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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 八項條件大義昭昭 二分天下美夢沉沉


  話說1949年元旦,蔣介石的求和聲明以《新年文告》的名義由中央社播發,各大報紙也刊登了號外新聞。
  同日,蔣介石召集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在總統府禮堂舉行團拜會。雖是新年,卻是一片悲悲切切。會后,蔣介石把李宗仁叫到禮堂休息室談話。
  “德鄰,文告已發,看來我是不能再于下去了。”蔣介石臉露苦澀,但仍顯得鎮靜自若,“我退下來,也許更有利于謀和。但是在我走開之前,必須有所布置,否則你也不容易接手。請你告訴健生,叫他也明白這個道理,不要再發什么通電了,以免動搖人心。”
  李宗仁明白,蔣提出下野,決非真心,乃是“以退為進”、“以屈求伸”。這樣的把戲,他在歷史上已經玩過兩次,可謂得心應手。于是便說:“委座還是暫緩引退的好,待中共方面對和談聲明有所反應后,再議不遲。”
  蔣介石微微頷首。其實,這正是蔣介石的意圖所在。
  是日晚,蔣介石又致電白祟禧:“中正元旦文告,諒荷閱及,披肝瀝膽而出,自問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惟言和之難,卓見已詳。如何方可化干戈為玉帛,想兄熟慮深籌,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詳,俾資借鏡。今大計雖已昭明,而前途演變尚极微妙。望兄激勵華中軍民,待以宁靜,借期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后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則幸矣……”
  那么,中共方面的反應如何呢?
  當呼吁“談判”的空气愈來愈濃,“和平”活動愈來愈熱鬧的時候,毛澤東再一次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別力和政治堅定性。元旦當天,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用兩天時間寫下的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宣告: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決不怜惜“蛇一樣的惡人”,決不使革命半途而廢!
  1月5日,新華社又發表了《評戰犯求和》的評論,并將“中共權威人士”于10日前公布的首批43名戰爭罪犯依次列出。蔣介石作為首犯排在第一位,李宗仁名列第二,以下依次為: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谷正綱、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吳鐵城、王云五、戴傳賢、吳鼎昌、熊式輝、張厲生、朱家驊、王世態、顧維鉤、宋美齡、吳國幀、劉峙、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圣、曾琦、張君勵。并正告“這個名單的确定和宣布,是要告訴蔣系將領和地方系軍閥們,交出軍隊可摘掉戰犯帽子受到寬待,繼續頑抗只能按戰犯受到懲辦”。
  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聲明說:
  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党反動政府的殘余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党愿意和南京國民党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党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据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如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党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國共產党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中共方面的反應如此激烈,態度如此強硬,這使遲遲不想引退的蔣介石感到不寒而栗。他視毛澤東的聲明為要他無條件投降的“哀的美敦書”,再無戀棧的可能了。
  1月19日,蔣介石在總統官邸召開最后一次“御前會議”。到會的有張群、陳立夫、孫科、吳忠信等党政要人。
  蔣介石說:“毛澤東步步緊逼,他提出的八項條件,大家都看到了吧!我們在新年文告中所提條件,他全部拒絕了,我又是他們公布的戰犯名單的首犯,把路堵死了嘛!逼我投降嘛!我可以下野,但決不做階下囚!現在有兩個方案,大家可以研究:一個是讓李德鄰出來談判,談妥了我才下野;另一個是我現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鄰來主持。”說完,長噓一口气。
  許久無人吱聲,气氛令人窒息。
  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打破沉悶局面,用探詢的口吻說:“總統下野之事關系重大,是不是召開中常委會討論一下?”
  “不必了!”蔣介石忿忿地說,“娘希匹,什么中常委,我現在不是被共產党打倒的,而是被國民党打倒的!我想好了,采取第二條辦法,現在就下野。至于下野文告怎樣措詞,請大家研究。”
  陳立夫突然聲淚俱下地說:“下野之事,還望總統三思啊……”
  蔣介石擺擺手,說:“我既不能貫徹勘亂之主張,又何忍再做和平之障礙!”
  1月21日,蔣介石于正午約宴五院院長及党政軍巨頭,正式宣布引退。
  下午2時,他又在官邸召集中央常委臨時會議,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聯名宣言:“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涂炭,易其有极。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懸于万一,愛特依据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之規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蔣介石聲音低沉,表情悲涼,全然沒了平時訓話時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气勢:“我自黃埔建軍20多年以來,歷盡艱難險阻,但在袍澤們大無畏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決心下,遵總理遺愿,堅持奮斗。度過种种難關。近兩年來,軍事上遭受挫折,這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我有意息兵,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執行總統職權,与中共進行和談。今之最要者,乃應同心同德,共濟時艱,共挽危局,斷不能相互埋怨,相互傾軋,更不可有悲觀失敗之情緒和論調,以至影響士气,影響全局……”
  眾人之中,已有飲泣之聲。
  谷正綱忽含淚起立大聲疾呼:“總統不該退休,應繼續領導大家同共党作戰到底!”
  素有“小委員長”之稱、被中共列為第三名戰犯的陳誠,此刻立起精干矮小的身子發言道:“總統還是不下野為好,畢竟我們還有半壁江山,定能与中共爭得兩分天下。”
  城府頗深的陳誠在此之前曾試探性地問蔣經國:“總統為何非要引退不可呢?”蔣經國說:“父親主要考慮党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徹底整頓与改造,唯有退方能打破半死不活之僵局,往最坏處打算,也好另起爐灶,重定基礎。父親要我到台灣在你手下任職,我愿協助陳主席把台灣治理好。”陳誠說:“總統運籌幃幄,有你我一起治理台灣,保證總統無后顧之憂。”他作為蔣介石的心腹,頓然明悟了蔣的意圖:以台灣作為積蓄力量、東山再起的最后据點。台灣与大陸相隔一道海峽,四面環水,易守難攻,使國民党尚未受到損失的海空軍可以据此發揮优勢;台灣處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很容易与日本及美國等西方國家聯絡,以獲得外援;而且在抗戰胜利后,与大陸相比,台灣相對安定,內戰戰火尚未燃及。蔣下野前,審衡時局,雖然還想立足華東,穩定西南,再圖中原,但他亦自知困難太大,因而把最后的目光投向了台灣。
  陳誠見下野的蔣介石情緒低沉,便有意斟詞擇句地以“半壁江山”、“兩分天下”的話題來激發大家發表高見,以慰蔣介石之心。
  湯恩伯馬上響應道:“辭修之言极對!我們勢可与共党隔江對峙,待國際形勢變化再圖恢复。卑職將整肅所部30万大軍,确保京滬杭。”
  言畢,洪蘭友、張道藩、陳慶云、何浩若等皆含淚慰留。
  李宗仁表情很复雜地說:“我只是一個代總統,需要時還須請蔣總統出面主政。”
  蔣介石擺擺手,說:“都不必再說什么了,我今天就离開南京,解甲歸田。”他起身宣布散會。
  李宗仁忙問:“總統什么時候動身?我們到机場送行。”
  蔣介石厲聲說:“不必了!我還有要事處理,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
  老同盟會員、年已古稀的監察院長、美髯公于右任趨步向前,請蔣介石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蔣把手往后一甩:“找德鄰辦去!”隨即离去。
  下午4時,蔣介石驅車奔中山陵拜調。
  他肅立在中山陵前,默然無語,悲從中來:距抗戰胜利后還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怎不叫他痛心疾首,悲憤懊喪……直到儿子經國再次催他動身,他才叩別陵堂,欲乘“美齡”號專机飛往杭州。
  宋美齡這時不在身邊,她還沒有從美國回來。蔣介石更感到了無限凄清。
  飛机從明故宮机場起飛后,他吩咐机長繞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他憑窗俯瞰,腮邊不禁挂出兩顆老淚。前兩次下野,他都在不久后重新出山,那么這一次,還能有還都“登极”的希望嗎?
  等李宗仁率領一班文武大員赶到机場送行時,“美齡”號已悄然飛走了。
  從此,“黃鶴一去不复返”!
  不過蔣介石是個細心而精于謀划的人,他在引退前一個月即對自己退居幕后指揮作了周密的部署。
  1948年12月27日,蔣命令將大批貴重文物,計有中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及外交部等所藏物品共3348箱運往台灣。
  1949年1月10日,蔣經國到上海,將中央銀行現金運往台灣。据李宗仁說:“庫存金鈔共值3.35億美元。此數字還是依据中國公開市場的价格計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數。庫存全部黃金為390万盎司,外匯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金5億上下。”蔣經國在2月10日的日記中說:“經過种种之接洽,說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只留20万兩黃金。”
  轉移財產之外,蔣介石重點在人事上作了安排。當時的參謀總長顧祝同是蔣的親信,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是蔣的同鄉,蔣就特別關照、叮囑他們,不管國家發生了什么事,都要他們繼續把持這兩個重要的職務。
  在他引退前三天,特別任命他的親信湯恩伯擔任京滬抗警備總司令,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和台灣警備司令,蔣經國為台灣國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員,方天為江西省主席,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主席(后改宋子文),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
  蔣介石在引退前,還命令國防部制定了擴充軍隊的龐大計划,并在他引退后開始實施。這個計划是:在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陝西等省,共設置14個“編練司令部”,由王敬久、胡璉、沈發藻、歐震、黃杰、何紹周、羅廣文、陳鐵、張雪中、孫元良、鐘紀、胡宗南、李彌、宋希濂等14人分任司令。按照蔣介石的設想,國防部擬征壯丁200万,并由各編練司令部就地募兵,迅速補充,在3至6個月以內,完成編練任務,以圖東山再起。
  再說蔣介石下野的第二天,李宗仁就發表聲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即愿開始商談”。
  1月24日,李宗仁舉行了一個簡單的上台儀式,由國民党元老居正監誓,就任國民政府代總統。
  他一上台就想做出點姿態,采取几項較開明的舉措以取悅國人。他在宣誓就職的當天,便傷令行政院將“剿總”改名為軍政長官公署;取消全國戒嚴令;裁撤“戡亂建國總隊”;釋放政治犯;啟封被查封之報館雜志社;撤銷特种刑事法庭,廢除特种刑事條例;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等等。
  他在上任的第二天,即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得知張學良已被蔣介石押解台灣,便電令台灣省主席陳誠立即釋放張,并派程思遠赴台督辦。而陳誠卻以“不知張關在何處”為借口,推脫敷衍了事。李宗仁听說楊虎城由軍統局秘密監禁在重慶,就打電報給重慶市長楊森,令其迅速查明楊虎城的下落。但楊森早巳接到蔣介石的密旨,叫他把什么事都推到毛人風身上。于是,他給李宗仁的复電稱:“查問此事,請找毛人風。”而毛人風在哪里呢?連個影子也找不到。
  堂堂的一個代總統,發布的一道道命令乃如一紙空文,非但無人執行,反而百般阻撓,這使李宗仁十分窩火。他召集邵力子、吳忠信、張治中等人議事,大發牢騷說:“現在這种政出多門、一國三公的情形,誰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領導?頒發的文令形同廢紙,一錢不值……我管不了啦,還是交給蔣吧!我反正不過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
  吳忠信勸道:“代總統還應以大局為重,划江而治已是迫在眉睫之要務,只要能阻止中共渡江,以求得体面的和乎,便是我們當任的一大政績。”
  李宗仁說:“我又不是清文宗,非仰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成?能不能勸勸總裁少干預一些,或到國外居住一段時期?”
  吳忠信說:“德公,我愿以老朋友的資格勸勸你。你是知道蔣先生的為人的,你應該清楚你自己現在的處境。南京現在特務橫行,你身邊的衛士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在爭取什么呢?”
  李宗仁一時默然。
  張治中感歎道:“這种局面實在令人憂慮。不過,對中共所提的和談條件該有個正式答复了。”
  李宗仁沉吟一聲,凝神沉思起來。
  話分兩頭。再說1月19日,白祟禧原來的秘書黃啟漢來到漢口。
  白崇禧急切地問:“是李任公(李濟深)叫你來找我的嗎?”
  黃啟漢點點頭:“李任公囑我帶信也帶話給你。”
  他赶忙尋出密藏在大衣里的白綾條子。白崇禧接過來,匆匆掃了一眼寫在上面的密信,喜出望外,說:“我派季寬(黃紹閎)去香港找任公,想請任公來武漢主持大計。哪知季寬扑了個空,幸虧你和任公聯系上了。除了信,任公還有什么話轉告?”
  黃啟漢說:“任公分析說,蔣介石敗局已定,中華民族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關頭。我們何去何從,對于這個問題不能不認真、慎重、嚴肅地考慮。任公說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他相信共產党、毛澤東是真正為國家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點正義感、民族感的人,都應該贊同和擁護他們。何況蔣介石統治中國20多年,已經把國家弄得一團糟,凡是有志之士,無不痛心疾首,如今蔣介石即將徹底垮台,哪個還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過的了。”
  白崇禧頻頻點頭,說:“所以我們上個月在這里給蔣介石發了兩封電報,敦請蔣介石下野。”
  黃啟漢繼續說:“任公還講到,也許有人以為過去曾經反對過共產党,現在怎么能夠合得來?任公講,過去是過去了,歷史是向前發展的,我們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任公講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對過共產党嗎?但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不認識,今天認識了,只要我們的所作所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就會化敵為友。”
  白崇禧說:“任公講得都很對。這件事,你先要保密。待我們和共產党取得聯系后,再商議如何做。”
  21日下午,白崇禧收到了南京發來的宣布蔣介石引退并以李宗仁為代總統的通電。晚上,又收到蔣介石專門打給他的一封電報,他看罷,嗤之以鼻,讓黃啟漢隨便擬一复電給蔣,敷衍一番。接著,在他的辦公室邀集李任仁、李品仙、夏威、劉斐、徐祖販、韋水成和程思遠等桂系核心人物來開會密商,黃啟漢也參加了。劉斐是剛剛辭掉軍委參謀次長回到湖南家鄉,而又被白邀請到漢口來的。黃紹閎、劉仲容兩位重要人物這時分別從香港和上海去了南京。
  白崇禧首先講話:“我們昨晚剛開會,今天又有了新情況。老蔣終于干不下去,要拿德公作擋箭牌,看樣子他還是要在幕后控制的。但事已至此,只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實現停戰和談。我們再商量一下具体怎么辦。”
  李任仁說:“毛澤東已經提出八項條件表明態度,并主張華中五省首先停止征兵征糧。我們既然要跟共產党和談,假如不停止征兵征糧,怎能使人們相信我們有和平的誠意,不被人以為是在施緩兵之計呢?”
  白崇禧臉色頓變,說:“和談尚未開始,怎么能夠停止征兵征糧呢?万一談不成,豈不是誤事?”
  一時無人做聲。過了一會儿,李品仙說:“還是談談八項條件吧。第一條首當其沖要懲辦戰爭罪犯,這一條就無法接受。”
  白崇禧說:“是呀!懲辦戰犯等于把我們一网打盡,這如何受得了呢?”
  李任仁說:“懲辦戰犯問題,無非是明确戰爭責任。講到個人,只要促成和談,實現和平、民主、統一,就可以從戰犯變為功臣。”
  白崇禧還是不同意,說:“這是我們自己這樣講的,哪個能保證?”
  劉斐說:“重老(即李任仁)說得有道理。如果只同意后面七條,不同意第一條,顯然會給人看出是因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戰犯之列的關系,這就太不漂亮了。”
  黃啟漢也忍不住說:“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根本就不可能進行和談。”
  夏威、韋永成也說:“形勢既已如此,看來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大家都望著白祟禧。只見他坐在書桌前的紫紅皮轉椅上,兩肘支在左右扶手上,雙掌撐著前額沉思不語。
  遠處傳來一兩聲雞啼,夜已經很深了。
  白崇禧緩緩放下雙掌,抬起頭來說:“好吧,有什么辦法?我們只得同意接受八條作為和談基礎了。”說罷,又語調低緩地問:“万一我們的軍隊在武漢站不住,先退到衡陽,再退人廣東或云南,你們看好不好?”
  李任仁說:“我看不好。最好是先撤退,和中共聯絡好,請他們來接收,不要等到站不住腳才走。先退到湖南,從株洲斜出江西,沿浙贛路至浙江,截擊蔣介石的部隊,和中共呼應,形成夾擊的形勢,這是上策。”
  白崇禧盯了李任仁一眼,從神態上看頗不以為然,但沒有說出來。然后,他就宣布散會了。
  黃啟漢正要走出辦公室,被白崇禧叫住留下,吩咐道:“你幫我寫一篇接受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的短稿,一會儿送給武漢各報社明天見報。另外,我明天派一架飛机送你到南京去見德公,然后從南京直飛北平,也許能更快更直接地找到中共聯系。”
  第二天,黃啟漢想到昨夜白崇禧對于接受与中共和談的態度十分勉強,打算再摸摸自的底,了解一下白對和談究竟有多大誠意,于是一大早就到白祟禧的辦公室去請白再談一談。白祟禧說:“就是先去和共產党取得聯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戰,及早開始和談。”說著說著,他還是流露出了基本想法:“我是最終希望解放軍不要過江,將來就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我派你去北平,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要找到李任公,請他早日到漢口來共商大計。我复他一封手書,讓你帶去。”
  白崇禧當即拿起毛筆來給李濟深寫了一封复信,表示:“茲蔣已去位,德公繼承艱危,決以最誠懇態度与中共進行和平談判,以堅确決心,掃除獨裁禍根,將來國是全由國人公意抉擇。務懇請公鼎力相助,共奠和平,千万生靈,民族生机,在此一舉。尤望大駕及革委會諸同志,早日蒞臨武漢或南京,指導一切。”
  寫罷,又在信箋上端,加注“中共八項條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談”等字。
  1月22日下午,黃啟漢從漢口坐飛机到達南京。當晚,李宗仁即約他和劉仲華到傅厚崗代總統官禧談話。劉仲華是李的參議,將与黃一起飛往北平執行接頭使命。李宗仁對二人說:“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產党取得聯系,要求解放軍停止進攻。我已經叫空軍派好了飛机,明天就送你倆去北平。現在傅作義將軍已經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編,但解放軍還沒有進城。你們乘這個机會,去求見中共中央的領導人,表示我們求和的誠意,要求中共停止軍事進攻,及早開始和談。告訴他們,我李某人愿意接受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
  黃啟漢很興奮,當即告訴了李宗仁關于李濟深給白崇禧的密信和自在漢口講的話。李宗仁也馬上寫了一封信給李濟深,希望李濟深從旁協助;又吩咐秘書代寫了一封給傅作義的信,肯定傅接受和平改編是對的,也要傅支持搞好和談。
  1月23日下午,黃啟漢、劉仲華乘坐一架美制軍用運輸机向北平飛去。
  正是:
  有人愿意作諸葛,
  怎奈無人當阿斗。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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