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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半左右，紅軍開進了哈達舖。這是由毛澤東、周恩來(此時健康狀況已大為好轉)、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級指揮官率領的主力部隊。先頭部隊已于兩天前抵達這個甘肅小鎮。 紅軍到家了。他們爬雪山，過草地，穿過了陌生的藏族區，終于回到了漢族地區，回到了漢族同胞中間。盡管這里的漢民都信奉伊斯蘭教，紅軍戰士覺得，哈達舖就象是他們的家，那里的人長得和他們一樣，語言也一樣，毫無隔閡之感。他們知道，雖然前面還要翻過許多山巒，還要涉過許多河流，還要進行許多戰斗，但是，再也不會受饑挨餓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卻了。 哈達舖群眾傾城出動，熱烈歡迎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進這座古城的男女戰士，他們以歡呼、笑臉和各种食物來歡迎這些疲憊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紅軍戰士。 在這里，每個戰士領到了兩塊閃閃發光的銀元，這些銀元是被他們背著經過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大家都要吃好。”他們确實吃得不錯，只要用五元錢就可以買一頭—百磅重的豬，二元錢買一只肥羊，一元錢買五只雞，一毛錢買十二個雞蛋，五毛錢買一百磅蔬菜。食鹽和面粉也得到了補充——紅軍在當地沒收了一吨鹽，六吨面粉，以及許多大米、麥子和小米。每個連隊都殺豬宰羊。戰士們每頓飯有三葷兩素，比過年還吃得好。這簡直是天堂。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飯菜，一些戰士吃得太多，撐坏了肚子造成減員。 周恩來和總部的辦公室設在一座清雅的寺廟里，毛澤東則住進了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現仍完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哈達舖只有二三千居民( 五十年后翻了一蛋 )，他們看到紅軍戰士講究禮貌，行為端正，紀律嚴明，哈達舖的男人十分高興，他們說：“真是好戰士！ ”哈達舖的婦女見到女兵，覺得十分惊奇——這些短頭發、穿軍裝、皮帶上挂著手槍的人真是女的嗎？ 她們把女兵請到家中，仔細端詳，摸摸她們的胸脯，跟著她們去茅房。消除了疑慮，确信她們真是女兵后，她們又高興地讓女兵們講戰斗故事。 哈達舖的老百姓對來訪者的好奇心和好客態度至今未減半分。五十年后的今天，人們夾道歡迎來訪的外國游客，他們過去從未見過西方人——那些淺發碧眼的怪人。 毛澤東已率領紅軍到了哈達舖，下一步要去哪？ 他仍沒有一個明确的想法。是的，他們還要北上，去甘肅，去陝西，甚至去宁夏，他們要去打日本。但這只是籠統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長征以來常常出現這种情況，毛澤東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標，此時也是如此。 現在，在距江西的出發點成千上万里之遙的哈達舖，長征确切的目標才日漸明确了。 紅軍先頭部隊在攻占哈達舖時果斷地拿下了郵局，這是很長時間以來他們占領的第一個郵局。他們在那里找到了國民党的報紙，毛澤東和他的指揮宮們興致勃勃，一口气讀完了這些報紙。證明他們早些時候在兩河口會見張國燾時所听到的傳說居然是真的：陝北不但有一支共產党的隊伍和一片蘇維埃根据地，而且毛澤東的朋友、著名的群眾領袖、英勇無畏的紅軍二十六軍軍長劉志丹仍然活著，統帥著他的部隊。二十五軍的徐海東也在那里。 這個有關去向的重大問題終于獲得了解決。十天之后，毛澤東在榜羅鎮公布了他与陝北紅軍會師的計划。在部隊集中起來后，召開了政治局、中央委員及高級指揮員的會議。政工干部分別向所在部隊講話作宣傳。毛本人也在早晨六點鐘向在一所小學里召集的軍、政干部會議講了話。他講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陝北根据地的問題，講了政治和經濟形勢，以及從根本上加強紀律等問題。政委們當天就向部隊傳達了這一講話。根据各种回憶錄說明，這時的毛澤東開始越來越強調抗日的路線了。 就要到家了。紅軍已踏上了家鄉土地。正朝著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進。他們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誠然，在同四方面軍張國燾發生沖突之前，他們也曾有過這樣的希望。但是，他們感到這次情況有所不同。他們畢竟經受住了在第四方面軍問題上發生的危机，證明紅軍仍然是一支活躍的有生力量。它雖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啊！ 一年來，他們征戰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犧牲，他們克服了重重障礙，在大半個中國傳播了紅軍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 他們不再是一伙在蔣介石的精銳部隊面前衣衫襤褸、爭吵不休和狼狽逃命的人。他們將把長征轉變為胜利，長征已不再是退卻，不再是連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東躲西藏。這一切變化都發生在他們渡過金沙江之后，戰斗的主動權已不在國民党一邊了。毛澤東領導的部隊組織嚴密，上下團結，能征善戰，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標。此時，作戰部隊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干部，普通戰士幸存無几。這些干部深信中國必須進行一場革命，他們就是這場革命的核心力量。 這种想法在最后一千里的長征途中舉行的集會上和毛的講話中已見端倪。正如他在哈達舖所說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揮員們、戰斗員們在經過了兩万多里的長征的洗禮和戰火的考驗之后，在困難面前無所畏懼，將會以你們的勇敢無畏和丰富的戰斗經驗，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實現我們的目標——完成長征北上，打擊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六點鐘，這支紅軍隊伍在毛和彭德怀率領下( 林彪和聶榮臻率領著前第一軍團剩下的部隊 )向北進發了。他們的目的地是通渭。在那里，又進一步進行了政治宣傳鼓動工作。那天晚上，通渭城的中心廣場舉行集會。廣場事先搭好了一個講台，四周紅旗飄揚。駐在城里的所有部隊都集合在這里，楊尚昆、保衛局局長鄧發和參謀長葉劍英分別講了話。他們高唱《馬賽曲》，會后舉行了這個城鎮空前盛大的宴會——大小盤子中盛滿了豬肉、牛肉、雞肉；還演出了文藝節目。李克農和袁欣為大家唱了歌、表演了魔術。 紅軍向北疾進。他們遭到國民党軍隊、特別是馬家軍騎兵的騷扰，但并不嚴重。一天下午，他們越過西(安)蘭(州)公路， 翻過高達一万一千英尺的六盤山，然后在山的另一邊宿營。 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正當他們即將离開環縣的羊腸小道，到達陝西邊界的時候，毛的警衛員陳昌奉看到了五個人騎著馬朝他們奔馳而來。他們身強力壯，年紀不大，身挎駁殼槍，頭纏白頭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馬，開口便問：“毛主席在哪里？ ”陳問他們是誰，其中一個人說：“老劉派我們來給毛主席遞交一封信。他在哪？” 据陳說，他們是紅軍二十六軍司令員、毛的朋友劉志丹派來的代表。毛會見了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紅軍連隊，大聲告訴他們，二十五軍和二十六軍的代表來迎接我們了，我 們即將進入陝北蘇區了。 十月十九日傍晚，毛澤東的隊伍穿過黃褐色的山谷——頭道川，來到地處陝西黃土高原心髒地帶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吳起。他們的北面是万里長城、南面是華夏祖先黃帝的陵墓，在黃河以南這片黃土高原上，在這塊中華民族發祥的土地上，紅軍找到了自己的家，他們在貧瘠的吳起，在黃土窯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來的漫長歲月里，他們將越來越習慣于窯洞生活。 這時，馬家軍騎兵東闖西竄，仍不斷騷扰紅軍后續部隊。彭德怀命令戰士們加快前進，他不愿讓落在后面的部隊死在凶殘的國民党騎兵手里。他們翻越了老爺山、子午岭，進入了陝西。在那里再次与馬家軍騎兵交火。這一帶的地勢比較平緩，利于騎兵活動。紅軍被攪得不得安宁。 毛澤東到達吳起鎮的當天晚上，就親自召集指揮員開會。他建議：“砍掉這條尾巴，即馬家軍騎兵，結束几周來紅軍所受的騷扰。”二十日，毛澤東對紅軍和吳起地區的游擊隊進行了部署。這里有三條河流穿過吳起，毛將他的部隊部署成半月形，引誘馬家軍騎兵進人中間的洛河河谷地帶。二十一日凌晨，毛澤東進入大馬梁山頂上的觀察位置(山頂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樹作為標志)。 馬家軍騎兵共四個團，每團約一千人，他們首先發起進攻，進入了河谷。毛的部隊人數不比他們多多少。上午七時，紅軍向馬家軍騎兵主力團開了火。不到兩小時，馬家軍騎兵主力團及其他三個團都從戰場上落荒而逃。 那天戰斗后的下午，毛會見了兩位地方領導人，听完他們的匯報后，毛立即叫來兩名可靠的干部——賈拓夫和王首道，派他們帶一連行動迅速的戰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窯堡。他們的任務是‘救出二十六軍綠林式領袖劉志丹及其同志們( 數目不詳)。他們正坐待二十五軍伙伴的處決。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薩斯城的一位年輕人，埃德加·斯諾來到了黃河河套以南的黃土高原上。斯諾當時二十四歲，是來調查關于饑荒并進行報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諾結識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輕人，他就是新西蘭人路易·艾黎。他們一起在中國目睹了人民餓死的慘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似的死尸，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路邊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饑荒的一角。中國有六百万人死于這次饑荒。當時，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在《紐約時報》的內版占了半個專欄。 就在那個可怕的夏天，劉志丹赶回陝北老家保安。他父親是保安的一個小地主(舊照片上的劉家大院遠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這一年庄稼顆粒無收，佃農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紅軍老戰士，他曾在劉志丹手下工作過，一九八四年時七十七歲，仍住在吳起鎮。他回憶說，那一年劉志丹二十六歲，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細瘦，臉總是紅扑扑的，常常帶著微笑。他能言善辯，有著一副洪亮的嗓子，對著上千人講話，每個人都能听清他說的每一句話。 每當劉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常常一開口就滔滔不絕講上几個鐘頭。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 在這個偏僻的窮山溝里，就連地主也并不很富有 )。 地主貼出告示——不管饑荒還是干旱，佃農必須交租。劉家也要劉志丹寫這樣一個告示。他說，豈有此理，人們連飯都吃不上，哪有糧食交租納稅。他不僅不寫告示，還來到佃農中間，組織他們抗租。他問道：“這樣的情況你們究竟還能容忍多久 ？”劉家的許多佃農紛紛響應他的號召，起來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暫停交納租稅。 劉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產党。他曾在黃埔軍校學習，一九二九年，擔任了陝北地下党委的成員。 劉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傳誦著他的光輝事跡，親昵地稱他為“老劉”。他們說，他把自己家的財產都沒收了。“他獻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戰士袁耀秀這樣的描述他。 這位陝西“羅賓漢”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對人民的熱愛超過他對辯證法政治說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組織了一支革命隊伍(二十六軍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書記指責他拒不与國民党打大仗。劉志丹靠邊站了。“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追隨者杜衡取而代之。結果，他把二十六軍引向了慘敗。只有劉志丹和少數几個人逃了出來。杜衡本人后來被國民党俘虜，成了叛徒。 劉志丹突破重重包圍回到了陝北，人們紛紛前來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軍。另一位游擊隊司令高崗帶著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隊伍。 高崗擔任了劉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強，但正如一位中國人所說，他有“亂搞女人”的坏名聲。劉志丹對此當然不能容忍，對高崗行為放蕩不羈的問題，有一次劉曾提出要處決他。 劉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軍獲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陝北已經創建了一個根据地，包括了二十個縣的全部或部分地區。劉志丹的二十六軍和另一支號稱二十七軍的小部隊共有五千人。 但是，一場風暴正在醞釀之中。三位中央委員會代表流落到陝北，他們都對劉志丹怀有敵意，試圖把他赶下台。他們聲稱，劉与國民党有秘密接触。實際是，他同打進國民党內部的一些共產党秘密党員保持著聯系。 紅二十五軍，即周恩來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華去的那個軍，經過十個月的顛沛流离，終于來到了陝北。 程子華坐著擔架來到陝北，他的同事徐海東司令員也是坐著擔架來的，兩入都坐了几個月的擔架了。 二十五軍及其指揮官程子華和徐海東的艱難歷程不育為人類求生的又—史詩。程子華從江西出發，途經汕頭、上海和漢口，歷盡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達河南，來到了二十五軍。他率軍來到豫西邊遠的桐相和伏牛山區。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軍轉移到了附近的陝南。一天，當他們正在庾家河開會的時候，國民党六十師——蔣介石最神速的一個師，從朱陽關席卷而下，從背后襲擊了他們。戰斗非常激烈。程子華一九三零年時左臂曾受傷，他習慣于用右手托著左胳膊。現在，一顆子彈再次擊中他的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殘疾。(五十年后，他只能使用一只象爪子似的右手 )。副軍長徐海東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部，子彈從右邊穿過，從后腦穿出。他昏迷了近一個多月之久。二十四歲的錢信忠醫生，當時正站在這兩位指揮員身旁。他也負了傷，但不嚴重。他是上海德國人辦的同濟大學畢業生，他用磺胺柯衣定為兩人治病，這是一种德國早期制造的磺胺類藥品。他說，如果沒有這种藥，要挽救他倆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 后來程于華的傷口嚴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動的手術，甚至連可用來止痛的茅台酒也沒有。吳煥先政委接任指揮，二十五軍終于在陝南建立了一個根据地。他們知道劉志丹和二十六軍在北部活動，但沒有取得聯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們從國民党的報紙上獲悉第一方面軍正向陝北進軍，正當他們也向那里運動的時候，吳煥先犧牲了。程子華和徐海東從擔架上又接任指揮。程任政委，徐任軍長。 程子華記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軍在陝北一個名叫永平鎮的地方与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十五軍團。仍躺在擔架上的徐海東任司令員，劉志丹任副司令員，程子華任政委，高崗任政治部主任。看來一切都順利。這支聯合部隊在甘泉与張學良的一個師交鋒，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軍曾俘虜過了一名國民党軍官，名叫張漢民，張說他是地下党員，并說劉志丹可以證明。他們不加理會，卻當即處決了他。后來，陝北党里的“布爾什維克”們批評了劉志丹，并設法說服二十五軍，讓他們相信劉志丹實際是國民党的地下人員，他領導的二十六軍已被敵人滲透。于是，隊伍內部的逮捕開始了。起初，沒有動劉志丹。他們對下級干部進行清洗時，把 劉志丹調開去執行一項任務。但當他騎著馬赶路時，碰到了一位年輕的通信員，身上帶著一封寫給十五軍團領導的信，這位年輕人把信交給了劉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將准備逮捕的干部名單。其中包括劉志丹本人。劉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訴通信員把信送給十五軍團司令員徐海東。然后，他到保衛局去報到。他把左輪手槍放在桌上，對保衛局的人說：“我知道你們在找我。”他以為這會消除他們的疑心。然而，保衛人員卻把他關進了牢房。他們沒有想一想，真的國民党特務早就逃跑了。哪會自己送上門來。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劉志丹的女儿劉力貞已五十六歲，她身材纖細，有著橄欖色的皮膚，高高的顴骨和一張圓圓的小臉，口才很好，講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時她僅五歲，但沒有忘卻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親到關押劉志丹的地方，站在外邊，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歸。 主持肅反的人不愿人們知道抓起了誰。他們甚至把劉志丹的馬也關了起來，以免人們看到它單獨拴在馬廄里而引起議論。當囚犯被押解過街時，犯人頭上都套上一個布罩。有一天，這位五歲的女孩和她的媽媽從一隊蒙著布罩的犯人旁邊走過，其中一個人咳嗽了几聲，她們覺得咳嗽的人就是劉志丹。 劉力貞神態庄嚴地談起了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親一道去看瓦窯堡城門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們說，犯人將會活埋在這里‘有的則說把他們槍斃或砍頭之后，這個大坑將成為他們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劉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員的性命。要不是他在關鍵時刻赶到，并親自派人到瓦窯堡營救，劉志丹和他的同志們當時就惡運難逃，人頭落地了。這是在封閉的陰謀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發作的又一例。 周恩來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窯堡，他將被捕人員迎出牢房。戰士們早就議論紛紛，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時全軍一道動手。毛不愿責怪(有責任的)軍人，他認為，由于他們對某些事情無法理解，使他們成為愚昧無知的受害者。 父親從監獄里被釋放之后，劉力貞只見過他一面。她回憶說：“我覺得陌生，過了好長時間才敢走近他。” 他胸上曾帶過鐐拷，所以行走很困難。毛安排他負責組織和指揮二十八軍。一九三六年三月，他東征去与國民党作戰。不久，他在戰場上犧牲。年僅三十四歲。 劉志丹的女儿說，她父親生前沒有什么嗜好，只喜歡抽煙。直到今天，她的母親仝桂榮仍在父親的遺像前燃著一支煙。仝桂榮已七十九歲，但精神不減當年。這位嬌弱的婦女不無羞怯地告訴我們，她与劉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歲、劉志丹十八歲時兩人完了婚。“我怕你們會取笑我。”說罷，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雖拄著拐杖，但卻身強体健。劉志丹犧牲時，她正患傷寒，未能參加葬禮。一九四三年，當劉志丹的遺体被安置在他的誕生地保安( 為紀念他，已改名志丹 )紀念堂時，她讓人打開了棺蓋，看到他穿著她縫的衣服時，她感到欣慰。劉志丹犧牲時，除了手槍和戰馬之外，別的一無所有。她要求將這兩件遺物送給需要的人。 她摸著腦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態說；“當時，國民党還要出二百塊大洋買我的腦袋哩。”她說她年輕時，是個“不問政治的人”，對政治毫不關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國民党軍隊抄了他們的家之后，“我才參加了革命。”有人說：“該是參加的時候了——可你為什么等了這么長時間才來呢？” 仝桂榮和女儿劉力貞為埃德加·斯諾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給她們照的一張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劉力貞戴著一頂小紅軍帽，帽上的紅星是她母親給縫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曾被國民党搗毀過的保安(志丹)紀念堂又被紅衛兵砸爛了，刻有革命領導人的題詞的紀念石碑被毀了，劉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農村。全桂榮提醒他們說：“這不是新鮮事，只不過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劉力貞說，這是和過去一樣的迫害——只不過這次是來自“左”派。劉力貞是醫生，被迫到農村去勞動。她丈夫張光，現任西安一家報紙的編輯，當時也被送到一個生產隊。劉志丹的弟媳寫了一本關于劉志丹的長篇小說。毛的秘密警察頭子康生在毛面前說，這是一份擁護高崗(被指控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大夫雙雙被捕，橫遭虐待。与劉家關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連。 劉志丹的女儿瞪著炯炯有神的兩眼嚴肅地說，劉志丹留下的唯一遺產是他的精神。至今，當老戰友們見到她母親時都禁不住流淚。她們怀念她的父親，珍視他對革命的貢獻。 紅軍來到陝北，并非處處都是危机，有時也有人間趣事。毛澤東越來越愛開洛甫和小劉英的玩笑了。自從劉英与“中央隊”一起工作以來，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這難以逃過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總書記，他和毛大部分時間在一起。 劉英和洛甫一起到達瓦窯堡后，就決定結婚。“從渡金沙江以來，我們關系越來越密切，”劉英回憶說，“但到了陝北之后，我們才生活在一起。” 他們本來決定不舉行婚禮。“我們太窮了。”劉英說。由于毛對他們的婚事感到非常高興，并要他們舉行一個招待會，這樣才舉行了一次招待會，但未設盛宴。 從江西直到延安時期，洛南一直在毛的左右。后來，他們明顯地逐漸疏遠了，但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洛甫擔任了——段時間的外交部長。劉英和毛的夫人賀子珍關系很好，一九二七年，她們—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長時，劉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劉英的愛情(洛甫三十五歲，劉英二十七歲)是長征中僅有的几起戀愛之一，雙方感情始終如一。 陝北也有悲劇。紅軍剛剛到達吳起鎮，赫赫有名的突擊團——一軍二師四團的指揮員楊成武和王開湘就患起傷寒，王比楊更嚴重。僅僅几天之后，楊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來王開湘在持續高燒(溫度高達攝氏4o度)、神志昏迷的情況下，從枕下抓起手槍，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的腦袋。王有兩件心愛的東西，一支手槍和一塊金表。整個長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槍，直擦到閃閃發亮才罷手。 几乎与此同時，在長征中一直被抬在擔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惡化，他發著高燒，昏迷不醒，人們以為他活不成了。楊尚昆一直陪著他， 后來成為軍隊衛生部門負責人的王彬醫生為受傷的王稼祥治療，王的腹傷嚴重的時候，腰部曾插入一條引流的橡皮管。人們這時才發現，王稼祥瀕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爛的管子造成傷口感染。管子拔掉了，傷口進行了處理，他的燒也退了，生命得救了。 后來，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療。蘇聯醫生花了半年時間才使他的傷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們曾設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來他在蘇聯接替要回國的康生，擔任了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 毛雖然找到了家，但斗爭并未完結，同敵人的斗爭，紅軍隊伍內部那种隨意發動、有餑常理的斗爭都不會完結。但是，就在這片溝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風怒號，紅沙飛揚的黃土高原上，毛和共產党將深深地扎下根來。他們在陝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年，而是住許多年。毛在吳起鎮只停留了三天，隨后即前往瓦窯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這十年是革命的醞釀時期(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務。現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軍殘部和爭吵不休的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但是，他預料隊伍將迅速擴大。不久，由賀龍和肖克率領的二方面軍，由難駕馭的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以及編入四方面軍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隊，還有朱德和劉伯承等指揮員都將前來會合。毛對此深信不疑。 在瓦窯堡的新窯洞里，他詩興油然而生。他把一張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讓警衛員點上煤油燈，這盞燈從紅軍跨過于都河上的浮橋之日起一直陪伴著他，他從錫制文具盒里取出硯台，研好墨，用駝毫小楷筆蘸了一下墨汁，開始在一張宣紙上寫起來，詩句一气呵成： 紅軍不怕遠征難， 万水千山只等閒。 五岭逶迤騰細浪， ……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后盡開顏。 二万五千里的長征結束了。究竟犧牲了多少人，永遠也搞不清楚。長征開始時，有八万六千人，長征結束時只剩下不足六千 人，但這并不能說明問題。征途中。紅軍不斷招募新兵、充實力量。那些“損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犧牲了，有不少人脫隊逃跑了。 計算數字并沒有多大意思。這是用熱血和勇气譜寫的史詩，是胜利和失敗的史詩，是沮喪和憧憬的史詩。這种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是中國革命賴以成功的基礎。 中國革命將從這些奮斗犧牲的傳奇故事中汲取無盡的力量。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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