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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的搖籃和發祥地，華夏族在這里肇興，中華民族的主体民族——漢族在中原地區形成，有眾多的少數民族從東北、西北進入中原地區并建立了政權，后來又因融合入漢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數民族与漢族之間既有刀光劍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經濟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為一体的時期。可以說，研究中原地區歷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個窗口。中原地區實際上是一個以漢族為核心的民族熔爐，許多少數民族被中原地區的漢人所融合而成為漢人，從傳說中的炎、黃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時間之長，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況的多樣、复雜，均非其他地區所能比擬。 一、先秦時期。這一時期是中華民族的孕育時代，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大遷徙、大融合的時代。炎、黃二帝是傳說時代的英雄人物，是遠古兩大部落集團的領袖，其活動區域主要是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黃帝打敗炎帝，兩族便進一步融合。鄭州大河村遺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遺址，從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還有東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表明這一時期已經實現了中原文化与東夷文化、南方苗蠻文化的融合，華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 夏、商、周三代來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黃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區河洛一帶，公元前2100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這標志著我國歷史進入到文明時代，華夏族的名稱也隨之產生。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東夷人，几經遷徙到達河南東部。最初活動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滅商后勢力擴大到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可以說，中原地區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史記·封禪書》就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夏二里頭文化，偃師商城、商湯的西毫、殷墟、東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內。這一時期在中原地區与夏人、殷人、周人錯雜而居的還有蠻、戎、夷、狄等少數民族，如東周都城洛陽附近便有陸渾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一部分少數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們已与華夏族融合，成了新的華夏族。這個華夏族是由黃河中下游的炎黃集團及部分東夷集團為主体形成的。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統，還有一部分少數民族的成分，可見華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華民族的主体民族——漢族，則是在華夏族的基礎上從漢代開始形成的，它的血統里融合了許多少數民族的血液。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凝聚核心。 夏、商、周三代族別不同、發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黃帝為共同祖先。直到魏晉以降，南下建立政權的北方少數民族還尊奉黃帝、夏禹為祖先。盡管考古發現与文獻記載已經證明華夏民族并非來源于一個祖先，而千百年來人們卻一直把炎黃二帝作為中華民族始興与統一的象征，不管走到哪里，都自稱是炎黃子孫。這种發端于遠古而歷久彌新的觀念，成為不同地域的人們所共有的民族意識。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這一時期“是民族大雜居、大融合的一個比較明顯的時期”。歷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隨著野蠻民族的征服開始的。北方少數民族紛至沓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大遷徙造成了中原地區胡漢雜居的局面，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他實行的一系列改革鮮卑舊俗的措施，目的在于鞏固北魏政權，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鮮卑族同中原漢族的融合，鮮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漢族文化所吸收，如他們管理畜牧業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區得到了廣泛傳播。民族融合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少數民族的漢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時進行。從三國、兩晉至南北朝的三個半世紀中，進入中原的一批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已基本上与漢族相一致，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漸消除，經過雜居与通婚，血統上二者也融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于史冊，柔然、吐谷渾、敕勒等也与漢族逐漸融合，洎至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化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河南浚縣等地尚有匈奴赫連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沒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三、唐五代時期。這一時期，又有許多少數民族被中原地區的漢人融合，成為漢族。唐代洛陽是北方交換的中心，“商胡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數民族及中亞、日本、朝鮮半島的外國人長住洛陽，多种民族文化的融匯交合，使唐代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五代時期中原地區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漢、后晉、后周5個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漢、后晉分別是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劉知遠、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𧗤攻陷梁都開封，在洛陽建立后唐，標志著沙陀突厥勢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區的政治舞台，從而使西北和東北的大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這3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區的傳統模式建立起來的，由沙陀人与漢族上層貴族聯合統治，軍隊也是如此。婚姻上沒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為漢族，百姓間漢族与少數民族的通婚就更為普遍，再加上五代時盛行的義養風气，沙陀皇帝往往選拔漢人中驍勇善戰者為假子、義儿，結成政治集團，這在客觀上加速了各民族間的融合。 四、宋遼金元時期。長達4個多世紀的宋遼金元時期是中原地區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時期，河南省的蒙古、維、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的。 北宋与遼、金、西夏諸國并存，使軺相接，絡繹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來到了開封。其它的少數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腳，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周邦彥《汴都賦》）許多人后來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進入中原是在金國滅亡北宋以后，金國統治者“慮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國志·屯田》）至元代中葉，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視同于漢人，陶宗儀在《南封輟耕錄》中所列漢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漸消失了。女真人的內遷從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女真人總數的一半。他們与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改用漢姓，提倡儒學，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漸喪失。元代統治者將女真人、漢人、契丹人同列為第三等級，政治待遇相同，這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漢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漢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漢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進入中原的。元朝統一全國后，因幅員遼闊，需屯兵駐守，便“以蒙古、探馬赤軍鎮戍河洛、山東，据天下腹心”，這項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軍士离開故土，遷入中原各地，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与民雜耕，橫亙中原”。元朝統治者本想對漢人、南人實行軍事監視，不料卻導致了他們的漢化，河南濮陽的西夏遺民在家譜中說：“時北方人初至，猶射獵為俗，后漸知耕墾、播殖如華人。”前至元年間，全國農業地區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馬赤軍人一体入社，勸課農桑，他們入社后与漢人關系更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經過長期的雜居交往，蒙古人与維、回、西夏遺民等色目人与漢人已達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識別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詔禁止胡服、胡姓、胡語，留在中原的蒙古、維、回、西夏遺民為避免歧視多改漢姓。改姓這一舉動不同程度地加速著新的民族同化，許多少數民族變成了漢人，擴大了漢族的外延。 中原地區歷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實證明：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發達的經濟、文化的認同是形成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凝聚力的核心，也證明了馬克思“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的論斷是顛扑不破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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