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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雨連綿，道路泥泞。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于六月十五日晚抵達懋功，在那里耽擱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邊的天主教堂里發表了一次演說，他就住在教堂對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來、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總是与他的同志們分開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終年積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樣，殘雪點綴著綠色的草原，爬上高達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鵑花也披著銀裝。 毛及其同件策馬沿狹窄的懋功河谷走著。气候溫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鵑花己從墨綠色的葉子中探出頭來。山坡上長滿了一片片的紫羅蘭——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象紫羅蘭一樣的花朵。山谷不很寬，沒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盡管下著雨，但比起翻越夾金山來要輕松愉快得多。 与毛同行的指揮員只有几個。這大概不是偶然的現象。他已派三軍團的彭德怀和一軍團的林彪率領大部分人馬向不同的方向前進。也許他并不是不相信張國燾，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這兩人已有十二年沒有見面，關系歷來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達兩河口鎮，可能在一座相當壯觀的喇嘛寺的底層住了下來(這座寺院的底層現已被拆除，用來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說，張國燾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鎮約三里多路的一個叫作撫邊的村庄。那里已經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牆上刷著口號，街上貼著標語，紅旗上用白字寫上了歡迎口號。村与村之間裝上了電話，這樣，兩支軍隊可以保持聯系。還在草地上搭起了一個講台，以便舉行儀式。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兩支主要的共產党軍隊及其領導人第一次會師。五年來，張一直率領第四方面軍在作戰，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除博古和李德讓他靠邊站的一段時期外，也同樣地一直在戰斗。 大雨傾盆而下。毛在路邊的油布帳篷下等待著。下午五時左右，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駿馬，在十來名騎兵的護衛下，踏著泥路，濺著泥水過來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帳篷，迎上前去。一會儿，馬隊便來到了跟前。張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經風霜的臉色比較起來顯得白淨，他翻身下馬，和走上前去的毛擁抱。 紅軍歡呼起來。數千群眾歡呼起來。兩人登上講台，制服上滴著雨水。毛致歡迎詞。張作答詞。接著兩人肩并肩一起走進城里，在喇嘛寺里舉行了宴會。當時在場的目擊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時已六十四歲，依然十分壯實，整齊的外衣下面露出一點襯衣。他是親眼看到他們兩人一道行走和這一切的，他興奮极了。當時他才十五歲，是第四方面軍的一名紅小鬼，他認出了張國燾。有入喊道：“那是毛澤東！”，他曾多次見過張國燾，認為張說話溫和，對部下戰士和气。 一切慶祝的表面排場都有了——旗幟、標語，大碗熱气騰騰的雞和肉，大堆的飯和菜．大鍋的湯和大罐的酒，還有當地釀造的類似貴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淺淺的表皮下——流淌著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敵意，猜疑。 雙方都對對方部隊的人數提出了疑問。張國燾一度曾走到周恩來面前說：“你們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張說：“我們有十万。”周回答說：“我們有三万。”周的夸張程度比張的要大得多。 雙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開。但是第一方面軍与江西時期比起來顯然只剩下很少一點力量了——大概不超過二万人，盡管張國燾不可能作精确的計算，因為毛巴把其部隊分散到好些地點。張也夸大了自己的實力，就象長征開始時第一方面軍夸大自己的實力一樣。但是不難看出，第四方面軍比第一方面軍要多得多。張有七万至八万戰斗部隊，可能還有几万名非戰斗人員。他与毛的力量大約是五比一。 從兩位領導人身上也可看出明顯的差別，張的臉面丰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饑苦之色。毛呢？ 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義破又舊，綴滿了補丁。 有位紅軍戰士由于見到四方面軍的馬長得膘肥体壯，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責道：“別羡慕那些馬！”那天晚上對四方面軍确是贊聲不絕。后來在參加長征的人員中產生了—种感覺，認為張是個野心勃勃可能不講原則的人，是故意在焙耀自己的成就，對毛的部隊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許是毛的人過于敏感。但是使他們感到惱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員站在雨里等候，而張騎著馬像旋風一般地馳來，下馬之前差一點濺了他們一身泥。四方面軍還把張叫作“主席”他們听來也很刺耳。“主席”這一頭銜是他們專留給毛澤東的。四方面軍的軍帽也比一方面軍的大，于是四方面軍的人被叫作“大腦袋”，一方面軍的人被叫作“小腦袋”。 宴會上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張國燾認為歡樂只是表面現象。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說，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義，他堅持說，江西人中不乏偉大的革命者，而他們并不喜歡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強但笑阿呵地承認了這一點。張國燾听后覺得很“無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無人有興趣請他講四方面軍的成就，也沒有人告訴他遵義會議的細節。”而毛的人則聲稱，張國燾對第一方面軍的經歷不感興趣。 晚宴后，張請朱德進行談話。兩人一直談到清晨三點。張是否試圖把朱拉到自己一邊來呢？ 也許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听消息。朱對此未作任何記錄。張寫的回憶錄是在他与共產党的同志們決裂以后很久才寫下來的。他引用朱的話說，中央紅軍只剩下一副沒有肉的“骨頭架子”。他說朱估計一方面軍的人數為一万，這點与實際情況相差不太遠。所有的大炮都喪失了，机槍所剩無几，每人只有五六顆子彈。 這些与事實相當接近，張國燾的回憶錄中引用朱德批評毛和贊揚張的四方面軍的那些部分則不那么可信。 不少參加長征的人還能記得張國燾柔弱与自負的特點。李德寫道，張“四十歲左右，身体魁梧，儀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优勢及行政權力。”在一方面軍戰士眼里，張的這种態度与他們一方面軍的領導人的謙虛精神和朴實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難說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觀點上的差异。然而，從照片上來看，張看上去确實就是這樣一個人。同瘦骨嶙峋的“長征戰士”(特指一方面軍的領導人——譯注)相比，他顯得柔弱。 實際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歲的張國燾。他的資歷在共產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十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張是該校的學生。他們就是在那時認識的。兩人都在—九二一年建立共產党的十二名創始人之列。從早期起，張便是党的領導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在南昌起義中．他与周恩來在一起，發揮了一點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過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領導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從那時起，他便一直馳騁疆場，戰績可与毛在江西的戰績相媲美。他同蔣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胜利。他兩次轉移根据地——第一次是從鄂豫皖邊區轉到川陝邊境，后來于一九三五年春轉到川西北。和張國燾一起轉戰各地的有一位优秀的軍事指揮員，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為中國的才名元帥之一。雖然張國燾的作風与毛不一樣，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當代中國史學家所屬認的要大。 張喜歡獨立行動，常常与中央委員會發生爭議(就象毛一樣)。一九三二年，他從鄂豫皖轉移到川陝一帶，因未得到中央委員會批准便擅自行動而受到批評( 有點儿象毛在井岡山的情況 )。可是他的轉移是成功的，批評也就自然消失了。轉移到川西北的行動遭到了更多的批評，但是此時中央委員會正在長征之中，通訊聯絡几乎中斷，因此張不可能受到嚴厲的譴責(事實上也沒有)。 張已作出安排，或者試圖作出安排——要在他展開活動的几個省里与當地的軍閥和睦共處。一九三二年入川后．他給四川軍閥楊森以及四方面軍駐扎地區的軍閥田頌堯寫了信。田拒絕接信。楊雖收了他的信，但卻因事不關己，不加理睬。張給孫蔚如也寫了信，孫是陝西僅次于楊虎城的第二號軍閥，孫与張國燾達成了協議。解放后，孫成為陝西省的副省長。 張入川后沒有搞土改，也沒有建立蘇維埃政府。中央委員會對此進行了批評。大約兩個月后，他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大概是在他決定要留在這一地區之后。而現在，張同四方面軍占領的川西北地區的軍閥沒有什么諒解，因為他足以對付他們可能發動的任何軍事進攻。 就在會師之前，張再一次獨立行動。此時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盤——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縣。這几個縣今天的面積是八万九干平方谷里，一九三五年時可能還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万。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万。對中國來說，這是人口稀少的地區。但這里土地肥沃，是個產糧區。張還有八万戰斗部隊和同樣數目的非戰斗人員。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軍到達的前夕，張宣布成立所謂的西北聯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蘇維埃組織，而是一個符合當地少數民族( 在當地其實是多數民族 )比例十分高的情況的混合政權。周純全就任主席。首府設在北川。北川位于成都東北約八十英里處，周圍多雪山，居民多為藏族。周純全的第一項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稱“五味茶”。但名不符實，吃時要用手抓。 張國燾的軍隊与毛的第一方面軍不一樣。張的部隊中有許多婦女，包括一支有兩千人的婦女戰斗團。他与少數民族保持了良好的關系。主要原因是他不象第一方面軍那樣經常轉移，因此能夠用事實證明，他的部隊与那些到處擄掠的軍閥部隊不一樣。跟其他紅軍部隊一樣，他打富濟貧，把一部分糧食、鴉片、布匹、錢財分給窮人，留下的部分足夠滿足自己的需要。此時他的軍隊糧草充足，還能向非常窮困的第一方面軍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從現存的材料看，張沒有干預鴉片生產。鴉片是當地的主要經濟作物。但是他的軍隊沒收地主財產時也沒收鴉片，用來購買給養。 張不准戰士抽鴉片。但也有例外。有個名叫金禁川的老中醫，他有鴉片癮，就獲准抽一點鴉片以支撐精神。 所有紅軍部隊的內部保衛工作都非常嚴。彭德怀在獄中自述中寫道：“不依靠群眾的單純肅反觀點，造成軍內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況)，軍隊內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補充說：“原屬政治部領導的鋤奸部，改為保衛局，為政治部平列机關。”四方面軍的情況也是一樣。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時是四方面軍的一位年輕排長，他回憶說，張國燾到四方面軍后，下令進行大清洗。許多人被逮捕和處決。曾任紅一軍軍長的許繼慎也被處決。許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學。長期同張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設法證明自己的無辜而解脫了。 盡管張有李先念所說的這些錯誤思想，但他是打了几個漂亮仗的。然而，張繼續逮捕和處決他所不信任的軍官。 李先念說：“我可以向你舉出四十位在四方面軍清洗中被殺害的同志的名單。”一九二一年，几乎所有的團級干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團里缺乏領導人。李說，他因此當上了團的領導。因為他的領導原是國民党軍官，給清洗了，后來复了職，在戰斗中陣亡了。李認為二方面軍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軍還要多。 兩河口喇嘛寺里舉行盛宴時，一份名叫廖承志的畫家卻由張的軍隊看管著．郁郁不樂。廖在一九三三年參加四方面軍之前曾在上海擔任海員工會的秘書。据說一九三四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員登記表上面寫著，他的父親是國民党代表，他的母親是國民党中央委員。于是被措控為國民党潛伏特務，雙手被綁在身后，強迫行軍。 沒有比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國或張國燾的情報部里沒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雙親是中國家喻戶曉的革命家。他父親廖仲愷在孫中山領導下制定了聯俄聯共的政策，孫死后被國民党右派(可能包括蔣介石)暗殺于廣州。對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惡毒的偏見。要不是他幸而能畫畫和繪地圖，他早就被處決了。他刻蜡紙也刻得很好。廖的母親何香凝一直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女士的摯友。隨著歲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孫夫人的密友之一，另在毛澤東的政權中擔任要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重慶被國民党綁架，由于宋女士的積极干預才免遭不幸。后來他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九八二年去世。長征中．張國燾一路上帶著他、直至四方面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達陝北。周恩來立即加以干預，使廖獲得釋放。廖獲得自往后，把畫圖紙、蜡紙和刀筆等放在一張桌子上，然后對著它象對著祭壇一樣鞠躬。廖說：“要不是你們，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飛虎隊創始人之妻陳香梅的舅舅。 党內的親莫斯科集團被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徐以新是這個集團的第二十九名成員。(實際上還有許多其他人，總數可能達一百。)由于徐以新年紀很輕，被人稱為“半個布爾什維克”。這批人有時統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軍，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軍同國民党的楊虎城將軍在川陝邊境舉行秘密談判。后來張國燾違背協議，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消滅了楊虎城的一個團。徐以新表示抗議，張國燾就把他抓了起來。因此，兩河口會議時，徐也是—名囚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徐擔任了駐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軍的另一名囚犯是羅世文。他原分四川地區党的書記。他帶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張國燾的隊伍。張不信任他，把他軟禁起來。后來他在重慶被國民党抓獲并殺害。這類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共產党領導人在兩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舉行會議。据張國燾回憶，出席會議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國燾、朱德、周恩來、博古和洛甫。劉伯承和紅軍保衛局首腦鄧發也在場，可能還有張的主要軍事指揮員徐向前。 馬爾康博物館工作人員文星明介紹的与會人員略有不同。他說會議參加者有：毛、周恩來、朱德、劉伯承、洛甫、劉少奇、凱丰、聶榮臻、張國燾、林彪和李富春。 周恩來主持會議。毛首先發言。他提議紅軍繼續北上，并向東往甘肅和宁夏方向移動。据張國燾講，毛說共產國際曾建議紅軍向外蒙古方向移動，這樣容易和蘇聯取得聯系。据博古講，這原是共產國際建議的万不得已的辦法，是在長征開始之前用無線電發來的。博古證實，自“那時”以來，即前一年的八月以來，紅軍已有十個月沒有与共產國際聯系了。 張國燾回憶說，毛的講話給他留下了較好的印象。毛既未提抗日( 他想，大概因為當時他們對日本人的情況所知不多 )，也未提到前往陝北，大概因為還不知道那里有共產党的根据地。 有關這次會議的情況，中國人現在的說法有些不同。現在的說法是周恩來首先發言，重點談了三大問題：抗日的戰略，北上的問題和領導權問題。 張國燾稱，他對毛的甘肅——宁夏計划提出兩個替代方案。一是進一步擴大川北、甘肅和西康的現有根据地。二是穿過甘肅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進，到了那里就有可能与邊界那邊的蘇聯取得聯系。 胡華教授也許是最了解情況的現代史專家。据他說，會議決定鞏固張國燾在川西北建立的蘇區。大家一致同意奪取松潘。松潘位于大草地的邊緣，扼守著繞過沼澤地帶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開通往甘肅的道路。 兩河口會議通過了一頃五點決議，但內容從未公開過。 其中有几點是批評張的，特別批評了他把根据地轉移到川西北。如果張的話可信，毛嘲笑了張的這一行動，認為這樣做是放棄根据地，增加了長征的困難。張稱兩河口沒有作出正式決定，毛答應還要進一步討論。這大概与事實不符。會外有許多交談，雙方一直在摸對方的底。張不斷打听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的情況。 兩河口會議開了三個小時。据張回憶說，午飯后，周恩來找他，建議兩個方面軍組成統一指揮部，張擔任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并建議合并某些部隊。張對此表示高興。傍晚，周送來指示，要部隊北上。張說他爭論了几句，但還是接受了。 据聶榮臻講，這一指示的內容是： 紅軍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 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据地……以 爭取中國西北各省至全中國的胜利。 幕后卻在進行活動。彭德怀在獄中自述里回憶說，張國燾的秘書黃超帶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來看他，并送給他二三百元銀洋。黃坐下就問會理會議的情形，并說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后方的策略。 聶榮臻也講了類似的情況：六月二十七日張國燾請他吃飯。席間，張一再說聶榮臻和其他人很疲勞，稱贊他們干勁很大。張說他已決定撥兩個團給他們補充部隊。使聶遺憾的是，這兩個團實際不過相當于兩個營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聶回憶說，彭德怀當時也在場。當他們從張住處出來時，聶問彭：“張為什么要請我們兩人吃飯？”彭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聶說，我要。黑夜中聶邊走邊思討，張究竟想干什么？ 聶榮臻說，有好多麻煩事。有些人向張提供的遵義會議情況有誤，結果加深了張對毛的疑慮。 不管毛和張的關系細何 —個國觀代史專家用“冷淡”來形容兩人之間的關系——第一和第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相處一般都是十分融洽的。 楊尚昆將軍的夫人李伯釗与宣傳部長陸定一合寫了一首歌來紀念這次會師。 一九八四年，李伯釗巳七十二歲。她輕聲為我們唱道： —個英勇善戰， 不畏艱難； 一個腹有良謀， 運籌帷幄。 “頭兩行，”她說，“是寫第四方面軍的。后兩句是寫第一方面軍的。” 李伯釗對懋功有著一段辛酸的記憶。那里有一位十九歲美麗活潑的女青年找她要求加入紅軍。她名叫廄香，母親是漢族，父親是個賣剪刀、針線的藏族小商人、她從小就沒有見過父親。她的母親已去世。她叫李伯釗“大姐”，懇求讓她參加紅軍。當時的紀律很嚴，規定不再吸收婦女。廄香態度十分堅決，晚上就睡在宣傳部辦公它的地飯上。 李伯釗去找李富春(他是蔡暢的丈夫)。她說這個姑娘無父無母，非常窮，堅決要求參加紅軍。在李伯釗的請求下允許讓這個姑娘留下。廄香在隊伍里幫著背東西，能在沒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潑，為李伯到及其助手們做了不少烙餅和其他好吃的東西。 “她在過草地時死去，”李伯釗說，“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沒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餓死的。我仍然怀念她。”李伯釗說著眼角里噙著淚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來可能還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發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夢筆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達一万四千多英尺。夢筆山比夾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來也容易些。他們越過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線以下的牧場，沒有遇到大的危險。山路漫漫，他們不得不在山坡上扎營過夜。他們也許是碰上了好運气。有些紅軍戰士回憶卻遲到了可怕的困難。五十年以后的五月底，山上還有大量的積雪。 第一方面軍沿著同一條路線走了過去。張國燾第二天才出發，情緒不太高。他回憶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軍待他很不好，對他進行了誹謗。他們故意欺騙他，他們走了，他反而感到高興。 紅軍即將面臨嚴重的危机。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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