動用寶貴的外匯及黃金儲備向西方購買谷物。實際上這是蘇聯歷史上谷物進口首次大于出口，所以從那時起監視世界谷物市場行情，就成了克格勃的基本任務之一。但是引起對赫魯曉夫政策不滿的主要原因，是他頻繁地改組党和國家机构，這無論如何不可能取悅他的同事和成千上万的公職人員大軍。 謝列平和他的寵臣謝米恰斯內是最積极的陰謀策划者，他們支持主席團中反對赫魯曉夫的人。謝米恰斯內還組織了竊听赫魯曉夫私人電話的活動。赫魯曉夫的儿子謝爾蓋后來抱怨說：“在這以前我習慣于克格勃和其他机關在盟國范圍內活動……可突然這個組織調轉了槍口。它不再保護我們，而是跟蹤監視你的一舉一動。”在克格勃的幫助下， 陰謀策划者們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使對手措手不及的效果。1964年秋赫魯曉夫到黑海度假，臨行前同事們還是笑臉相送。10月13日他被叫回莫斯科參加主席團緊急會議。代替往常護送隊伍到机場迎接他的只有謝米恰斯內和克格勃的警衛局長。据赫魯曉夫的儿子講，謝米恰斯內明顯有些神情緊張。他向赫魯曉夫俯下身去，然后壓低嗓門告訴他：“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宮等您。”“馬上走！”赫魯曉夫答道。 謝米恰斯內后來一再說，赫魯曉夫的某位同事建議逮捕他，但主席團否決了這一提議，不過仍決定在必要時向他提及斯大林搞鎮壓時，他在烏克蘭所起的作用問題。另一名陰謀策划者尤里·安德羅波夫向一名中央委員會成員講明：“如果赫魯曉夫不听話，我們就給他看由他簽署的1935－1937年的逮捕文件。”但是赫魯曉夫很快默認了無可挽回的結局。因為他的悄然隱退實現了十月革命以來最平靜的政變，他得到了列宁山上的一套住宅，一處別墅和每月500 盧布的退休金。蘇聯報刊解釋赫魯曉夫隱退是因為“年紀老邁和健康狀況惡化”。此后他成了平民百姓。新聞界對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70年，《真理報》刊登了赫魯曉夫去世的簡短訃告。在訃告中只稱他為一名“領取養老金者”。 因為參与廢黜赫魯曉夫有功，謝列平和謝米恰斯內職務上均得到提升。謝列平成為主席團成員。越過通常的候補委員一級，而謝米恰斯內則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但最大的贏家，還是赫魯曉夫的繼承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盡管很多主席團成員都認為對他的任命是臨時的，但他卻成了除斯大林以外把持政權時間最長的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勃列日涅夫統治的那些年，被稱為“停滯時期”。但在60年代中期，党的机關中保守的多數派則認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改變赫魯曉夫長達10年的盲目實驗和頻繁的机构改組的穩定時期的開始。 1956年一1961年，赫魯曉夫撤換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委書記和半數以上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勃列日涅夫奉行“干部隊伍穩定”原則，這實質上保證了党政机關工作人員安穩的生活。但在70午代初，60年代的穩定時期變成了“長老制”時期。從1966年主席團恢复舊稱政治局開始，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由56歲提高到68歲。即便是那些已經离開党的領導崗位的人，仍可以指望被任命到体面的職位上去，同時保留他們的別墅、汽車和其他特權。 盡管赫魯曉夫下台后給斯大林翻案只是部分的，但反斯大林化運動更然而止。在謝列平的積极支持下，謝米恰斯內開始向蘇聯知識分子進攻，他們兩人都認為知識分子是所謂的西方“意識形態攻勢”的一部分。1958年鮑利斯·帕斯捷爾納克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日瓦格醫生》一書。謝米恰斯內評論他說：“就是豬也不會在食槽邊拉屎。”從此以后謝米恰斯內在知識分子中就已臭名遠揚了。1965年9 月謝米恰斯內下令逮捕了兩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和尤利·達尼埃爾。他們曾在1960年參加了帕斯捷爾納克的葬禮，后來也像帕斯捷爾納克那樣敢于在西方發表自己的“爆炸性”作品。1966年2月的公審會上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因“反蘇宣傳”分別被判處7年和5年勞役。据說，謝米恰斯內甚至揚言要逮捕1000名知識分子借以殺雞儆猴。也許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憂慮有些夸張，但卻精确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潮流。“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說，‘鐵腕舒利克’謝列平正在策划一場企圖退回到斯大林時代的政變”。他后來這樣寫道。 謝列平和謝米恰斯內的日子屈指可數。謝列平由于擔任負責“監督机构”的中央書記之職已經忘乎所以。再加上他的門客謝米恰斯內主管克格勃，這不僅使勃列日涅夫，而且使很多政治局委員憂心忡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謝米恰斯內倒台的首要原因卻是斯大林的女儿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1966年底她獲准出境參加她第三任丈夫，一名印度共產党員的葬禮。斯韋特蘭娜一去不复返，蘇聯領導層認為謝米恰斯內對此負有責任。除此以外謝米恰斯內還犯了一個錯誤，他不但沒有幫助把斯韋特蘭娜弄回國，反而命令實施一個荒唐的劫持計划，導致被派到紐約監視阿利盧耶娃的克格勃間諜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桑科暴露了。1967年3 月首次提議撤銷謝米恰斯內的職務時，謝列平保住了自己的朋友。但在5 月這個問題重新拿到政治局審議，當時謝列平正住在醫院里，接受急性闌尾炎手術。勃列日涅夫這次預先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妥善解決了這個問題。被請去同政治局委員見面的索科洛夫宣布了“解除謝米恰斯內職務” 的決定（這种說法當時很平常） 、他后來回憶說：“根本沒有進行討論，勃列日涅夫對政治局其他成員說沒必要討論，沒有這种必要。” 由于勃列日涅夫對高級官員實行“安慰”的政策，謝米恰斯內被安插到烏克蘭部長會議副主席的位子上，負責体育運動。6 月謝列平從醫院回來，得知自己也被降職，從負責監督机關（包括克格勃的中央書記一職）成為全蘇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來到自己寬敞的新辦公室，謝列平發現自己的前任維克多·格里申在隔壁房間有一個“專用按摩室”，這是若列斯·梅德韋杰夫對它的文明說法。謝列平感到极為不平的是，格里申在工作時間通奸，卻得到升遷，成為莫斯科市委書記。于是他就開始散布有關他的前任的各种傳聞。“如果有過失的人對勃列日涅夫個人忠心耿耿，那么后者在這种問題上就會非常寬容。” 謝列平和謝米恰斯內被解職使新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彼夫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勃列日涅夫的兩名寵臣謝苗·康斯坦丁諾維奇·茨維貢和維克托·米哈伊洛維奇·切布里科夫（未來的克格勃主席）被任命為副主席。任命安德羅波夫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克格勃同党中央密切關系”。1957年安德羅波夫從布達佩斯回來后，在中央委員會負責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党及工人党關系方面的事務。他是第一位領導克格勃的党內高級官員。從貝利亞開始，他也是第一個進入中央政治局的克格勃主席。開始他是候補委員，1973年起成為正式成員。人們認為，對安德羅波夫的任命“標志著從斯大林去世起一直持續的一場演變的完成——使党和克格勃關系變得如此緊密，它們完全像一個肌体的兩個器官那樣行動”。但是，盡管在党的領導下完成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任務，党牢牢地控制了克格勃，安德羅波夫仍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接受“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觀”。安德羅波夫命中注定比他的所有前任的任期都長，并在政治上獲得最大的成功：1982年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成為總書記。 對剛剛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的第一次嚴峻的考驗，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赫魯曉夫的女婿安德烈·阿朱別伊雖然對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羅波夫的表現很贊賞，但他同時指出，那些年的事件給他對東歐問題的看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布達佩斯那些年的經歷，以及“匈牙利的斯大林主義者”拉科西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激發革命的作用，使安德羅波夫确信必須采取靈活的態度。戈爾季耶夫斯基听說，剛剛回到莫斯科安德羅波夫就在第一總局講：“只有靈活机動才能使我們不會重蹈1956年的覆轍。”當時赫魯曉夫也持這种態度，他吩咐要多關注各人民民主國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他禁止克格勃在東歐搞間諜活動，他命令克格勃同當地安全偵察机關聯手工作，而不要對他們指手畫腳。 60年代中期，對蘇聯集團各國更加溫和的政策似乎開始有了結果。1956年革命后，當政的匈牙利共產党領導人卡達爾在莫斯科很有人緣，他不斷使莫斯科相信，他的統治穩定，而經濟改革也不是破坏性的。他得到匈牙利情報部門和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党中提拔上來的年輕人的支持，他們認為在現行制度下同樣可以有所作為。 安德羅波夫成為克格勃主席之后，莫斯科總部對東歐進程的擔憂主要集中于羅馬尼亞。1944一1954年任羅馬尼亞共產党總書記的喬治烏一德治，在30年代曾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受過培訓。1949- l953年，布加勒斯特的克格勃總顧問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曾對他在鏟除鐵托分子和猶太复國主義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大加贊賞。但當上第一總局局長后，薩哈羅夫斯基對喬治烏一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傾向非常不滿。与很多同東歐有聯系的蘇聯公職人員一樣，他也對1958年赫魯曉夫決定從羅馬尼亞撤軍持批評態度，認為這是嚴重的失誤。 奇怪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不安要小得多。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問題高級專家安納托里·亞歷山德羅維奇·魯薩科夫后來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1956年第一總局不少分析家認為，几年后布拉格會效法布達佩斯。但預言沒被證實，以蘇聯集團的標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已成為非常繁榮的國家，于是總部确信以前是杞人憂天了。1968年1 月，代替日漸年邁的新斯大林主義者、捷共第一書記安東尼·諾沃提尼上台執政的是46歲的亞歷山大·杜布切克。一開始總部和克里姆林宮對他反映良好，在克格勃，杜布切克被稱為“我們的薩沙”。捷克斯洛伐克開始改革后，第一總局十處（東歐事務處）開始認為，“我們的薩沙”受到捷克”資產階級人士的操縱。克里姆林宮和總部發現他是“布拉格之春”的推動力量之一，都感到事態將發生變化。8 月蘇聯軍隊進駐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會談。与會的一位目擊者這樣寫道，“要知道我從一開始就支持你同諾沃提尼斗，我信任你，保護你。我說，我們的薩沙是位好同志，而你卻使我們如此難堪！”說到這里，勃列日涅夫聲音顫抖，哽咽，几乎就要哭出聲來。 同1956年的納吉不同，杜布切克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打算退出華沙條約組織或者放棄社會主義。 但正像莫斯科預料的那樣， 這种社會主義是布拉格為之奮斗的“仁慈的社會主義”，早晚會給共產党的領導地位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 “布拉格之春”在莫斯科總部的第一個大的后遺症，就是克格勃開始取消對人民民主國家從事間諜活動的禁令。克格勃駐布拉格的總顧問科托夫將軍從具有不滿情緒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的頭目約瑟夫·霍烏斯基處拿到了該部門一些人的私人照片，持進步立場的內務部部長約瑟夫·帕維爾也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單。克格勃還收買了他的副手威廉·沙爾戈維奇。“布拉格之春”期間沙爾戈維奇住在霍烏斯基的豪華別墅里，得以經常同克格勃的人見面，而不致引起內務部杜布切克支持者的注意。內務部的高級官員揚·博克爾也被克格勃收買，他幫助克格勃的人竊听內務部的電話，竊听器甚至安到了主要改革者家中。靠這种辦法得到的情報，后來在華約軍隊入侵捷克、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人員及其他忠于杜布切克統治的人時派上了用場。 和往常大多數時候一樣，克格勃在搜羅情報方面卓有成效，但對這些情報作應有的分析總是跟不上。因為意識形態的局限，總部把反對派完全看成是陰謀和暴動的具体實施者。在東歐發生過的或是臆想中的陰謀背后，總部都能想像出有一只來自西方、特別是西方情報部門的手在操縱。總部認為，西方情報部門又重新起用了猶太复國主義間諜。在捷克斯洛伐克內務部的克格勃間諜接到命令，要經常報告所有猶太出身的同事的情況。盡管克格勃清醒地意識到向公眾提供的大多數有關西方陰謀的證据都是臆造出來的，但它卻始終認為陰謀确實存在。 總部對那些無法納入“陰謀理論”的資料再次拋棄不用，“布拉格之春”期間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情報來自華盛頓。在美國的對外偵察系統中，34歲的負責人奧列格·丹尼洛維奇·卡盧金被認為是一個精明強干之人，他獲准接触“絕對可靠的文件”。這些材料證實，不論中央情報局還是美國各部都沒有參与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准備工作。而且他說，“布拉格之春”使華盛頓感到措手不及。卡盧金到美國后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青云直上，6 年后他成為第一總局最年輕的將軍。但1968年對他提供的情報就不理不睬了。回到莫斯科后他才知道總部曾命令“不要把卡盧金的情報給任何人看，把它們銷毀”。為此卡盧金十分不快。克格勃一方面封鎖卡盧金得到的情報，一方面制造緊張空气，散布謠言說，“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為北約侵略或國內政變的犧牲品”。 盡管安德羅波夫才華出眾，但同他的所有前任一樣，他也對“陰謀理論”情有獨鐘。1968年10月， 即蘇聯出兵后兩個月，他在對克格勃的共青團員講話時說：“力量對比的變化有利于社會主義”，這不可避免地將導致西方企圖破坏社會主義的成就，“敵人直接、間接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采取意識形態攻勢，建立各种反社會主義的、反蘇聯的和其他的敵對組織，為納粹主義煽風點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鮮明的例證。那里的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兄弟般的支持下，果斷地制止了使捷克斯洛伐克脫离社會主義道路的反革命企圖。” 西方情報机關一直注視著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進程，這是事實，但安德羅波夫卻把這說成是他們參与“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證据。7 月19日《真理報》登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實現“意識形態攻勢”計划的摘要，似乎這個計划是中央情報局制定的，是“解放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奏。其中著重強調了擬議中的“打入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安全机關、軍事偵察及反間諜机构”的計划。雖然計划本身是第一總局A 處（“積极行動”處）一手炮制的，但總部對“布拉格之春”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的影響及其与克格勃之間的聯系的擔心并不是裝出來的。6 月份，內務部長帕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內部實行了清洗，把霍烏斯基換成杜布切克的支持者。一個月之后帕維爾又公開聲明，6 名克格勃聯絡官員被暫時調到其他的部里工作。如果當初“布拉格之春”繼續的話，毫無疑問，這些人的末日就為期不遠了。与此同時，負責調查50年代政治訴訟程序的主要專家卡列爾·卡普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克格勃的“顧問們”在訴訟過程中的行動，完全獨立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權之外。据傳，委員會負責人皮列爾曾警告党的領導人，委員會的報告中將包含一些“使人不快的內容，若將它們公諸于世會嚴重動搖党和一些党的高層領導人的威望”。雖然報告的公開被推遲了，一般認為，杜布切克領導集團基本上同意委員會關于解散政治警察的建議。捷克斯洛伐克總理奧爾德日克·切爾尼克后來一再指出，莫斯科為党在國家安全机關和武裝力量中縮小影響而擔心，蘇聯顧問令人惶惶不安的情報簡直就等于火上澆油，使莫斯科更加深了這种擔心。 雖然安德羅波夫沒有進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做出重大決策的政治局五人集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蘇斯洛夫、謝列斯特），但克格勃蠱惑人心的評估仍起了不小的作用。柯西金和蘇斯洛夫呼吁要謹慎從事，而謝列斯特大概是第一個主張武裝干涉的。至于勃列日涅夫，他隨大流。安德羅波夫警告說，大規模的帝國主義陰謀會迅速發展，正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安全机构和党的領導。這些警告至少在五人集團最終做出決定時起了作用，它使他們認為，在解決問題過程中應該采取出兵干涉而不是其他稍溫和的強制措施。1989年華沙條約組織終于為入侵行為表示道歉，但葛羅米柯在這一年臨終前仍強調，“毫無疑問，新捷克斯洛伐克（共產主義的）的敵人得到了外來的支持，就象回損率在匈牙利發生的那樣”。他把一些毫不可信的預謀政變的准備工作的細節也寫進了自己的回憶錄，他大概是從1968年那些令人惶惶不安的情報中搜羅了這些材料：“在某個時候，主要是夜間，門牌被換掉，有時街牌也被換掉。這說明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敵人們預先有了精心准備” 克格勃過于樂觀地估計了捷共的實力；它錯誤地認為工人階級會支持拿下杜布切克。同有關西方支持策划陰謀的情報相比，這些觀點似乎對出兵的決定起了更大的作用。克格勃也制造了很多證据，證明存在所謂帝國主義陰謀，后來這些都被用來為侵略辯護。30多名克格勃間諜以西方旅游者為掩護身份到處張貼教唆性標語口號，戈爾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曾告訴他，克格勃參与了“自己建造、然后栽贓查獲”放有武器的密室的陰謀行動。 《真理報》曾迫不及待地將這些武器列入蘇台德复仇主義者准備武裝起義的證据。東德党報《新德意志報》更不著邊際，登出了美軍及坦克開入捷克斯洛伐克的照片。照片是從一部美國戰爭影片中剪下的（雖然東德報刊不承認此事），該影片是在波希米亞拍攝的，捷克士兵身著美軍1945年式樣的軍裝參加了拍攝，帶有美軍識別標志的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軍隊花外匯搞來的。1968年正在布拉格的第一總局捷克斯洛伐克問題高級專家安納托利·魯薩科夫說，他和克格勃的顧問們都极力反對總部指示的离間行為，因為他們認為，如果這些行動被查明，那么所冒的風險太大了。戈爾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經歷了這些离間活動，克格勃正是把任務交給他和其他間諜來完成的。 蘇聯軍隊定于1968年8月20-21日夜在華約各國軍隊支持下進駐捷爾斯洛伐克。蘇聯認為9 月即將召開的党代會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捷共民主化，因此出兵必須赶在大會召開之前。恰恰在出兵前夕總部得知，瓦西里·比利亞克的女儿在英國學習。比利亞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團中保守的少數派的代表之一。總部馬上命令駐倫敦的間諜頭目尤里·尼古拉耶維奇，沃羅宁設法找到這個姑娘并說服她回國。人侵開始時，比利亞克的女儿已經在捷克斯洛伐克了。 僅一天一夜，入侵的主要軍事目的就已達到了。8 月20日（星期二）晚11時，蘇聯空軍第24集團軍的部隊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場，掩護了几百架運送部隊和坦克的“安”型運輸机的行動。同時，蘇軍和華沙條約的部隊越過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東、南邊境，切斷了同西德的邊境。8 月21日（星期三）拂曉，捷克斯洛伐克的軍隊已經不再組織抵抗而保持中立，所有交通要道都處于蘇軍控制之下。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團的大多數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逮捕他們的是博古米爾·莫爾納爾上校指揮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和克格勃的人。他們從蘇捷邊境被押送出國，關押在喀爾巴吁山里克格勃的牢房中。克格勃間諜約瑟夫·霍烏斯克很快就恢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中的職務。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間，克格勃的行動不如蘇聯軍隊直接，克格勃的武裝小分隊只是配合正規軍揭露反革命分子，并迫使他們保持中立。蘇軍戰士曾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請求兄弟國家的援助。但使他們感到惊奇的是：現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上坦克告訴他們，誰也沒叫他們來，并勸說他們回家去。而后几天以來地下電台不斷指責侵略行徑。8月22日舉行了1小時總罷工，隨之而來的是全國性的群眾和平示威。 克格勃和駐布拉格的蘇聯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維奇·契爾沃辛科犯了后一個大錯誤，他們過高估計了捷共党內及工人階級中對武裝干涉的支持程度。錯誤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布爾什維克從來都認識不到工人階級确實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另一方面是因為比利亞克和其他一些保守人士要求蘇聯插手（這些人明白，如果沒有蘇聯的干涉，他們的政治生涯就會到此結束了）。蘇共政治局在作出出兵的決定時非常希望捷共主席團中大多數成員會呼吁提供“友好幫助”同反革命作斗爭，那么這個措施就馬上獲得了合法性；接下來就可以按預想的那樣成立新的革命工農政府，清除這個國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但這一期望實際上是落空了，而組成工農政府的企圖也破滅了。 因為沒有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達爾” ，蘇共政治局被迫立即改變方針。8月22日晚政治局得出結論，除了同執政党進行談判以外別無選擇。在莫斯科舉行的談判結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們被准許返回布拉格，條件是他們必須順著克里姆林宮的意愿使局勢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簽署條約，條約准許蘇聯軍隊常駐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對付西德軍國主義集團日益囂張的复仇野心的保障”。1969年4 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薩克取代杜布切克成為第一書記，從此“布拉格之春”被長達20年的“蘇維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薩哈羅夫及其他一些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格之春”，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憂慮。在紅場舉行了一次規模不大但史無前例的游行，抗議蘇聯軍隊進駐捷克。當然，游行隊伍很快被克格勃驅散。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后來寫道，這兩天對他有“重大意義”： “這兩天中我重新選擇了自己的命運。我一心想著一件事——要寫下一句簡短的話，引用赫爾岑的一句名言：我恥辱，我是蘇聯人。” 在蘇軍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爾季耶夫斯基也“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慮該如何為爭取民主的斗爭做出自己的貢獻。1968年夏，蘇聯知識分子中很少有人公開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對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切同情已經使克格勃和共產党不得安宁。《蘇聯文化報》用了一個月時間，找到了7 名名符其實的藝術家，他們分別在路德維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發表的《2000字書》上簽了字，這是“布拉格之春”過程中最激進的宣言之一。7 月，中央委員會宣傳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強調了對蘇聯知識分子進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要性。 据阿列克謝·阿采別伊說，“安德羅波夫從未惊慌失措過，而且從未制造過恐慌。但是他認為對意識形態基石的動搖不能熟視無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過很多作家、演員和導演”。克格勃為外國雜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羅波夫的形象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報道，“安德羅波夫是一位藏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樂團的錄音帶”，“閒暇時間看英國小說”，“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見者對話”。 但像實際上安德羅波夫的突出特點就是對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壓制不同政見時更注意方法罷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組建了第五局，專門研究不同政見的各种表現并与之作斗爭。這個局的一些部門主要負責監視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大學生、少數民族中的民族主義分子、教徒和猶太人。這些人雖然不再會在公審會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須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那樣，對他們取而代之的是心理診所。那里有對第五局俯首貼耳的心理學家。例如倫茨，他是莫斯科謝爾布斯基犯罪心理學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診斷的結果總是“精神分裂症”或“改革狂”。被認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見者完全喪失了公民權，被灌下各种藥物。心理學的這种用場不僅僅因為它行之有效，而且使那些由蘇聯一党專政所產生的堅定信念作基礎的人們相信，党的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利益。接替安德羅波夫任克格勃主席的維塔利·費多爾丘克認為，那些不承認這一利益的人都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瘋子。為了避免國際上對他們將像索尼仁尼琴那樣聞名于西方的著名人士定為精神病患者進行指責，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見者被強迫离開祖國。 在20年的時間里，“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震動一直對克里姆林宮和克格勃的東歐政策產生著影響。限制人民民主國家的主權首次在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理論”中被公開确定下來。在這個文件中強調指出，各國人民均有權“沿著各自的道路奔向社會主義”，但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有損于本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能有損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利益”。該理論中明确強調，一旦在任何一個人民民主國家出現類似的“損害”，那么“對反社會主義力量進行果斷的反擊”就是以蘇聯為首的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一切那樣。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為了挽回自己在莫斯科已經有所動搖的信譽，在蘇軍進駐捷克以后便在克格勃聯絡官員的密切配合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會主義勢力進行了嚴厲的清洗。150 万党員遭到審訊，比“布拉格之春”期間還要嚴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開除出党或“自愿”退党。在大學中、大眾傳媒工作者及其他自由職業中也進行了類似的清洗。那些同“布拉格之春”關系最密切的組織，如作協和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都被關閉或是改組成其他政治上更保險的机构。盡管如此，莫斯科總部仍然放心不下。第一總局第十一處（社會主義國家處） 在詳細分析了“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結論：古斯塔夫、胡薩克和總統柳德維克·斯沃博達當時的講話同他們后來在意識形態方面所做的承諾似乎關系不大。197O年1 月，盧博米爾·什特勞加爾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職務的最隱蔽的杜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讓瓦西里·比利亞克或反動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替胡薩克作第一書記，但這兩人都缺乏群眾基礎，任用他們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 鐵托、納吉、毛澤東、霍查及其他一些共產党國家領導人相繼“變節”，1968年杜布切克（“我們的薩沙”）也步他們后塵背叛，這促使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總部對東歐各國形成了頑固的偏見。70年代前總部就將東歐領導人分為五類：第一類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不能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第二類是“修正主義者”，他們對西方暗送秋波；第三類是“未知數”，他們一方面對蘇聯的制度畢恭畢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調情”；第四類是親蘇聯的，但顯得軟弱無力；最后一類既親蘇又強硬，但在國內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統治期間，戈爾季耶夫斯基也曾在總部及克格勃間諜局中听到過一些人一時沖動口吐真言，他們承認，“反正這些國家早晚也將染上反蘇情緒，變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的盟國。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們中的大多數徹底分手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這一政策的人也認為這是不現實的。然而蘇聯在東歐的失意最終還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宮1989年放棄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論”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是克里姆林宮和克格勃最大的一塊心病。1960年赫魯曉夫從中國撤出了几千名蘇聯顧問，克格勃的顧問們也撤了回來，只有一個不大的間諜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隨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調動工作，他們認為如果別人繼續把他們當成中國問題專家的話會影響他們的仕途。開始，中蘇之間的一些小沖突是通過第三國的。莫斯科痛罵阿爾巴尼亞的教條主義者，而北京則指責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后來，1964年正值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之時，兩國矛盾公開化。雖然大多數共產党國家都站在親蘇的立場上，亞洲很多党還是起來支持中國。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來中國已成為棘手的問題，那些早已放棄中國事務的專家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專業。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國問題專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強有力的反間諜机构。 對克格勃來說，在中國搜集情報變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复雜、危險。破譯的外交電訊稿并沒有使人對革命的進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國的公職人員中收買間諜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同他們聯系非常少而且受到嚴密監視。由于“紅衛兵”的監視狂和异己恐懼症使得外交人員也很難在北京移動半步。那些擁有外國圖書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過自新，而被發現收听外國廣播的人則被投入監獄。后來在一份官方的報告中中國承認：“掌握外語或過去曾在外國定居，這都會成為此人是該國秘密間諜的證据。”蘇聯使館被圍住，通往使館的路改名為“反修胡同”。 從中國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報是蒙古血統和中亞血統的克格勃人員搞到的，他們穿上當地的衣服會完全被當成是中國人。他們藏在外交官汽車的后車箱里在夜幕降臨的時候被從使館中拉出來，在一處沒人的地方下車。然后混人成群的中國人當中，在挂滿標語的城里閒逛，閱讀當天的“大字報”、買一些刊載著上海、重慶和新疆新聞的“小報”。還有更多的克格勃間諜（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亞人）是從阿拉木圖、伊爾庫茨克和哈巴羅夫斯克的基地越過邊境進人中國的，但這些間諜中誰也不能提供中國高層制定政策的情況。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設法搞到的情報為數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國的基本情形，這個國家正逐漸陷入混亂的深淵。 上了些年紀的中國工人，有時羞于將自己談論地主和全國形勢問題的大字報公諸于眾任人評說。因為在中國書法藝術歷來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所以他們常常把紙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邊盯著白紙，有人圍上來后，他們就語無倫次講起地方大事來。但大多數大字報都涉及了全國性重大問題。1967年底開始出現攻擊國家元首劉少奇的大字報。第二年他被投進監獄，之后先后有22000 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劉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勞動突擊手的會議上祝賀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來此人被挂牌游街示眾。百般凌辱，直到發瘋。 還出現了鼓動人們活活燒死周恩來總理的大字報，但這些大字報很快就被撕掉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漢，老于反動儿混蛋”的原則，紅衛兵把劉少奇的一個儿子扔到了火車輪下。党的總書記鄧小平被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的2 號人物，被迫下鄉勞動，但他活了下來。在物理系念書的鄧小平的大儿子鄧朴方，被從北京大學二樓窗口扔了下來，造成他的下肢癱瘓。 莫斯科總部最主要的中國問題專家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圖爾恰克將軍1976-1981年在北京是間諜頭目。他曾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文革”期間克格勃為克里姆林宮提供的情報比外交部要多（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總部收到了大量有關混亂和武斗的情報，這些來自克格勃情報机构和無法接近党內高級官員的間諜提供的情報，使總部常常得出錯誤的結論。 第一總局預言說，毛澤東的學說會發展成“侵略性的亞洲獨裁統治”，并企圖收回19世紀通過不平等條約划歸沙俄的大片領士。 1969年3月8日，發生在中亞和珍寶島的邊境磨擦證明克格勃的預言是正确的，預示著中蘇間更大的沖突。特別使人擔憂的是几年以后中國人口將達到10億，而且這個國家有足以摧毀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澤東曾對尼赫魯說過，核戰爭不見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會活下來，而帝國主義將從地球上消失。1969年9 月，中國在新疆搞了兩次核材驗，莫斯科通過衛星得知中國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衛星（1970年第一顆衛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態發生急劇變化，同克格勃有聯系的記者維克托·路易（他便是維塔利·葉夫根尼·路易），在一些為西方報刊寫的文章中暗示，蘇聯正在研究是否在中國擁有核導彈威脅蘇聯以前，對它進行核打擊以示警告。与此同時克格勃的間諜机關也開始在歐洲和北美散布這類傳聞。戈爾季耶夫斯基說，即便是克格勃負責散布這些消息的人當時也不敢肯定，這是恐嚇中國人的“積极行動”的一部分，還是要警告西方，蘇聯總參謀部正在鄭重其事地研究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說，這些措施的确是第一總局A 處的一次“積极行動”。而這時的中國已經開始擺脫“文革”的混亂，這些措施在很短時間內就使中國恢复了為解決邊境沖突的會談。但這种壓力最終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蘇聯實施該打擊似乎成為中國同美國開始秘密會談的原因之一。談判以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宣告結束。 70年代初，總部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是否將中國列為“主要對手”，就像過去美國一樣。最后決定，克格勃對中國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對手”。而“主要對手”仍是美國。由于對中國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駐外間諜机构收到的有關中國的報告數量最多，這种情況一直持續到1985年戈爾季耶夫斯基离開克格勃為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宮失去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蘇聯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使之得到了補償。蘇聯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東。戰后英法勢力的瓦解使這里成為權力真空，而美國由于對以色列具有某些義務又無法插足。1954年；納賽爾在埃及掌權使蘇聯有可能充當阿拉伯國家利益保護者的角色了。納賽爾36歲便成為埃及土著居民的代表人物，享有這一地位的人從公元前525年波斯人推翻末代法老以后就掌握著這個國家。 納賽爾寫道：“小時候，每次有飛机飛過頭頂，我就喊：‘万能的主啊’，降禍給英國人吧。” 沒有一個現代阿拉伯領導人能同納賽爾的高漲的民族感和阿拉伯民眾對他的好感相媲美。 60年代，納賽爾注定要成為自己雄言善辯和自己設計的英雄形象的犧牲品。但是在他成為埃及領袖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塑造英雄所需的材料。1954年他上台不久就在一次集會上發生了暗殺事件，他活了下來，但站在他身旁的人中有兩人喪命，其余的為了逃命從主席台跳了下去。納賽爾卻原地未動，喊道：“讓他們打死納賽爾吧。他只是万眾之一，不管他是死是活革命都將繼續！”1955年他宣布同蘇聯簽訂合同，通過捷克斯洛伐克進口大批武器，這使西方為之震惊。這個協議嚴格保密，甚至埃及駐莫斯科大使都毫無所知，只是兩國領導人的大筆一揮，便結束了西方對中東武器輸出的壟斷局面。 1956年7 月，納賽爾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條運河曾一度租讓給設在巴黎的蘇伊士運河公司，并被阿拉伯人視為西方對他們進行剝削的鮮明例證。當年11月，英國和法國勾結以色列用武力恢复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的企圖破產后，納賽爾成為大多數阿拉伯人心中的英雄（只有正統派的阿拉伯領導人不承認他）。1958年，納賽爾在蘇聯進行了為期3周 的旅行訪問，受到英雄般的歡迎。蘇聯全体領導人到机場迎接他。在一年一度的紅場五一游行中他是列宁陵墓觀禮台上的貴賓。回國后，納賽爾在開羅舉行的大型集會上講話說，蘇聯是個“友好的國家，毫不謀求自己的私利”，它對阿拉伯人民怀著“深深的敬意”。 然而納賽爾与克里姆林宮之間的關系并非總是一帆風順。嚴重的磨擦出現在納賽爾開始迫害埃及和敘利亞的共產党人、并指責伊拉克的共產党之后。克格勃确切地知道，在納賽爾公開批評1959年蘇聯奉行的政策之后，中央情報局向他提供了來自美國的援助。但無論如何在60年代初，赫魯曉夫和總部都确信，中東已經形成某种力量平衡，這對同“主要對手”斗爭是必不可少的，當然并非所有政治局成員都同意這种觀點。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三國都持反美態度。1962年本·貝拉在阿爾及爾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并吸收了几名共產党員進人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飽受恥辱之后，赫魯曉夫決心在對中東施加影響的斗爭中一定要占美國的上風。卡斯特羅在古巴的胜利，便是蘇聯采取与第三世界反帝的（盡管在思想上并未完全一致）民族主義分子結盟、代替原來只依靠共產党的新政策的一個證明，因為這些民族主義分子在思想上是傾向共產党的。 蘇聯的意識形態學家們創造出諸如“非資本主義道路”和“民主革命”這樣的術語來表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一些第三世界領導人向往的正是這种過渡時期。1961年納賽爾決定將大部分埃及工業國有化，這成了他奉行“非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個可靠證据。60年代蘇聯在亞非領導人中對納賽爾寄予的希望最大。1953——1971年期間，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的43％給了埃及。1965年埃及共產党宣布解散，党員們申請加人執政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 克格勃對蘇聯同納賽爾結盟熱情支持的表現之一，是克格勃成功地收買了他左右的親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薩米·謝拉夫。此人大腹便便，兩撇小胡子向下耷拉，和他的代號“阿薩德”（獅子）很不相稱。1959年他被任命為總統直屬情報局局長，實際上成了埃及偵察部門的領導人和納賽爾的貼身顧問之一。謝拉夫的接線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維奇·基爾皮琴科后來成了克格勃在開羅的間諜頭目。從1970-1974年的5年間，他從事間諜工作的成績使他在總部平步青云，終于當上了第一總局副局長、謝拉夫負責檢驗埃及高級官員是否可靠，他可以听到任何他個人和克格勃組織感興趣的電話內容。除此以外他還在其他方面為克格勃效力，如派埃及情報人員到莫斯科學習，為包括招募間諜提供机會等。納賽爾對他的一些部長的親蘇態度非常清楚，尤其是對阿里·薩布里。此人在不同時期先后擔任過總理、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主席和副總統。但好像他把謝拉夫看得和自己一樣是一個堅定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會竭盡所能在不損害埃及主權的條件下爭取蘇聯最大的援助。基爾皮琴科一再地刺激謝拉夫的虛榮心，他經常對后者說，赫魯曉夫、后來是勃列日涅夫認為他提供的情報极有价值。納賽爾死后一年，謝拉夫終于在1971年蘇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見到了勃列日涅夫，并极盡感激友好之辭：“我非常感謝勃列日涅夫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會見我，毫無疑問，這是您特殊加惠于我。我相信我們的關系將不斷發展下去，今后的歲月以及我們在各种問題上的立場將成為埃蘇兩國、兩党、兩國人民和政府之間友誼最可信的證明。我深信，在埃蘇友好關系史上薩米，謝拉夫將占有特殊的地位，因為他是偉大領袖納賽爾的儿子。” 雖然克里姆林宮對納賽爾不乏公開的溢美之辭，但60年代中期，他作為阿拉伯世界不可戰胜的英雄的威名被過分拔高后，也導起了總部內外對他的嘲笑。1964年納賽爾和他的總參謀長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這一蘇聯最高獎是首次授予外國人，后來這成為主席團會議上迫使赫魯曉夫辭職的罪狀之一。這次授獎還引起了一系列在總部廣為流傳的笑話。盡管有關納賽爾的順口溜眾所周知，但60年代總部還是相信，甚至是過分地相信蘇聯在中東的形響在擴大。“力量平衡”似乎形成得很緩慢，但确實是在朝不利于西方的方向發展。約旦和沙特阿拉伯兩國的君主政体受到來自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嚴重壓力。克里姆林宮、總部和高層軍事官員普遍認為，依靠蘇聯的軍事技術和裝備埃及武裝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了。可想而知，在敘利亞和約旦的支持下，埃及在對以色列的戰爭中取得了輝煌戰果。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對這种現點。1967年4 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維奇·葉戈雷切夫訪問埃及后報告說，埃及和敘利亞需要蘇聯更廣泛的援助，以便更有效地同從色列對抗。但沒人重視他的報告。1967年春，當埃及同以色列的關系進一步緊張時，謝拉夫提供給納賽爾的情報，仍然在附和總部“力量平衡”的樂觀評价。 1967年6月5日（星期一），開羅時間早晨8 時45分，以色列對埃及發動了突然襲擊，第三次阿以戰爭爆發，并持續了6天。戰爭的結局實際在最初的3個小時內就已确定，以色列的突襲使340架埃及戰斗机中的286架毀于一旦，在緊跟其后的西奈半島戰斗中埃及軍隊完全失去了空中掩護。直至6月5日下午4 時，納賽爾的將軍們都不敢告訴他，他的空軍已全軍覆沒。當他得知這一情況后，便馬上聲明，有跡象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國和英國飛机的支持。西奈半島作戰初期埃及擁有同以色列數量相等的坦克，在有生力量方面埃及人甚至占有优勢。4 天的戰斗使埃及人損失了700 輛坦克，死亡和被俘的士兵達到1740人。納賽爾提出辭職，但几百万埃及人的大游行說服他留在了總統位子上，對他們來說納賽爾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化身。 埃及及其盟國敘利亞在軍事上的失利，經過以色列的大肆渲染，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普遍認為阿拉伯人畏戰。埃及戰俘身穿短褲，以尚未損坏的蘇聯坦克為背景或以其他沮喪的姿態被拍照。克里姆林宮公開站出來支持阿拉伯人，痛斥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并同以色列斷絕了外交關系（后來不得不后悔這一行動）。但在非公開場合。阿拉伯軍隊的不善作戰也受到了尖刻的批評。大批蘇聯軍械被以色列人繳獲引起了蘇聯的憤怒。盡管猶太复國主義陰謀的理論仍然存在，戈爾季耶夫斯基指出，莫斯科總部的很多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贊賞以色列人所取得的胜利并且承認，在英勇善戰方面阿拉伯人永遠不能同以色列人媲美。 埃及在6 天戰爭中的失敗迫使克里姆林宮做出唯一的選擇：要么減少開支，要么重建阿拉伯武裝力量。最后選擇的是后者。蘇軍總參謀部部長馬特維·扎哈羅夫元帥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一同前往埃及督陣，為整編和重新裝備埃及軍隊提出建議。在埃及的蘇聯顧問逐漸超過了20000 人。納賽爾极想恢复昔日阿拉伯民族英雄的榮光，為了換取蘇聯的援助，他准備做出比6 天戰爭以前更大的讓步。而在埃及及敘利亞、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建立軍事基地已經成了莫斯科的政治目的之一。在埃及的一些港口——亞歷山大港、塞得港、馬特魯港和塞盧姆港，伊拉克的烏姆蓋斯爾港，以及也門人民民主共和國的亞丁港，蘇聯建立了一批物資技術保障基地。1970年，應納賽爾的要求為鞏固埃及的防空系統建立了一些蘇聯空軍基地，裝備有“薩姆一3”導彈的地對空火力系統和配有蘇聯机組人員的飛机。 鮑利斯·博恰羅夫是第一總局的阿拉伯學家，在開羅協助間諜們工作。他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他已調到政治偵察部門工作；似便控制“埃及政府机關中一名非常重要的間諜，此人更喜歡講阿拉伯語”。1966－1970年謝爾蓋·米哈伊爾·戈盧別夫在開羅任間諜頭目，在他領導下招募間諜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為此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得到迅速提升。在總部經常可以听到有關“埃及蘇維埃共和國”的玩笑，克格勃對埃及國家机构的滲透在此時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蘇聯投到埃及的大量資金因為沒有可靠的基礎而并未使埃及強大起來，大批蘇聯顧問來到埃及反而加深了蘇埃兩國人民之間的分歧。蘇聯人和埃及人很少有結成夫婦的，這似乎可以是一個例證。要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國受教育的5 万阿拉伯人有近一半同美國公民結婚。但從未听說過有哪位蘇聯顧問与阿拉伯女子結成百年之好。 1970年9 月納賽爾突然去世，蘇聯的強大影響開始逐漸減弱。將近20年過后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還一再講道：“如果他（納賽爾）再活上几年，這一地區的局勢就會大不一樣。”蘇聯總理阿烈克謝·柯西金曾對納賽爾的繼任者安瓦爾·薩達特說：“我們從未對納賽爾隱瞞過什么，他對我們也沒什么秘密。”柯西金一清二楚，前半句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后半句由于有謝拉夫等人還算确切。上任總統的第一天，薩達特就同謝拉夫在辦公室里大吵一通。后來薩達特回憶說，“他給我帶來一大包東西。我問：“這是什么？’‘這是某些被監視的人的電話記錄。’‘對不起，我不想讀這些胡說八道的東西……是誰給你的權利竊听這些人的電話？把這些紙收走。’我說著一下子把這包紙扔到了地上”。 但終于薩達特有時也興趣十足地去看待這些“胡說八道”，他曾向謝拉夫承認過這一點。1971年 5月11日，一名年輕的警官未經謝拉夫的批准將一盤錄音磁帶送到薩達特那里（薩達特肯定自己并不認識這名警官），錄音帶上有證据說明阿里·薩布里，即克格勃确定的納賽爾接班人，和其他一些親蘇官員“策划陰謀，企圖推翻薩達特和國家政体”。5 月16日薩達特命令逮捕了謝拉夫、薩布里和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中親蘇集團的領導人。 這件事過去僅僅11天，薩達特就和波德戈爾內在開羅簽署了蘇埃友好合作條約。后來薩達特承認，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蘇聯領導人壓惊”。他試圖使蘇聯領導層相信，他不打算改變埃及的對外政策，此次只是內部的權力之爭。在机場同波德戈爾內告別時他請波德戈爾內向政治局傳達：“請相信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相信！”實際上在此之前，莫斯科對薩達特的信任已經嚴重動搖了。薩布里集團被捕后，克格勃的几名間諜也都同自己的接線人失去了聯系。 納賽爾死后，總部對阿拉伯國家的最大希望就是在蘇丹發生共產党政變。克格勃認為蘇丹共產党是中東最忠誠最乖巧的党。1971年7 月在共產党人的支持下，蘇丹軍官企圖發動政變，但被薩達特支持下的政府殘酷鎮壓了下去。被絞死的陰謀策划者中有共產党總書記阿布杜勒·馬哈古卜和列宁和平獎金獲得者艾哈邁德·阿里一謝赫。与此同時莫斯科總部也得知，駐中東的蘇聯外交官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薩哈羅夫在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在約定的暗號警告下，他及時地隱蔽了起來。他出賣給美國人的秘密中包括證明謝拉夫是克格勃間諜的證据。1971年底，蘇聯党內和克格勃總部已經經常把薩達特說成是叛徒，因為當時已經得知薩達特的情報長官艾哈邁德·伊斯梅爾將軍和中央情報局有染。1972年，薩達特把蘇聯顧問從埃及赶了出去。在短短7天內共有21000名顧問飛离埃及。然而莫斯科暫時還不打算同薩達特翻臉，害怕這樣做會失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中東陣地。勃列日涅夫得出結論，蘇聯除了對埃及提供政治和軍事支持外別無選擇，甚至薩達特公開轉向美國也是如此。 還是在英國統治時期，莫斯科給印度共產党的指示就常被設在德里的刑事調查司的特務截獲。 1947年印度獨立后， 尼赫魯任內閣總理（1947－1964年），直到1964年的17年間穆利克一直負責特務工作，他說，截至50年代初，“從莫斯科來的指示一直強調利用印度共產党的力量推翻‘反動’的尼赫魯政府”。1951年初穆利克把最后一份莫斯科給印共的指示交給了尼赫魯。尼赫魯“放聲大笑說道，看樣子莫斯科不曉得我們的偵察部門干得很出色”。1955年万隆會議召開，第三世界興起不結盟運動，從中赫魯曉夫發現了一名同西方斗爭的潛在同盟者。同納賽爾和鐵托（赫魯曉夫同他們已部分和解）一起，尼赫魯成為了不結盟運動的領袖之一。1955年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宁對印度作了一次凱旋式的訪問，它標志著蘇印關系新時代的開始。為了在亞洲同蘇聯取得平衡，美國把賭注壓在了巴基斯坦身上，這使印度徹底轉向蘇聯。在60年代，蘇印兩國攜手反對毛澤東統治的中國。莫斯科非常贊賞印度在聯合國中對它的支持，因為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大表決時越來越多地傾向于蘇聯集團而不是西方。1956年英法聯軍入侵埃及時尼赫魯表示，他“從未遇到過如此触目惊心、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但与此同時他卻在聯合國要求蘇聯從匈牙利撤軍、由聯合國監督在匈牙利舉行自由選舉時，投了反對票。盡管尼赫魯了解斯大林主義，他仍認為，“蘇聯革命使人類社會有了一次重大的飛躍，它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是不可能被扑滅的”。 在有克格勃參与的出版物中，尼赫魯被描繪成一個“政治天才”，他“從未在危險面前怯步”，他的“政策及人道主義和道德准則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因而具有了世界性”。“新聞”出版局是蘇聯“積极行動”的工具，并負責為克格勃在國外的眾多間諜打掩護。1989年該組織出了一本小冊子，里面仍有尼赫魯幼稚的觀點，他認為在蘇聯，“少數民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滿解決”，這是蘇聯“民族政策”成績的證据。 1964年尼赫魯去世，赫魯曉夫下台。几年后克里姆林宮在對待印、巴方面采取更為平衡的政策，希望以此促使巴基斯坦同華盛頓和北京分手。莫斯科的一名政治家曾批評赫魯曉夫在這個點火就著的地區偏向印度。在這种偏袒印度的南亞政策的狂熱支持者中，有克格勃第一總局的人和它在德里的間諜頭目拉多米爾、格奧爾吉耶維奇·波格丹諾夫，和他的下任德米特里·亞歷山德羅維奇·葉羅欣。克格勃對印度采取這种態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多党制民主國家里偵察工作有充分的可能，而且印度用英文出版的刊物數量眾多。 60年代初，莫斯科總部的假情報高級專家伊万·阿加揚茨主持D 處的工作。根据同該處的協議。波格丹諾夫幫助尋找能被廣泛運用于“積极行動”的印度報紙，他最終還真找到了一家。這家報紙同許多別的報紙一樣，根本沒有想到會被利用。尤里·莫金就曾在1967年競選前和競選中把假資料魚目混珠塞進印度報刊（莫金曾任“五杰”的上司）。為了抵毀反共的孟買競選者帕秀爾。莫金散布了一封假信件。信中說，孟買的英國總領事彌爾頓曾寫信告訴切斯特·鮑爾斯大使：“我認為策略地停止同巴基斯坦的私情，哪怕僅在競選期間節制我們的胃口，將使我們順利達到目的。說實話，我們的援助已經不少了，該适可而止了。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孟買已經開始傳說，他已經從我們這儿得到50万盧比用于競選。” 莫金還公開了一封英國最高專員“約翰弗里曼爵士”的電報，電報向英國外交部報告，美國人為右翼政党及政治家的競選基金划撥了大量資金。而真正的最高專員弗里曼先生此時騎士爵位還未得到。莫金設法為自己的假情報銷贓滅跡，大概可以說明他為什么在1967年4月突然离開印度，而他在那里只呆了9個月。 60年代末，葉羅欣任間諜頭目時，他搞的一次有效的“積极行動”是散布以美國海軍研究中心的戈爾東·戈爾德斯坦名義執筆的假信件，里面提到在越南和泰國有美國的細菌武器。最初這封信發表在孟買的《自由新聞報》上，然后1968年3月7日的《時報》又提及此信。而莫斯科電台把此事用于對亞洲的節目廣播，證明美國在越南制造流行病。印度的《閃電》周刊登載了一篇基于這一假消息的文章，題為《美國將認可細菌戰和原子彈》。后來查明，在此之前一年戈爾德斯坦曾投寄過一些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請柬，他的簽名和公文紙被人拍了下來。自從朝鮮戰爭時“細菌戰”的行動將一些西方學者引入歧途以后，“美國的細菌武器”這一題目就不止一次被用于蘇聯的“積极行動”。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在印度的隱蔽組織中的主要人物是印共党員羅梅什·昌德拉，二戰前在劍橋大學讀書時，他就對蘇聯抱有強烈的好感。1966年昌德拉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這是二戰后代替明岑貝格“無罪者俱樂部”的蘇聯最大的隱蔽組織。開始時世界和平理事會設在巴黎，1951年由于有類似“第五縱隊”的行為而被驅逐；1954年遷往維也納，1957年又由于從事“有損奧地利國家利益”的活動而被取締。其實此后世界和平理事會又以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名義繼續在維也納活動，直到1968年9 月在赫爾辛基建立了總部。昌德拉使世界和平理事會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打起了交道，從而使該組織更有力量。1971年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會組織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作了關于60年代的總結報告，他痛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僅是歐洲和平的最大威脅。也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管是在亞洲還是非洲都可以感到北約的魔爪……帝國主義的力量，特別是北約的剝削對全世界几億人的貧困和饑餓負有責任。” 世界和平理事會表示，該組織是靠它的會員組織交納會費維持的。确實，在各國都有“保衛和平委員會”。但它如此充足的獎金實際上都來自蘇聯，70年代末蘇聯每年為它提供5000万美元，這是因為世界和平理事會忠實地遵循著由蘇共中央國際部制定的方針。后來它在聯合國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努力證明自己是一种獨立運動。而實際上，世界和平理事會的行動主要是針對西方的。昌德拉經常表示，來自蘇聯的對和平的威脅是不存在的。 “蘇聯對外政策的目的在于維持穩固的和平以及与不同体制國家的和平共處。蘇聯的軍事政策也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它完全是防御性的”。 其他一些組織的行動一般也都追隨世界和平理事會。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公開行動和克格勃的“積极行動”都首先集中于越南戰爭。莫斯科總部完全正确地預見到，美國的參戰正好可以大大擴大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地毯式轟炸和近50万美國兵的參戰不僅使世界輿論開始譴責美國，同時也分化了美國人民。昌德拉和和平理事會想盡辦法促成這兩种轉化，1967——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年會上，反對美國的意見趨向一致。1969年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有關“孤立和長期譴責美國政府官員”的決議；有關給“逃避兵役、從軍隊中開小差的境外美國人提供幫助并在其軍隊內部開展宣傳工作” 的決議；“擴大對美國產品的抵制，如武器、汽油，并抵制為越南戰爭供應武器、提供服務的美國公司（加泛美航空公司）以及支持戰爭的非美國公司。” 第一總局“積极行動”分隊在動員國際社會輿論反對越南戰爭方面功績顯著，為了肯定其成績。把它由處級晉升為A 机构。但正如戈爾季耶夫斯基后來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樣，總部對“積极行動”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盡管克格勃在第三世界散布了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謠言，引起了不少的反響，但沒有一條蘇聯的假消息在影響世界輿論方面能夠赶上美國記者通過電視屏幕向全世界播放的鏡頭，里面有被團体汽油燒焦的嬰儿和各种戰爭慘象。引發約翰遜總統放棄1968年再次參加競選的，并非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會組織的反越戰行動，而是因為參議院外事委員會中有人說，約翰遜總統在戰爭性質和美國參戰規模上欺騙了國會。 1962年來自中國的威脅終于使勃列日涅夫把同印度建立特殊關系作為南亞政策的基礎。尼赫魯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7一1977年，1980－1984年任總理）已經准備簽訂蘇印條約，但因為她領導的是少數派政府，所以沒有足夠的力量同認為條約會破坏印度“不結盟國家”名聲的反對党抗衡。但在1971年大選以优勢取胜后，英迪拉·甘地同蘇聯簽訂了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印度外交部常任秘書卡烏爾證實，“這是印度為數不多的几次絕秘密談之一。雙方知道此事的都不超過6 個人，其中包括總理和外交部長。大眾傳播媒界對此一無所知”。在8 月的簽字儀式上蕩羅米柯指出：“這一條約的意義怎么說也不為過。”蘇聯得到了不結盟運動領頭國家的支持，兩國馬上發表聯合公報，呼吁美國軍隊撤出越南。印度此時也可以指望得到蘇聯的外交支持，以及為不久就要發生的“印巴”戰爭提供武器。 在9月為期4天的戰爭中，盡管有美、中兩國的支持，巴基斯坦還是遭到毀滅性的失敗。東巴基斯坦取得獨立，成為孟加拉國。而巴基斯坦成了只有5500万人口的國家，已不可能對印度造成嚴重威脅。蘇聯外交官在聯合國歡呼：“這是歷史上首次美、中兩國同時失敗。” 莫斯科總部認為，印蘇的關系之所以越走越近，克格勃勞苦功高。 60年代在德里任間諜頭目的德米特里·葉羅欣于1970年回國，成為克格勃最年輕的少將。作為獎勵，克格勃在德里的間諜机构升了一格。葉羅欣的繼任者是雅科夫·普羅科菲耶夫·梅佳尼克，他還非副手。梅佳尼克領導著另外3 個克格勃間諜局，它們分設在印度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的蘇聯領事館。据戈爾季耶夫斯基了解的情況，這3個机构都直接同莫斯科用密碼聯系，他們力圖從莫斯科而不是德里得到日常工作指令。 1971年友好條約簽訂以后，印度成為蘇聯集團以外駐有克格勒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在大約300名蘇聯駐印度的“外交和業務人員”之中，有150人是克格勃和情報總局的工作人員。克格勃在印度行動規模之大是因為這個國家在蘇聯外交中占有优先地位，而且這里開展工作的條件十分有利。戈爾季耶夫斯基提出，克格勃有意在任何一個像印度一樣無法限制克格勃間諜机關規模的國家擴大活動。 無論是英迪拉·甘地還是拉吉夫，甘地執政期間，印度都沒有減少蘇聯外交人員和商務代表人員的數量，這樣就給克格勃和情報總局打了一把無邊的“保護傘”。 除此以外，同其他許多國家不同，印度并不拒絕那些已被不友好的政府驅逐出境的蘇聯情報人員呆在印度。 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印度的同事曾對他夸口說，在印度想受賄的記者和政客要多少有多少。西·尼哈·辛格曾先后作過《政治家報》和《印度快報》的編輯，他說，可以說印度的社會精英們正用蘇聯人的錢盡情享受。一些政治机构的代表認為，”蘇聯人的錢，特別是競選時用于政党或個別活動家的開支的那些錢，把美國及其他反共贊助者的錢擠了出去”。 1974年英迪拉·甘地發表一系列講話，指責中央情報局的破坏活動給印度造成了經常性的威脅。美國駐德里的大使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亨命令進行特別調查，結果查明兩起尼赫魯執政期間在邦大選中向共產党的對手提供資金支持的事件。一件發生在喀拉拉邦，另一件在西孟加拉邦。莫伊尼亨后來回憶說：“兩次的錢都轉給了提出要錢的國大党，其中一次是給了甘地女士本人，她那時還是一名党內官員。因為我們后來不再給她錢了，很自然她對我們把錢給了誰很感興趣。這种做法不能縱容。” 盡管從工作人員的數量和活動規模來說，克格勃在印度遠遠超過其他外國情報机构，但它也不是唯一受到印度國家安全机關优待的机构。1985年德里由間諜行為引起一場丑聞，其中牽扯到法國人、波蘭人、東德人和蘇聯人。法國人認為印度人用最嚴厲的措施針對他們，是為了把丑聞對蘇聯集團造成的不利后果降低到最小。 克格勃的任務并不是對印度政府施加影響，因為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執政期間，印度的政策一直對蘇聯非常有利。蘇聯是想利用印度作為行動基地，對西方和第三世界開戰。70年代以前德里已成為克格勃在海外“積极行動”的最大基地。間諜頭目梅佳尼克和他的下任都有一名“專門負責積极行動的助手”，一般都是上校或中校軍銜。隨著科技間諜的發展，印度的作用變得更大，它為接近那些無法接触到的西方技術提供了渠道。据戈爾季耶夫斯基回憶，70年代中期，有一次T 局局長列昂尼德·謝爾蓋耶維奇·扎伊采夫非常惱火，因為蘇聯在美國、西歐和日本的技偵人員以系統都搞不到西方某种設備的一個零件。他大罵：“如果這樣我必須通過印度的渠道了，它們從未讓我失望過！” 納賽爾死后，在第三世界除了印度以外，古巴也是蘇聯的“家產”。1963年卡斯特羅首次訪蘇，受到英雄般的禮遇，而加勒比海危机時的相互指責似乎被淡忘了。他的隨行翻譯是尼古拉·列昂諾夫。列昂諾夫是第一總局的一顆新星，當時35歲，比卡斯特羅小三歲。50年代中他在墨西哥的間諜机關工作，是第一個發現卡斯特羅領袖天才的克格勃官員。列昂諾夫中斷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旅行，陪同卡斯特羅做了一次對卡斯特羅來說從未有過的凱旋式的訪問，周游了蘇聯，從列宁格勒直到西伯利亞，在整整40天時間里，這位游擊戰爭的超凡領導人身著保護色的作訓服在工厂、俱樂部面對情緒高漲的人群講話，站在列宁墓觀禮台上檢閱“五一”游行。他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獲得了列宁勳章和“紅星”獎章。國事訪問結束后，列昂諾夫在總部吹牛說，他和卡斯特羅已經成了永遠的朋友。卡斯特羅訪問后。第一批古巴情報机构（古巴對外情報部門）的人員被派到蘇聯總部進修。在哈瓦那同卡斯特羅聯系最密切的還是亞歷山大·希托夫，曾任克格勃駐外机构間諜頭目，當時已成為蘇聯駐古巴大使。他肯定地說、卡斯特羅同加勒比海危机時一樣，仍然把蘇聯大使館當成自己的家。希托夫和切·格瓦拉一起負責選拔和培養拉美間諜。 盡管卡斯特羅和列昂諾夫、希托夫關系甚好，莫斯科卻認為他是一個看不透的、難以對付的同盟者。卡斯特羅是從馬埃斯特游山游擊隊基地直接進入哈瓦那，奪取了政權。他以此為驕傲，并聲明；是他自己的武裝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路，將使拉丁美洲的各共產党取得政權。1966年他宣揚一种反叛的思想，認為取得通向民族獨立和對帝國主義胜利的鑰匙，不能在莫斯科而應在哈瓦那尋找。同年召開的蘇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古巴代表團竟然敢于批評克里姆林宮在幫助北越方面做得太少。當時卡斯特羅聲稱，由于他同“官僚主義”和物質享樂做了斗爭，古巴正以比蘇聯還快的速度奔向共產主義。 6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的實際戰果，如保健、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徹底肅清匪徒，很快被一些導致效益低下的經濟政策的不著邊際的空話所代替，被越來越多的限制不同政見的規定所代替（卡斯特羅也承認，1965年古巴有20000 名政治犯）。盡管政治犯問題，很少打扰克里姆林宮，但莫斯科一直快快地注視著古巴將來自蘇聯的經濟援助揮霍掉，他們的錢大部分都被用于非常荒唐的項目上。但是憑自己穿軍裝的大胡子大衛的形象以及被美帝國主義堵在戈利阿福姆島上的經歷，卡斯特羅比身著大西裝的勃列日涅夫更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激進年輕人的敬仰、中央情報局在塑造卡斯特羅英雄形象方面也作出了貢獻。在白宮最初的鼓勵下，中央情報局組織了一系列不可思議而最后也并未實現的暗殺活動。1967年，切·格瓦拉在波利維亞同游擊隊一起作戰，被捕后被絞死。他英勇的死更使卡斯特羅的名字家喻戶曉了、卡斯特羅的形象也立即被印在背心上而享譽全球。 1968年，古巴舉行了對由35人組成的“親蘇小集團”進行了公開審判，指責這些人對党的政策進行反動的地下宣傳和犯有其他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罪行，他們被判長期監禁，這使蘇古關系達到了危机的邊緣。在古巴外交部任總顧問的克格勃工作人員魯道夫·彼得羅維奇·什利亞普尼科夫好像參与了“小集團” 的陰謀， 于1967年被調回莫斯科。他曾斷言：“使古巴成為新的匈牙利的條件已經成熟……國內不滿情緒已經相當高漲。”他認為，古巴現在的安全机關已經被“小資產階級毒素”污染，無力鎮壓暴動。總部把一部分責任推到希托夫身上，他使自己的朋友卡斯特羅失去了控制。莫斯科指責他“古巴化”了，他本人也于1968年因病被召回。代替他的是一名更加冷酷的職業外交家亞歷山大·索爾達托夫，此前不久他是駐英國大使。同卡斯特羅另外一名來自克格勃的朋友列昂諾夫不同，希托夫沒能挽救自己的仕途，而列昂諾夫后來成為第一總局副局長。1980年希托夫退休，后又在馬達加斯加做了6 年大使。希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生于日本偷襲珍珠港之日，他自己認為這是吉兆，將幫他同“主要對手”斗爭。后來果然如此，他的這個儿子成為第一總局拉美事務專家。戈爾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听說他是在80年代中期，他當時在拉巴斯任克格勃間諜頭，他用的還是他父親的代號“阿列克謝耶夫”。 當古巴面臨經濟崩潰的威脅和在弟弟勞爾的預先警告之后，卡斯特羅的“犯上行為”停止了。什利亞普尼科夫曾對“小集團”的領導人講，只要巴庫的石油供貨遲到3 個星期，就可以使古巴經濟崩潰。1968年初，蘇聯用縮減對古巴的石油出口來壓卡斯特羅，當時就有一些古巴糖厂停了產。8 月卡斯特羅准備妥協。蘇軍開進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兩天內，捷克斯洛伐克專家和古巴的同情者在哈瓦那高舉“俄國佬，滾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標語游行。8 月23日晚，卡斯特羅通過廣播和電視發表講話，他警告說：“他們要講的話將与很多人的愿望背道而馳……捷克斯洛伐克已經走向反革命的邊，走向資本主義，投向帝國主義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同‘美國情報界’、‘西德及所有法西斯反動勢力的烏合之眾’有著密切聯系”。卡斯特羅接下來進一步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理論：“社會主義陣營有權利用某种方式阻止這种情況的發生……而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正當其他几十個國家的共產党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邊時，卡斯特羅支持蘇聯的侵略行為恢复了莫斯科對他的信任。由于卡斯特羅的一片忠心，蘇聯以拯救古巴經濟作為交換條件。1969年底古巴對蘇聯的債務高達40億美元。 經濟聯系加強的同時，蘇古在情報方面的聯系也得到了鞏固。1970年古巴對外情報机构清除了克格勃認為有反蘇情緒的人。在對外情報机构負責人馬努埃爾·平埃羅·洛薩多辦公室隔壁，住進了一個以維克托·謝苗諾夫將軍為首的蘇聯顧問組。由克格勃提供資金，對外情報机构迅速擴大了行動規模。1971年駐倫敦的古巴使館外交官中10個人中有7個是該机构的人。同年9月大批蘇聯情報人員被驅逐出英國，于是古巴和其他蘇聯集團的外交官就承擔起莫斯科總部情報网的補缺工作。然而在倫敦，克格勃同古巴對外情報机构的人并沒有直接聯系。謝苗諾夫堅持使他們的活動同時受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協調和控制。卡斯特羅領導的“7 ·26運動”的主要參与者之一平埃羅對克格勃日益插手對外情報机构的行動表示出越來越大的不滿。1974年他調出對外情報机构“美洲”局，此局是為組織幫助拉美解放運動而建立的。 平埃羅在對外情報机构的職務由更听話、更親蘇的霍賽·門德斯·科明切斯接替。古巴革命在本國內迅速陳腐退化。秋天，大胡子卡斯特羅甚至反對留長發，他認為長發是道德淪喪的標志，會導致政治經濟上的散漫怠工，緊接著他下令為那些違反禁令者強行剃頭。此后社會道德被進一步形式化，小姑娘穿迷你裙，就被視為是“有傷風化”，要強行送到鄉下的勞改營。此時，國外的革命正呈蓬勃發展之勢。1970年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卡斯特羅也總算有了一個拉美同盟者。阿連德親自決定允許古巴對外情報机构，把智利作為向拉美革命運動供應武器和培養游擊隊員的基地。革命領袖們用該机构為他們提供的假護照、假文件紛紛投奔到圣地亞哥的古巴使館。他們得到的錢并不多，古巴對外情報机构認為他們應該靠搶劫銀行、扣押人質收取贖金的方法自己搞資金。 同卡斯特羅一樣，阿連德的世界名聲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華盛頓的倒行逆施。1973年，阿連德在軍事嘩變中被推翻并丟掉了性命。而在此前的3 年中中央情報局按照白宮的指示，為顛覆他的統治花了800 万美元。盡管中央情報局沒有直接參与政變，但它好像預先知道此事，因此把政變的罪過加在中央情報局頭上并不奇怪。阿連德并沒給中央情報局和克格勃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智利經濟出現危机，克格勃對它作了非常悲觀的評价，克里姆林宮的態度也是這樣。正當古巴人得到一批又一批貸款時，阿連德卻無人理睬，給他的只是象征性援助和列宁和平獎金。1973年9 月，軍事政變中阿連德悲慘地死去（迄今為止不知道是謀殺還是自殺）后，在莫斯科對他的名聲大加鼓噪与渲染，這位倒台政府的首腦被看作是為反帝斗爭而犧牲的。這樣，組織破坏活動。暗殺進步領導人的惡名更是非中央情報局莫屬了。在總部的某些幫助下阿連德的英名在第三世界大概能保持到本世紀末。 70年代中期，卡斯特羅開始謀求在第三世界的領導地位。1972年5 月，他乘自己的“伊爾一62”專机飛离哈瓦那，開始了他為期兩個月、對跨越兩大洲的10余個國家的訪問，這是他訪問蘇聯8 年后的首次出訪。1973年在阿爾及利亞召開的不結盟國家第四次會議上卡斯特羅非常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地表示支持蘇聯的政策，有些話甚至連任何一名蘇聯代表都說不出口。阿爾及利亞堅持同東、西方保持等距的原則，支持傳統的不結盟政策，遵循存在“兩個帝國主義”（一資一社）的理論。而卡斯特羅堅持，社會主義國家是不結盟國家自然而然又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怎么能給蘇聯貼上帝國主義標簽呢？難道它參加了跨國公司？難道它在發展中國家擁有工厂、礦山或石油資源？難道有哪個亞、非、拉的工人受到了蘇聯資本家的剝削？ ……只有世界上所有進步力量最緊密的聯合才能使我們戰胜目前仍很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新舊殖民主義和种族主義的勢力，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和公正而斗爭。” 社會主義陣營最終沒有被貼上帝國主義的標簽，而西方“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卻沒有逃脫這一厄運，他們在大會上被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放和進步道路上最嚴重的障礙”。古巴不僅是蘇聯在第三世界最熱情的支持者，而且在70年代蘇聯情報和軍事行動中同樣起著積极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集團對第三世界國家最高權力机關、情報和軍事机构的滲透總的說要比對西方國家成功。只有聯邦德國是一個例外，兩個德國的同時存在，特別是東德以馬爾庫斯·沃爾夫為首的情報總局，給克格勃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成功條件。 西德海軍少將格爾曼·呂特克是北約后勤部副部長，由于職務之便，他知道几千枚戰術核武器的部署。他曾利用“米諾克斯”像机拍下了北約的絕密文件，照片被發現后于1968年10月8 日自殺。他的朋友、聯邦情報局副局長少將赫斯特·文特蘭德也在當天自殺身亡。按官方的說法，文特蘭德是因為“個人原因”自殺的。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后來說，文特蘭德為捷克安全部門效力。此后的几周中又有几個人自殺，其中包括約加恩·亨克，他是波恩國防部征兵局局長；還有經濟部高級官員甘即申克。同時還有几名以前從東德跑過來從事科技間諜工作的知名學者和物理學家紛紛逃回東部。留下來的卡耳斯魯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加羅爾德·戈特弗里德被捕，從他那里發現了800頁秘密文件。 与此同時，馬爾庫斯·沃爾夫想出來的“女秘書攻勢”仍在變本加厲地實施。1967年波恩外交部秘書萊奧諾雷·休得爾揚被指控通過自己的丈夫漢茨向克格勃提供了3500份秘密文件。當她得知丈夫原來就是克格勃，只是為了收買她才同他結婚時，在牢房中自殺了。因替東德情報部門工作而被指控的女秘書中還有科學部的伊雷妮·舒爾茨（1970年）。克格勃向政治机關的滲透層次要高得多，不只一個德國社民党的官員同克格勃的人會過面。這些克格勃分子以外交工作為“幌子”說服他們盡自己所能緩和對東方的政策。情報總局在聯邦德國最重要的間諜是亨特·吉爾奧姆，1970－1974年他是勃蘭特總統的私人助手。吉爾奧姆能夠控制馬爾庫斯·沃爾夫，通過他莫斯科總部對波恩東方政策的制定及波恩同美國的關系了如指掌，正是他還提供了大量有關北約和西德安全机构的情報。 至于在“主要對手”美國及其主要盟友英國，克格勃沒能招募到像柳特克、文特蘭德和吉爾奧姆那樣身處高位的間諜。在這些國家里克格勃只收買了一些能夠接近重要文件的中、低層官員。70年代莫斯科總部在英國的情報活動既簡單又富有實效。連續四任間諜頭目——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維奇·巴格里契夫（1962一1964年）、米哈伊爾·季莫費耶維奇·奇若夫（1964－1966年）、米哈伊爾·伊万諾維奇·洛帕京（1966一1967年）和尤里·尼古拉耶維奇·沃羅宁（1967—1971年）——在任職期間使得間諜机關不斷擴大。1960－1970年克格勃和蘇軍情報部在倫敦的人數從50人增加到120 人，超過了設在美國（聯合國未計算在內）或駐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間諜机构的人數。与此同時，蘇聯集團其他國家在英國的情報机關也迅速發展起來。如此眾多的情報人員充斥英國，使英國軍情五處工作异常緊張繁忙，以致無力把所有人員都置于有效的監視之下。當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約瑟夫·弗羅利克1964年接到任命去倫敦時被告知，“英國情報机關目前人力物力奇缺，在那里甩掉尾巴相對容易些”。1967年沃羅宁成為間諜頭目，蘇聯在英間諜机构的條件得到進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溫，收買了倫敦車輛登記部門的工作人員西里奧什·侯賽因·阿布杜卡德爾，他知道軍情五處和刑偵廳特務部門所有車的牌號。有几次軍情五處非常狡猾的監視都失敗了，因為蘇聯間諜毫不費力地認出了那些車是用于偵察行動的。 勃列日涅夫時期，在倫敦被招募的間諜中絕大多數在科技偵察領域工作，特別是在軍事領域。間諜机關70年代這方面的主要專家是米哈伊爾·伊万諾維奇·洛帕京，1967年他成為第一總局新設立的T 局的創立者之一，該局負責科技偵察，并利用國外間諜局X系統的工作人員。1968年初至1971年，X系統在倫敦的負責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舍爾斯涅夫，他為人嚴厲，是在社交界不受歡迎的工程師，他的英語帶加拿大口音，對西方語音系統不能适應。除了克格勃和情報總局的編制內間諜外，T 局和情報總局還利用那些以商務代表身份被派出國的人。除此以外他們還任用在英國學習的蘇聯大學生。T 局的秘史中還提到了60年代在一系列工業和國防技術領域內取得的卓越成績，其中包括電子技術的最新樣品、計算机、有机合成的化學纖維產品和航空航天技術。 軍情五處對付科技情報活動困難重重，這不僅因為人力物力缺乏，同時也由于訴訟程序帶來的麻煩，而這些麻煩又不便大肆宣揚。如果情報人員沒有公開認罪或在交接材料時被當場抓獲，通常無法判被告有罪。這些麻煩在1963年對朱津貝·馬爾特利進行訴訟時表現得尤其明顯。這位30歲的物理學家在受審前的一年里，在卡爾海姆原子動力局試驗室工作，他因一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證据而被逮捕，并當場發現了他同尼古拉·卡爾佩科夫及其他克格勃人員會面時的記錄，藏在精致煙盒中還未用完的一次性密碼本，甚至還有拍攝文件用的設備。但是擁有間諜用具并不能說明他有罪，況且馬爾特利不可能公開接近秘密材料，盡管同他交往的人能夠接触到。馬爾特利承認他同卡爾佩科夫見過面，但他聲明，他這樣做只是為了惡作劇，打亂企圖訛詐他的蘇聯間諜的全部計划。法庭最后宣布馬爾特利無罪。 1965年還有一起科技間諜案也以被告無罪釋放而告終。阿爾弗雷德·羅伯茨是溫特頓“柯達”公司所屬工厂的工作人員，他的同事杰弗里·科努埃爾似乎也被他收買了。他們倆均被指控，將防靜電薄膜的技術和其他制造膠卷的技術流程細節賣給了東德情報總局。因為案件沒有涉及任何政府秘密，他們只是被判有貪污罪。但后來新的證人讓波爾·蘇佩爾博士在法庭上确認他本人同羅伯茨打過交道，讓一波爾·蘇佩爾是化學技師和雙料（三料？ ） 間諜，他同時為蘇聯情報總局、克格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比利時情報机构工作，經過認真仔細的審訊，羅伯茨的謊言終被徹底揭穿。 可以說軍情五處負責調查的科技間諜案，大多數都很難搜集到必要的證据而無法訴諸法庭。通常叛逃者提供的情況總被置之不理，無論在法庭外他們的言辭多么可信，但在法庭上只被看作是旁證。在T 局的秘史中間諜很少被直書其名，但從中仍可得出結論；最后做出有罪判決的案件簡直是鳳毛城角。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初期，共有三起案件最后被告被判有罪。這三起案件的當事人都是在經濟發生困難時，出于一种自私的動机作的案，他們成功地利用了安全系統的漏洞。1965年，航空部52歲的設計師弗蘭克·博薩爾德被判21年徒刑，因為他把可控導彈的設計秘密賣給了情報總局。他說自己是在4 年前被一名自稱戈爾東的人策反的。他倆是在倫敦的一家叫“紅獅子”的啤酒館里相識的，倆人都酷愛古錢幣。初次見面几天后戈爾東給了博薩爾德200 英鎊，很可能是此前几個月博薩爾德曾毛遂自荐的緣故。他很少同接線人伊万·彼得羅維奇·格拉茲科夫見面。每兩個月他把攝有秘密文件的膠卷放在10個“信箱”的一個之中并取回數額不等的報酬，有一次拿到了2000英鎊現金。至于用哪一個“信箱”，是通過每月第一個星期二和星期三莫斯科廣播電台英文節目播放的歌曲序號決定的，在這些歌曲中有《馬刀舞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在緊急情況下播放《纖夫曲》，這表示行動暫停。博薩爾德被捕后對他進行了調查，查明他曾有前科，但當時沒有追查到底。1934年他曾被判6個月勞動改造，原因是他用假票据大量收購鐘表，然后拿到當舖再賣掉。 1968年BBC 電台的高級技師杜格拉斯·布里特同博薩爾德一樣也被判21年監禁。被捕前的6年中他利用設在塞浦路斯和林肯希爾的BBC秘密聯絡站將一些絕密情報傳送給了克格勃。他是在1963年被一個名叫尤里的克格勃間諜收買。尤里在肯辛頓的科學博物館中走近布里特，喚著他的工作呼號“高爾夫——三——狐步——利馬”，并告訴他自己是他的同行無線電愛好者。兩個月以后布里特接到任命去了塞浦路斯，并開始向當地的接線人發送情報。當他試圖中斷聯系時，接線人就把他取錢時的照片給他看，脅迫他繼續干下去。1966年，布里特被調到BBC 設在林肯希爾的季格比基地工作。在那里他同克格勃新上司亞里山大·伊万諾維奇·邦達連科聯系。1968年布里特被指控后，安全問題委員會對他進行調查，表明他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其實，還是在塞浦路斯時就有過一次對他的審理，當時他在警備隊的店舖里借債；他的妻子則告他同酒吧舞女有私情。回到BBC 季格比基地以后他的經濟出現了更嚴重的問題，銀行拒付他在士兵俱樂部和當地汽車修理厂開的支票，因為他的賬號上已空空如也。安全問題委員會認為，布里特是個“不錯的演員和地道的說謊者。如果這种人決定背叛，安全部門很難揭穿他”。 1972年海軍少尉戴維·賓格姆也被判21年徒刑。被捕前他兩次為情報總局拍攝朴次茅斯海軍基地的秘密文件。他在金錢方面的主要問題來自他妻子，有一段時間由于債台高筑，妻子于1969年把孩子放到孤儿院自己离家出走。1970年她竟然走訪了蘇聯大使館。此后賓格姆也被庫茲明策反，并告訴他，付給他的600 英鎊中有一部分是給他妻子用的。按指示賓格姆買了照相机和曝光計，在吉爾德福德教堂同上司見過面后，他接到了特殊指示，同時他還被告知如何利用吉爾德福德地區的郵政信箱，如何翻拍文件。1972年由于來自克格勃和債主雙方的長期壓力，他向自己的長官坦白了一切。 在倫敦如同在其他國家的首都一樣，克格勃得到了蘇聯集團其他國家的幫助。在蘇聯扼殺“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人員開始逃往西方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對克格勃的協助是最為有效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最重要的科技間諜是尼古拉斯·普拉格爾，他父親是布拉格英國使館的一名小雇員，1948年父子兩人同時成為英國公民。第二年普拉格爾滿21歲，他撒謊說一直生長在英國并加人了BBC電台。 1956年他自荐是出色的雷達技師從而能夠接触到秘密軍事文件。1959年普拉格爾決定回布拉格。按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的叛逃者約瑟夫·弗羅利克的話說，捷安全部門早就在等著普拉格爾。捷克安全部門抓住他對共產主義的好感和貪財的特點招募他為間諜，代號為“馬爾科尼”。1961年普拉格爾搞到了英國用于核攻擊的“V”級戰略轟炸机上的雷達干扰系統的全部技術資料。 總部稱這是捷安全部門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報。此后10年中普拉格爾在“英國電气師”公司工作，他把一些秘密軍事訂貨的詳細情況告訴了捷安全部門。1971年叛逃人員約瑟夫·弗羅利克和弗蘭季什克·奧古斯特的告發使普拉格爾被判12年徒刑。他本應受到更嚴厲的懲罰，但僅追究了他10年的罪行。 克格勃認為捷安全部門在倫敦的最大价值就是同政治家和工會人士打交道，因為這些人不像鄙視俄國人那樣看待捷克人，而且他們還同情1938年慕尼黑陰謀中被西方出賣的捷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建議自己的人在策反英國議員時應把自己偽裝成是久經沙場的外交家，不斷抱怨倫敦和布拉格之間的不信任，然后好像很偶然地說：“我怀疑，布拉格最高當局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同英國人的冷戰早該結束了。如果在這儿找到個什么人，能夠說服我們的人民該多好啊。甚至可以用書面形式說明英國人真誠地希望能同二戰時的好盟友改善關系。” 每個用這种方法被說服并寫了有關改善英捷關系報告的議員都為此得到了酬金，并附言“難道我們能讓您白辛苦嗎？”。如果收買的戰略奏效，報告接二連三地寄來，就說明這位議員已經進人圈套了。60年代捷安全部門在倫敦的間諜机關控制著3 名間諜，其中最積极的是威爾·歐文，他是工党代表，1954年當選后不久便被揚·帕茨利克（即諾瓦克）招募。揚·帕茨利克是捷安全部門的人，以使館二秘身份活動。盡管歐文在捷安全部門的正式代號是“利”，但在間諜机构中大家都知道他的綽號是“日莫特”。約瑟夫·費羅利克60年代中期在倫敦間諜机构工作，看到過歐文的工作成果。他說：“利只對每月從我們這儿得到的500 英鎊感興趣……他不顧危險總是要求能讓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公費旅游，這樣他可以為自己省下一筆錢。他甚至每次到大使館總要捎上滿滿几兜香煙才走。” 50年代歐文在倫敦的一個公園里同接線人見面，他每天清早都在這里迢狗。雖然他只是一名“后座議員”（即普通議員），但他能夠出入下院軍事預算委員會。弗羅利克說。他提供了有關英國部署在萊茵河地區的部隊和英國參加北約的珍貴材料。弗羅利克和另一名了解“利案件”的捷安全部門工作人員奧古斯特叛逃后，歐文敗露。1970年4月調查了歐文的銀行賬目，發現他有一大筆從未上過稅的財產，于是他被迫辭職。在倫敦老貝利街中央刑事法院的訴訟中，并沒能證明歐文出賣過秘密材料。因為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都不是他的接線人，他們的證詞只能做為旁證，不起作用。在法庭宣布歐文無罪之后，歐文向軍情五處交代了一切，條件是五處保證不再對他立案。議員兼律師利奧·阿布斯听了他的坦白之后寫道：“毫無疑問，歐文從心底嘲諷了自己的祖國。” 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工作的工党議員中職位最高的是約翰·斯托溫豪斯，他曾歷任航空部議會秘書、殖民部副議會秘書、机械部部長、郵政部部長，在1964- 1970年威爾遜政府中又任郵電和遠距离通訊部部長。50年代斯托溫家斯訪問捷克斯洛伐克時，捷安全部門曾將他誘入“愛情陷陝”并以此進行訛詐。弗羅利克說，他也拿了捷安全部門的錢，“雖然他不是內閣成員，但能幫助我們了解到英國的軍事及情報活動”。但是沒有證据能夠表明，斯托溫豪斯和捷安全部門的關系不是偶然的。1970年威爾遜政府倒台前几個月，有關部門當著首相的面向他陳述了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的證詞，但斯托溫豪斯矢口否認了這一切。由于軍情五處沒有證据可以證實叛逃人員的證詞，案件就此罷手。 但是，這場風波之后斯托溫豪斯的所作所為同他自己完全無辜的聲明并不相符。1974年他在商務上遇到了嚴重問題，在導演了一幕自殺的假戲之后，他同情婦一起跑到了澳大利亞。 被緝拿回英國以后，他因偷竊和偽造行為受到18項指控，被判7年監禁。從監獄出來后，他出版了一部間諜小說。小說中提到歐洲委員會的一名名叫拉爾夫·埃德莫德·斯的高級官員， 被東德情報机關迷人的洛特小姐誘人圈套（拉爾夫的接線人后來告訴他：“她是我們最棒的一名工作人員，完成任務總是恰到好處”）。拉爾夫在洛特房間里度過了一個快活的夜晚，她簡直讓他“銷魂”。在最后一次“偉大的進攻”之后，拉爾夫已經漸人夢鄉，“突然，他在天花板一面碩大的橢圓形鏡子中發現了自己的影像”。后來那些通過鏡子拍下的照片交給他作為那一夜的紀念，于是他同意合作。盡管斯托溫豪斯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學价值尚值得怀疑，但這個講述拉爾夫如何落人陷談的故事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同捷安全部門打交道的親身經歷寫成的。 英國下院中有一名代號“鱷魚”的捷克斯洛伐克間諜，他的案件時至今日仍然扑朔迷离，人們可以做出各种解釋。“鱷魚”是湯姆·德賴貝格，任議員28年，后來成為工党的貴族院議員（上院議員）；他還曾長期擔任國家執行委員會委員，后又出任工党主席。此人頗具魁力，是天才的政治家，但同時也是优柔寡斷的犧牲品。他還有一种情不自禁地在公共廁所發生同性戀關系的欲望。他死于1976年。1956年，德賴貝格到莫斯科去同老朋友加伊·別爾杰斯聚會（他為別爾杰斯寫了一本不真實的傳記，其中駁斥了別爾杰斯是間諜的說法），這時克格勃找到他，他也同意提供工党領導人不可告人的隱私和有關工党党務的情報。后來他對軍情五處說，克格勃把兩個完全一樣的“工作提箱”中的一個給了他。他把裝有情報的“工作提箱”交給自己的蘇聯上司，換回另一只塞滿鈔票的箱子。德賴貝格同時還承認為捷克人搞情報。“這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似乎在軍情五局說過類似的話。据弗羅利克講，克格勃禁止捷安全部門同德賴貝格聯系，認為他是“自己的人”。一切跡象表明，軍情五處也把他用作雙料間諜。最終連德賴貝格本人大概也糊涂了，他到底給誰干。 70年代英國下院中第4 名捷克斯洛伐克間諜是一個代號為 “古斯塔夫” 的人（他的個人情況不詳）。弗羅利克證明，這名間諜是50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塔博爾斯基招募的，他是為了錢才干這一行的。“古斯塔夫不是‘利’那樣的要人，但在工党還是在野党的時候，他就能搞到工党內政外交的有价值的情報，威爾遜上台以后，他還提供過軍事情報”。 毫不奇怪，很多描寫間諜的作者都把巴尼特·斯特羅斯爵士當成“古斯塔夫”（但這种說法并不可信）。他是議會中蘇格蘭工党集團的成員，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講一口流利的捷克語。但他早已不能以誹謗罪指控任何人，因為他已于1967年去世。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和克格勃都認為可以像收買工党議員那樣收買保守党，但似乎毫無希望，因為這些人在競選候選人時總是失利。捷安全部門在倫敦的間諜机關制定了一份絕妙的計划：在布拉格為保守党領袖愛德華·希特設下圈套，然后毀坏他的名譽并招募他為間諜。（預想利用他對管風琴的愛好邀請他到布拉格的一個教堂演奏）但果然不出所料，計划破產了，希特沒有接受邀請。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柳比莫夫是個具有罕見天才的克格勃政治偵察系統的工作人員，60年代初他收買了某議員的私人秘書。他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后來他又試圖收買保守党的記者佩列格林·沃爾斯特·霍倫和很有前途的保守党年輕議員尼科拉斯·斯科特，但未獲成功。1965年他終因策反加密員未遂而被驅逐出境。 60年代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在英國活動的規模不斷擴大，但后來被3 起叛逃事件所破坏。1969年夏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叛逃到西方，此前他們都曾在倫敦工作，他們似乎出賣了不少捷安全部門間諜。 而給克格勃帶來更大損失的是1971年9 月從蘇聯在倫敦間諜机构出逃的奧列格·阿道福維奇·利亞林。利亞林是格斗好手、神槍手和跳傘運動員。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叛逃以后，老十三處（專門從事暗殺）聲名狼藉，所以1969年成立第一總局B處取而代之（而B處比它的前身更為專業化），利亞林就在該處工作。他的任務包括制定特別計划，在戰爭爆發或出現可能引發戰爭的危机時對他國的公共場所、交通、通訊目標進行破坏活動。 1971年春，即利亞林逃往西方的前几個月，他被軍情五處收買，從而出賣了在倫敦、華盛頓、巴黎、波恩和其他西方國家首都搞破坏的計划。他透露，B 處在各國首都的人員都受命盯住一些重要的活動家并監視他們的調動情況，一旦出現危机就把他們除掉。他們還要在當地居民中招募間諜，以便協助他們工作、支持B 處的間諜活動。准備在倫敦進行的破坏活動中有在倫敦地鐵中縱火，炸毀法伊林格杰爾的核打擊預報站，摧毀地面上的“V ”型轟炸机并進攻其他軍事目標。而利亞林的主要任務就在于查明更重要的目標，在戰爭爆發時可以把它夷為平地。B 處的一些計划就像中央情報局暗殺卡斯特羅的計划一樣不可思議。利亞林曾經說起其中一個：蘇聯間諜裝扮成仆役、郵差的樣子在政府机關的走廊里放上一些裝有毒藥的無色玻璃瓶，每個踩上的人都會中毒身亡。 利亞林叛逃英國之后，英國政府很少提及有關細節。但總檢察長曾對下院說過，已經對利亞林提出起訴，原因是“他在英國境內組織破坏活動”和“准備謀殺一些被蘇聯認為是敵人的大人物”。利亞林叛逃后，莫斯科總部經歷了一場危机。蘇共政治局不得不下令解散B處，并從國外間諜机關召回該處工作人員。 利亞林叛逃后軍情五處說服希特政府下令驅逐大批蘇聯情報人員。90名克格勃和情報總局的人被驅逐出境，還有15名回蘇聯休假人員接到通知，禁止他們返回英國。這樣，被驅逐的總人數達到105 人，莫斯科總部著實為此感到窘迫不已。大驅逐標志著克格勃在英國行動的一個轉折點。即使是在80年代中期，“驅逐前”的一代間諜在英國組織的行動，還被當作年輕情報人員無可挑剔的典范在第一總局的學術中心——安德羅波夫學院經常提及。學院3 門主課的教員都曾于1971年以前在倫敦事業有成。尤里·莫金講授如何主動搜集情報（他過去是“五杰”的上司）；伊万·希什金講的是對外反間諜行動（19661970年他在倫敦主持反間諜工作，戈爾季耶夫斯基被認為是克格勃內英國情報工作的頭號專家）；弗拉基米爾·巴爾科夫斯基講授科技偵察（1941—1946年他在倫敦專事這方面的工作）。1971年克格勃活動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了盡頭。駐倫敦的間諜机构受到“大驅逐”的打擊后再沒有恢复元气。雖然大眾傳播媒介經常散布一些廣為流傳的無稽之談，發表一些蘇聯間諜“大曝光”的消息。可事實与此相反，在后來的14年中，克格勃在倫敦比在任何西方國家首都更難搞到高層情報了。 克格勃和情報總局人數銳減，情報人員也處于更加嚴密的監視之下。大驅逐期間，駐倫敦的間諜頭目尤里·沃羅宁正在蘇聯度假，他沒有被禁止返回英國。自從英國政府決定不再為已被查明的間諜簽證之后（這個措施行之有效），總部就不能讓原定的人接替沃羅宁了。最后接任的是年輕的反間諜人員葉夫根尼·伊万諾維奇·拉澤布內，他曾在商務代表處任安全官員，設法逃過了被驅逐的噩運。在任間諜頭目的14個月期間，拉澤布內試圖保住了自己的“保護傘”。他拋下自己在商務代表處的辦公室，每天都到大使館去處理情報業務。作為間諜頭目他干得并不出色、所以1972年底，雅科夫·康斯坦丁諾維奇·盧卡舍維奇（即布卡舍夫）將他取而代之。此人戰后在拉脫維亞曾組織過一系列相當成功的行動迷惑了對手，因而也贏得了名聲。盧卡舍維奇不如他的前任那樣有天才，他讓戈爾季耶夫斯基想起沒受過多少教育、政治眼光短淺的外省民警。但莫斯科感到滿意，因為盧卡舍維奇在任間諜頭目期間，再沒有發生間諜被驅逐的事情。可最終還是由于他未能使克格勃在英國重整旗鼓而被調回國內，他的余生是在拉脫維亞一個微不足道的職位上度過的。 勃列日涅夫執政的時期，無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向電子偵察机构滲透都是最重要。的行動。令人惊奇的巧合是，克格勃兩名最重要的間諜几乎同時被招募（相隔僅僅几天時間），而他們又都是自愿效勞的。1968年1 月初，軍士杰弗里·阿爾圖爾·普賴姆圣誕節之后返回英國BBC 電台在哈托夫（西伯林）的電子偵察基地。在通過柏林的蘇聯檢查路口時，他交給蘇聯軍官一張字條，上面請求蘇聯情報机關代表同他聯系。几天以后美國大西洋地區潛艇部隊參謀部的值班聯絡官約翰·安東尼·沃克從諾福克（弗吉尼亞州）的基地來到華盛頓，把車停在市中心以后就鑽進了電話亭。在電話簿上他找到了蘇聯大使館的地址，然后他叫了輛出租車，在大使館旁邊的街區下了車。沃克說他想同“大使館負責安全事務的人談談”，他隨身帶來了KL－47型密碼机的解密裝置。 盡管普賴姆和沃克在克格勃的情報网中所起作用相同，但兩人卻毫無共同之處。普賴姆身心不健全，這不僅表現在性方面，也表現在社會交住中。上中學時他經常曠課，在BBC 電台他离群獨居。由于不能過正常的性生活，1962年他開始打一些內容淫穢的電話。1969年他第一次結婚并很快破裂。他開始給小姑娘打電話對他們進行猥褻。漸漸地普賴姆開始把所有個人問題。事業上的失意都歸咎于資本主義制度。他醉心于宣傳工具塑造的蘇聯和各民主國家的形象，他是通過《蘇維埃周刊》報和蘇聯及東歐國家電台的節目了解到這一切的。1982年被捕后他确信，自己為克格勒。工作“部分是由于深層的心理問題造成了對蘇聯共產主義的過高估計”。 普賴姆在柏林檢查站留的便條沒有到達第一總局，而轉給了相對慎重的第三總局的代表們。雖然第三總局主要負責蘇軍內部的安全問題和監視工作，但它有時也能招募一些在德國服役的西方軍人（一般是中下級軍官）。第三總局收買普賴姆是想与更有威望的第一總局競爭一下。在便條中普賴姆請求情報人員同他在利亞布尼茨地鐵站的餐館見面，但他在自己汽車的車門把手上發現了一張用磁鐵吸住的紙條，上面指定的接頭地點是東柏林的腓特烈地鐵站。 普賴姆同自己的接線人見過很多次面，但他只知道他們是“伊戈爾”和“瓦利姬”，他被詢問有關他個人和哈托夫与電子偵察有關的工作。盡管他一再表示自己是出于對理想的追求才來工作的，但每次他還是能得到30－40英鎊。8月份他在BBC服役期滿。經過与克格勃“上司”商議，他到切爾特南政府聯絡總部工作，在那里他負責整理截獲的俄國資料。在投入工作前，普賴姆在卡爾斯霍爾斯特的克格勃辦事處呆了一周，學習使用發報机、加密技術。微型點狀發報和使用“米諾克斯”微型相机的技巧，還有人給他解釋如何利用“郵政信箱”。每天課后他被鎖在房間里過夜。在途經漢堡飛往英國之前，普賴姆有了個代號“勞倫茨”，并得到一個裝有一次性密碼、密寫用的一大堆材料和400 英鎊現金的箱子（所有東西都藏在箱子夾層中）。到政府聯絡總部工作的前6 年半，普賴姆在倫敦的材料整編小組工作，這個專門從事解密的小組設在圣丹斯塔齊山。1969年秋天他結束學業，通過語言考試以后到密碼員崗位上工作。總部通過廣播通知他設置在近郊的“郵政信箱”，在那里他發現了莫斯科總部的祝賀信和400 英鎊。在政府聯絡總部，普賴姆仍不大討人喜歡，人們認為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但由于兩個原因他沒有引起怀疑。首先，由于工作特點和需要經常只任用少量秘密專業人員，所以在聯絡總部怪誕异常的人總是不少。另外，人們認為他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因為婚姻不幸和心中气忿不滿造成的；眼看著那些更有能力的語言學家都得到了升遷，他抱怨說，這僅僅因為他們受過高等教育而已。 同与世隔絕的普賴姆不同，沃克總是晚會上社交的中心。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酒吧里他總愛喊：“跑堂的！來杯威士忌，祝賀我被稱作約翰·沃克！”實際上他很早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少年時代他就到海軍服役，他棄學是為了逃避對四次溜門撬鎖的懲罰。几次生意之后他負債累累，想強迫妻子賣淫以擺脫發發可危的經濟窘況。沃克甚至要全家人都參与為克格勃工作，他認為女儿怀孕會影響間諜活動就試圖說服她打胎。盡管沃克的相貌不能給人信任感，但他卻輕而易舉地騙過了親朋好友、情婦、同事和上司。在1972年他的長官為他寫的評語中說：“沃克非常奉公守法，為自己在海軍工作感到驕傲，無條件的烙守海軍工作原則的傳統。他責任心极強、為人正派、頗富幽默感。他待人友善，和朋友們相處和睦” 這首“頌歌”寫成時，沃克已經為克格勃干了4 年。他拜訪華盛頓的蘇聯使館時展示自己設置的樣品，并聲稱他可以暢通無阻接近加密机和解密裝置，為此他要求每星期l000美元的酬金。他得到了2000－3000美元的預支款（具体數目他不記得了）并商定几星期后在亞歷山大百貨商場見面。然后，沃克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帽子，被塞進小汽車后座上。他低垂著頭坐著，兩個身材高大的俄國人坐在他的兩旁。小車把他送出使館后門，他上了公共汽車。2 月份在亞歷山大百貨商場見面時沃克交出了几張解密卡，為此他又得到了5000美元，這在當時對克格勃來說是個龐大的數目。此外他還被明确告知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使館的人對他說，為了他的安全，直接見面只在万不得已時才采用，聯系將通過“郵政信箱”進行。他得到具体指示、地圖、郵政信箱所在地的照片和微型“米諾克斯”相机。沃克覺得在大西洋地區潛艇指揮聯絡中心用“米諾克斯”拍一些秘密情報和密碼材料是再簡單不過的任務了。后來他調侃地說：“連百貨商場里的安全工作都比海軍要好得多。”被他污辱欺凌的妻子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間諜。1976年他倆离婚前，她曾兩次試圖給聯邦調查局打電話，但每次都因缺乏勇气而挂上了話筒。后來她只能在酒精中尋找安慰。 60年代末，在華盛頓負責打入美情報机關工作的反間諜系統由奧列格·卡盧金領導。由于他為克格勃培養了在美國最重要的間諜沃克，使他在第一總局飛黃騰達，1974年他成為局里最年輕的將軍。 莫斯科總部的一些領導認為，以前英美在電子偵察領域里的間諜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因是對他們不夠愛惜。比如，1963年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杰克·丹拉普因為無法承受壓力而自殺；聯邦調查局在英國BBC 的間諜杜格拉斯·布里特，在倫敦准備同自己的監控人接頭時，被軍情五處一次很平常的跟蹤查獲。与此相比，克格勃与沃克的合作則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開展的。 普賴姆和沃克的同時被招募，導致了克格勃電子偵察机构大改組。改組前電子偵察一直由八局控制，八局還同時負責密碼和克格勃聯絡的安全保障工作。1961年在尼拉古·尼古拉耶維奇·安德烈耶夫的領導下組建了新十六局，專門負責電子偵察。1973年伊戈爾·瓦西里耶維奇·馬斯洛克接替了安德烈耶夫。新十六局的工作同第一總局十六處的工作緊密相關，該處從這時起全權負責第一總局中刺探外國電碼密碼及向電于偵察机關滲透的工作，十六局駐國外間諜机關的所有工作人員只從事單一的工作。而且完全獨立于間諜机關采取的其他行動。甚至在第一總局內部也要遵守嚴格的保密制度。維塔利·謝爾蓋耶維奇·尤爾琴科1975一1980年在華盛頓的間諜机關任安全官員，他甚至不知道還存在一個約翰·沃克——間諜机關最重要的情報人員。十六局還有一條雷打不動的規定，禁止同間諜在其工作國接頭。十六局最中意的見面地點是維也納、赫爾辛基和德里，這三個首都均在蘇聯集團之外，而且克格勃有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 雖然沃克已改由第一總局十六局的人領導，但三局仍然操縱著普賴姆，他們拒絕將自己的“明星”轉讓給競爭對手。他們讓普賴姆在芬蘭和奧地利中選擇一個作為同監控人會面的地點。”也許由于普賴姆懂德語，他選擇了奧地利。不能排除，他還于1970年度假時在以色列，1971年在羅馬，1972年在塞浦路斯見過自己的監控人。他和克格勃的主要聯絡方式是通過“郵政信箱”和莫斯科電台。沃克和第一總局十六局的聯系更為謹慎詭秘。從1968年2 月在亞歷山大百貨商場的那次接頭以后。他再沒同克格勃直接接触過，直至1977年才同自己在十六局的監控人在卡薩布蘭卡見面。因為在前一年沃克离開海軍并開始監控自己的“下手間諜”——他的同事杰里·阿爾弗雷德·威圖奧爾特。沃克的監控人同他說定每年在印度或奧地利見兩次面。沃克選擇了維也納。盡管他對十六局的建議從未怠慢過，但那邊還是不斷勸他多加小心，“如果有危險，最好別動手”。克格勃把同間諜的合作說成是有共同理想作基礎的，這未必能使沃克感興趣，但大概對普賴姆有一定意義。這個共同理想出奇地簡單：雙方都在為全世界的和平事業貢獻力量。兩人被告知，“我們只渴望和平，而帝國主義者希望戰爭”。 雖然三局同普賴姆的工作進行得不像沃克和十六局之間那樣天衣無縫，但安全性和保密性也一直很高。普賴姆在倫敦電碼整編小組工作7年半（1968.9－1976.3），在政府聯絡總部工作一年半（1976.3—1977.9），這期間他從未受過怀疑。离開政府聯絡總部以后他干過出租車司机、 酒販子， 与克格勃失去聯系有3 年之久。但1980年克格勃同他恢复了聯系并說服他在維也納同監控人見面，在那里他交出了15卷以上的膠卷（后來他得知大多數顯像很差）、一些照片和錄音帶，這些是他离開政府聯絡總部后保存下來的。監控人沒有指責他离開聯絡總部，也沒指責他同克格勃中斷了聯系，只是力勸他重返聯絡總部（當然，這毫無結果）。离開維也納前普賴姆得到了600 英鎊。1981年他去了波茨坦，就他提供的那些文件回答了一些問題，作了一些解釋。這一次他被建議到比孔斯菲爾德的英國軍隊中教授俄語，這樣他就可以為克格勃未來的工作挑選一些合适的人。但建議仍毫無結果，臨別他又得到了4000英鎊。 1982年夏，普賴姆因對未成年少女的下流行為被捕，這時軍情五處和政府聯絡總部才查出他的間諜行為。 三局的行動完全獨立于第一總局， 戈爾季耶夫斯基從1971年起在莫斯科總部負責英國方面的工作，1982年6 月到倫敦間諜机關，就連他也是在普賴姆被捕后才知道他的情況的。据五角大樓估計，普賴姆給英美情報聯盟帶來的損失有10億美元。10年間普賴姆提供給克格勃的情報包括政府聯絡總部的行動、編制和有關國內外的基地的情況。1976－1977年在政府聯絡總部工作時他可以接触到絕密文件，其中包括政府聯絡總部在破譯蘇聯情報時的成敗情況，還有兩顆美國偵察衛星的絕密材料。 然而最重要的情報，克格勃是從兩個自愿效勞的美國間諜那里得到的。1975年4 月至1976年底，美國毒品商人安德魯·李向駐墨西哥的克格勃間諜頭目提供了偵察衛星系統投入使用和其他衛星系統的詳細技術資料，他是從一名叫克里斯托夫·博伊斯那里得到這些的，此人是加利福尼亞州TPB 公司人員。偵察衛星的研究人員。1978年初，當時在中央情報局總部監視中心任職的威廉·凱姆佩茲來到希腊、雅典的間諜机關，帶來了開始使用美國最新的偵察衛星KH—11的指令。 盡管1942—1943年繼克恩克羅斯之后，在英國電子偵察系統工作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間諜确實是普賴姆，但由李和凱姆佩茲所做的工作，有理由認為，五角大樓對普賴姆帶來的達10億美元損失的估計是言過其實的。普賴姆被捕后，第一總局開始批評三局在同間諜合作方面方法不當。三局沒有像第一總局十六局同沃克那樣和普賴姆保持長久的聯系。那一年正赶上普賴姆可以廣泛接近政府聯絡總部的秘密文件，而他從廣播中得到的三局的指示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破譯出來，与他的聯系就此中斷了。因此他在政府聯絡總部搞到的部分情報一直到了1980年才在維也納的會面中轉交給監控人。 在十六局同沃克的合作中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問題。約翰·沃克為克格勃工作了17年，直到1985年他的妻子鼓足勇气撥動電話把他的事報告給聯邦調查局。在80年代初的9 年中沃克控制了他手下的間諜杰里·威圖奧爾特，除此以外他還試圖發展自己的女儿，但是毫無結果。他不僅提供了海軍各系統的情報，還有其他武裝力量、政府、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情報。十六局還要求他提供加密机每日的解密材料，以便破譯各种信息。沃克間諜小組提供了大量有關密碼的密鑰資料，他被捕后有關損失的估計表明：他的背叛使蘇聯破譯員破譯了成千上万份美國情報。對于蘇聯來說破譯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們可以預先了解美國人的行動。1968——1973年在西貢任中央情報局駐外間諜机构頭目的特奧多爾·舍克利曾說過，在越南戰爭的決定性階段，“他們（越南人）總能預知B－ 52的轟炸目標。甚至由于天气原因飛机停飛備戰時，他們都知道將要轟炸哪些目標。很自然，這种狀況削弱了轟炸的效果，因為他們已經做好了准備。這簡直不可思議。我們無論如何搞不懂，究竟出了什么問題。”盡管舍克利的批評，毫無疑問，高估了蘇聯和北越消息靈通的程度，但這可以使人明白，由于泄漏情報使對方了解作戰計划對軍事行動的心理作用是多么巨大。美國海軍經常說，每當舉行秘密（自認為）軍事演習時，周圍總有蘇聯艦船。一位海軍將軍埋怨說：“他們好像有了我們作戰計划的副本。”有時莫斯科總部也正是這樣認為的。在一次會面中接線人興奮地告訴沃克，由于他對世界和平的卓越貢獻他獲得了蘇聯海軍將軍的軍銜。“請替我向他們表達深深的感謝。”沃克回答說。 普賴姆和沃克的案件說明了克格勃活動的能力和他們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在英、美活動中遇到的問題。二戰末期克格勃最重要的間諜——“五杰”，英國的怀特、希斯、李和美國的加利都是出于一种信仰而工作的。他們在事業上猶如在高空飛翔的鳥，最后都能夠到達國家權力的高層。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后，克格勃在英、美那种有理想和天才的間諜已銷蹤滅跡。70年代在英、美的最重要的間諜是兩個微不足道的刑事犯——一個是溜門撬鎖的小偷，另一個是行為下流的慣犯（當然不是重大罪行），他們兩人都沒有特殊的才能，在無關緊要的職位上工作，但是這些職位确實使他們能夠接触英、美電子偵察的最重要的秘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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