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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8） 斯大林認為，貝利亞的大帝國在戰爭年代的膨脹導致了貝利亞本人擁權過重。1946年初，貝利亞進了政治局，并擔任了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職務。但与此同時，貝利亞在內務人民委員部里的位置則被他的第一副手謝爾蓋·科魯格洛夫代替，這個像熊一樣的家伙曾因保障三巨頭會議有功，被不列顛帝國授予騎士榮譽稱號。1946年3月，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由“委員部”改組為“部”，分別稱為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稱謂的變化，也意味著這兩個机构地位的上升。此后不久，貝利亞·梅爾庫洛夫的嫡系也被從國家安全部首腦位置換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維克多·謝苗諾維奇·阿巴庫莫夫，和科魯格洛夫一樣；此人也不屬于貝利亞的“高加索黑手党”。但是如果斯大林以為阿巴庫莫夫能限制貝利亞在國家安全机關里的影響的話，那這一次他可就錯了。赫魯曉夫确信，阿巴庫莫夫很快就成了“貝利亞的人”。如果不事先同貝利亞商量，他從不向任何人乃至斯大林報告任何東西。 阿巴庫莫夫的領導作風以殘酷、貪婪著稱，但對自己的部下，他卻親切有加，關怀備至。大概正是阿巴庫莫夫擔心自己在契卡的歷史功績里處于次要地位而下令從國家安全部軍官俱樂部紀念室搬出那些神圣的紀念品——捷爾任斯基的塑像、畫像和軍便服。阿巴庫莫夫是俱樂部夜生活的常客，他去那儿和朋友們打台球，并在一個專門提供的單間里同情婦睡覺，那里面有的是進口飲料，法國化妝品。國家安全部出國回來的軍官，利用昂貴的禮物向阿巴庫莫夫表示敬意，這已成了傳統。叛逃者彼得·杰里亞賓回憶說，他在維也納給頭儿先后買過童車、裙子，价值10万盧布。阿巴庫莫夫1951年被捕，1954年被處決。在給他定的罪名中就有“道德敗坏”和“貪污”。 阿巴庫莫夫能爬上國家安全部部長的寶座，得益于他在“斯梅爾什”的成就。這是1943年 4月重組的一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別机构”，他當時在軍隊中從事反間諜工作。當時斯大林親自主持召開了間諜机构領導人會議，“斯梅爾什”組織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設立的。官方文件證明，最初有人建議叫“斯梅爾涅什”——來自戰爭年代流傳甚廣的一句口號：“消滅德國間諜”。但是斯大林不同意這個叫法： “說老實話，我們干嘛要只對待德國間諜？難道別的國家的間諜机构就不針對我們國家嗎？還是泛泛地叫‘消滅間諜’為妥，或干脆叫‘斯梅爾什’（即“消滅間諜”的俄語縮略讀音——譯者往）”。 然而“斯梅爾什”的任務卻不僅僅限于破獲外國間諜，它還在一大批情報員的幫助下肩負監視、調查軍隊中不滿分子和投降分子的使命。斯大林作為國防委員會主席和國防人民委員，這次又把“斯梅爾什”的領導大權也抓在了自己的手中，由此來看，“斯梅爾什”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在紅軍解放的土地上，“斯梅爾什”查出了那些通敵的嫌疑分子，鎮壓了民族主義反對派。到戰爭后期，把調查500 多万被遣返的蘇聯被俘公民的任務也納人了“斯梅爾什”的職權范圍之內。而英、美反間諜机构竭力想在盟友面前完成自己的使命，也經常參与這种野蠻的遣返工作。其中，有兩百万的蘇聯公民就是這樣被強行遣送回國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還被投進了監獄，簡直就等于把希特勒的監獄換成了斯大林的監獄。而蘇聯官方歷史對此卻閃爍其詞，只承認“斯梅爾什”是帶著一种“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了那些經歷了德國集中營磨難的蘇聯被俘軍人。事實上，當時几乎把所有這類人都當作了逃兵。1945年6 月，美國駐蘇大使阿維烈·加里曼曾向國會報告： “當俘虜回到莫斯科他們的家時，大使館所知道的只是……運送被遣返人員的車隊途徑莫斯科繼續東進，當列車停在莫斯科站時，‘旅客’們被剝奪了与外界的一切聯系。” 一些人經“斯梅爾什”簡單審訊后就被槍決了，大多數人被關進了北极圈附近的集中營， 很多人就再也沒有從那里出來。 被美國遣返回國的弗拉索夫將軍及其“俄羅斯解放軍”戰士也未能逃脫這可怕的命運的召喚。弗拉索夫是莫斯科保衛戰的將軍之一，1942年被俘，后來曾抨擊蘇聯政体是十月革命殘暴的畸型儿。他所領導的、由蘇聯被俘人員組成的志愿軍，1945年曾在東線与德國人浴血奮戰。遣返弗拉索夫部隊的美國士兵動用了催淚瓦斯，不少戰士為了表示抗爭，甚至自縊身亡，或用其它方式自殺。在遣送弗拉索夫回國時，匈牙利國務活動家尼古拉斯·尼亞拉季正好在莫斯科，他后來這樣寫道： “蘇聯竭力要通過弗拉索夫這個例子表明，等待變節者的是什么下場。弗拉索夫是被最殘忍的手段折磨至死的，蘇聯甚至還向全体人民詳細描述了他死去的過程以及他臨死前掙扎了多長時間。他那支部隊里的軍官和士兵也都被用同樣的方法處死……”1946年，“斯梅爾什”表面上被取消了，但它的職能卻轉到了國家安全部第三局。正如官方歷史指出的那樣，在戰爭的后几年，“斯梅爾什”的任務甚至同國家內務人民委員部一樣，“在于幫助被解放國家的人民建立和鞏固自由的地方政体形式”，換言之，即保障沿蘇聯西部邊境國家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這項使命也是后來阿巴庫莫夫領導的國家安全部的最重要任務之一。1944年，在与南共党員米洛万·賈拉斯的談話中，斯大林對一句中世紀格言的含義進行了闡述：“誰執政誰就規定宗教的信仰”。 “這場戰爭不同于以往，誰奪到領土，誰就可以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社會制度。每個人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只要他的部隊足以做到這一點。舍此別無他途。” “人民民主”制度逐漸在東歐國家蔓延開來。當然，實現的途徑并不完全一樣，有的靠武力，有的靠智取，在這方面，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起了關鍵作用。那些幫助蘇聯在自己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大部分人都是鑽營之徒、暫時得勢者，他們違心地承認，只有蘇聯的力量能夠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每一個東歐國家里都有一些共產主義者或同情者，他們篤信社會主義的選擇，正如第一代布爾什維克和蘇聯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在頭一個五年中對這种選擇的迷信一樣。后來成了斯大林公開法庭犧牲品的匈牙利共產党員格奧爾吉·霍多斯寫道：“對一名為全人類服務、為美好未來的誕生而努力的共產党員來說，這些是多么幸福。二戰的夢魔過后，秩序似乎建立起來了，這將是一個多么令人神往的秩序啊……，我們高舉著共產主義旗幟建設了社會主義的匈牙利。” 東歐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和對斯大林的崇拜是密不可分的。在全世界共產党人眼中，這不是一位冷酷、多疑、病態的暴君，而是一位神奇的英雄。他栩栩如生地向“朝拜者”們描述著世界的美妙前景。戰爭末期，甚至連吉拉斯和大多數南共党員也都把自己視為是真正斯大林主義者。吉拉斯說： “斯大林毫無疑問是天才里的天才，不僅如此，他還是新社會的思想和希望的化身。這种對斯大林，同時也几乎對所有蘇聯人的崇拜有一种奇怪的模式和范圍……這些共產党員中，不乏修養高深、通曉文學、哲學的人，但我們大家都怀著一种狂熱接受了他的思想，接受了他表達那些思想時所具有的‘完美’。我本人曾多次談到他的文体像水晶一樣明晰，談到了他的哲學的深度以及他的評論的現實性，似乎這些都是睿智的表現。” 斯大林与其盟友之間的第一次嚴重分歧源于波蘭的政治改革。在波蘭這种熱情是罕見的。“共產主義”，1944年斯大林說，“不适于波蘭人。他們的個人主義、民族主義觀念太頑固。”波蘭共產党是兩次戰爭之間歐洲几個影響較小的政党之一。無論是莫斯科，還是波蘭人自己同胞都這么認為。在波蘭國內，党的活動是地下的，許多武裝組織的戰士也遭被捕，而那些跑到莫斯科的人，等待他們的卻是更可怕的命運——“大恐怖”期間，他們几乎全被清洗。活下來的只有那些被關在相對安全的波蘭人監獄里，像后來成為党的領袖的弗拉基斯拉夫·哥穆爾卡這樣的人以及少數与內務人民委員部合作、幫助屠殺自己同胞的人。這樣，波蘭共產党實際上已名存實亡了，于是共產國際在1938年宣布波共正式解散。 戰爭期間，波蘭抵抗力量的中堅是克拉約瓦軍。它具有強烈的反共情緒，始終為了波蘭被瓜分以及斯大林的壓迫而對蘇聯耿耿于怀。當1939年德國人打進波蘭以后，斯大林認為到了共產主義東山再起的時候。1941年12月，一小批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波蘭間諜在馬爾采里·諾沃特科、博列斯拉夫·莫洛熱奇和帕維爾·芬代爾率領下空降到波蘭，旨在重建戰前政党，但這次卻冠以新的名稱——波蘭工人党。芬代爾与弗拉基斯拉夫·哥穆爾卡取得了聯系；讓他擔任党的華沙市委書記。諾沃特科身負另一個秘密使命一搞垮克拉約瓦軍。他奉內務人民委員部之命，向蓋世太保提供了一些克拉約瓦軍士兵名單。毫無疑問，諾沃特科同蓋世太保的接触是內務人民委員部計划中的一個步驟。后來，莫洛熱奇把諾沃特科作為叛徒槍斃了，而莫洛熱奇本人也被党的法庭判了死刑。芬代爾后來也被蓋世太保殺害，這就為哥穆爾卡登上波共總書記的寶座開辟了道路。他并不是斯大林的人，党的第一把交椅他也是在与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系遭到破坏時坐上的。哥穆爾卡以共產主義地下民警隊的名義組建了“人民近衛軍”，這支隊伍應該是克拉約瓦軍的對頭，因為党的領導層都明白，他們要想取得政權。与其說需要國內的支持，不如說是需要有蘇聯的支持。党的优秀思想家阿爾弗雷德·蘭佩1943年去世前不久寫道：“什么樣的波蘭才會不是反蘇的呢？” 1944年7 月23日，斯大林在盧布林組建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目的在于使它成為未來傀儡政府的核心。當紅軍兵臨華沙城下的時候，蘇聯電台就號召人民拿起武器： “一鈔鐘也不要耽擱……華沙人民，拿起武器！把德國侵略者赶出去，為自由而戰！”8月1日，克拉約瓦軍武裝暴亂，華沙人民英勇戰斗了兩個月，可維斯瓦河對岸的紅軍卻作壁上觀。而等百余万波蘭人陣亡了近四分之一時，斯大林卻撤了一些領導的職務。稱這些人是“一小撮鑽營的刑事犯”。有一個月時間，斯大林拒不允許那些從意大利起飛、為叛亂分子運送食品的英美飛机在蘇聯机場加油，而且拒絕為負傷的机組人員提供醫療幫助。對華沙起義的鎮壓，解決了共產党人的心腹大患——克拉約瓦軍。待克拉約瓦軍潰退之后，內務人民委員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隊，其任務在于掃除克拉約瓦軍殘余。建立共產主義政權。這支小分隊的指揮，是后來克格勃和情報總局的頭子伊万·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將軍。他個子不高，很敦實，是一個殘忍、狂熱、极端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是他監督執行從高加索的大遷移。為了查出克拉約瓦軍士兵，謝羅夫想了許多高招：從培養波蘭工人党分子到截獲、破譯無線電通信。1945年1 月，當盧布林委員會宣布自己為臨時政府的時候，克拉約瓦軍已正式解散。一部分士兵轉人地下，也還有一些人倒向了共產党，但大多數人都洗手不干了，因為他們早已厭倦了那种生活。 內務人民委員部除了要清除异党外，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在波蘭設立分支机构。新成立的組織叫波蘭安全局，頭子是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維奇。此人最初任盧布林委員會中一個部門主任，后來——一直到1954年前——任公安部長。拉德克維奇戰前生于白俄羅斯，是共產党武裝部隊成員；和哥穆爾卡一樣，他也在波蘭監獄中經受過磨難；他的殘忍是同他那迷人的外表以及能言善變揉和在一起的。戰后美國首任駐波蘭大使阿爾圖爾·布里斯萊恩1945年同他會見后寫道： “我們曾听說他總是竭力使与之交談的人在心里產生恐懼感，然而同我們會談時，他舉止相當坦誠、有禮。他長相標致、顯然帶有俄一猶血統，精心梳理過的頭發烏黑發亮，那張英俊的面孔透著智慧和活力。他從一個很合邏輯的話題談了起來，他說，法西斯給波蘭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新政府不得不從一位盟友那里尋求幫助。英國和美國离得太遠，而俄羅斯是波蘭最近的一個鄰居……他坦率地承認，俄國人給他派來了200 名內務人民委員部教官，按照蘇聯模式幫助波蘭組建安全警察。” 盧布林委員會剛剛成立，拉德克維奇即被召至莫斯科覲見貝利亞。而當他返回波蘭時，身邊就多了兩位護送者：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高級顧問一一謝利瓦諾夫斯基和梅爾茲尼科夫將軍，他們在謝羅夫的統一領導下監督波蘭安全局的組建。波蘭安全局的誕生非常艱難。到1944年12月，共選拔了2500人，但拉德克維奇向波蘭工人党政治局抱怨說他們都太年輕，沒經驗，他們的領導也太懦弱。然而他的副手，內務人民委員部見習間諜羅曼·羅姆卡夫斯基，卻稱新組織針對克拉約瓦成功地進行了一系列行動，摧毀了他們在各省的領導机构。政治局甚至收到机秘情報：紅軍的占領和搶掠使局勢复雜起來，（補充一點，雖然報告措詞非常尖刻。但是關于奸淫少女和婦女卻只字未提），法西斯的暴行被蘇聯人的暴行所取代。政治局委員、過去曾指揮過俄國的第一支波蘭軍隊的西格蒙德·貝爾林格將軍在給哥穆爾卡的信中寫道： “貝利亞來自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爪牙帶來了全國性的災難，而來自拉德克維奇机构的罪惡因素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合法和非法的搜查中，人們的許多什物都被順手牽走；一些無辜的人被平白無故驅逐出境或投進監獄，像狗一樣被拉出去槍斃……沒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是什么人、為什么要逮捕他，會怎么處置他。” 在1945年召開的波蘭工人党中央全會上，哥穆爾卡承認，波蘭安全局已和內務人民委員部一樣處于失控狀態： “雖然沒有人喜歡安全机构，但他們好像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他們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且這些政策無人干涉……在我們的監獄里對待犯人像對待牲口一樣。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員腐化墮落，為所欲為……結果，我們簡直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可怜的影子与幫凶。” 拉德克維奇憂心忡忡： “安全机构現有11000 人，但這只占應有雇員的四分之一。危机的征兆正在机构內部產生……出現了一些對抗性組織，不滿情緒在滋長……、很難說我們到底從俄國顧問那里得到的好處大還是害處大。第一階段他們幫助了我們，第二階段就開始給我們帶來災難。現在局勢變了，暫時還沒有擺脫他們的必要。” 然而，能夠決定內務人民委員部顧問去留的，卻不是波蘭人，而是莫斯科，可斯大林本人并沒打算讓他們撤回。 在除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之外的整個東歐向“人民民主”過渡過程中，蘇聯顧問監控的共產主義安全机构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大多數東歐國家的政治建設都是依据相同的模式發展的。它們在解放之初，或多或少地都成立了一些由新法西斯政党組織合并而成的自由聯盟，但是安全机构和其它一些政權机构慢慢都落入了共產党手中。過了一段時間（在不同國家長短不一）之后，當時的政府就被新的偽聯盟政府所取代。新政府是在共產党人的領導下組建的，它們自然會為一党專制國家的建立開辟道路。但是在波蘭，聯盟政府從成立時起就是傀儡。1945年1 月，蘇聯承認盧布林委員會為波蘭臨時政府，但西方盟國并未給予支持，它們不僅拒絕承認，還宣稱其為缺乏代表性的傀儡政体。 雖然華盛頓想像不出波蘭對自由的限制程度，但它卻成了羅斯福的繼任者杜魯門与蘇聯領導層第一次嚴重沖突的起因。在1945年4 月23日會見莫洛托夫時，毫無經驗的新總統直言不諱；美蘇關系不能繼續建立在“單行道的原則”之上，蘇聯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莫洛托夫當時臉色刷白，一時無言以對，但后者答道：“這一生中還沒人這么跟我說話。”据杜魯門本人回憶，他當時的回答是：“只要遵守協議，就沒人再這樣跟您說話。” 羅斯福死后，住在喬治敦（華盛頓的一個區）的加利·霍普金斯几乎被人遺忘了。他只比總統多活了九個月。艾哈邁洛夫還像往常那樣，以斯大林的名義試圖讓他确信，在美蘇關系緊張時刻，他似乎听到了出發信號的烈馬。美國國務院以及新任國務卿詹姆斯·弗，貝爾納斯認為霍普金斯過于主觀，無法正确判斷蘇聯領導人的夸夸其談。但杜魯門卻駁斥了他們的反對意見，對這次訪問莫斯科滿心喜歡，所以很痛快就同意了。 5 月26日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談時，霍普金斯強調，保持世界合作的完整性、保持羅斯福總統和元帥（斯大林）為之付出了巨大辛苦的美蘇關系是很重要的。正是，“我們不善于把雅爾塔協定有關波蘭的條款付諸實施”，從而導致美國喪失了与蘇聯合作的信心。霍普金斯的親蘇態度使一些歷史學家目瞪口呆，因此他們确信：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把霍普金斯視為自己的間諜。沃伊特赫·馬斯特內寫道： “在美國社會對蘇聯的態度上，霍普金斯利用了不久前還是對他不利的轉折机會，但他并未把這种變化同美、蘇的影響聯系起來。恰恰相反，對于斯大林在支持羅斯福關于新‘世界合作’主張方面的所作所為，霍普金斯在給予肯定評价的同時，竭力為斯大林開脫罪責，而沒到場的英國人卻成了替罪羊，斯大林也當然沒錯過抨擊他們的時机。” 斯大林稱英國保守党，包括邱吉爾在內，都是蘇聯自由波蘭計划的反對者，因為他們竭力要在蘇聯周邊地區重建充滿敵意的“防疫地帶”。為避免對英國這种錯誤政策的解釋發生爭論，霍普金斯兩次強調，說美國奉行的則是完全另一种政策，其意圖是使蘇聯所有鄰國都成為友好國家。斯大林則表示：要是那樣的話，他們彼此間就很容易在波蘭問題上達成一致。此時，霍普金斯只好回答：他很高興听到斯大林這番話。 霍普金斯后來又說：“我們承認任何政府，只要它是波蘭人民選出的，對蘇聯持友好態度”。當時無論是霍普金斯，還是杜魯門，都沒認識到一個尷尬的事實，即任何一屆波蘭政府都不可能對這兩項要求作出承諾。對內務人民委員部和霍普金斯的關系持怀疑態度的馬斯特內教授再一次做出結論：“霍普金斯最終還是同意了蘇聯的建議……，波蘭問題就這樣在沒有英國人在場的情況下，由霍普金斯和斯大林解決了。”几個流亡在倫敦的波蘭人，純粹作為象征性的代表，被吸收進了由共產党領導的臨時政府之中，而米科萊奇克也得到了一個名聲顯赫、卻沒有絲毫實權的副總統職位。這樣一來，現任政府尚未解決的自由選舉問題便被擱置起來。雖然霍普金斯超越了賦予他的職權范圍，杜魯門仍然認為他是鞏固軍事聯盟的紐帶，于是，對協議的簽訂表示歡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始終認為，正是在霍普金斯的幫助下，他們才得以贏得了對美帝國主義的胜利。事情的确如此，霍普金斯無論對羅斯福的影響，還是后來對杜魯門的影響，在客觀上都迎合了蘇聯的利益，然而他卻從未意識到自己已經做了蘇聯的“間諜”。他狂熱地希望自己能為蘇美關系的鞏固出份力量，并且幼稚地篤信，斯大林會忠誠于新的世界秩序。但他們這些想法通過艾哈邁洛夫再次被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予以利用。 對于波蘭問題， 斯大林和霍普金斯協商出了一個令各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1945年7 月間召開了波茨坦“三巨頭”會議，雖然霍普金斯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早先由他參加擬定的方案卻得到了會議的确認。然而，隨著蘇聯忽視人權現象的日益嚴重，霍普金斯對未來蘇美關系的信心也出現了危机。他曾為十六位波蘭領導人請求特赦， 但他人還沒离開莫斯科，對這十六個人的公審就開始了。1946年1月，霍普金斯帶著自己的幻想撤手人表。 美國駐華沙大使阿爾圖爾·布里斯·萊思痛心地指出，“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波蘭安全局已把政權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在波蘭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不可能實現我們所理解的任何一种民主。1944－－1947年間，蘇聯對波蘭安全局的控制達到了极點。當時波蘭安全局的每一個部里都有一位蘇聯顧問，他們握著最后拍板的權力，連波蘭安全局學校教師的教案都得經蘇聯顧問過目，由他們按照自己的觀點加以修改。1947——1949年間，波蘭安全局各區分支机构里的顧問，都先后撤回莫斯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華沙之外的各省分部里的顧問總數減為兩人。在有些重大行動中，尤其在虛偽的選舉中，波蘭安全局的表現不佳，只夠一個“差學生”的標准。莫洛托夫在雅爾塔聲稱，在波蘭組織選舉只需一個月的時間，而實際上波蘭安全局對自己戰胜兩個反對党（農民党和基督教勞動党）的能力如此缺乏信心，以致選舉不得不推到1947年，顯然是指望有“瑞雪”相助。雖然偽選舉准備了兩年，但假的痕跡依然那么明顯，甚至能夠看得出蘇聯顧問在波蘭安全局里的活動影子。當然，反對党被明令禁止活動一年，而且為了避免后來在1952年舉行的大選中失敗、保證共產党領導的波蘭統一工人党有明顯的优勢（該党成立于1948年），蘇聯顧問還專門辦了為期三個月的訓練班，由科諾普科小姐极為詳盡地講解了如何事先偽造選舉結果的技術性問題。 然而，波蘭安全局還面臨一個問題，這就是波蘭天主教的影響，對這個問題，連蘇聯顧問也感到束手無策。于是出籠了許多极端無恥的“發明”，其中一個就是由葉列克·拉巴諾夫斯基中校在死刑犯們請求神職人員到場時假扮成一名天主教、或東正教、或基督教的神父。 1945年春天，當共產党成功地奪取了波蘭政權以后，克格勃未來的頭子、謝羅夫將軍，又前往德國領導蘇聯軍事机构設在那里的一個“內務”分部。該部机關設在柏林城郊卡爾斯霍爾斯特一棟大樓里，四周都是鐵柵欄和鐵絲网，外加警犬的巡邏隊在保衛著。在“內務”分部的“領地上”，謝羅夫建立了一個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后稱國家安全部）的獨立王國。他把自己的總部設在以前的野戰醫院里，把自己那漂亮的住宅給了手下的軍官們，并且還擴建了一個巨大的車庫。能進人該地區的只有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大概有兩千人左右。謝羅夫在蘇占區組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情報网，任命曾擔任過波蘭安全局顧問的梅利尼科夫少將擔任領導。他們把蘇占區划分為若干個區，每個區都設立分支机构，這些區又按順序划分為更小的段，這些段受“作戰小組”指揮。這個龐大的机构對各政党、宗教、工會實施監督、推動蘇化的進程，卡爾斯霍爾斯特成了蘇聯境外對西方間諜机构中最大的基地。 “共產主義對德國人來說，就像馬鞍裝到牛身上一樣不适合，”斯大林曾這樣抱怨過。1945年4 月30日，德共領導人結束流亡生涯返回德國，而這一天正好是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殺的日子。在德共的上層領導人中有兩位最杰出人物——六十歲的威廉·皮克（后來民主德國首任總統）和五十二歲的瓦爾特·烏布利希（民主德國執政党第一書記），他們既是從事地下工作的老手，同時又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嫡系。起初，謝羅夫和德共領導人干得謹小慎微，因為他們搞不清怎樣把這個國家置于共產党的監控之下。烏布利希從莫斯科回來以后，是這樣對自己親密的戰友說的：“一切都要貌似民主，但我們得握有控制權。”他的第一個策略就是組建一個非正式反法西斯聯盟，由德共和經蘇聯軍事机构允許的另外三個政党組成。但在蘇占區舉行的自由選舉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分子（社民党）占了上風。說實在的，紅軍在慶祝胜利時在德國的濫施淫威使德共名譽掃地，如果沒有蘇聯軍事机构強有力的支持，恐怕德共想要贏得領導權是毫無希望的。 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勢力的壯大令人不安。朱可夫元帥開始給社會民主党領導人施加壓力，以期從那儿得到同共產党聯手的允諾。英國當局曾收到兩位著名的社會民主党人寄來的控告書，他們指控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以逮捕相要挾命令他們“為聯盟宣傳”，而拒絕的人已被投入原法西斯集中營——薩克森豪森監獄。据西德的社會民主党主席埃里希·奧倫豪爾講，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4 月，至少有兩万名持不同政見的東德社會民主党成員遭到了迫害、監禁、甚至槍殺。由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威逼恫嚇，1946年4 月22日，在列宁誕辰這一天，德國共產党和社會民主党統一為德國統一社會党。盡管在1946年秋季舉行的市和區選舉中危險依然存在，德國統一社會党只贏得了近百分之五十的選票，但是，一党制政体的趨勢已是無法遏制了。 1947年8月，按照蘇聯軍事机构第201號命令，在東德成立了安全警局第五部，這是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的前身（東德國家安全部是1949年10月東德正式宣告成立之后建立的）。第五部的頭子、后來又成為東德國家安全部頭子的威廉·蔡塞爾，是蘇聯國家情報總局派到德國的間諜。在國內戰爭時期，他以戈梅斯將軍的化名指揮過第十三國際旅。他最親近的助手中有一個叫魯道夫·赫恩施塔特的情報總局間諜，此人的最大功績要算是招募了德國外交官魯道夫·馮·謝里哈。同波蘭一樣，國家安全部派來的顧問們也給東德准備好了選舉結果。1956年在東德舉行的首次全民選舉中德國社會主義統一党獲得了99·7 ％的選票——這是1946年的兩倍。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國共產党就已經是一個個擁有眾多党員的政党，然而，在羅馬尼亞情形卻恰恰相反，共產党的力量同波蘭一樣弱得可怜，而且党員中大部分是少數民族。在戰爭的最后一年，党不得不另起爐灶，重新開始組建工作。1944年3 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派遣了一個三人小組，由駐羅馬尼亞間諜埃米爾·博德納拉斯領導，從事培訓党的領導任務，為迎接紅軍到來做准備。博德納拉斯設法在監獄的醫院里會見了格奧爾吉·喬治烏一德治，以及共產党的其他領導人，喬治烏一德治在會見時指責地下党現任書記斯特凡·福利斯与警察相勾結。不久，喬治烏一德治便取代了福利斯的位置，開始了他詭詐的權力之爭。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安娜·帕烏克爾和瓦西列·盧卡領導著羅馬尼亞共產党在莫斯科的流亡組織， 這是喬治烏一德治為了權力進行爾虞我詐的主要競爭者。1944年8 月，紅軍占領了羅馬尼亞，喬治烏一德治立即獲得了自由，而福利斯則被投進了監獄。兩年之后，按照喬治烏一德治的旨意，福利斯未經審判就被絞死了。 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 博德納拉斯以及由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訓練出來的“愛國近衛軍”，逐漸占据了警察和安全部門的要職。1945年3 月，在擁有廣泛代表權的聯合政府當政了七個月之后，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爾終于答應了蘇聯的最后通諜：成立共產党領導的、以彼特魯·格羅查為首的人民民主政体。1946年11后舉行了選舉，由于准備充分，政府當局獲得了決定性的胜利。1947年取締了反對党，而且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對各反對党領袖進行了公開審判。1947年12月31日，米哈伊爾國王被迫退位，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共和國的基礎由人民安全局和它的蘇聯顧問組成。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這個甚至比喬治烏一德治更加狂妄的党的領導人后來也承認，“過去”（換句話，就是在喬治烏一德治時代）党內的一些生存問題“有時要靠安全机關的幫助來解決。這种做法不僅使干預党內生活成為可能，同時也嚴重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領導作用。”人民安全局不僅被用來推行斯大林的正統政策，同時，喬治烏一德治還借以謀求個人利益由于喬治烏一德治不斷地讓蘇聯相信他的英明正确、相信他偉大的領導才能，所以蘇聯顧問答應給他一點自主權。” 正像在波蘭和東德成功地推行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的政策的謝羅夫一樣，德米特里·格奧爾吉耶維奇·弗杰奇金這位1944－1947年間駐羅馬尼亞的總顧問，也是個非常殘忍、不折不扣的官迷。在戰后的布加勒斯特，他的言行舉止伊然像個“二皇帝”，他經常給喬治烏一德治發指示、提建議。現在，在克格勃第一總局紀念廳里，他的照片還占据了很尊貴的位置。照片上的他顯得很敦實，圓圓的臉上架著副眼鏡。旁邊文字說明贊揚道：“他在布加勒斯特圓滿地完成了‘顧問’任務，后來又在反對西方的工作中表現得非常積极。’与此相比，當時被認為更加出類撥萃的顧問，后來又擔任克格勃第一主席職位的謝羅夫，在紀念廳里連一席之地也沒有，原因在于他積极參加了斯大林的暴政，于1962年自殺，所以被剝奪了所有的榮譽。 保加利亞共產党奪取政權甚至比羅馬尼亞還快。由于保与蘇維埃俄國斯拉夫民族的血緣關系而得到鞏固的共產主義，雖然在保加利亞社會生活中不具有統治地位，但是其根基卻比在波蘭和羅馬尼亞要深。不僅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保加利亞均屬歐洲最發達國家之列，而且它還是共產國際最优秀的布爾什維克的故鄉。1933年，在萊比錫法庭上面對國會縱火案的指控，天才的格奧爾吉·季米特洛夫以其成功的辯護為自己贏得了反法西斯運動英雄的聲譽。1935年一1945年間，季米特洛夫任共產國際最后一任書記。1944年9 月，紅軍越過保加利亞邊境線，共產党控制的“祖國陣線” 成功地進行了倒戈。党員在三個月內由15000人猛增到750000人。從舊警察局改組過來的共產主義人民警察局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監控下的秘密警察，開始了恐怖行動。連季米特洛夫都很清楚，他的保嫖兼女婿維爾科·切爾文科夫（這是個在恐怖年代必死無疑的人，是季米特洛夫救了他的命）其實是秘密警察派來監視他的。聯合政府當政只有四個月，1945年1 月，政權落入了新成立的共產党聯合政府手中。由于對選舉結果事先進行了策划，在1945年11月舉行的選舉中，祖國陣線獲得了88％的選票。盡管反對党殘余分子進行了頑強的斗爭，1947年12月，保加利亞還是成了人民共和國。從此之后，它一直是蘇聯附庸國中最忠誠的一個。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民主制，是共產主義奪取政權道路上最大的阻力。1945年11月在匈牙利舉行的大選中，由小私有者組成的政党獲胜，得到了57％的選票，而共產党和社會党的得票數均未達到17％。在1946年4月1日成立的新政府中，匈牙利共和國總統佐爾坦·捷爾吉博士以及政府總理費倫茨·納吉博士，都是代表小私有者政党利益的。然而，由于蘇聯占領勢力在匈牙利境內的干預，這個党當政的時間并不長。在費倫茨·納吉內閣中實力最強的是他的副總理、共產党員馬特皮雅什·拉科西（原名羅特）。關于此人，財政部長、小私有者政党成員尼古拉斯·尼亞拉吉這樣寫道：“……這是匈牙利最有經驗、最有力量的共產党員，在莫斯科，他受到了諸如宣傳、怠工、獲取民心以及其他政治斗爭手段的訓練。拉科西是我所了解的政治家里最有心計的一個。他具有演員、主持人和政治活動家必不可少的天賦；很會掌握時机，他知道什么時候該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由蘇聯顧問控制的匈牙利安全局，是共產党手中的一張王牌。按照拉科西的指示，它應成為這樣的一個組織：“我們党擁有對它的領導權，任何分權、威脅都不允許……這個組織從成立之初就應控制在我們手中，我們要監視它，以使它在人民民主的斗爭中成為一個可靠的、鋒利的武器。” 匈牙利安全局的頭子是留著“希特勒式”胡須的猶太裁縫加博爾·彼得（又稱天才的貝諾·阿烏什比茨）。以前他曾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里供職。在戰后聯盟初期，為了不引起代表其他政党的部長們的怀疑，他先退到了暗處。尼亞拉吉認為他是個”無性人”： “他總是顯得忙忙乎乎，舉止扭怩作態，嘴里嘟嘟喚喀，手一刻也閒不下來。要是跟他交談的話（當然是非正式了），他准會拿過尺子開始用粉筆量你的衣服……還有……他特別喜歡花。他家窗戶周圍爬滿了常青藤，窗台上也擺滿了一些淡藍色的小花；彼得的辦公室也被裝飾得像一個少女的閨房，周圍是天竺葵屬的一些植物——粉紅的、大紅的、白的，它們那微微發苦的气味彌漫了整個房間。在彼得的辦公室里与他談話，就如同面對一個終于獲得了一小塊土地的老婦。他手里拿著整枝剪，一會儿從瓦罐走近花瓶，一會儿又從花瓶走向水桶。‘噢，部長先生！’他剪斷了天竺葵的枝子；‘天哪，尼亞拉吉博士’，他抓住了繡球花；‘不胜榮幸，部長先生’，他把爬山虎剪短一些。听起來這些似乎令人發笑，但卻不會讓人相信，眼前的這個人竟會令整個匈牙利為之膽寒。” 但彼得的大部分來訪者見到的是他性格的另一面。“你們應該學會不指望任何援助、任何保護，”他說，“明白嗎？党把你們交給了我們”，他喜歡用“鞋跟后掌”來“說服”那些被審訊的人（這种刑罰在戰前的匈牙利警察局里，是指用棍子或橡膠軟管抽打人的腳后跟，而刑罰的名稱是借用了鞋匠的術語人除此之外，也還有一些更讓人膽戰心惊的刑罰。有時蘇聯顧問也參与審訊，但行刑的卻通通是匈牙利安全局工作人員。 聯盟政府1948年下台，匈牙利搖身一變，成了“人民民主”國家。拉科西后來不無吹噓地說，“是他給聯盟政府動了手術，把非共產主義政党切除掉了”。而匈牙利安全局手中搖的是切政治香腸的刀子。“小私有者政党”的右翼分子就是這把刀切下的第一段。匈牙利安全局打著肅清“法西斯分子”的幌子，逮捕了那些最愛揭共產党傷疤的成員。切下的另一段就是社會民主党的右翼分子，他們同樣被指控勾結法西斯。對最大的一段——“小私有者政党”的基本力量，卻不是那么好切，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蘇聯。匈牙利安全局炮制了一個陰謀，然后，把党的總書記貝拉·科瓦奇誘騙進了這個肮髒的陷餅之中。當民族大會無法剝奪科瓦奇議會的神圣不可侵犯權力的時候，蘇聯軍事警察便以參与反對蘇聯駐軍陰謀的罪名，逮捕了科瓦奇。1947年5 月去瑞典度假的費倫茨·納吉總理也沒有返回匈牙利，原因是他被威脅說在回程中將遭逮捕。 但是，無論是“切香腸”的經驗，還是在選舉中的舞弊行為，都沒能給共產党帶來立竿見影的胜利。在1947年8 月舉行的全民大選時，共產党雖然首次躍身大党之列，卻只得了24％的選票。盡管如此，以共產党為首的執政聯盟總算比反對党多贏得了一倍的選票。多党聯盟中，人數最少的是民族農民党，它是由秘密共產党員費倫茨·埃爾德伊領導的，該党只得了9 ％的選票。到1947一48年的冬天，這個多党聯盟就被拉科西切割得不成樣子，變得徒有虛名，只留下了几個非共產党的部長裝點門面，以掩護共產主義的本質。當1948年一党制政体建立之后，反猶太主義者貝利亞曾嘲笑拉科西是“匈牙利的猶太國王”。 捷克斯洛伐克跟其它蘇聯附庸國相比又有所不同，這主要是由于對西方在慕尼黑的背信棄義的記憶猶新，使得戰后的捷共就成了全國影響最大的政党。1946年舉行的自由選舉中，該党獨得38％的選票，超過任何政党一倍以上。這之后，共產党人又成功地使其它党派加入到多党聯盟之中。1945——1955年間的國防部敵后來的共和國總統路德維克·斯沃傅達將軍，自稱是無党派人士。然而后來他自己都承認，他一直有意脫离組織關系，以便能在將來奪取政權時起到關鍵作用。 和其它東歐國家的情況一樣，共產党從一開始就控制著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所屬的警察和安全警察。由于沒有蘇聯軍隊駐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上述部門所起的作用就比匈牙利還大得多。按照貝涅什總統的要求，隸屬于國家安全局的內務部Z 局由社會民主主義者約瑟夫·巴爾季克領導。但國家安全局里的共產党人利用前蓋世太保的一個奸細，給巴爾季克捏造了一個勾結侵略者的罪名，迫使他辭去了職務。巴爾季克的繼任者、前任副手貝德熱赫·波科爾內由于用偽造的文件低毀民族社會党總書記，很快也丟了職務。抓住這個机會，共產党人把冒牌的無党派將軍弗蘭吉舍克·揚德推上了第一把手的位置，但 Z局的大權實際掌握在他的副手、共產党員因德熱赫·韋謝雷的手上。 操縱國家安全局活動的，是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的兩個大名鼎鼎的顧問“吉洪諾夫”和“哈賈諾夫”。他們二人手下擁有相當數量的捷克斯洛伐克間諜。“吉洪諾夫”和“哈賈諾夫”都是化名，前者實際上就是戰爭期間被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內務人民委員部派往英國的間諜頭子伊万·奇恰耶夫。捷克歷史學家卡列爾·卡普蘭在研究了60年代党和國家的檔案資料之后得出結論：共產党中的蘇聯間諜网“相當稠密”，在這張网中，負責各省安全工作（1945—1947年）、后又領導國內情報工作的斯捷潘。普拉切克，有軍事情報長官貝德熱赫·賴欽，還有党中央審計部主任卡列爾·什瓦布，這些人負責搜集其它政党、教會的情報。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派到各党派中的間諜還包括民主党中的揚·舍夫奇克，以及社會民主党中的沃伊特赦葉爾邦。 到1947－1948冬天前，國家安全局和蘇聯顧問經受了一場嚴峻的考驗。1948年1 月，布拉格民意測驗机构預告說，在春天的選舉中，共產党所得選票不超過28％。另外，西方國家——法國和意大利——的兩個最強大的共產党組織都先后被從政權中排擠出去。這兩件事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党領導人增添了一种不樣的預感。奇恰耶夫和“哈賈諾夫”告訴普拉切克（他寫了一份關于非共產主義的政党企圖陰謀政變的危情報告），斯大林對他的報告甚為嘉許。莫斯科總部命令普拉切克和其他間諜想方設法搞到一份主要持不同政見者的名單，以防不測。与此同時，國家安全局也開始指責党的領導層對反對勢力過于慈悲、縮手縮腳，要求他們加快向人民民主挺進的步伐。 國家安全局打著保障政府成員人身安全的旗號，給每位部長都派了保嫖，實際上，這些人唯一的任務就是刺探被“保衛”者的情報。1948年1 月，一位部長抱怨說，國家安全局的軍官“總是亂翻抽屜，擅自檢查寓所里電話，詢問我們和誰通話以及跟誰認識等等”。卡列爾·什瓦布領導的F 部，是國家安全局的一個秘密分支机构，它主要負責搜集抵毀非共產党的政治活動家的材料，以及往民族社會主義党、人民党派遣間諜。該部下屬有一個不大的處，人們只知道它叫RR委員會。它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各种各樣的离間活動——小到在非共產主義政党舉行的游行集會上喊一些破坏性口號。從而使示威遭到取締，大到在斯洛伐克制造“反國家的陰謀”。卡列爾·卡普蘭在研究了絕密檔案之后得出結論： 無論是在F部，還是在RR局。國家安全部派來的蘇聯顧問奇恰耶夫和“哈賈諾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 共產党的主席（1946年任總理）克列緬特·哥特瓦爾德不相信國家安全局提交的那份關于其它政党准備武裝政變的危言聳听的報告，而且党的大多數領導人也都對這份報告持怀疑態度。然而他們都堅信敵人正企圖將他們赶下台、并認為必須及早進行打擊。1948年初，社會民主党人和法部部長普羅科普·德爾季納聯合非共產党的部長們成立了一個不成功的委員會， 試圖調查國家安來局的違法情況。4月19日， 蘇聯副外長B·A· 佐林（前不久還是蘇聯駐捷克大使）來到布拉格，讓哥特瓦爾德斷絕同非共產主義反對党的聯系。哥特瓦爾德同意了，但他卻拒絕接受住林提出的請蘇聯干預的建議（卡普蘭證明說，“這是哥特瓦爾德一生中唯—一次違背蘇聯指示”）。4且20 日，來自主教徒、民主主義分子和民族社會分子的部長們辭了職，他們還幻想重新組閣，重新選舉。但是。社會民主党的部長們卻留了下來。為了避免重新組閣，哥特瓦爾德于4月29 日成立了民族陣線政府，成員是清一色的共產党及同情者。自封的民族陣線“行動委員會”在警察和國家安全局不知疲倦的監控下，篡奪了議會的權力，并宣布實行完全的民族化。在共產党的強壓下，貝涅什總統也未能挺得住，5 月，在舞弊選舉中，共產党人奪權的計划終于得以實現。6 月，哥特瓦爾德取代貝涅什登上了總統寶座。但他本人后來卻在斯大林的葬札上感染了肺炎，于1953年离開了人世。 南斯拉夫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中唯—一個在戰后同莫斯科公開決裂的國家（1968年阿爾巴尼亞也如此步了后塵）。然而，大戰結束時，并無任何跡象表明，南斯拉夫党的領袖和總理鐵托元帥會成為蘇聯國家安全部主要“關心”的對象之一。約瑟普·布羅茲·鐵托是南共少數几個曾流亡莫斯科、熬過“大情洗”年代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靠蘇聯內務部的幫助成為南共總書記、未來的批評家米拉万·吉拉斯曾說過，在當時那個年代。誰也沒有發現，在和國家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關系中，鐵托有什么可指責之處。 “對于一個處在非法地位的政党來說。与蘇聯情報机构保持聯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党員如果具有這种聯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优勢，它能提高一個人的威望。” 鐵托也曾在党報（《無產階級》）上順從地對那些陷入清洗之中的同志進行聲討，并以斯大林式的起訴方式控告他們搞托洛茨基主義、背信棄義、搞派系、從事間諜活動和反党活動等等。在戰爭年代，當鐵托領導共產党游擊隊時，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諜報人及約瑟夫·卡化尼奇（化名為瓦茲托赫）擔任他与莫斯科聯系的無線電報務員。在戰爭結束時，吉拉斯寫道：“蘇聯偵察机關對鐵托表現出了异乎尋常的興趣。” 當時沒有任何根据可以推測三年之后斯大林与鐵托之間會產生尖銳的沖突。盡管吉拉斯一直憎恨斯大林主義，然而，他還是寫道： “事情在于，沒有任何一個党的領袖有意反蘇，不論是戰前、戰時還是戰后。如果不信任社會主義，那么領導人和普通党員就不能團結一致。斯大林和蘇聯是他們的基石，是他們的精神核心。” 西方國家經常稱南斯拉夫是蘇聯的頭號附庸國，斯大林對鐵托也是另眼相看。1946年，鐵托去莫斯科參加加里宁主席的葬禮，斯大林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當年的“領導同志”回憶起此事時說道：“他們神采飛揚，眉飛色舞，所有人都喜气洋洋，簡直忘了他們此行的目的，甚至連鐵托也在庄嚴的寂靜中充滿了自豪感。” 但鐵托的自信、他的獨立判斷能力，也令斯大林和蘇內務部深感不安。同其它國家建立人民民主的過程不一樣，南斯拉夫游擊隊員在同德國軍隊的戰斗中，實際上是在無援助的條件下取得了胜利。所以，胜利后不久，鐵托就宣布，“我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戰爭后期，斯大林為了不過早地惹怒西方，希望建立一個由鐵托的民族委員會代表。和以伊万·舒巴希奇為首的倫敦流亡王國政府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但鐵托并沒有實踐他本人在1944年底許給流亡政府的諾言。所以，舒巴希奇雖然獲得了外長的職位，但1945年10月還是以辭職表示了對鐵托毀約的抗議。一個月后舉行了大選。當時英美代表和其它國家的觀察家都認為共產党在自由選舉中將遭慘敗，但事實并不如此，鐵托政府在選舉中獲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南斯拉夫和蘇聯的第一次分歧表現在雙方對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干涉南內政問題的看法上，當時他們未取得一致意見。在此之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派到貝爾格萊德的顧問季莫費耶夫中將与鐵托政府安全机构領導人亞歷山大一列卡·蘭科維奇之間就曾有過沖突。要想威脅蘭科維奇不是一件容易之事：30年代他蹲過監獄，挨過毒打；1941年又被蓋世太保抓獲再次經受住了拷打，后來被游擊隊營救出來；戰爭結束時他任鐵托政府武裝力量部人民保衛局的局長；1946年2 月，他任內務部部長，同時還保留著人民保衛局的領導職位（該局也于一個月后改稱南斯拉夫國家安全局，但人們依然喜好稱其舊名）。吉拉斯曾經寫道，在蘭科維奇那里，季莫費耶夫顧問沒有表現出俄羅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強烈的友好感情：季莫費耶夫經常帶著嚴肅和优慮的神色來到蘭科維奇的辦公室。每當談合作問題，他出來時就顯得精神振奮，格外愉快；可如果蘭科維奇出示證据，指責蘇聯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充當好細，他就會滿臉憤恨、慌亂地走出辦公室。對待蘭科維奇的指責，季莫費耶夫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這是偶發事情，是個別間諜的過錯，而非國家政策使然，當然更不是他季莫費耶夫的旨意。” 實際上，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那些年在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務，就是招募百姓從事情報活動。在鐵托的內閣部長中就有兩名間諜：一位是工業部長安德利亞·赫布蘭克，前克羅地亞游擊隊領袖（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知道他在蓋世太保的嚴刑下曾出賣過自己的同志，便以此相威脅，使之成為蘇聯的間諜）；另一位是斯特列捷·朱奧維奇，財政部長。1945年發生了一件令鐵托暴跳如雷的事情，當時他還沒有怀疑到自己的部長頭上。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試圖誘惑一位負責南斯拉夫密碼工作的杜什察·彼羅維奇女士加人間諜組織。當蘭科維奇通報了此事之后，鐵托大發雷霆：“我們不能容忍間諜的存在，應該立刻遏制他們。” 盡管鐵托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干涉大加限制，但他自己對該机构的工作方法卻采取了拿來主義。四年的戰爭歲月中，擁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失去了近十分之一的同胞。鐵托的共產党不僅戰胜了德國，而且在嚴酷的國內戰爭中也取得了胜利。胜利之后，人民保衛局立即開始了對米哈伊洛維奇游擊隊和其它宿敵的恐怖活動。米蘭·格洛爾博士，前流亡王國政府內閣成員，1945年（當時是副總理）說：“這不是政府，這是屠宰場。”1946年，格洛爾遭到人民保衛局的誘捕，然后在公審后被絞死。 吉拉斯后來寫道：秘密活動深人到生活的各個領域，甚至滲入到家庭和私生活中，這對于執政党來說是致命的。 英國觀察員弗蘭克·沃達姆斯1946年寫道：“人民保衛局實現了對全民生活、自由、財產的有效控制。如果它想逮捕誰，那么不必法庭審判，即可將此人投人監獄、流放乃至除掉，無人能夠對此提出抗議或質詢。這就是全民恐怖的真諦。” 1947年開展的公開檢舉運動，把許多游擊隊員中的、資本主義妖魔中的、天主教堂中的和其它反對派中的為外國帝國主義賣命的間諜的假面具撕了下來。 在南共領導人中，對蘇聯的崇拜，以及對不斷加強的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好感，与蘇聯國家安全部進行的干涉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 還是前者占了上風。甚至在1948年初，离尖銳對抗只有几個月的時候，還沒人對此表示怀疑。1947 年9月，在共產國際戰后繼承者“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的第一次會議上，南斯拉夫還被樹為其它一些缺乏果斷力量的党的榜樣。貝爾格萊德還被選作“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秘書處的辦公所在地。真正的沖突開始于1948年初，按南斯拉夫的觀點，原因在于蘇聯駐南斯拉夫軍事顧問怀疑南斯拉夫高級領導人的忠誠，并大量進行滲透活動。有后來南斯拉夫駐聯合國代表阿列克斯·貝布列爾的話為證：“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蘇聯人越來越深人到我們的軍隊中去，由此引發了許多不愉快。所以說，是蘇聯人有意要搞分裂。”在鐵托試圖獨立的种种努力之中，顯然，他成立巴爾干聯邦的計划引起了蘇聯的最大擔心，斯大林把這一計划稱為是對蘇聯霸權的潛在威脅。1948年3 月，蘇聯召回了自己的軍事和民事顧問，而且惱羞成怒地指責南共已被异端邪說、英國間諜所滲透。接著，“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在6 月28日開會，決定把南斯拉夫人開除出組織，并號召其党內的“健康分子”推翻鐵托的領導。 斯大林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如赫魯曉夫所回憶的，當時斯大林自吹說：“我只消動一動小拇手指，鐵托就會消失。”但這并未成功。的确，斯大林在這之后“收拾了所有能收拾的人”。但鐵托在党、政、軍內的地位堅如磐石，比其它人民民主國家的領袖地位牢靠多了。作為決裂的必然反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南斯拉夫人民保衛局和蘇聯安全部之間。展開了無情的間諜恐怖戰。南斯拉夫很快就將兩名鐵托內閣中的蘇聯間諜赫布蘭克和朱伊奧維奇逮捕歸案；三名被蘇聯招募的南斯拉夫軍官，在試圖穿越羅馬尼亞邊境時也被抓獲；甚至在鐵托的衛隊里也發現了蘇聯間諜。而吉拉斯寫道，蘇聯國家安全部曾有一個陰謀，企圖趁政治局全体委員在鐵托別墅里玩台球之机，用自動槍將他們全部干掉。南斯拉夫人民保衛局對來自‘’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的“叛徒”所采取的恐怖手段，說實話，在殘酷程度上（而非規模上）完全可以与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動相媲美。1948年夏，吉拉斯對蘭科維奇說：“我們對待斯大林的追隨者就像對待敵人一樣。”而蘭科維奇卻几乎絕望地回答，“不要這樣說，總之別提這事！”后來，像蘭科維奇承認，有12000 人（實際情況也許更多）被怀疑（而且許多情況是毫無根据，捕風捉影）是斯大林和“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的追隨者，人民保衛局把他們都投入了戈里奧托克（一座孤島）集中營。吉拉斯寫道：“在集中營里，等待他們的是羞辱、殘酷，無盡的羞辱和無情的殘酷。裝上船時，犯人被頭朝下扔進船艙，出來時他們被站成兩排的衛兵和集中營犯人痛打一頓。在集中營里，他們飽受折磨、侮辱，如果他們拒不承認其真實的或是被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時，那他們的頭就會被浸到污水中。” 蘇聯國家安全部在反對南斯拉夫人民保衛局的秘密戰中實施的第一項重大行動，就是在阿爾巴尼亞組織了反對鐵托的叛亂。直到与鐵托分道揚鑣之前，斯大林一直默許阿爾巴尼亞作為南斯拉夫的一個仆從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斯拉夫的“顧問們”改組了阿爾巴尼亞共產党，而推舉的新領導是總書記恩維爾·霍查，以及在共產党控制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長的科奇·佐澤。“沒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爭，——霍查在戰后說，——人口寡少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就不可能將抵抗運動堅持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衛局的壓力之下，“左右傾机會主義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被清除出了阿爾巴尼亞共產党：共產主義青年組織領袖阿納斯塔斯·盧多因“左傾”被槍決；阿爾巴尼亞共產党奠基人之一、1944年從蘇聯流亡歸來、并在那儿拋掉了昔日幻想的拉扎爾·馮多，就在英國軍事委員會的眼皮下被活活打死；政治局委員穆斯塔法·格日尼希由于和“資產階級”團体共同組建統一反法西斯戰線而被絞死。 由于戰爭的原因，阿爾巴尼亞共產党實際上就是南斯拉夫共產党的一個分支組織。同其他東歐國家秘密組織受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控制一樣，阿爾巴尼亞的秘密“偵察局’也受南斯拉夫人民保衛局的嚴格監督。霍查越來越被來自他的對手佐澤一方的威脅所困扰。因為佳澤任內務部長，領導“偵察局”，并頗受鐵托的賞識。1947 年5月，佐澤對九名有反南思想的人民議會成員進行了公審，所有人均以“破坏活動”的罪名被判處長期監禁。在1947 年8月舉行的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的會議上，南共還同時作為阿共的代表出席了大會。四個月后，斯大林曾對吉拉斯說過：“你們應當吞掉阿爾巴尼亞，而且越快越好！” 1948年的蘇一南沖突，幫助了霍查從住澤手中的奪權行動。當蘇聯顧問离開貝爾格萊德的同時，蘇聯國家安全部的軍官們就來到了地拉那。鐵托与莫斯科反目之后，霍查立刻將全部南斯拉夫工作人員驅逐出境，并立即向自己的對手發難。佐澤竭力自救，并企圖用向蘇聯表忠的方式脫离危險，但一切于事無補。他和他的支持者都被抓了起來，而內務部的交椅也被親蘇的梅赫梅特·梅胡奪去。梅胡接手以后，在蘇聯國家安全部顧問的幫助下，對所屬人員進行了清洗并改組了“偵察局”。經過“偵察局”五個月的審問和拷打，佐澤和他的支持者“供出”了詳細內容。1949年3 月，梅胡來到莫斯科，与蘇聯共同討論了兩個月后將要開始的、對“科奇”佐澤及其反革命集團”的公審的准備進程。佐澤供認，戰爭期間，他被英美諜報机關招募；他還供認，英國軍事委員會首腦曾在1943年對他說，鐵托是英國間諜，他參与了南斯拉夫吞并阿爾巴尼亞陰謀的制訂。1949年7 月，佐澤以這些臆造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對佐澤的公審，拉開了蘇聯國家安全部在東歐大部分國家組織的系列公審的序幕，當然，公審的對象是那些現實的和虛擬的鐵托同情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鐵托都以偉大的异端者与托洛茨基同時馳名。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在与蘇聯國家安全部斗爭五年之后，他不僅毫發未損，甚至還成了胜利者。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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