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一過于都河，毛澤東便開始坐擔架長征。不過，這并不是因為他不習慣在鄉間走路。紅軍的領導人中大概沒有誰比他在中國的窮鄉僻壤翻山越岭走過更多的路程。從孩提時起不論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個農民的孩子是沒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長沙師范學習期間。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個縣。 他們沿路乞討，這是肖渝的主意。兩人身無分文，衣杉襤褸，帶著破傘和小包。裝著筆記本和換洗內衣，他們靠農民、偶爾也靠城里人的施舍為生。 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險，也是次考察。他們發現，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們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這時，毛澤東第一次開始用分析的眼光來研究農村。 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義上來說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農民運動的預演。當時中國革命正風起云涌，共產党和國民党在蔣介石的旗幟下一同北伐。毛這時回到農村，開始進行歷時五個星期，足跡遍及湖南五個縣的旅行。正是在這一次旅行的基礎上，他寫下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他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報告了党的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對此表示怀疑和反對。 毛預言：“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几万万農民……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异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他寫道：“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 只能選擇第一條道路，這在他的心目中是沒有絲毫疑問的。“一切革命同志須知：“他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無須為“過分”問題擔心。“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追，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暴烈的行動。” 基于這些調查的結果，毛澤東才堅定地高舉起農民運動的旗幟。后來，他對埃德加·斯諾說：誰贏得農民就能贏得中國，解決了土地問題就能贏得農民。 毛澤東和肖瑜的旅行以及歷時五個星期的農村調查，也為日后的長征做了准備。從秋收起義開始，他就一直住在農村，有時騎馬，有時步行。他身上的肌肉變得堅韌發達。可是目前他由于長期患疾病而身体虛弱。博連璋用最好的奎宁藥，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勵他多吃點東西。一天晚上，他給他帶來一只燒雞。但他說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這時和后來的相當一段時間里，他一直坐著擔架赶路。擔架是由兩根堅韌的長竹杆和繩网組成的，既輕便，又有彈性，就象水手的网狀吊床一樣上下左右地晃蕩。他那足有六英尺長的瘦高個儿，深深地陷在擔架里，在睡覺時不會被晃出來，因此也沒有必要綁在擔架上。兩名年輕力壯的戰士抬著擔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長，因此他們可以看清腳下的路——在羊腸小道上走路，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擔架上蓋著油布或油紙，這樣，在細雨蒙蒙的山區，擔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澤東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覺，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擔架的都是共產党的高級領導人。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那時患了肺病，不時地吐血，長征的大部分時間她也是在擔架上度過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國共產党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團的領導人。長征開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瘧疾，一個多月才康复。他說自己能夠活下來應歸功于擔架和良好的醫療。 有意思的是，擔架變成討論政治的舞台，為毛澤東重新掌權、領導長征免遭覆滅舖平厂道路。 這些談話就在毛澤東和曾在舊金山當過編輯的洛甫，以及傷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關鍵的“布爾什維克”王稼樣之間進行。王稼祥在整個長征途中都由擔架抬著。長征初期，他与毛澤東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營，談呀，談呀，談個沒完。王平時沉默寡言，酷愛看書。和毛澤東一樣，他也出身于——個富裕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想讓他接管家業，但他卻執意要上學，結果到上海，進了進步的上海大學。他參加了激進的青年運動，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內，但他支持過他們的觀點。 王稼祥長得瘦削。他受傷前就瘦，受傷后更瘦，一輩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麗形容說，他的臉略呈方形，前額顯得較寬。他善于演講，雖不象毛那樣質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歡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不過他什么書都讀。從俄國回來后，他特別喜歡高爾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 在擔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了解，并有机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后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斗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廣昌遭到失敗后，洛甫就曾嚴厲地批評過博古。他說傷亡太大，對于紅軍來說，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這樣下去，紅軍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們的討論。但他猜到了大意，勸解這兩入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的，你們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 李德的勸說沒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來愈疏遠了。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他們不能光打蔣介石，還要同“左傾机會主義”和片面維護蘇聯的觀點進行斗爭，矛頭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都認為應盡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敗了。 李德對于擔架上的“陰謀”一無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別人談話，而且也知道這對于他的事業沒有好處。在回憶錄中，他抱怨毛澤東四處活動，一會儿找這個指揮員談，一會儿又找那個指揮員談，引來了對博古和他本人越來越多的批評。 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稱為“核心小組”，或者用李德的話來說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稱，這三人正漸漸地奪取著長征的領導權。 坐在搖晃不定的擔架上發表議論的毛澤東不是什么鄉巴佬，而俄國入和中國“布爾什維克人”卻常常這樣描繪他。這只能說明他們自己是多么愚昧無知。這些布爾什維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歲，他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后來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由同樣年輕的帕維爾·米夫及其追隨者把他們象填北京鴨一樣填滿了馬克思主義的信條。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幫被逮捕和粉碎，在鄧小平領導下樹立起一种新的、較為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只是在這個時候才有可能把毛澤東從造神者手中歪曲丁的形象中解脫出來，恢复他本來的面目。 毛澤東比那些布爾什維克人要年長一代。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時只有二十七歲。他曾在莫斯科學習了三、四年。博古在長征開始時是二十六歲。從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長駐莫斯科領導博古他們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歲。洛甫當時是三十四歲，算是較為年長的了。 毛澤東沒有到外國留過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中國學生大量外流時，他沒有象周恩來和朱德那樣前往歐洲求學。他也沒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壇面前。 毛澤東出生并生長在离湖南省會長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沖一個農民家里。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當時顯得非常遙遠。將近二十歲之前他從來沒有到過省城。韶山沖和中國大部分村子——樣，是個家族性的村庄，村里兩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澤東的父親是位強壯的、盡力想發家致富的農民。在俄國人們稱之為富農，是士些冷酷無情、野心勃勃、貪婪而愛財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賣給了放債人，父親又把這塊地買了回來，并設法積攢了四英畝土地，每年產七吨稻米——在當時來說，他們的生活算是不錯的了。 毛的父親下決心要讓他的長子上學念書，部分是從自身利益考慮——他很快地發了家，從事糧食買賣和放債，自己卻沒有文化，极需要有個儿子能寫會算，能記帳——同時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會聲望。 毛澤東七歲上學。他從四歲開始就象所有農家孩子一樣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鄉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時間里，熟讀了《論語》、《孟子》、《左傳》 (左丘明為注釋《春秋》而撰著的)。 許多年之后，毛對自己學過的四書五經又加以貶低。他對羅伯特·佩恩說：“我從八歲起就討厭孔夫子。”但實際情況是，他把五經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處引用孔孟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論點。在他的最后十年里，報上常常發表他在自己的書房里接待貴賓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書房從上到下都堆滿了中國線裝古書。中國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現在他后來發展的复雜的個人哲學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是“古為今用”。 研究一下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范學校——中國最好的教學机构之一——的課堂筆記，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結合到自己的哲學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張改變現實，而不是逃避現實，這在毛澤東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澤東在他的筆記(《講堂錄》)中抄錄了孟子的話：“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毛在這段引語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989——1052)的一句話：“三思而行”。 這些准則將貫穿在毛澤東的整個政治生涯中。 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中國杰出的傳奇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和《西游記》。 他熟記《三國》和《水滸》中的許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還反复閱讀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國史實。他多次對這些故事進行評論，并且在游擊戰爭中參考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敵人挖苦他在井岡山和長征中是按照《水滸》中的辦法來打仗的。他們說對了，這實際上是對他的恭維。 他閱讀了兩千四百年以前有關中國軍事戰略的經典著作《孫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國藩和胡林翼對之所作的評注。這兩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稱，正如后來毛澤東和朱德被稱為朱——毛一樣。 毛澤東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熟悉，這是他對世界進行更廣泛探索的堅實基礎。他發現了十九世紀后期批判腐敗的清帝國的改革派，特別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鄭呼吁中國朝資本主義和現代西方制度發展。這給毛澤東留下了极為深刻的印象。他廢寢忘食地進行學習。他的父親卻要他專心學習算術和記帳，認為哲學探索毫無用處。 他的母親對他早年有很大的影響。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對她愛戴。她是位勤勞、善良、有思想的婦女。她樂意幫助他人，有時把米飯給挨餓的農民吃——但她這樣做總是避開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虛誠的佛教徒，在她的影響下，毛也信佛。母親生病時，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歲時，他還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廟去拜佛——衡山是中國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樣，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親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時，毛還寫了一篇悼詞。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跡。李銳是一位學者，曾經當過毛澤東的私人秘書，后來被毛放逐，在監獄里待了二十年。他認為佛教使毛相信，社會變革必須先破后立。 毛澤東在師范學校的《講堂錄》里寫道：“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于此者必成于彼，無疑也。吾人甚盼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于舊宇宙耶？” 毛澤東和父親爭吵一番以后，才爭取得升學的机會。他父親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為一家糧商干活，為以后一起經營不斷興旺的毛家家業作准備。此時，毛家已是個殷實人家，他与兩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間，父母占用廂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廚房及一間寬敞的起居室。房子還有個側廂，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鄒的親戚居住著。現在任何一位參觀者都能看出，這決不是貧苦農民的茅舍。屋外有一個很好的魚塘，可以養魚，養鵝和鴨，還有寬敞的糧倉。附近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親的爭吵中獲胜。一九一零年初，他進入東山高小，學習自然科學、英語和中國古典書籍。他從未掌握一門外語，但晚年還努力學習英語，想強記一些刺耳的音節。他表現了寫作和演講的巨大才能。學習中他交了兩個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澤東的眼界由于學習再次開闊起來。肖三借繪他一本書，叫作《世界英杰傳》。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閱讀了有關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拿破侖、盧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鴻等人的故事。華盛頓使他著了迷。許多年以后，他還對埃德加·斯諾說：“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說美國的，這篇文章敘述美國革命，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經過八年苦戰，華盛頓贏得了胜利，建立了國家’。”他曾對肖三說中國也要有象華盛頓這樣的偉人。如果說，那些年里他已開始考慮走華盛頓的道路，這种說法并不過分。 此時．毛澤東又知道了中國改良運動的兩位領導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敗中國以及一九零零年發生義和團運動以后，改良運動風起云涌。這兩位改良運動的領油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毛澤東發現他們的時候。這兩人的影響已在下降了。湖南農村對外界的消息不很靈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緒死去兩年之后，毛澤東才听說。 但是他前進的步伐正在加快。經過一段時期的閱讀和思考之后，他來到長沙，恰逢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他立即剪了長辮子，這是象征反抗舊制度的行為。他投身于動亂之中，寫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頭腦里的混亂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有點象(美國)由羅納德·里根當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和喬治·麥戈文分別當總理和外交部長的政府。接著，他借了一雙膠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參加革命。在他啟程之前，革命已發展到長沙，他便報名參加了新革命軍(但這并不是太革命的軍隊)。 六個月之后，他認為革命已經結束，便离開了軍隊，到處尋找合适的學校 (他曾考慮進警官學堂、政法學堂、商業學堂，甚至教怎樣制作肥皂的學校 )，后來決定在省立圖書館里自學。在那 里？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達爾文的《物种起源》，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和盧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邏輯》，孟德斯鴻的《法意》，以及有關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閱讀中國詩詞和希腊古典文學的中譯本，就象吃面條一樣，狼吞虎咽地閱讀各种書籍。從中國的傳統思想到十八、十九紀歐洲哲學，再到當代社會批判。許多歐洲作品都是中國的改良派嚴复翻譯的。毛澤東閱讀了他翻譯的每一部著作。 毛澤東飽覽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華，于一九一三年進入長沙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在他的作文大寫道：“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几個做得出來！” 長沙第一師范學校是促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成熟的溫床。他在那里度過了五年半的時間。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倫理學教授楊昌濟。楊曾在日本和英國學習了十年，因博學而被譽為“長沙的孔夫子”。毛澤東在這里還遇見了“徐老”徐特立 (他后來同毛一起進行了長征 )、方維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學——蔡和森、何敘衡、陳昌、羅學瓚和張昆弟，他們后來与毛澤東一起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但全部在革命中犧牲了。 李銳在研究了毛澤東那個時期的筆記(《講堂錄》)后，感到難以區別毛澤東自己的思想和楊教授的思想，兩人的思想似乎融為一体了。毛正開始把自己接触過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較為有條理的學說。他在佛雷德里克·泡爾生的《倫理原則》一書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筆記就是明證。 他在《講堂錄》中寫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后來，他把這一點發展成這樣一條原理：“知識來源于實踐。” 長沙師范學校大門的石頭上刻著“實事求是”。這是“徐老”的手跡。毛澤東后來把這一格言當作他政治哲學的基礎。 他學習知識如饑似渴。過去他從未讀過報紙。實際上，他從來都沒有看見過報紙。現在，他對能弄到的每一份報紙，決不放過任何一頁。 泡爾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開始發現了德國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長沙第一師范學校畢業，成績在全班學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學們的推崇，被他們譽為在品德、勇气和學識方面均屬第一。有些教授認為，他過于標新立异，太愛挑剔，太喜歡打破常規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學，未來的共產党的締造者之一)的家里感歎道：“中國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國的托爾斯泰一樣的偉大哲學家和倫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誰能象他那樣清除人們的舊觀念，發展新思想呢？” 他畢業時二十五歲。他諳熟孔子、孟子和中國的偉大文學。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學。他學習了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國古典的軍事智慧和孫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詩人、愛國者，是位年輕但迅速成熟的哲學家。他熟悉中國的遺產，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農民，了解中國的問題，了解中國的特有的遺產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國必須變革，他正在為領導這一變革作准備。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展情況。他知道馮·興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羅·威爾遜、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情況的書刊，并以喬治·華盛頓作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為止的證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還沒有閱讀過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發揮了作用，但這時“共產主義”一詞尚未出現在他的任何筆記本中。他的朋友、老師或熟人后來也都回想不起他當時知道或听說過《共產党宣言》或《資本論》。 但他已處于脫胎換骨的邊緣。從長沙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他步行了好長一段路程，然后來到北京。几個星期之內，他便開始閱讀《新青年》雜志里李大到的文章和談話，從此一頭扎進了馬克思主義。由于沒有中譯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學習了《共產党宣言》。但是他已經全神貫注于俄國革命了。正如他后來說的：有三本書銘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党宣言》；卡爾·考茨基(列宁的死對頭，德國社會民主党的締造者)的一部著作，書名他已記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馬斯·柯卡普的粗制濫造的作品《社會主義史》。他對馬克思主義知之不多，但認為這是他所信仰的東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進的美國青年不無相似之處。這些美國青年連毛澤東的書一行都沒有讀過，卻自稱為“毛主義者”。 毛澤東開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這并不能說明他的哲學思想。他倒相信門羅主義，他也沒有摒棄喬治·華盛頓的楷模形象，依舊相信美國及其革命的進步性質。他同許多中國青年一樣，受到無政府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強烈吸引。 毛澤東此時才二十五、六歲——和池四十歲坐擔架長征時一樣——他智力過人，知識淵博。這個讀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無點墨的人，而是一個珠璣滿腹，思想深透的人。 長征中，他的同事里沒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學多才相比。特別是那些自稱的“布爾什維克”，几乎都是中國中層知識分子出身，他們對中國的社會狀況了解甚少，而對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活則一無所知。他們生吞活剝地吸收了辯證法去為自己服務，而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訓練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對于有頭腦的中國青年是不感興趣的。他們要的是把俄國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常識和中國落后農民的特點之大成，在悉心運用時，几乎是無往而不克的：不論他的目標是二十六歲的布爾什維克，是象朱德那樣四十出頭的將軍，還是象林彪那樣野心勃勃的青年。 “擔架上的陰謀”所導致的結局，是不會使了解毛的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