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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距遵義約二百英里，途中無高山大河，直至遵義東南約四十—英里處才進入烏江流域。一路西行，鄉村景象越來越富裕。茅草房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頗象古英格蘭式的造型。庄稼也長得不錯。這里看到的不是圓錐形的草堆，而是以樹干為軸心碼起的草垛；繞在樹的周圍，活象跳舞穿的大裙子。這里是漢人居住區，少數民族多住在山的那邊。 紅軍快到烏江時，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風刺骨。烏江是貴州境內—條最大的河流，奔流在兩岸深灰色的堅硬山岩之間，江底也都是大塊的板狀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几乎沒有渡口，橋梁就更少了，根本沒有可供涉水過江的淺灘。紅軍沿江飛速前進，一路上沒有遇到抵抗。沿途的縣城里倒有小股民團駐防，但這些地方民團經常不發一槍一彈就逃之夭夭了。 陽歷除夕，紅軍部隊抵達距烏江約三十英里的集鎮——猴場，意思就是猴子鎮。附近的森林里常有猴子出沒，据說古時候這里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員開會，毛澤東參加了。會議遲遲不散，致使他的警衛員 (除了照顧賀子珍的兩個警衛員，毛現在有四個警衛員 )開始發愁他們准備好的年夜飯可能要耽誤了。政治局內又發生了爭執，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個新意見引起的。据情報部門報告，三支敵軍正在迫近。李德認為，紅軍應停止前進，打一仗再走。毛澤東反駁了李德的意見，堅持部隊應繼續全速向遵義進發。那天給部隊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奪取遵(義)、桐(梓)，發動群眾。” 警衛員陳昌奉認為，分配給毛當時住的是長征路上他住過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蘇區時的房子還好，( 我可以作證，那些房子的确非常高級，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 )新的住房象征著毛澤東的地位大大提高了。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廂房。院門兩側各堆起一個威風凜凜的雪人。院子里的磚石非常干淨，可以在那里吃飯。供毛澤東使用的是三間朝南的屋予。正屋中央挂著一盞煤油燈。屋子一例靠牆放著一張古老的中式桌子，牆上挂著一幌畫，畫上是笑嘻嘻的彌勒佛，把雙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衛員們領到了可以美餐一頓的食物，期待著將軍們和領導人來同主席一起進餐。 政治局會議終于結束了。外面陰沉的天空，又紛紛揚揚地落下了雪花。警衛員們在送毛回住處的一路上，興致勃勃地對他講著他們怎樣准備吃年飯的打算。听著听著，毛提高嗓門對他們說，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須搶在敵人三個師之前赶到烏江。大家匆匆赶回任處，他對大失所望的警衛員們說，他在開會時已經吃過飯了。當他走進那雅致的房間，看了一眼准備好的飯菜，說：“真象個過新年的樣子哩。”說畢就伏案工作了。一個警衛員忍不住說；“可是我們還特意准備了您最愛吃的酒釀呢 ！”毛澤東听罷，本來嚴肅的態度變得溫和了一些。他和警衛員們一起坐下來，吃了一點東西，然后又去工作了。清晨四點，消息傳來，先頭部隊的一支分隊已到達烏江。于是，毛澤東和司令部人員一起收拾行裝，直奔烏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過烏江——這將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樣，這次又是林彪的部隊——一軍團二師四團領受了強渡烏江的任務。二師政委劉亞樓直接從林彪和政委聶榮臻那里接受命令。遵義是地方軍閥柏輝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貴州軍閥王家烈的走卒，統管著這片被稱為貴州的“西北王國”的地方。貴州的這塊寶地靠的是生產、販賣和走私雞片(鴉片走私多在四川)，釀酒(以茅台為中心)，以及販賣奴隸——這是貴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顆“珍珠”。 元旦凌晨，作為先頭部隊的四團在團長耿飆和現已康复的政委楊成武率領下，到達烏江。指揮員們觀察了地形，河面約二百五十碼寬，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邊的小路約有兩英里長，陡峭難行。河對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兩岸是懸崖峭壁，一條渡船在水上飄來蕩去。四團試圖奪取渡口，但開始沒能成功。經過四十八小時的激烈戰斗之后，才攻占了渡口。毛連長帶領一支隊伍渡江到達江北岸，但又被敵人困在懸崖之下。他們等了三十六個小時開始突圍，和敵人展開了肉搏戰。形勢非常險惡，直到第一營派出的兩個班偷渡烏江，爬上峭壁，從側翼壓向守衛的敵人時，才解了圍。 戰斗進行的同時，一個工兵營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橋，由大約一百節竹子連在一起，好象小孩的結构玩具一樣。這里水流湍急，架橋工作很難進行。敵人炮火打傷了几個工兵，但沒能把浮橋破坏。有一次，由于一節竹子被沖走，險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橋整個沖垮。一個叫石長階的紅軍戰士為保護浮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紅軍大部隊開始跨過浮橋。最困難的問題已解決，其余的事都好辦了。劉亞樓命令二師六團立即奪取遵義。六團在團長未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領下，冒著傾盆大雨急行軍。到离遵義約十英里處，他們与當地一營敵軍遭遇，將敵軍全部俘虜。他們想方設法說服這些俘虜幫他們的忙：他們誘壓兼施，還給了每個俘虜三塊大洋。午夜過后，他們到了遵義城門外。化了裝的紅軍和他們的新盟友大叫開門，還吹起了軍號，故意喧鬧。他們聲稱是自己人，是外衛營逃回的殘部，紅軍正在后面追擊，赶快打開城門放他們進去。半小時后，他們終于進了城。一月七日拂曉，遵義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領。一月九日，紅軍總司令部、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也都先后到達。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戰士們滿身污泥。他們在城外停下，洗臉洗手，然后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了城。歌詞是朱、毛為部隊制訂的行動准則。 三大紀律： 一切行動听指揮；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 說話和气； 買賣公平； 借東西要還； 損坏東西要賠； 不打人罵人； 不損坏庄稼； 不調戲婦女； 不虐待俘虜。 宣倚隊員舉著紅旗，張貼標語。人們都站在街道兩邊。這時，四團和六團已經出發去攻打桐梓了。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紅軍到達遵義前一年左右，柏輝章在城中心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華的住宅。柏是貴州的一個自由商賈和銀行家。在約五万 (一九八四年是三十万 )人口的遵義市周圍的凡是有利可圖(而且經常是非法的)的企業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輝章和他的几個兄弟一起振興著家業。柏的豪華的新居象征著他的社會地位。他被貴州省長官兼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任命為其所轄的第二師師長。 柏的住宅是三十年代中國軍閥的典型住所，這是一所二層柱廊式的灰磚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層上有帶頂篷的陽台，可算得上現代軍閥的摩登式樣，是中國傳統建筑和少許西方風格的結 合体。房子周圍當然有圍牆，漂亮的大門正對著遵義一條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磚地，房子旁邊有一棵大槐樹，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里。 在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處都是沉重的中國古式紅木家俱，中國式的屏風、軸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這里居然沒有內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義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來做了紅軍的司令部。中央軍委和第一方面軍都在這里設了辦公室。周恩來和他的妻子鄧穎超住在二樓一間靠陽台的舒适房間里。鄧穎超記得她曾站在二樓陽台上摘槐樹葉子。她這時還患著肺結核，咳血。不過，在遵義她難得地有机會和她的丈夫團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還有劉伯承和其他軍事指揮員，如張云逸、彭雪楓等人。彭德怀、劉少奇和李卓然也在這儿住過。 毛澤東沒有住在這個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個軍閥的宅子里。那是黔軍一位旅長易怀之的房子。這房子也是磚砌的，二層有帶頂篷的陽台。這里還住著王稼祥和洛甫，他們和毛澤東一起被稱作“中央隊”。 毛的妻子賀子珍和其他養病的婦女一起住在遵義第三中學。那時，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學校，后來的林業部長雍文濤和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都是從這所學校畢業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這几個地方都沒有博古和李德的住處。他們住在城邊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國庭院房子里，對面是一座寬大的羅馬天主教堂，已被征用為醫院和公共集會的場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這里發表演說，紀念被害的德國共產党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 住房安排很說明問題。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澤東和“中央隊”則搬了進來。 決定于一月十五日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在柏輝章的住宅內，目的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后果和長征迄今失敗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當的軍事行動。 雙方都積极進行政治活動。在博古一邊，主要是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丰)，他四處游說，爭取支持。他找聶榮臻談過好几次，一談就是半天，試圖爭取聶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 占領遵義后，并沒有把所有的時間都花來進行政治討論，頭几天主要用來鞏固軍事陣地。一軍團和三軍團負責保衛整個地區，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准備在這里建立一個新的蘇區。接著，遵義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桐梓和湄潭縣也開始建立革命委員會。由鄧小平主編的軍報《紅星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號召加強革命宣傳工作。 然而，黎平決定帶來的樂觀情緒很快就在事實面前消失了。紅軍情報部門离開黎平時報告說，守衛貴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個師，這些部隊都是大煙鬼，因而确實虛弱，不堪一擊。可是，就在毛澤東進入遵義的當天，國民党的兩個高級將領，周渾元和吳奇偉率精兵也跟著進入了貴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貴陽。貴州司令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應的行動。他派遣他的第三師共七個團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師。 紅軍的情報部門很快掌握了敵人的這些調動情況。他們得知，蔣介石親自坐鎮重慶，指揮這次行動，并且調動了湖南的四個師、川南的兩個旅和云南的三個旅。共擁有一百五十個團大約四十万兵力，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來對付紅軍的三万人殘部的。 在黎平時設想的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滅了。不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也出現了，遵義地區經濟落后，盛產鴉片，卻沒有多少糧食，所以很難維持一支不斷擴大的紅軍。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這個地區三面環水——三條重要的河流——烏江、赤水，這兩條河在西邊形成了一條曲折的邊界，北邊是滔滔長江。如果紅軍在這里駐扎下來，就會被圍殲。從所掌握的情況來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實現了。 一月十五日晚飯后七點鐘，二十個人來到了柏宅里一間長方形的房間里。屋內是普通的灰泥牆，紅木色的地板和門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接著一盞煤油燈，中間放著一張破舊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狀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擺成了一個半圓形，還有一個小鐵火爐(當時天气相當冷)，以及几個擺得頗為得當、微紅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煙灰缸。間或，警衛員進來沖茶倒水。 從某种意義說，這二十個人在這里開會，是為了正式确定長征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則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后來很多人都說，這是整個中國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個事件。 屋子正中坐著三個人，在歷時三天的會議里，他們始終坐在那里。會議主持人是二十六歲的中國共產党書記和名義上的領袖博古。他長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由此得了個綽 號叫“黑面木偶”)。他聰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四年使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早年曾在共產党在上海辦的一所大學里學習過，所以英文也不錯。他受共產國際中國處的蘇聯領導控制，是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親密伙伴和堅定擁護者。第二個人是毛澤東，第三個人是周恩來。其他与會者不斷地掉換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擺放沒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終有位子空著。 李德坐在門旁邊，他的椅子放在一個很別扭的地方，“處在一個被告的位置”。翻譯伍修權挨著他坐著，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煩意亂，隨著會議的進行，他越來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認，他那次沒有譯出正常的水平。 有兩個人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的。其中一個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圍剿”時在樂安縣古公村負傷后一直躺在擔架上。那次戰斗中他帶領周恩來、肖華等几個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顆國民党炸彈擊傷了。一塊彈片穿過他的臀部進入腸子，傷勢很重。外科醫生在不施麻藥的情況下為他做了八小時的手術也沒能縫合傷口，只好塞進一根橡皮管。他一直發著高燒。因為要經常使用嗎啡止痛，結果上了癮，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療時才斷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澤東的。人們普遍傳說“王、毛成親了”。 這些人相互知道底細，甚至連大便的情況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時間允許，周恩來就要拿著一疊文件到廁所去，經常在那里讀上一個鐘頭。他們也都知道，毛澤東患有慢性便秘。他經常一個星期才大便一次。后來在延安時，只要人們一听說“主席大便了”就要歡呼一陣。他曾告訴埃德加·斯諾，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長沙的時候。 直到—九八四年春夫，人們對于遵義會議的一些細節——例如時間和与會者的身份——還是不甚了了。然面，從未有人對遵義會議的結果產生過疑問。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歷史學家們透露，他們在檔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備忘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資料。 按現在的說法，參加會議的有：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 (他的丟失多年的回憶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細節)、周思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和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安全保衛負責人 )、劉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犧牲品)，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丰)，共十人。 七位紅軍指揮員：劉伯承、李富春 (他接替受傷的王稼祥，擔任紅軍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澤東的伙伴)、林彪、聶榮臻(林的政委，毛澤東的堅定的追隨者)、彭德怀(第三軍團司令，態度強硬，反對李德)、第三軍團政委楊尚昆以及第五軍團政委李卓然。 紅軍報紙《紅星報》的編輯、新任命的党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在場的還有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他們是列席代表。總共有二十人出席會議，中國的前途就取決于他們做出的決定。 博古首先發言。 他談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把共產党的失敗歸咎于國民党在數量上的絕對优勢和中央蘇區以外的共產党軍隊配合不靈。博古沒有稿子，是即席發言。他著重講了形勢的客觀一面。据翻譯伍修權說，他相當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并批評自己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但他同時又力圖為自己辯護和開脫。 秘書們不得參加會議。可能除了鄧小平以外，与會者都沒有做記錄。大部分發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這些發言的內容也未全部公布。現在在世的几個与會者憑記憶也狠難把內容湊全。 博古顯然沒有贏得听眾的同情。他的同志們說他企圖推卸責任。李德列席會議，但態度并不客觀，他的看法与眾不同。他認為博古干得不錯，他強調蔣介石正在從“帝國主義列強”那里得到貸款、武器和軍事顧問。 (博古顯然沒有特別提到馮·塞克特。 )李德在回憶時還說，博古認為，共產党的戰略是正确的，只是在執行中有錯誤而已。 第二個發言的是周恩來。他承認政策不對頭，特別是不應當打陣地戰。他說，這是造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他自我批評的態度很坦率，絲毫不想推卸責任。他愿意承擔責任的態度給同志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來的發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認為周強調了主觀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為毛澤東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間划清界線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一向總是等到最后才發言，這次一反常態，他首先講了話。他作了一篇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發言，比任何其他人講得都長。他點名批評了李德和博古，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戰的傳統政策。李德的“短促突擊”取代了朱、毛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戰術。毛反駁了李德認為失敗是由于數量上的劣勢造成的這一觀點、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圍剿”中紅軍都是同數倍于已的國民党軍隊作戰并取得胜利的。所以問題不是數量，而是戰術。伍修權回憶說，毛澤東堅持認為軍事路線錯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義”、“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毛澤東發言說，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實，即戰士也是人，也要用雙腳走路，也要吃飯、睡覺。假如一個指揮員不了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只知道根据地圖布置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他“肯定要打敗仗”。 毛澤東還猛烈抨擊了未能和十九路軍聯合這件事。他說，這就使紅軍失去了一個迂回到國民党防線背后、從后面攻擊敵人的大好時机，而周恩來、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經主張和十九路軍聯合。 毛澤東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他說出了大多數指揮員長久以來沒有說出的心里話。 李德被毛澤東的話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后，他對遵義會議只討論軍事問題而沒有同時也討論政治問題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滿，指出會上根本就沒有提及蘇聯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國人早在會前就已決定只討論軍事問題，因為他們知道，一討論政治問題，會議很可能會開崩。 李德的處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遠遠地坐在門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國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他們在說什么。而入夜以來，伍修權變得愈來愈不安和疲乏，翻譯的內容也越來越簡短，有時完全停了下來。李德長得体闊肩圓，平時總是不動聲色，除非要發言，否則總象塊石頭似的坐在那里紋絲不動，而現在他卻怒形于色了。博古發言時，他的臉漲得通紅，當毛澤東開始抨擊他時，他的腦又變白了。他表面上一點沒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把剛在遵義沒收而分配給他的煙卷也抽了不少。看起來他變得越來越沮喪和抑郁了。 王稼祥接著毛澤東發言。他已經對聶榮臻說過：“到時候要把他們轟下去，把李德拉下台 ！”他擁護毛和毛的立場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為他們一直注視著王稼祥在擔架上与別人討論的情況。他明确地說，博古和李德必須讓位，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李德在回憶錄中聲稱，他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發言，因為他對當時的發言情況沒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決定在研究了會議記錄或至少是總結性決議之后再說。看來并沒有會議記錄，而決議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開發表。斯諾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澤東和其他共產党領導人的長篇談話中，也沒有人提起過遵義會議。 李德回憶自己沒有參与討論的說法和別人的回憶不一致。翻譯伍修權記得李德為自己作了辯護，堅持說，他只是作為一個顧問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 (這一點完全正确。 )他為總的作戰路線進行了辯護，但卻說任何責任都應由中國領導人承擔，是他們把事情搞糟了，應受譴責的是中國人，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等等。他沒承認有任何錯誤。伍修權認為李德問心有愧，但是讀過他的回憶錄的人卻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事情過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態度似乎還是和他在遵義時一樣堅決。 李德一再說，他只不過是個代表。他确實提出過各种各樣的建議，但是，“這些建議是否被采納就是你們的問題了。”根据中國的檔案材料，胡華教授說，李德斷然拒絕了一切批評。 批評火力持續了三天。會議一般都是晚上七點開始，持續了四五個小時。措詞越來越激烈，翻譯伍修權也感到越來越緊張了。 白天主要是處理軍事事務。這期間正在對部隊進行一次重大的改編。解散了中央縱隊及其龐大累贅的挑夫隊伍。剩下的重型設備或者被破坏，或者被埋藏起來以備后用。必須攜帶的東西都分散到各個部隊去了。中央縱隊的年輕人和留下的挑夫都盡可能被編進戰斗部隊里。第三梯隊的政委李林凱病了，所以這些工作大都由小劉英負責。 征兵工作正在積极開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點人員后證實，紅軍現在只有三万人。 隨著會議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澤東的一邊。很多指揮員指出長征缺乏思想准備的問題。他們認為，部隊的嚴重損失，特別是因開小差而造成的損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沒有做好充分准備。和往常執行任務不同，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為什么打仗，為什么必須作出犧牲。指揮員們認為保密工作做得太過分了，連很多指揮員都不了解情況，這樣就影響了戰斗意志和官兵們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周恩來再次發言，認為毛澤東對博古和李德的“左”傾路線的批評是正确的，并提議毛澤東任紅軍總指揮。 李富春的發言給伍修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澤東在湖南時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華橫溢的蔡暢結了婚。聶榮臻的發言也使伍修權深受感動，聶榮臻對李德的表現非常生气。伍修權同意聶榮臻對李德的批評，因為他本人也經常領教李德的粗暴態度。有一次，他曾對一個部門的領導說，“李德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如果讓我自己選擇，我絕不給他當翻譯。既然分配我給他當翻譯，我只好干。” 聶榮臻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發言的(過湘江時，他的腳負了傷，尚未痊愈)。他說話時很气憤。每次見到李德，他就惱火，因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揮，李德對每門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設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這些細節連軍團指揮員也無須親自過問。聶榮臻對李德的尖銳批評，伍修權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聶榮臻作為第一軍團的政委，對李德的那种只允許和敵人正面作戰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辦的。有時，他們用傳統的朱毛戰術誘政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胜仗。 彭德怀在發言中堅決支持毛澤東，并嚴厲批評博古和李德。劉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覺得，和其他人的發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劉伯承還是比較“溫和的”。 看來林彪在遵義會議上并沒有起多大作用。當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的未遂政變可能歪曲了人們的記憶。和我交談過的大部分軍入都曾受害于他。伍修權斷言說，林彪在會上一言不發，他固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過批評。聶榮臻同意伍修權的說法。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記得林彪在會上支持毛澤東主張解除博古和李德職務的建議。据說，在湘江戰役和第一軍團遭受損失之后，林彪就開始公開批評這兩個人了。臨到開會，他講了很多意見，對他們表示了很大的敵意。 會議所有的參加者當中，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學習過，是個“正統”的“布爾什維克”。他承認他們确實犯了錯誤，但不同意解除他們的職務。聶榮臻認為何克全“相當狂妄自大”。何對毛說：“你根本不懂馬列主義。你只讀過《孫子兵法》。”盡管遵義會議采取了行動糾正錯誤，何還是一味堅持己見，直到后來，才勉強承認他是錯了。 聶榮臻和劉伯承建議紅軍改變路線，打過長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個新的根据地。他們認為，那里的條件比貴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這就使得靠兩條腿走路、且行動迅速的紅軍占了點优勢；那里的軍閥一般來說對蔣介石怀有敵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較多，可以補充兵員。 最后，周恩來建議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組成的“三人團”工作。這個建議得到一致通過，据說沒有進行表決，整個會議期間一次正式表決也沒有。軍事指揮權現在落在朱德和周恩來兩個人身上。沒有提到毛澤東。但在另一項決議里，毛被選為領導核心——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不管紙上寫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誰當家。另外一項決議寫進了洛甫為毛的批評發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項決議指出，常委內部的分工以后再討論決定。 這時彭德怀已經离遵義去對付國民党將軍吳奇偉了，吳正在威脅著他的第六師。打點行裝，收起帳篷，毛澤東和司令部的人馬也于一月十九日离開了遵義。出發前，在羅馬天主教堂召開了一次軍事指揮員會議，博古(做政治報告)、周恩來和毛講了話、可惜，發言搞未被保存下來。 遵義會議結束了。長征繼續進行，毛澤東在掌舵。中國的道路——至少今后半個世紀的路——就這樣确定了。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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