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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12月7日，周恩來等回到延安。當晚，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听取周恩來報告同國民党談判的情況。會議認為，國民党所提的三條反建議明顯地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因此無法求得雙方提案的基本共同點。為了答复各方詢問，准備早日公布五條協定，以引起輿論注意和督促國民党政府改變態度。會議決定：暫時終止談判；電陝甘宁邊區參議會發起，籌建解放區聯合委員會。此舉目的，主要是給國民党施加壓力。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約見包瑞德，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包瑞德很吃惊。他以為毛澤東總是笑眯眯的，想不到現在卻是怒气沖沖，激昂慷慨。 毛澤東滔滔不絕地講著：“赫爾利、魏德邁和麥克魯將軍都曾對周恩來同志說過，美國愿意与我們進行軍事合作。但是，我們在接受這一我們非常樂意接受的合作之前，先要接受委員長的條件。美國能保證我們的安全嗎？我們無法相信委員長的誠意。凡是不帶偏見地研究過國共關系的歷史的人，都會通情達理地認為，我們不能對他寄予任何希望！ “我們被告知，我們犧牲自己以挽救局勢，將是高尚之舉。我們不明白，將我們置于听憑蔣介石擺布的境地，如何能有助于解救當前的危机。我們如果被委員長捆住手腳，世界的贊揚對我們毫無用處。要求我們作出如此巨大的犧牲，對目前的危机負有重大責任的委員長卻沒有被要求作出什么讓步。這對于我們是太不公平了！ “美國認為，蔣介石一定會不借一切代价來保住他的權力。我們不反對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戰，我們就完全擁護他繼續做領袖。如果美國愿意繼續支持他，那是美國的權利。但是，我們相信，盡管美國盡其一切努力，蔣介石也注定會失敗。讓美國繼續支持蔣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貴陽、重慶、西安、成都等都丟掉，那時美國也許會明白，支持蔣介石有多么無用！ “我們不像蔣介石，我們并非依賴別國的支持。我們能夠挺立著，靠我們的雙腳，像自由的人們一樣行走。我們承認，委員長盡管有那么多的缺點，但是他還沒有与召本人講和，我們為此非常感謝他。另一方面，也只有王八蛋才拒絕同日本人作戰！ “在五點協定的前提下，我們相信，有美國的幫助，我們能夠為挽救目前局勢作出一定的貢獻。如果美國放棄我們，我們會万分遺憾，但這不會損害我們對你們的友好情誼。無論何時，現在或是將來，我們都會怀著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幫助。我們會在美國將軍的指揮下，放手和不附帶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履行義務。如果你們在中國沿海登陸，我們會在那里与你們會合，并將听從你們的指揮。如果美國不給我們一支槍、一粒子彈，我們仍會繼續与日本人作戰，而且我們還是美國的朋友。在沒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況下，我們已經同日本人打了七年，無論出現什么情況，我們都會繼續与日本人打下去。 “蔣介石提出的三點建議等于讓我們完全投降，交換的條件是他繪我們一個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席位，而這個席位是沒有任何實際作用的。赫爾利將軍說我們接受這個席位，就是‘一只腳跨進大門’，我們說如果雙手被反綁著，即使一只腳跨進了大門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由于蔣介石已經拒絕成立聯合政府，我們決定不再讓步。我們將采取一個決定性的步驟，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組成這個委員會，將是組成獨立政府的初步步驟。包上校說我們現在的立場是關佐談判大門。我們關住了大門，不過窗戶還敞開著，五點建議就是窗戶。我們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進入聯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慶、昆明、貴陽、成都、西安都丟掉了，我們就不會再按照我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參加進去了。” 這一天，主要是毛澤東既嚴肅認真又嬉笑怒罵地發表談話。但到后面，就成了和包瑞德的交談。 包瑞德說：“你所說組織一個聯合委員會、進而導致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的做法，會繪蔣介石一個絕好的机會去宣稱，他關于共產党是叛亂分子的一切說法，已經被無可置疑地證明了。” 毛澤東：“他一直叫喊說我們是叛亂分子，時間太長以致我們都習以為常了。他高興怎么說就讓他說去。” 包瑞德：“你們會給委員長一個机會，說你們已經与日本人勾結一起了。” 毛澤東：“他們早就多次這樣誣蔑我們了。我們繼續抵抗日本，這會證明我們不是与日本人勾結。” 包瑞德：“談判失敗及你們將与國民党破裂的消息，會使日本人感到高興。” 毛澤東：“不論我們做什么，日本人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都要歪曲事實，這与我們要做的事情無關。即使他們高興也不要緊。” 包瑞德：“如果你們与國民党決裂，不僅蔣介石，而且美國的大多數輿論或許也會認為你們是叛亂分子。” 毛澤東：“時間會向美國人民證明，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包瑞德：“在這次危机中，你們不進入政府，可能會在美國引起非常不利的反應。” 毛澤東：“等到真相大白——真相終會大白，美國人民會贊成我們所做的事情。” 包瑞德：“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貴陽被國民党軍隊和美國軍隊擊退，你們將會十分難堪。” 毛澤東：“果真如此，我們會比任何人都要興高采烈。” 包瑞德：“如果委員長被打敗，而你們沒有在他需要的時候幫助他，美國或許會從中國撤走它的全部軍隊。” 毛澤東：“美國不可能放棄中國。” 包瑞德在這次談話備忘錄中寫道：“在全部會談中，毛主席的態度极其強硬。他對我沒有失禮，但有几次大發雷霆。他不斷地高喊：‘我們不再作任何讓步了！’‘如果蔣介石在這里，我要當面痛罵他。’我想，我以為，在蔣介石看來，五點建議是逼他下台的手段。這句話使毛澤東特別地憤怒，他呼地一下站起來，大聲說道：‘他早就應該下台了！’周將軍從不動怒，而且特別冷靜，他以平靜的語言支持毛澤東講的每一個觀點。會談使我感到，對于這兩位聰明、無情、堅定、并絕對相信他們的地位具有力量的領袖，我所說的都是白費口舌。” 包瑞德隨即回到重慶，把延安發生的事說了一遍，赫爾利也發起火來。包瑞德后來說：“這火主要是對我發的，因為我做了匯報。事實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自此，我的厄運就來了。” 毛澤東的態度雖然十分強硬，但在行動上還是十分講究策略的。第二天，他即主持會議討論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問題。他在會上說：“在目前情況下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也要從反面考慮一下。雖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區聯合委員會，但是要想到美國不幫助，蔣介石取消八路軍，中間派不贊成，我們是否會孤立。” 11日，王若飛從重慶轉達赫爾利的意見：不同意公開發表五點建議，我不認為談判已經結束，除非你們希望結束。 12日，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明确提出：“解放區聯合委員會暫緩成立，報上也不宣傳，可放口頭空气。現在全國的總任務是建立統一中國一切力量的民主聯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這种態度。” 同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复電王若飛：“我們毫無与美方決裂之意，五條協定草案可以不發表。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几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种廉价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干。這种原則立場我党歷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21日，赫爾利發來電報，邀請周恩來再去重慶談判。 24日，毛澤東复電赫爾利說，周恩來正在從事重要會議的籌備工作，難以离開延安，并且國民党方面沒有表示充分的誠意，以保證在五點建議的基礎上繼續談判。 28日，周恩來致函赫爾利，說明中共不愿在聯合政府問題上“繼續抽象的探討”，因此提出四項具体要求，請赫爾利轉交蔣介石：一、釋放全國政治犯，如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監禁的愛國志士；二、撤退包圍陝甘宁邊區及進攻華中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的國民党大軍；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務活動。信中說：“誠能如此，則取消一党專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窺其端倪。” 1945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公告，說他准備還政于民，准備在戰爭結束前召開國民大會，討論實行憲政。隨即約五院院長商討戰時行政問題，決定在原來的三點建議基礎上，再提三項辦法：一、在行政院設置戰時內閣，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參加其組成；二、關于中共軍隊編制及補給等問題，軍委會將指派美、國、共三方三位高級將領擬具辦法，請委員長核定；三、在對日作戰期間，委員長將指派中國軍官兩人(其中一人為中共將領)和美國將領一人，以美國將領為總指揮官，組成臨時指揮机构，負責全部作戰指揮，該指揮官對委員長直接負責。 1月6日，赫爾利和蔣介石密談了一天。次日，赫爾利致函毛澤東和周恩來，告之：“我已确信國民政府將贊成如下建議：一、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將在王世態博士、張治中將軍和我的陪同下，對延安作短期訪問，与你們私下討論一些事情；二、如果在原則上達成協議，毛主席和周將軍与我們一同返回重慶，簽署協議。如果你們能仔細考慮這項建議，并通過遞送這封信的人帶回答复，我將非常高興。” 1月11日，毛澤東复信赫爾利，對其建議加以婉拒：“今接閣下來信，提議在延安開兩党會議，并有閣下參加，盛意可感。但是鄙人仍恐此會議得不到任何結果，空勞閣下等之往返。”請他向國民党政府轉達中共如下建議：“在重慶召開國是會議之預備會議，這种預備會議應該有國民党、共產党、民主政團同盟三方代表參加，并保證會議公開舉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國民党政府同意這一提議，周恩來可以再到重慶磋商。 這時，毛澤東正通過另一個渠道构思一個秘密計划。 上月20日左右，在魏德邁不在司令部期間，他的參謀長麥克魯主持制訂了一項在共產党控制區使用中國軍隊的計划。這項計划准備避開中國的國民政府，同共產党達成一項協議，直接向中共部隊提供美國的軍械、給養，并把中共軍隊置于美國軍官指揮之下。 為了探听共產党的虛實，看看如果美國空降几千人的部隊，延安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支援，麥克魯將軍派了為戰略情報局工作的伯德中校，与包瑞德、戴維斯一起飛往延安。 包瑞德和伯德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討論了這個計划，然后回到重慶同麥克魯進一步商談，又帶了一個擴大的建議再去延安。這個建議涉及兩万五千名美國傘兵。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得毛澤東都很吃惊，連連嘖嘴。似真似假地說：“兩万五千……這是要和我們當年的長征婉美呀！這件事關系重大，看來只有我和恩來同志親自去一趟美國，和羅斯福總統當面談才會有結果，可惜我們兩人至今沒有得到邀請，不請自去，怕不合适吧！” 在場的人都笑了。 然而毛澤東卻是認真的。1月9日，他和周恩來通過軍隊電台，打電報給魏德邁，提出兩個建議：“一、延安政府派遣一個非官方組織去美國，向有關的美國官員和公眾介紹并解釋中國問題；二、如果總統表示希望將毛和局作為反對党的領袖，在白宮接見他們，他們可以立刻啟程赴華盛頓，舉行一個考察性的會議。如果羅斯福不是馬上就發出邀請，毛和周特別要求，對他們去華盛頓的愿望保密，以便保護他們反蔣的政治地位。” 魏德邁也許真的不完全清楚他的參謀長策划的這一計划，也許擔心事情鬧大了不好收場，他拿到電報后就去找赫爾利。赫爾利一听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作為剛被任命的駐華特命全權大使，他對此事竟然毫無所知！魏德邁甚至還對他說：“毛澤東和周恩來要求我對他們想訪問華盛頓一事向國民政府和你保密，因為他們怀疑你的判斷力。”气歪了鼻子的赫爾利當即表示要追查此事，并請魏德邁幫助。 1月13日，赫爾利在給羅斯福的報告里這樣寫道：“我的任務理所當然是阻止國民政府垮台，維護蔣的領導地位，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同時盡可能地幫助政府的自由化進程，促成產生一個自由、統一和民主的中國的條件。已為共產党所知的軍事計划，向他們提出了他們正需要的東西，給予承認并提供租借物資，摧毀國民政府。如果作為一個武裝政党的共產党能成功地与美軍實現這种安排，那么我們為挽救中國國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就會付諸東流。依靠魏德邁將軍強有力的幫助，我們正在澄清這個問題。但我們還沒告知共產党，我已經獲悉這一軍事計划和他們想繞過國民政府和我直接找你的企圖。” 隨后，赫爾利又上書國務卿：“如果美國批准包瑞德和伯德在麥克魯指示下交給共產党的計划，如果美國接受上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要求，結果將是承認中共是一個武裝交戰國。所有上述行動都是基于麥克魯所堅持的主張，即美國不論在何時何地發現敵人，都有權以任何有效手段与之戰斗。這項計划中的行動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這將破坏美國扶持國民政府的政策。我的觀點是，如果我們軍隊承認共產党為武裝交戰國，立刻會在中國引起混亂和內戰，導致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我一意識到這种情況，我之反對，更甚于侵略者。” 1月下旬，赫爾利拿几個當事人開刀了。他通過各种手段，讓麥克魯离開了中國戰區。他大聲訓斥包瑞德，包端德辯解說此項計划肯定得到了美軍權威人士的批准。此事發生之前，魏德邁已向陸軍部建議，提升包瑞德為准將。這一提升是包氏渴望已久的。然而如今由于赫爾利的干預，這一提升擱淺了。注定一輩子只能當校官的包瑞德被流放到了昆明，他的“迪克西”使團團長的職務被耶頓上校接替了。這位耶頓上校在莫斯科當武官時，獲得了堅決反共派的“美名”。 戴維斯被調到了莫斯科。赫爾利指責“戴維斯是共產分子，沒有按照本國指示來支持中國的國民党人”。他尤其對戴維斯最近未經他同意即發給華盛頓的一份備忘錄感到气惱。那里面寫道：“蔣委員長和中共的談判失敗了……現在我們要明白地告訴蔣介石，我們將同最能對抗日戰爭作出貢獻的、無論哪一方的中國軍隊合作，并且有權向他們提供援助。” 還有那位謝偉思，這時也受到了赫爾利的警告，几個月后一度被聯邦調查局以“共產國際間諜”的罪名逮捕。 赫爾利作為總統特使、駐華大使，其言行自然很容易影響羅斯福總統的決策。此后，美國的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羅斯福特別提醒魏德邁：“中國最終不一定要在蔣介石領導下統一起來。但是，就短期目標而言，蔣介石是能帶來統一希望的唯一領導人。否則……便可能出現動亂。” 不過赫爾利這時仍在進行最后的調停。1月20日，他致信毛澤東，說他相信國民政府現在准備為達成真正切實可行的協議，作出重要和實在的讓步，認為對政府采取如此步驟的建議，未加考慮便予反對，是非常遺憾的，建議再派周恩來到重慶談一談。 毛澤東給魏德邁發電后未見回音，又見赫爾利熱情相邀，便想看看國民党到底作了什么樣的讓步。22日，他電告赫爾利：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重開談判。 1月24日，周恩來臨上飛机前，毛澤東叮囑他繼續談判的方針是：一、爭取建立聯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党派會議作為具体步驟，國民党、共產党、民盟三方面代表參加；三、要求國民党先做到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圍陝甘宁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等。 這天晚上，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設宴為周思來洗塵。赫爾利出席，張治中、王世杰作陪。席間，宋子文重提三項辦法。周恩來說：“今天國民党主張在行政院之下設立一個新机构，但是整個系統不變。這個系統，就是一党專政。新机构屬于行政院，行政院屬于國防最高委員會管轄，國防最高委員會又屬國民党中常委管轄。蔣主席也不是人民選舉的，是國民党中常會推選的。這一套系統不改變，我們也無法參加政府。” 次日，周恩來去了赫爾利寓所。赫爾利仿佛忘記了毛、周想繞過他直接找羅斯福這件事，依然十分熱情。他說：“你們還是要認真考慮一下政府方面的新辦法。行政院下面的新机构，就等于西方人常說的戰時內閣。另外，蔣先生已同意成立三方聯合統帥部，司令由美國將官擔任，副司令國民党一個，你們一個，統帥部直屬蔣委員長一個人。” 周恩來當即答道：“這個辦法我們不同意。党治不結束，這种統帥部只能是蔣控制我們軍隊的一种手段。” 赫爾利聳聳肩道：“我為你拒絕美國統帥一事感到十分遺憾。當然，你們不接受三條建議是可以理解的，我到任何時候都愿意贊助你們的五條。我要是蔣委員長，只要將五條中聯合政府名義改為聯合行政院或聯合內閣，便可簽字。” 周恩來一笑。 赫爾利話鋒一轉：“周將軍，你既然來了，總要談一談的，你認為先從哪個問題談起呢？” “党治，要先解決党治問題，結束一党專政。” 1月27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第一輪會談的情況。次日，毛澤東复電道：“你拒絕了赫爾利的兩個補充辦法是很對的。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是我党軍隊隸屬于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針對蔣介石在元旦廣播中宣布抗戰胜利有把握時即召開國民大會，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如果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時，應表示：我們不贊成在國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國民大會，因為舊的國大代表是賄選的過時的，重新選舉則在大半個中國內不可能。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況沒有聯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蔣的國大把戲。” 1月29日，蔣介石召集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長及党團負責人座談。他說：“國共談判，赫爾利上次由延安帶回之五條，完全上了中共的當。中共后來又提四條，又讓我們讓步。這次周恩來來渝，更無誠意，要价更高，又提出結束党治問題，与我党為難。我受總理之命，以党建國，只能還政于民，決不能還于其他党派，決不能把政權讓給別人。赫爾利糊涂，完全以為他們有道理，為他們說話。美國人不懂中國情形，完全說不通。” 宋子文說：“我已經發現赫爾利正在變化，他開始明白中國的事情了。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廢除所謂我党一党專政。他們全部的策略表明，他們是想推翻我們，實現他們的一党專政。無論出現什么情況，我党都有責任在長期的混亂階段領導中國。” 蔣介石很自信地說：“是的，美國人最近好了一步，對中共也有點不滿了，因為中共本來承認美國人任統帥，現在又不承認了。我們不要怕共產党，我們一定能消滅他們。等美國人与中共談不通了，也就會討厭共党的。不要急，就和他們談吧！” 1月30日，周恩來同宋子文、王世杰、張治中繼續談判，赫爾利參加。 宋子文說：“國民党是中國的革命党，是孫中山的党，是自由主義的党，是有法律根据而非人為的執政党；在經歷革命和堅持抗戰期間，堅定不移地維護它的主義；它現在對政府負有歷史性責任；沒有國民党，中國將陷于混亂，這种混亂將由國民政府崩潰引起。” 周恩來說：“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論點，不過，現在時代變了。在這樣的非常時期，指導政府的唯一辦法就是大党領袖們的彼此信任；組成臨時性聯盟，支撐政府度過訓政時期。如果你們能作出适當讓步，中央政府會得到共產党無限的支持。” 對周恩來反复強調的結束党治問題，王世杰、張治中表示認可。周問：“如何結束党治？”他們表示傾向于開党派會議。周再問：“會議的成分和內容是什么？”他們說尚未考慮。周說：“成分應是三方，內容是討論結束党治、共同綱領、改組政府。” 第二天，周恩來同王世杰繼續會談。周再問：“是否結束党治？”王又改口了，說：“形式上不能接受。”周又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國防委員會是否為各党各派、無党派人士合作組成的民主机构？它是否有權力通過綱領、改組各院及軍事委員會？是否有最后決定權，不受國民党的干涉？王世杰都回答不了，只表示愿意考慮。 2月10日，談判繼續進行。周恩來提議：“在開党派會議前先改善環境，實行放人等四項主張。”宋子文等不同意。赫爾利扯開話題說：“我提議發表共同聲明。”周恩來拒絕了。會談不歡而散。 周恩來不愿再繼續這种毫無意義的談判，提出“回延討論”。 2月12日，魏德邁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明确宣布：在中國戰區內的美國軍事人員，只受命支持國民党的中央政府。 2月13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周恩來重中了中共關于召開党派會議的意見及參加政府的先決條件。蔣介石一口拒絕，并十分傲慢地說：“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會議是分贓會議！”周恩來怒不可遏，拂袖而去。 正是： 酒逢知已千杯少， 話不投机半句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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