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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西藏人，古銅色的臉上布滿皺紋，穿著棕色的羊毛長袍，系著橙色的腰帶，腳穿軟皮靴，頭戴時髦的氈帽。他說，夏日里，一望無際的草地是一幅鮮花織成的魔毯，朱紅色、紫羅蘭色、藍色、黃色、玫瑰色、紫色、白色等等，你所能想象出天下所有的顏色、在這里應有盡有。 他講的這片草地，是一個內陸的薩格蘇海，地處長江和黃河分水岭之間一個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原上。這里看來象春天英國康瓦爾丘陵草原—樣的平靜，但要是把這片隱藏著邪惡的草原同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相比，《惡之花》會顯得象天使一般的美好。 到了八月中旬，這里的花草已開始迅速凋零，但是當你在正午經過這片平坦的大地時，它們的絢麗色彩在陽光照射下，仍然會刺痛你的眼睛，它們的芳香仍然使你心曠神伯。當黎明來臨時，一馬平川的地平線上，閃爍著白雪反光的小山丘點綴著這綠寶石般的草原。 今天，這片青蔥的田野大都已經開溝排水，土地的肥沃堪与美國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相婉美。到處是白色的綿羊，黑色的耗牛，一頂頂氈帳篷星羅棋布，那是牧羊人放牧時的宿營地。 五十年前，情況似乎大体相同。但是當紅軍經過這里時，沒有帳篷，沒有牧民，沒有犛牛，也沒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誘人們到它們中間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終由楊成武率領的非凡的一軍團第四團，作為先遣團進入這片令人愉快的美麗的“海洋”，他們看到的就是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楊成武領受先遣任務時，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訴他草地的危險。他說這項任務很艱巨，指示楊成武到毛儿蓋進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澤東報告。 草地的危險，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澤東警告楊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隱藏著沼澤，一分鐘之內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楊成武必須設法在這片沼澤地帶找到一條道路，以便整個紅軍得以安全通過。擺在面前的敵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當務之急是必須很快通過草地，擺脫草地。有跡象表明，國民党的部隊正准備再一次集結來消滅紅軍。毛澤東仔細地向楊成武詢問了他的部隊的情況和衣著。草地的气候比愛生气的蘇州美女的情緒還要變化無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時而下雨，時而大霧，時而雨雪交加，狂風怒吼，就象魔鬼的惡作劇。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間，大地結滿了銀霜，气溫在攝氏零下六七度(華氏二十度)；黎明時，天气還是好好的，紅艷艷的太陽鑽出地平線照耀著草地；可是，早上八時，天色突然變暗，烏云聚積起來，開始下起了蒙蒙細雨，一切都在霧气中變得朦朧灰暗。接著大雨和著狂風傾盆而下，瞬間又是雨雪交加。沒過多久，紛飛的鵝毛大雪遮蓋了道路，草地和山巒，到處茫茫一片，赶路的馬幫躲避在背風的地方、一群群的犛牛和綿羊變成了緩緩移動的雪堆。大雪下了兩個小時之后減弱了下來。曠野上又刮起了大風，風中的太陽變得蒼白、黯淡，顫顫發抖。風沒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藍，陽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絲春意；但當太陽的光輝沉落在黃河彼岸的時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澤東問楊成武；向導問題怎么辦？ 楊說，他找到一個年老的藏民，六十多歲，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們用擔架，由六名戰士抬著他走。毛澤東同楊談完之后，楊即率部隊出發，出發前 楊又專門去看望了鄧穎超，同她說了几句話。鄧穎超的丈夫周恩來病重，沒有見他。 四團通過了几座沙石山岡。山网上滿都是黃色的櫻草花，或者叫藏報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狀山花，還有接骨木飽滿的果實——它那毛絨的白花，此時，已變成可以釀酒的漿果，仿佛給大地舖上了花毯，這無疑是一曲鮮花的交響樂。然而，在長征者戰士的回憶錄中，找不到描繪這美好景物的片言只語。他們無心欣賞這些美景，腦于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張國燾還談到了這些“美麗壯觀”的鮮花。 下午三時左右，四團正在拼力奮進，但眼前的景象忽然起了變化。烏云密布，遮掩了大地。疾風穿過三千年來人跡罕至的野草叢生的荒原，撕裂著行進中戰士們單薄的衣衫，寒气刺骨。這個一度如花似錦的樂園每年只有五天無霜期，年平均溫度剛過攝氏零度，七月是攝氏十度半多一點(華氏五十一度)。 用縣長楊秋的話說，草地沒有夏天，只有延長了的冬天。紅軍經過的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凍。楊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并不好走——這里壓根就沒有好路可走——不過是藏族牧民踏出來的小路。東邊有條好走的路，但因張國燾沒有打下松潘，那條路走不通。左邊的路(即張國燾要走的路)也比較好，但他遠在西面，而且他堅持要去阿壩。 除了楊成武和他的部下豎起的路標，小路上沒有別的標志。沒有界標，只有漫無邊際的齊腰深或高過腰際的野草，草的下邊就是水。草地里有小塊的硬地，足可以經得住一個人站在上面，但它們在野草底下，很難辨認。沼澤軟得象豆腐一樣，積水經常漫過胯骨。掉進沼澤里的人，伙伴還沒來得及拉上他們，便消失了。有時連救援者也會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著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無法保持干燥。沒有地方可以宿營，人們抱著自己的膝蓋，蜷成一團坐在小丘上過夜，小丘小得連腿都伸不直。 沒有食物。每人額外積存的四十斤口糧也快吃光了。戰士們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飯量也大。可是無法煮飯，無處生火，也沒有木柴。他們只得嚼著未經磨過的麥粒。部隊有半數人染上了討厭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麥粒几乎要磨破他們的肚腸。 不過，今天的居民說，這里在夏末鳥很多：從北极飛往南方的大雁，隨季節遷居的野鴨群等。有時，飛行中的鳥群黑壓壓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陽，落在沼澤地里把草叢弄得沙沙作響。一年后，當第二方面軍過草地時，賀龍將軍指出害人的沼澤中魚多极了。他每天花一點時間去釣魚，在通過這片可怕的大地時，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 過草地時發生的某些悲劇也許是由于紅軍不會獰獵或捕魚。而且，他們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這些“野菜”現在陳列在當地的博物館里，說明這是紅軍當年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覽柜中有一盤盤的多汁的蒲公英綠葉，有一碗碗的荀麻(可用來作鮮美的湯)和其他營養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戰士們當時卻不了解它們的用途。 那個象小白胡桃一樣嬌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几個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給藏族婦女作宣傳工作，回來時，發現同屋的伙伴給她留下一些蘑菇湯，她嘗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發現，她的同志們全都躺在地上，好象都已睡下了，她大聲地嚷道：“往里點，給我讓個地方。”可是，她們睜大著眼睛，看著她，誰也不說話，也不能動彈，她們全都癱在那里。她赶快取來冷水，潑在她們身上，使勁搖晃她們，她們終于醒過來了。她責怪她們說：“你們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給我留下點苦湯！”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們癱倒了。 象紅軍中其他人一樣，危秀英在進入草地之前就准備好了糧食。但糧食不夠吃。她揀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過的青棵麥粒。她和她的朋友們用手從火里直接取出燒好的青裸粒。青棵粒被火燒只了，很快她們的臉也變黑了。危回憶道：“我們大家都長了胡須。” 糧食，糧食，糧食。每天都是這個問題。那個模樣象赫魯曉夫的老紅軍曾憲輝還記得他們進出草地時看到的青稞田。四周沒有人煙。戰士們收割了青裸，留下了借据。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時曾對埃德加·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藏民的糧食而欠的債。 過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過草地的人，日子最好過。他們可以沿著楊成武的先頭部隊給他們標出的小路走。小路很窄，容易消失。每過一天，路就變得模糊難找。体重的人和牲口踩坏了狹窄的小道，使小道淹沒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難知道向哪里插腳。楊定華說，過沼澤地有點象走在擺動著的浮橋上挪動一步就搖晃，而且你的腳很快就會陷進一堆抖動的草叢里。泥巴不僅滑，而且象膠一樣粘。一旦掉進去，就越陷越深，越掙扎陷得越快。” 他們一再迷路，甚至連藏民向導都難以辨明方向。一眼看去，各處的景物都一模一樣。只有當太陽沖出烏云時，他們才能改正前進的方向。 艾格尼絲·史沫待萊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見過一位長征老紅軍莫許的日記。他講述了一個在泥淖中掙扎的同志的情況。莫許扶他站起身來，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緊緊地攥著步槍。他試圖去拉那個人起來，但怎么也拉不起來。那個戰士就要斷气了。莫許想給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許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糧袋里。那位戰士咽了气。莫許繼續行軍。那位戰士的遺体蜷縮在沼澤地里。當莫許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糧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時，那位垂死的問志的悲慘形象又出現在他的眼前，他再也無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毛的警衛員陳昌奉在紅軍下雪山時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瘧疾，瘧疾好轉后進入草地時又复發了。毛讓他休息，給他服藥，他才得以繼續長征。 在他看來，這片草地是：“舉目四望，不見一棵樹木，茫茫一片荒涼；沒有人煙，沒有生气，……那腐爛了的永遠浸在污水中的野草，無邊無際，……” 每個人都注意到了：這里渺無人跡。中國共產党總書記胡耀邦回憶道：“我連一個人也沒見到。村子里空空蕩蕩。我只記得有几只野鳥；到達班佑時，我們才見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里還是空的。 經常無法燒開水或做飯。地太濕了，沒有干燥的樹枝(常常連一點樹枝都沒有)。人們嚼著沒有煮過的硬麥粒，嚼得牙痛。 老紅軍給青年人不斷打气。河水大約三英尺深，但紅軍到達這里時，河水開始上漲，水流湍急，中央縱隊在渡口被阻。鄧穎超為她的丈夫周恩來擔心，她本人生了病，仍然躺在擔架上，也停下不能前進。戰士和指揮員都聚集在周圍。她問一位指揮員，“河水有多深？ ”指揮員回答說，“不用擔心，一切都會得到解決的。”她把年青戰士叫到跟前，告訴他們互相手拉著手涉水過河就不會發生問題。蔡暢是毛在長沙時的老朋友，身著紅軍制服，腳穿草鞋，腰帶上挂著一支手槍，也在這個縱隊。楊定華說，你從她的裝束看不出她是一位婦女。但是戰士們都熟悉，一下就認出她來了。他們喊道，‘大姐，給我們唱支歌吧！ 唱《馬賽曲》。”蔡暢微笑著回答說：“好吧！ 別喊了，我給你們唱。”她唱了。楊定華雖听不懂歌詞，但也受到了鼓舞。 楊定華還想起長征中其他几位婦女的情況。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蓋上當桌子，寫著讓軍隊渡江的命令。楊定華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參加紅軍時還是個文盲。看到這個變化，楊內心非常高興，并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長沙時的老師、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邊，他身邊有一頭頭毛驢。毛走上前來問他為何不騎上毛驢。徐特立解釋道，因為毛驢馱著三個病號的行李。徐特立在補他的舊褲子，身上穿著一件破皮襖。他背著的干糧袋里裝著八斤炒青裸。 當晚，整個部隊渡過了后河，他們高興地燃起了熊熊的簧火。這次總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楊定華和几十名戰士圍在篙火周圍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煥發起來了。不一會儿，毛澤東和彭德怀來了，在簧火旁坐下，他們同戰士一樣，混身都是泥巴，看來很疲勞。 “同志們！ ”彭德怀以指揮員的口气，用嘶啞的嗓子喊道，“咱們請毛澤東同志講點有趣的故事吧！”大家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時，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來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談到他在日本和歐洲的學習生活以及他如何成為一名作家。遺憾的是，楊定華沒有把毛和彭所講的故事記下來。這是在草地上度過的第三個夜晚。前面還有四天的行程。 糧食日益減少。特別是在先頭部隊后面的部隊。本來草地上的東西就少得可怜，僅有的一點也都被前面的人揀走了。不久，紅軍便開始煮自己的皮帶和馬具( 如果能夠弄到水燒煮 )。水是一個問題。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戰士們一個個都因劇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許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們以毫無營養的野菜充饑。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衛部隊，屬五軍團。他們的部隊進入草地時，別人早巳過去了。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參加紅軍，當時十五歲。 對丁甘如(原為解放軍成都軍區副參謀長，一九八四年离休)來說，從爬雪山開始，情況就日趨惡化。藏民不斷進行騷扰。丁甘如也認為，國民党的宣傳更加劇了少數民族和紅軍之間心理上的隔閡。 五軍團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窮困的人。有錢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個紅軍戰士掉隊，少數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來剝光他的衣服，讓他活活凍死。五軍團有買糧食的錢，但當地沒有人賣糧，也沒有糧可賣。 丁回憶說，“我們只能吃剩下來的一點東西。有時可找到一頭豬，我們總是設法用錢買下來。可是這种情況太少了，因為這一帶全都被搜光了。我們只好吃前面的同志們丟下的豬皮。” 他說，為了生存，紅軍被迫違犯自己的紀律。他們搗碎了寺廟里的泥菩薩，因為在這些偶像里裝滿了善男信女多年來貢奉的糧食，他們把麥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這是些多年陳糧，吃起來味同嚼蜡，”他說，“但它畢竟是糧食。” 在后衛部隊前面的紅軍指揮部的人們患了可怕的腹瀉和痢疾。粗糙的整顆的谷粒和麥粒通過腸道排泄出來時帶著血污。面臨著饑餓威脅的后衛部隊，挑揀著這些谷粒，就象麻雀從馬糞中揀燕麥粒一樣，他們把谷粒洗淨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說：“草地是對我們最艱苦的考驗。” 曾經擔任過外交部長的姬鵬飛他在長征中是位醫護干部。象大多數同志一樣，他認為沒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說，“看起來好象走在一條路上．但在几行人走過去之后，這條路便變成了積滿了水的水溝。” 沒有可宿營的地方。沒有干燥的土地。沒有樹木。很多人到達草地前身体本來就已經很虛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漿里再也爬不起來了。 姬鵬飛說：“過草地比爬雪山損失的人還要多。每天早上，我們不得不點一下人數，看看還剩下多少人。我們發現有些人并沒有死，他們的眼睛還睜著，可是他們爬不起來了，也不能說話了。我們好容易才把他們扶起來，可他們又癱倒在沼澤地里，默默地死去……” 草地的地勢高也是原因之一。許多醫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們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澤，去尋找那些掉隊的人。 徐通今醫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軍醫學研究所所長。他高高的個子，銀灰色的頭發，儀表堂堂，帶著角質架的眼鏡，講起話來措辭嚴謹，有權威性。他說，空气稀薄使人變得虛弱。每個人跌進泥沼之中，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樣。醫生用樟腦和嗅鹽搶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沒有醒過來。 戴正啟醫生—九三五年只有十六歲，在紅軍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愛思考的人，曾多次回憶過草地的情景。他認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們生病和死亡還有一個原因。不僅僅是凍死、餓死或被藏民的冷槍打死，飲食中缺少鹽分，也是一個原因。紅軍在長征中本來繳獲過大量食鹽，但是他們怕麻煩，沒有帶到雪山草地這邊來。草地沒有鹽，他們的食物中缺鹽，因此造成死亡。他說：‘我看到有的戰士走著走著，突然間就倒下了。我們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聲念著家鄉的名字說：‘告訴我的親人，我死了。’他就這樣离開了我們。” 當然，气候也是變化無常，戰士渾身者是濕漉漉的，饑寒交迫。但這不是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為過去他們也挨過淋，受過凍，挨過餓。虛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們在毛儿蓋已休息過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渺無人煙，”戴醫生說，“這就是原因。沒有人，一個也沒有。你要了解我們中國人的習性。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生活經歷：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聲音，也沒有可以談話的人。沒有人從這條路亡走過，沒有房屋，只有我們自己。就好象我們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這里。”他認為，這就是人們死亡的重要原因。 八月二十七日——對某些部隊來說是進入草地的第六天——一軍團到達巴西，這是草地東北邊緣的一個藏族小鎮。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達的。先頭部隊總是前進得更快一些，比其它部隊要早到几天。 許多部隊分別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須把部隊分散開，免得把村子里那一點點糧食都吃光。 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和軍團長林彪到達班佑的前一天，給在他們后面的三軍團長彭德怀拍發了一份電報。他們請他統計一軍團的傷亡人數。他們知道自己的部隊損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經埋了一些人，但還有一些人的尸体沒有找到，無從埋葬。他們的電報寫道：“請攜帶一些工具，沿路負責掩埋。” 十天以后，他們收到周恩來簽署的一份報告：三軍團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右路軍到達巴西和班佑時，張國燾直接控制下的左路軍正在向西南約四十英里的阿壩一帶移動，同右路軍所走的路線平行。 九月三日，張國燾拍電報給右路軍，說他在阿壩被阻。白河(又稱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隊無法繼續北上。他建議部隊南下。人們難以覺察到沼澤地的水是流入兩條流速緩慢的河里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條是黑河，也叫墨曲河。兩條河均流入黃河，也稱瑪曲河。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漢文名稱。 張國燾的電報触發了長征中最嚴重的政治危机。這一場危机再次使紅軍面臨災難，它的政治影響延續了多年。”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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