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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

　　司馬光府邸
　　司馬光從歷史中走來·他冷靜地觀察著
　　新出現的事物·他不贊同御史中丞呂誨
　　“大廈將傾”的惊呼，卻暗暗為老友王安
　　石擔憂·

　　司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遠的右側，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這是他的父親司馬池在天章閣做侍制時從一個商人的手里購置的。主宅也是門房七間、前堂七間、后寢七間。主宅的屋脊飛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剝落，牆頭与瓦礫之間，多處已萌生出柳芽雜草，月色下略呈衰敗零落。主宅右側是偏院，僅有后寢七間，現辟為書局，實則為《資治通鑒》的編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趙頊御賜的穎邸舊書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暫存于此。書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園，園內花木相映，草蔓幽徑，假山突起。山頂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鐵，簇葉如墨，蒼勁而凝重，于古朴清靜之中，浮現一股靈秀之气。
　　此時，書局里燈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馬光和他的局僚劉攽、劉恕以及暫借來協理撰書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議論，沉浸在對秦、漢以來歷代盛衰教訓的尋覓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馬康（字公休，時年十九歲），瞪著一雙圓圓的、聰慧的眼睛，注視著父親細瘦的身軀、稀疏的白發、霜染的胡須、清懼的面容和剛毅肅穆的神情，傾听著眼前几位史家們的滔滔議論，心里興奮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親自作序并賜名《資治通鑒》的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處孕育，父親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敗，可能也就要從這里開始。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朝天章閣侍制司馬池之子，時年五十二歲，時任翰林學士兼待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權知審官院之職。此人學識淵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無不通曉，尤精歷史。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三月舉進士甲第，時年二十歲。在恩師宰相龐籍的提拔下，任華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間，他以“諫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績”三項不凡的貢獻，贏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諫言除弊”是憂國之忠。在三十年間，他參奏上疏達三百余篇，內至宰執言行，外至邊陲軍務；上至帝王舉止，下至災情民憂；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費……凡有弊端，無不彈劾稟奏。仁宗至和年間（1054—1055年），他針對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樂觀，先于新任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賜繼、去奇巧、反奢麗、正風俗、用廉良、退貪殘、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時弊的主張。并上呈《論燕飲狀》，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宮，燕飲無度，賞賜濫溢。要求皇帝“悉罷燕飲，安神養气，后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繼有節……”發出了“上下偷安，不為遠謀，此最國家大患”的強勁吶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進五規狀》，從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五個方面闡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謂“保業”，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長治久安。他尖銳指出。“秦、隋因驕而亡，漢、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他規勸皇上要“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
　　所謂“惜時”，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補敝。他認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他說：“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塘也；甲兵者，關鍵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万世之基”、“失今不為，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就來不及了。
　　所謂“遠謀”，就是要在太平之時想到非常之時。他稱：有的君主遇到天災人禍，常常埋怨前人“將士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庫之不實”，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他告誡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謂“勿責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樣的鬼話、空話。
　　所謂“重微”，就是治國要防微杜漸。“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幸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潛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謂“務實”，乃治理國家要多辦實事，少玩花招。他認為：“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洁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才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治國安邦應當“先實而后文”、“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司馬君實對社會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張，為大宋王朝至尊敲響了警鐘。無怪宰執富弼曾說：“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憂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無嗣，儲位空懸，他繼諫官范鎮之后，多次上疏奏請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應不測，保持朝廷穩定。他大膽建議：“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愿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則全典宿衛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著被砍腦袋的危險，進宮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趙允讓之子趙曙為嗣。在仁宗病危之際，又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促請宰執夜召趙曙進宮繼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爭奪皇位而可能出現的內爭。“立嗣之功”還在于：沒有六年前的趙曙繼位，哪能輪到今天的趙頊當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績”是憂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意欲刪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戰國，下達秦二世，進呈英宗皇帝，“善可以為法，惡可以為戒”，以資治道，确保万世之業。英宗欣賞其忠心，命續其書，并設置書局，准其自選助手，准其費用由大內開銷，給予机构上、人事上、費用上的保證。趙頊繼位后，親自作序，以待書成，并賜以《資治通鑒》書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這一壯舉。
　　司馬光憂國、憂君、憂世的忠心，坦直無隱的言論，嚴謹肅穆的作風，成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間，他從華州判官起步，沿著國子監直講、知太常禮院、集賢院校書、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諫院、御史中丞等台階，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邊。趙頊即位后，對他“敬若著龜”，不到兩年時間，升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權知審官院，不僅成了年輕皇帝的老師和顧問，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審定參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馬更加忠于王事，時刻為年輕的皇上操心，以圖塑新皇帝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來，司馬光連續兩次与王安石爭論的失敗，在他的心頭，留下了厚厚的一層疑慮和不安……
　　一次是“訟案”之爭。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爭論難決的“謀殺已傷案”上呈皇帝裁定。趙頊詔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等人共議。共議初時，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紹案情：
　　山東登州十六歲少女阿云，在母喪期間与一男韋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間收割黍谷時，乘阿大困睡之机，揮起鐮刀謀殺。連砍阿大十刀，男傷未死。深夜弱女殺男，已是奇聞，況且是美女謀殺丑男，更增添了奇聞的色彩。于是，由震動村落而哄傳于州府。三里加鹽，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艷聞，花色斑斕，大傷風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歸案，嚴刑審訊，阿云供認不諱。登州知州許遵，以“傷人自首”為由，判“罪減二等，不當絞”上報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審此案，認為應判女犯以絞刑。
　　判大理寺話語剛落，翰林院議事堂議論哄起。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台司范鎮（字景仁）大談風化敗坏之憂，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傳聞之奇，司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議論刑律過寬過嚴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詢問：
　　“‘其女极美，其男极丑’兩句，作何解釋？”
　　雜聲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
　　“据審案官吏稱：其女之美，艷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無比。”
　　王珪追問：
　　“此案有無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搖頭。
　　王安石此時大笑而語：
　　“禹玉議案尋奸，可見心中已傷風化。”
　　王珪發窘，欲与王安石爭辨，司馬光安撫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
　　“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時，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聲乍起，連終日肅穆的范鎮也笑出了聲。不期皇上趙頊于笑聲中步入議事堂。司馬光等急忙跪地迎駕。趙頊高興地說：
　　“朕回宮經過此處，忽聞笑聲朗朗，特來分享諸卿之樂。卿等繼續議商，朕默坐听聞。”
　　皇上給“共議”帶來了拘謹，也給“共議”帶來了嚴肅和認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鎮說話了：
　　“去年山東曾發生儿子謀殺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現這妻子殺夫成傷之事，風化敗坏如此，令人擔憂。重刑治亂世，此女犯決不可減刑輕恕。”
　　王珪急忙附合：
　　“俗話說：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禍，這雙男女都是糊涂虫，連這個道理都不知，能不鬧出人命嗎？女犯艷若桃李，豈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亂之心，決不可恕，當處以絞刑！”
　　王安石這時卻發出一聲感歎：
　　“唉！其女艷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將如何呢？”
　　司馬光聞王安石的感歎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終生，情恨難伸，動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卻是無情的！
　　范鎮不悅，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聲地頂了一句：
　　“其男奇丑無比，就該送掉性命嗎？此等女犯，若不處以死刑，要法何用？”
　　趙頊似乎察覺了范鎮与王安石之間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詢問司馬光：
　　“司馬先生有何高見？”
　　司馬光急忙站起，拱手稟奏：
　　“臣附景仁、禹玉之說。凡因犯他罪，本無殺人之心而傷人者，情可寬宥。女犯阿云不滿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歎，但嫌夫丑陋，故而謀殺，初不陳首，經官司執審，將行拷打，方肯招認，情理如此，刑律難憫。若予以寬宥，竊恐今后賊殺橫行，良民遭殃。當處女犯以絞刑，登州知州許遵之請，可不予听納。”
　　皇帝趙頊點頭，詢問王安石：
　　“介甫先生有何見識？”
　　王安石神情嚴肅，拱手而語：
　　“臣另有陳述。此案發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難忍而傷人，是對天命婚姻之抗爭，不失為烈性剛強之女，令人欽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當減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談怪論！
　　王珪瞠目。
　　范鎮木呆。
　　司馬光望著王安石搖頭苦笑。
　　皇帝趙頊突然發出一串爽朗笑聲。標新立异，膽大奇崛，不同凡響，“變法”不正需要這樣不拘一格的人嗎？
　　“介甫先生高論，甚合朕意。”
　　皇帝一捶定音。
　　再一次是“理財”之爭。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議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傳來皇帝諭旨，詔令商議河北災情救濟之策，以解國用不足之慮。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賞賜東西二府大臣都不領取，節省的銀兩可用于救災。司馬光附王珪之議，并大膽倡議：兩府大臣節省的賞銀只有二万兩，不足以救災。節省賞賜應當從皇帝身邊的官吏作起，文臣兩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應當減半賞賜。其節省賞銀，全部用于救災。
　　王安石听后又是搖頭：
　　“賞賜，每人三千，區區小數。若不賞賜，有傷國体。再說，國用不足，并非朝廷當務之急。”
　　司馬光不解，詰問：
　　“國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國用已顯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當務之急？”
　　王安石回答：
　　“國用不足，那是因為朝廷沒有一個會理財的大臣。當務之急，是要有一個會理財的財神爺。”
　　這回輪著司馬光搖頭了：
　　“善理財者，不過是會玩簸箕斂盡民財罷了。民窮為盜，非國家之福。”
　　王安石揮臂否定：
　　“不然，我所說的‘善理財者’与你講的‘善理財者’根本不同。我說的善理財者，能夠做到不加賦稅而國用足。”
　　司馬光站了起來，雙手一攤：
　　“介甫，介甫，天下有這樣的理嗎？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官府。‘不加賦稅而國用足’，不過是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此乃桑弘羊欺騙漢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馬遷以此譏笑漢武帝之不明。此論豈可以為實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來，誠懇而語：
　　“君實啊君實，你的膽子大一點，你的心思活一點，你的迂腐之論就會少了……”
　　第二次爭論的結果，皇上趙頊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設想。
　　司馬光不知自己錯在何處而老友王安石對在何處。

　　宋代翰林學士的職能，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而提高，至仁宗年間，已成為集權制理論上的詮釋者和實踐上分割宰相權力的牽制者。他們為皇帝出謀划策，以備皇帝選擇；承擔咨詢，為皇帝提供歷史證据；起草內制，削弱宰相執掌詔命之權；他們參与机密事務、議論時政、評品宰執，從而在事實上、心理上獨立于宰執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了“內助天子”的智囊團。他們沒有任何行政權力，只能牢牢地依附于皇帝，成了皇帝的心腹，也就具有較為自由的發言權，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針砭時弊，有益于政治清明。因為他們唯皇帝是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長著皇帝的專制。司馬光正處于這樣一种特殊地位。

　　近半年來，司馬光除了每日進邇英殿進行兩個時辰的“侍讀”外，不再議論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決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詢問。這樣，司馬光便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耗在書局這個不大的空間。讀書、思考，与眼前這几位年歲不等的朋友談史論道，進行編纂《資治通鑒》理論上、体例上、資料上、技術上的准備。
　　他尊重太常禮院博士劉攽（字貢父）。這個身軀不高、舉止隨和、不修邊幅、耿直坦蕩、年已四十七歲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勵，博覽群書，精于漢史，而且往往于詼諧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難題。“貢父，天生史學之才也。”
　　他欣賞劉恕（字道原）的才智修養。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語出惊人、年僅三十七歲的翁源縣令，簡直是史學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當代文人學士中，真正稱得上“博覽群書”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滯，是解決史事紛錯難治的能手；三，贊語無所藏，抗言無所避。“得史圣司馬遷之真諦者，道原也。”
　　他更喜歡二十八歲的范祖禹（字淳甫）。這個天資聰穎、英俊多才的年輕龍水縣令，雖是原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范鎮的從孫，卻毫無紈褲之气。精研學業而富有主見，銳意進取而沉穩從容；無嘩眾取寵之心，有究根問底之志；節衣儉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強不息。“他日史家有繼，必此子也。”
　　也許因為“變法”風雨即來，也許因為王安石就任參知政事的消息已從大內傳出，也許因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場“理財”之爭仍在司馬光的心頭回蕩，也許只是因為修史需要，他們今夜議論的話題，是漢武帝時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鹽鐵酒類官府專賣的一段史實。
　　此刻，精于漢史的劉攽正在從容地談論：
　　“……漢武帝元狩年間，國庫日虛，匈奴壓邊，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桑弘羊，組織几十万人屯墾戍邊，以御匈奴進犯，确是一件有遠見的決策。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他敢于從豪強、富商、大賈手中奪取鹽鐵酒類私營之權，一變而為官府專賣，也是一件极有膽略的舉動。這個舉動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國的勢力，打擊了豪強的高利盤剝，增加了官府的錢財收入，于國于民還是有益的。所以，對桑弘羊這個人，我們應當予以注意……”
　　司馬光很自然地從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從王安石想到劉攽，王、劉私交甚厚，不知史論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劉攽提出質詢：
　　“桑弘羊屯墾戍邊的決策，從漢以來，似無疑議。但他官營鹽鐵酒類之舉，太史公司馬遷似乎不以為然。太史公以為桑弘羊官營鹽鐵之論，是蒙蔽了漢武帝，故而太史公譏笑漢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貢父公以為太史公這個評論公允嗎？”
　　司馬光微微點頭。他喜歡范祖禹這种敢于向漢史權威提出挑戰的精神。
　　劉攽朗聲一笑，諧趣地說：
　　“太史公當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話都高明。他老人家對鹽鐵酒類和黎庶細民吃穿費用的了解，大約和我們一樣外行，決不會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會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對桑弘羊的評論，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來德行有缺，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結、謀廢漢昭帝而立燕王旦、終被殺頭的既成事實作出的。”
　　司馬光笑了：貢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領，故而辟徑新奇，引人深思。他抬頭詢問劉恕：
　　“道原，你的高見呢？”
　　劉恕并不謙讓，坦率直言：
　　“桑弘羊的悲劇，在于他的一雙眼睛一直注視著遠方，而不屑于低頭一窺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毀名于理想。鹽鐵官營了，而經營鹽鐵的官吏卻腐化了，權錢相交。開始‘錢’為‘權’子，以‘權’謀‘錢’；繼而‘錢’為‘權’父，以‘錢’役‘權’。結果，官倉無增，私囊盈滿，鐵器質劣价高，鹽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國，實際上肥了鐵官鹽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鐵官鹽吏的代表！后來又在朝廷內爭中掉了腦袋。悲夫，桑弘羊！”
　　司馬光喜悅之色跳動在眉梢：道原的議論，深入而淺出，深湛而簡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贊揚与譴責交織，動因与效果相應，活活勾畫出了一個完整的桑弘羊。他覺得很受啟迪，便撫著稀疏的胡須，含笑稱贊：
　　“道原，高論啟人，能不能詳加論述，以開茅塞。”
　　劉恕拱手：
　　“司馬公若有興趣，劉恕愿盡其所思，恭請指教……”
　　這時，司馬府邸五十多歲的老家仆呂直，慌慌張張闖進書局，仍按三十年前對司馬光的稱謂稟報；
　　“秀才，一位大人不听勸阻，不容稟報，闖進書局來了。”
　　老家仆還沒有講完，門外傳來一聲悲愴而急切的呼叫：
　　“君實，大廈將傾，你還忍心清談論道啊……”
　　司馬光、劉攽、劉恕、范祖禹等惊异地站起，司馬康正要出門迎接，五十五歲的知諫院、權御史中丞呂誨闖進書局。他面色沉郁，神情激憤，圓圓的臉拉長了，目光呆滯，在燭光照映下顯得凄厲而陰森。他冷眼打量一圈在座的人物，又悲悲切切地對司馬光說：
　　“君實，參知政事唐介子方公在一個時辰前怀恨逝世了……”
　　司馬光等惊駭沉默。
　　呂誨不由哭出聲來。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是宋太宗時著名宰相呂端的孫子。其人性耿直，具有乃祖之忠，朝臣敬重。呂誨在仁宗時任侍御史、起居舍人之職，后貶知新州、晉州。趙頊即位后，司馬光以呂誨“一不愛富貴，二重借名節，三曉知治禮，四不畏強暴”之优長，舉荐為知諫院。趙頊信而用之，并遷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呂誨遭貶后再起，全賴司馬光之力，故二人交誼日深，朝事遇有困難，常議而琢之，以匡偏誤。
　　副宰相唐介，前日在紫震殿受責昏倒之后，回到家里即臥床不起，時昏時醒。呂誨与唐介同住一巷，兩家府邸相距不遠，且二人平時交情頗深，今日黃昏，突聞唐介病情告急，即前往探望。進了唐府，只見唐府家人圍床啼哭，醫生呆坐無策；唐介挺身床上，兩目呆痴，面色如紙，神志昏迷，气息短促，嘴里似在喃喃低語。呂誨委身床邊，俯身听辨，竟是“王安石”三字的不斷重复，直至气絕魂离。
　　唐介是咬著王安石的名字死去的。
　　呂誨帶著“王安石气死唐介”的成見跑來呼冤。
　　劉攽、劉恕、范祖禹在這突兀而來的變故中悄然离開了。
　　一場關于西漢桑弘羊的議論，突然轉移到當今的王安石身上，真是天意巧合！
　　司馬光在呂誨的激憤和唐介的喪哀中沉思著。
　　司馬康向神情激憤的呂誨敬了清茶，悄悄吹滅室內四角的燭光，坐在門旁的一只凳子上。
　　呂誨先敘述了前日皇帝在紫宸殿召見四位執政大臣和王安石的經過，以及皇帝宣布“變法”并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的情況。
　　司馬光傾听著。風雨終于來臨了！但愿是一場滋潤万物的風雨，是一場蕩滌朝廷因循腐糜之气的風雨啊！
　　呂誨又言說近日來王安石与其支持者的活動，并預言朝廷將出現前所來有的變動。
　　司馬光笑笑：雷動而鳴，畢竟是王安石所為啊！但愿這种變動，能使蟄者复蘇，能使大地新生。
　　呂誨最后拿出一份參表，放在司馬光面前，神情赤誠而悲壯地說：
　　“現時朝廷已呈生、老、病、苦、死之狀：明仲（曾公亮）雖居首輔，但年逾七十，已無力与介甫抗衡；彥國（富弼）在紫宸殿受責，已萌稱病求退之意；閱道（趙抃）入閣日淺，上不足取恩于皇上，下尚未取信于同僚，苦無對策，苦無所從；子方（唐介）忠肝忠膽、鐵心鐵面，逆鱗遭責，怀恨而亡。現時朝廷只有一個介甫，口角生花，舉止生風，左右皇上，欲亂朝綱。呂誨得君實荐舉，蒙皇上垂愛，身居諫院，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之職，豈能容介甫恣意妄為！愿擲身家性命一彈，乞君實以天下為重，協我助我！”
　　燭台上的五支燭火似乎凝固了。司馬光听完呂誨沉重而激昂的傾訴，端坐不語。皇上有重托，宰執卻不和，難道介甫要一個人打天下嗎？介甫性狂，令人擔憂啊！但愿這只是一种傳聞，但愿這只是明仲、彥國、閱道一時心情不暢的流露啊。
　　門前的司馬康，心情緊張了。宦海風波已起，父親也要卷入這場爭斗嗎？呂伯啊，你難道沒有察覺這半年來父親已經處身于朝政之外了嗎？
　　司馬光沉思良久之后，起身為呂誨斟茶，誠摯地說：
　　“獻可公敬諒，光生平所為，決不欺友。自去年八月在延和殿与介甫關于‘理財’方略爭執之后，半年來心之所思，多在反省，所得者不過數語，現坦誠以告：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如二者皆無，恐風雨之不庇也。”
　　司馬康心情豁朗了，這也許是父親全部政見的概括吧！半年來，被一些人視為守舊的父親，只能說是不夠激進罷了。人生在世，被人了解也難啊！
　　呂誨急忙詢問：
　　“君實以為今日的‘居室’已經大坏了嗎？”
　　司馬光點頭說：
　　“‘居室’已造百年，表面看來，仍巍然聳立，气派輝煌，然虫蛀梁木，鼠穴棟柱，風蝕雨浸，金瓦彩漆之下，已是千瘡百孔。光十多年來，沉浸于歷代史料之中，為國家盛衰、民生休戚而花人憂天，實為此也。”
　　呂誨又問：
　　“君實認為介甫是造室的‘良匠’嗎？”
　　司馬光首肯：
　　“光与介甫昔日同為群牧司判官，近年又同職于翰林學士院，深知其人誠實聰敏、博學多才，抱負宏大、見識高遠。其心際之高，精气之銳，非光之所能及。
　　呂誨默然良久，拱手說：
　　“君實誠不欺友，呂誨敬謝。然介甫所信任之呂惠卿、曾布、章惇、謝景溫等，也是‘造室’之‘美材’嗎？”
　　司馬光沒有正面回答，苦苦一笑說：
　　“光与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盡。”說著，把呂誨所寫的彈劾王安石奏表推向呂誨，勸解地說：
　　“介市現有言行，未見有不善之處，光勸公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
　　呂誨歎息：
　　“皇上新嗣大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謀議者，介甫一人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顧可緩耶。”
　　司馬光撫呂誨手背而慰之：
　　“獻可公，此刻，光只能以八字相告：‘處暗觀明，處靜觀動’。明天誰知道又會有什么變動呢？”
　　呂誨頜首。
　　司馬光吩咐儿子：
　　“康儿，弄點酒菜來，讓我為你呂伯敬酒解愁吧！”
　　司馬康應諾，快步走出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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