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話說3月18日上午，北大、清華、北師大、女師大、師大附中等80多所大中學校和北京總工會、北京學生總會、國民党北京特別市党部等140多個團体5000多人，像潮水般匯聚天安門。熱血沸騰的各校代表紛紛上台發表演說，“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的怒吼聲惊天動地。當李大釗發表演說時，大會的熱烈气氛達到高潮，有人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群眾的一致要求：驅逐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大會通電全國民眾，表示堅決反對八國通牒，并通過了驅逐八國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條約》無效、督促政府嚴厲駁复八國通牒等項決議。會后，一致決定示威請愿。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沖垮軍警的重重防線，并同軍警展開了激烈的搏斗，下午，終于來到鐵獅子胡同段祺端政府國務院門前。 早已蓄謀的大屠殺開始了。軍警突然向手無寸鐵的游行隊伍開了槍。他們還阻塞通道，兩面夾攻，用大刀、欽棍追打砍殺。陳獨秀之子、陳延年之弟陳喬年腰部被刺一刀。李大釗頭部受傷，卻不顧個人安危，仍与游行總指揮王一飛共同指揮群眾戰斗。眾人合力沖開東邊鐵門撤走，軍警仍然用刺刀、槍托追刺、亂打。這一場慘案造成47人死亡，160余人受傷，還有不少人“失蹤”，段政府門前愛國青年的鮮血流成了綱。死者中間，即有女師大學生劉和珍、楊德群。 血案傳出，舉國為之震惊。各大報紙紛紛報道，指責政府這一卑劣行徑。 《京報》記載當時的情景是：“人眾在此槍林彈雨之下，血花飛濺，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陳尸累累，景象殘酷，悲痛极矣！” 上海《新聞報》轉發東方社3月18日北京電稱：“今日午后開槍者乃屬安福系兵，与國民軍毫無關系。据目睹者稱，當時共開排槍三四次，眾乃四散，當學生逃時。猶槍響不已。” 3月22日上海《商報》電訊：“此次慘劇，政府早有決心。据知內幕者云，賈(德耀)閣上台，正与列強進行大借款，約有五千万，須以防止赤化為條件，衛兵開槍，可借以表示反赤。” 國共兩党對這一慘案都表示了极大的義慣。3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有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党派，一致奮斗，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后通牒之恥”。23日，北京總工會、全國學生總會等團体及各學校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公報國民党北京特別市党部代表、時在北京中法大學上學的共產党員陳毅為主席。王一飛及《京報》記者邵飄萍等在大會上發了言。27日，廣州國民政府發表宣言，主張驅逐段祺瑞，召集國民會議。 慘案剛剛傳來時，魯迅還不大敢相信。他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坏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消息被證實之后，魯迅再也壓抑不住了。當晚，他寫了雜文《無花的薔薇之二》，激憤的言詞如同開了閘的急流奔騰而出：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极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 如果中國還不至于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魯迅寫下了寫作的時期。他把這個血腥的日子稱作“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慘案發生之后，段祺瑞政府—方面推卸罪責，誣蔑參加游行的群眾為“暴徒”，一方面又加強鎮壓，于次日發下一道通緝令。通緝李大釗、徐謙、李煜瀛、易培基等國共兩党在北京的領導人。 魯迅气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他痛斥“暴動”之說：“做證据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匆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怜的暴動啊！”3月25日，女師大為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等召開隆重的追悼會，魯迅也前往參加。 死者的遺体安放在靈堂上，她們的身上還留著許多棍棒購傷痕。楊德群是身受重傷救治無效，在醫院里死去的。劉和珍是當場被打死的。而且遺体還被執政府扣留了，師生們經過斗爭才把遺体奪了回來。追悼會彌漫著悲憤的气氛。劉、楊的生前戰友許廣平舉著死者打滿補丁的血衣，憤怒地控訴了反動派的暴行和污蔑。 魯迅目不忍睹，一個人在禮堂外面徘徊。劉和珍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現在他的眼前，他詫异于這樣一個始終微笑、態度溫和的青年女子，竟能如此勇敢地与反動勢力作斗爭，并在斗爭中毅然地獻出了自己只有22歲的生命。 “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么沒有？”一個學生跑來，打斷了魯迅的沉思。 “沒有。”魯迅回答。 “先生還是寫一點吧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那個學生又說。 几天以后，魯迅痛定思痛，終于寫下了一篇感人至深、至今還作為中學生教材的不朽名篇：《記念劉和珍君》。 不久，段祺端下台了。但他并非引咎辭職，而是在軍閥內訌火并中被赶下台的，他逃到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机”去了。与此同時，馮玉祥的國民軍被迫退出京、津，馮本人也偕夫人离開張家口，取道庫倫赴俄游歷去了。直系首領吳佩孚和奉系首領張作霖相繼殺气騰騰地開進北京，兩人見面后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換蘭譜，兩個老冤家居然成了一對新朋友。這樣，北京便由奉直軍閥聯台把持了。張作霖進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誘捕《京報》社長邵飄萍，以“宣傳赤化”的罪名，下令將這位敢怒敢言、才華橫溢的新聞界巨子拉到天橋槍殺了。于是，國共兩党党員在北方的處境更加艱難了。 再說蔣介石在國民党內躍升為僅次于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之后，仍然不滿足。他沒有為自己的急劇高升揚眉吐气，心花怒放，反而整日悶悶不樂，煩躁不安，常對部下發火。連1月19日的“二大”閉幕式，他都借口“足痛心悶”，避不出席。1月26日，“足痛”的蔣介石徒步登上白云山巔，“騁坏四眺，猶不能稍解郁衷，因歎如何可使我馳責釋負，達隱居目的。”29日，“与張人杰談本党現象与個人處境，不禁感慨系之。” 這時廣東已經鞏固，廣西也已由廣州國民政府管轄，左派和蘇聯顧問都為此而歡欣鼓舞。這里面自然包含蔣介石的一份心血，他該為此高興才對。再說他本人已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頭上罩滿了五顏六色、耀人眼目的光環，他還有什么不開心的呢？原來他早已瞄准了最高領導權。而要實現自己的雄心大志，他又感到有种种矛盾困扰著他，使他繞不開、扯不斷、擺不脫。 首先是和共產党人的矛盾。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党代表制度和設立政治部是孫中山制定的政策，蔣介石不便公開反對。在周恩來領導下，中共的力量和影響不斷擴大，到1926年春，軍校和各軍的政治部。几乎都是共產党人在工作，第一軍的各級党代表也是共產党員占多數，士兵中還建立了共產党組織。 共產党深得人心，使蔣介石感到軍校和第一軍不是他所能任意擺布的。有一次，青年軍人聯合會在《黃埔潮》上發表了一幅漫畫。畫面上，戴季陶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疙瘩小帽，背著孫中山，走向陰森的孔廟，要孫中山吃孔圣人靈前的冷豬頭肉，孫中山兩眼落淚，站在旁邊的軍閥、洋人和党棍則拍手稱快。這副揭露新右派和孫文主義學會的漫畫，很快貼遍全校，甚至廣州街頭。蔣介石看后，气得“連頭發都豎起來”，大聲訓斥。他擔心自己苦心經營的黃埔軍校“共產化”，有朝一日變成反對自己的武裝力量。在國民党“之大”上，他更感到了日益強大的共產党對他的嚴重威脅。 其次是和蘇聯顧問的矛盾。特別是和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几乎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他不僅感到季山嘉等人在一些具体問題上礙手礙腳，而且認為他們成了他走向成功的絆腳石。 還有就是和汪精衛的矛盾。蔣、汪的私人關系本來就不融洽。東遼平定后，蔣提出与汪結為換帖兄弟，遭到陳璧君的反對。有一次，她看到丈夫給蔣的信中有“介弟”字樣，當即破口大罵：“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還不愿做他的把嫂呢！他算什么東西！”罵得汪精衛再也不敢在老婆面前稱“介弟”了。政治上、合作的蜜月已經過去。身兼國府主席、政委會主席、軍委主席和軍校党代表的汪精衛深知，所謂汪蔣聯合，得利多的還是蔣介石，自己雖處于領袖地位，但占上風的是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握有軍事實力。于是，他開始向軍隊伸手。他經常到軍校講演，調解兩派學生的糾紛，以樹立自己在軍中的威信：殊不知這正犯了蔣介石的大忌。蔣一貫把黃埔視為自己的領地，不允許別人越雷池一步。蔣二次東征時，汪精衛坐鎮廣州，任命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代理蔣的廣州衛戌司令。王原是從許崇智手下投靠蔣介石而升任師長的，現在受到汪精衛寵愛后逐漸疏遠了蔣。隨著形勢的發展，汪精衛被國共兩党和社會各界公認為左派的旗幟。這些，使蔣介石食不甘昧。臥不安枕。他感到，不把汪精衛扳倒，就不能成就自己的宏圖大業。 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尋找掃清障礙的突破口，蔣介石從“二大”后就開始處心積慮，苦思冥想，內心活動十分激烈。在這一段的日記中，他的話吞吞吐吐，藏頭露尾。閃爍不定，莫名其妙，正反映出他心中的難言之隱。 然而左派對他毫無警惕。他們只是陶醉于胜利之中。 蘇聯顧問也對他毫無警惕。2月，蘇聯源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率團來華。調查蘇聯顧問在中國的工作情況。維護國共統一戰線，考察北伐何時适宜。探求國民革命軍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合作的可能性。鮑羅廷等顧問向布勃諾夫匯報以后，這些蘇聯人共同認為：蔣介石“在政治上是個左派，并正往左發展”。 共產党的主要領導人也對蔣毫無警惕。陳獨秀在《向導》上多次發表文章，稱頌蔣介石“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還說：“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刨了有力的党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扰民的党軍，不顧成敗利鈍的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攏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勳勞，并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力不從心的怨气。” 正在各方麻木不仁的形勢下，蔣介石等待的時机到來了。 3月17日黎明，蔣介石秘密由黃埔島乘汽船來到位于廣州東堤八旗館的衛戌司令部。當晚，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些憤懣不已卻又令人難以捉摸的話：“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獄耶！” 也是在3月17日這一天，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一向机敏的周恩來馬上發覺蔣介石神色不對，而且同右派人物來往密切。他馬上把這种异常的情況告訴了張大雷。那時，張太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兼作蘇聯顧問的翻譯。這時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還在上海，鮑羅廷和加倫也都不在廣州。張大雷把周恩來提供的情況轉告給季山嘉，季山嘉听罷，沒有當成一回事，淡然置之。 3月18日傍晚，有三名軍官突然來到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的寓所，聲稱奉蔣校長之命，有緊急事情，請局長派軍艦到黃埔待命。這時，李李之龍尚未回家，他們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29歲的李之龍，湖北沔陽人，15歲時便加入國民党，19歲人煙台海軍軍官學校。1921年，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廣州擔任鮑羅廷的翻譯兼秘書。不久，進入黃埔軍校，成為一期學生。后來，他調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受周恩來直接領導。二次東征時，蔣介石源他擔任海軍局政治部主任兼中山艦艦長。1926年2月。海軍局局長、蘇聯入斯米洛夫回國，他被提升為海軍局代理局長、參謀長兼中山艦艦長，授中將銜。他接管海軍后，在汪精衛的支持下立即全面展開緝私行動，目標集中對准虎門要塞，很快掌握了虎門要塞參与走私的大量證据。李之龍將情況向汪精衛報告后，汪精衛知道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是蔣介石的密友，是由蔣的保荐而擔任這一要職的，便把陳肇英撤職查辦，借以打擊蔣介石的力量。蔣介石聞訊，气得七竅生煙。 正是由于李之龍和共產党、和蘇聯顧問、和汪精衛的特殊關系，他便由被蔣介石賞識變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刺，變成了蔣介石一箭三雕——打擊共產党、打擊左派、打擊蘇聯顧問的首選目標。 那天夜里，李之龍回家后看到了那封公函。 公函寫道： 敬啟者，頃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速派兵艦二艘開赴黃埔為禱。此致海軍局大鑒。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駐省辦事處 三月十八日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亦即黃埔軍校，3月1日剛改此名。 函中的“校長”、即蔣介石；“教育長”，則指鄧演達。這時黃埔軍校的領導成員還有党代表汪精衛、副校長李濟深、政治部主任邵力子。 接公函，李之龍立即照辦，給中山艦、寶璧艦分別寫了命令。 中山艦原名永丰艦，當中陳炯明叛變時，孫中山即避難于此，孫中山逝世后，為了紀念他，此艦改名中山艦。 19日早晨，兩艦相繼駛抵黃埔。因蔣介石不在黃埔，中山艦代理艦長即向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并請示任務。鄧演達頗感詫异：“我從來沒有調遣過軍艦呀！”并表示稍待請示蔣校長。 事情來得蹊蹺。后經調查，才知是誤傳命令： 原來，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黃埔上游遭劫，請求救援。18日下午4時，黃埔軍校辦公廳主任孔慶睿便命令管理科長趙錦雯派艦一艘前去援救。趙又把任務交給科員黎時雍去執行。黎一經了解，黃埔附近無艦可派，便打電話到廣州，請該校駐省辦事處辦理。電話是辦事員王學臣接的，王又打電話請示辦事處主任歐网鐘。因電話不清，歐陽鐘沒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長的指示，派艦一艘也被听成派艦二艘。歐陽鐘知道，此事只有請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下命令，才能調動兵艦，便覺得單憑教育長的電話指示分量還不夠，于是加了一句“轉奉校長命令”。公函送到海軍局，李之龍不在，作戰科科長鄒毅接此公函，便派人送到李之龍家中。李之龍見是“奉校長命令”，自然不敢怠慢，立即照辦了。 鄧演達當時疑惑不解，囑令兩艦原地待命。 上午，李之龍到局里上班。剛處理几件公文，作戰科長鄒毅進來報告：“蘇聯顧問團來電話，詢問中山艦是否在省，可否按原定計划檢閱中山艦。” 李之龍一拍頭：“糟糕我怎么把這事給忘了！布勃諾夫率代表團前几天一到廣州，就提過這個要求，我方也同意了。中山艦起錨了嗎？” “凌晨就起錨了，這會儿早該到黃埔了。” 李之龍發了愁。科長獻計：“听說校長回省城，可能住衛戍司令部，能否請示他調回中山艦？” 李之龍點點頭，抓起電話要通衛成司令部。蔣介石這才知道兩艘艦昨夜去了黃埔。他在電話里“嗯”了一聲，過了一會儿才故作平靜地說：“好吧，我同意。” 中山艦于下午6時20分，返回廣州。 19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慮重重中度過。他本來就對李之龍存有戒心，因為他知道李之龍与周恩來、汪精衛、鮑羅廷均有密切交往。他接李之龍電話之后的第一個反應便是：中共私調兩艦前往黃埔，是否陰謀害他？据蔣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龍電話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衛的電話，均問及他今日去不去黃埔。 蔣介石后來還說：“我自汕頭回到廣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蔣運動，無論本軍里或本校里，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軍隊的長官來反叛，并且拿利祿來引誘我們的長官。” 他還有一段話說得更离奇：“我知道共產党陰謀的爆發，就在于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們的計划，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途中，強迫我离粵，直駛海參崴，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19日傍晚，蔣介石在衛隊保護下從衛成司令部來到越秀南路火車站附近的第一軍經理處。在這里，他開始導演一場突然事變。 等人到齊了，蔣介石坐了下來，說：“茂如，你把有關情報說一下。” 茂如，就是那個在東征戰場被蔣介石撤去團長職務、今又被蔣介石提升為師長的王柏齡。只見他全副武裝，神气活現，慷慨而談：“我得到密報，共產党陰謀暴動，要推翻政府，唆使海軍局李之龍，誘騙校長乘艦回黃埔在途中劫去校長，陰謀加害。此刻中山艦升火，戒備森嚴，就是明證。” 在場的親信你一言我一語地發泄著對共產党的不滿。最后，蔣介石說：“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生死。自不足惜；而党和革命的存亡，則刻不容緩。我身負衛戍重任，不能不負起責任。現在宣布全城戒嚴。立即平叛。各位同志都是總理的忠實信徒，也是本校長的忠實同志，務必遵守命令，即刻行動！” 隨后，蔣介石發布命令：斷絕市內交通；占領海軍局，扣留中山艦等軍艦，逮捕李之龍；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并收繳其衛隊槍械；包圍蘇聯顧問團辦事處及其住所；以保護為名包圍汪精衛住宅；拘捕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的共產党員；秘密監視鄧演達…… 于是，事態急劇擴大了。 正是： 一石激起千層浪， 精心運籌試鋒芒。 欲知事態如何發展，請看下回續寫。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