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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首次露面，是在軍校大花廳發表演講。那天，學生們為目睹新主任的風采，把會場擠得水泄不通。周恩來英俊的外貌和优雅的姿態，使學生們視為偶像，而抑揚頓挫的音調和引人入胜的內容更不時被掌聲打斷。共產党員陳賡看到靠在自己身邊的宋希濂正在聚精會神地听周恩來演講，不禁想起一件事：几天前，他倆漫步江邊暢談軍校的戰斗生活。談話中。宋希濂流露出對蔣介石的崇拜之情：“蔣校長是實現孫總理革命目標的棟梁之才！”陳賡想到這里，湊到宋希濂的耳邊，小聲問道：“怎么樣？周主任也是棟梁之才吧？”宋希濂連頭都沒有轉過來就脫口而出：“當然，周主任确是棟梁之才，而且這么年輕，堪稱后起之秀！” 接著，周恩來雷厲風行地對軍校政治工作進行革故鼎新。 首先，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成立指導、編纂、秘書三股，從黃埔第一期畢業生中選調共產党員楊其綱、王逸常等分別擔任各股主任。 其次，強化政治教育。在政治部工作會議上，周恩來毫不客气地說：“蔣校長發給同學們的《曾、左治軍語錄》、《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當然可以學，但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畢竟是按封建思想帶兵的。我們要在軍校推行列宁創造的紅軍的經驗，夜進行軍事教育的同時，實施政治教育，講清中國如何受到列強壓迫、軍閥壓迫，使大家明白軍隊應該成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工具，士兵是為人民而打仗的。”為此、政治部制定了全新的《軍校政治教育大綱草案》，定期舉行政治講演、政治討論和政治問答活動，還擴大了圖書室，創立了体育會。 其三，指導新成立的校軍教導團的政治工作。第一期畢業生中的共產党員蔣先云、許繼慎等被選派到各連擔任國民党的党代表。 其四，指導建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那時，廣州除黃埔軍官學校外，還有粵軍講武學校、桂軍軍官學校、滇軍軍官學校、軍用飛机學校等軍事學校。成立這個聯合會的目的，是廣泛地聯合這些軍事學校中已畢業的和未畢業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以蔣先云為負責人，出版机關刊物《中國軍人》。不到几個月，會員就發展到二千多人。 周恩來除參加會議、批閱函件外，大量的時間花在找人談話和講課上。“周主任講課最能感動人。”這是師生們的一致評价。《國內外斗爭形勢的分析》是周恩來常講、學生們百听不厭的課。因為他對國內外形勢了如指掌，每次講演都有新意，而且生動有趣，條理清楚，深入淺出，入耳入腦。不僅學生愛听，帶隊的長官也經常肅立一旁，靜听到底。有人還寫了一首《清平樂》來形容他講課的情景： 風儿止步，雀几悄悄顧。 屏听堂上細談吐，撥盡心頭迷霧。 一副和藹笑容，親如浩蕩春風。 紅棉攝其笑靨，襯得花儿彤紅。 經過一番整頓，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出現了新的气象，師生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振。廖仲愷看在眼里，頗感欣慰。蔣介石也不禁贊歎：“周主任年輕有為，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將帥之才啊！” 次年1月初，周恩來赴上海參加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見到了老朋友、來自北京的高君宇，托他給遠在天津的鄧穎超帶去一封情深意切的信。 會議期間，周恩來和瞿秋白談得頗為投机，都有相見恨晚之感。來前，周恩來已經知道瞿秋白和楊之華的婚事曾激起一場軒然大波，這時便特意到閘北二人的愛情小屋表示祝賀。 原來楊之華本是浙江蕭山城里的名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之一沈玄廬(定一)的儿媳婦。婚后一兩年，夫妻感情尚好。后來，丈夫沈劍龍耐不住農村單調乏味的生活，應朋友之邀，到上海尋歡作樂去了。楊之華悲憤之中生下一個女孩，只身到上海苦口婆心地勸丈夫回頭。誰知丈夫病人膏盲，無可救藥。楊之華傷心不已，遂為女儿取名“獨伊”，意指只生這一個。在公公的支持下，她于1923年底來到上海，考取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在這里，她遇上了擔任系主任的瞿秋白。她為瞿秋白的精彩講課所傾倒，對他十分敬佩，視為革命的引路人。不久，瞿秋白和向警予一起介紹楊之華加入了共產党。 1924年7月，瞿秋白結婚僅半年的妻子王劍虹因患肺結核去世。王与楊之華是同學、好友。楊之華去探望病重的劍虹時，總見到瞿秋白陪伴在床頭，一面呵護備至，一面處理工作。劍虹病逝后，瞿秋白哀痛至极，一下憔悴了許多。但他一旦投入工作，走上講台，仍然精神抖擻，生气勃勃。楊之華感到只要和他在一起，就增添勇气和力量。 然而，當楊之華發現瞿秋白有愛她的跡象時，內心又十分矛盾了。她雖与沈劍龍感情破裂，但名義上還是有夫之婦。她需要冷靜地思索，便悄然回到蕭山家里。想不到翟秋自競勇敢地追蹤而來。楊之華的哥哥很敏感，也很同情妹妹的處境，便親自出面找沈劍龍。沈劍龍把瞿秋白和楊之華接到家里，三人先在書房，后到花園進行了推心置腹的長談。兩天以后，瞿秋白又把沈劍龍、楊之華接到常州自己家中，三人又談了一天，終于協商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上海《民國日報》連續三天刊登了三個啟事：一是楊之華、沈劍龍自11月18日起“正式脫离戀愛的關系”(當時戀愛与婚姻同義)；二是宣布自11月18日起，楊之華与瞿秋白“正式結合戀愛的關系”；三是宣布瞿秋白、沈劍龍自11月18日起“正式結合朋友的關系”。 這在當時的上海可算得爆炸性新聞。新派人物傳為美談，舊派人物則罵為大逆不道。 沈玄廬气得七竅生煙，卻又無可奈何。 沈劍龍不但不嫉恨瞿秋自，反而很佩服他的學問和人品。他贈給瞿秋白一張自己的六寸半身照片：照片上的他剃著光頭，身穿袈裟，手捧一柬鮮花，旁題“鮮花獻佛”四個字，表示他此刻視之華為鮮花，以高洁獻佛的心情成全瞿、楊結合、其中當然也不無仟侮之意。這幀照片，一直被瞿秋白、楊之華珍藏著。 瞿、楊二人相愛至深。瞿秋白親自刻了一效精美的圖章，上書“秋之白華”，巧妙地把兩人的名字揉和在一起，蘊含著深深的愛意。 此刻，周恩來看到楊之華活潑開朗，熱情大方，覺得她和溫文爾雅、多才多藝的瞿秋白确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不禁贊道：“你們做得對！信仰一致，情趣相投，在一起生活才幸福嘛！” “那你呢？听說你是主張獨身的，是嗎？”瞿秋白問。 “那是原來的主張。其實，革命和戀愛并不矛盾。現在，我已經确定了意中人。” “她是誰呀？我們可等著吃喜酒吶！”楊之華笑著間。 “現在保密、到時候自然就知道了。”周恩來笑答。 從此，周恩來和小他一歲的瞿秋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28年，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和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及其女儿獨伊先后到達蘇聯，參加中共“六大”。1930年。瞿、周一起主持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瞿秋白36歲時高唱著《國際歌》慷慨就義。楊之華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以喜劇開頭以悲劇結尾的還有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時交往密切的鮑羅廷。這位孫中山十分信任的蘇聯顧問，國共合作破裂后回到國內。瞿秋自在蘇聯工作時，曾帶楊之華和獨伊去鮑家做客，其家庭雖不富有卻其樂融融。解放初期，獨伊到莫斯科做新聞工作，听說鮑羅廷于1949年被蘇聯政府逮捕，原因競是怀疑鮑羅廷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都是美國特務，斯特朗被驅逐出境，鮑羅廷則被流放。獨伊感到不可理解。一次上街，巧遇鮑羅廷夫人。只見她面容憔悴，明顯地老了。她悲涼的目光在獨伊身上停留片刻，立即扭頭走開了。獨伊呆立在路上，不知所措，本想追過去，但明白鮑夫人的處境和自己的身份，只好停住了，望著鮑夫人漸漸隱沒在人流中的背影，淚水蒙住了自己的眼帘。1956年夏，瞿獨伊陪母親隨團訪蘇，得知蘇聯已為逝世的鮑羅廷恢复了名譽。那天，他們与鮑夫人重逢時，相互緊紫地擁抱，淚水長流。鮑夫人白發蒼蒼，与次子及儿媳住在一起，長子已在衛國戰爭中犧牲。對于丈夫的被捕、流放以至逝世，她不愿多講。回國后，楊之華向周恩來匯報了鮑夫人一家的情況。次年1月，周恩來訪蘇期間，由擔任翻譯的獨伊陪同，專門會見了鮑夫人。周恩來問長問短，并轉交了鄧穎超送給她的一包禮物。臨別，周緊握鮑夫人的雙手，真誠地說：“凡是幫助過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我們永遠記得鮑羅廷！” 這些都是后話，按下不表。 再說1924年10月25日馮玉祥發出通電，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并提出由各實力派參加的和平會議，產生正式政府。11月1日，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孫中山早日入京。4日，孫中山決定接受邀請。10日，發表《時局宣言》，提出北上后將“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与建設”。他說：“國民之命運，在于國民之自決。本党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于奮斗而完全達到。” “國民會議”的口號是共產党首先提出來的，這時已為孫中山所采納。共產党積极響應，配合孫中山北上，迅速掀起了促進國民會議運動的熱潮。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濟南、青島、保定、百家庄等地相繼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向警予、鄧穎超還分別在上海、天津發起成立了女界國民促成會。中共中央發表第四次關于時局的主張，提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軍閥的和平會議或國是會議，也不是几名元老的善后會議，乃是本党于去年北京政變時所主張及中國國民党現在所號召的國民會議。因為只有這种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為它是由人民團体直接選出，能夠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權能。”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國民會議預備會應該是“臨時國民政府號令全國的惟一政府”。共產党對于這個臨時國民政府和國民會議提出十三條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包括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罷工之自由，規定最高限度的租額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海關進口稅等。 中共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趙世炎具体地組織領導了這一運動。他代表中共北方區委起草的《檄告國民》指出：“只有國民會議才能解決現在的時局。只有繼續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之侵略与軍閥之壓迫才能取得中國大多數人民之自由。由工會、農會、教育會、學生會、商會等人民自己組成之全國國民會議才能討論國事，才能真正的民治，產生出真正的憲法与政府，達到和平、獨立与自由中國之建立。” 這時的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卻正在籌划召開以軍閥官僚為主体的“善后會議”。 國民會議還是善后會議，成為當時斗爭的焦點。 一方聲勢浩大，不僅有國共兩党。還有全國各界民眾團体。另一方沒有民眾支持。卻有強大的武力作后盾。 就夜這种形勢下，孫中山北上了，他再次處于斗爭的風口浪尖。 11月13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离開廣州。多年勞苦，使他積勞成疾。他這時身体已經很虛弱，走時裹上了大棉施子。 离開前，他審慎地部署了廣州的工作，命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命令譚延豈為北伐聯軍總司令負責軍事工作，并在11日的一天對廖仲愷發出三個手令：一是任為所有党軍及各個軍官學校、講武堂的党代表，二是任為大元帥大本營參議，三是委派兼任國民党中央農民部長，足見對廖倚倚至重，期望至殷。 孫中山夫婦的陪同人員有鮑羅廷和汪精衛、陳友仁等18名圍民党官員。17日。一行抵達上海。19日，孫中山在寓所招待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 23日，孫中山乘船到達日本長崎。日本各界人士和中國留學生約300人登船歡迎。孫中山現場答記者說：“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系，實在是一家。至于說到國家制度。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來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國將來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制度。” 与日本民眾的熱烈歡迎相反，官方接待是冷淡的。日本政府對孫中山同蘇聯打得火熱感到不悅，因此對他不予理會。但是他仍然一路宣傳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他在神戶發表《中國內亂之原因》的講演，指出：中國歷次內亂，皆由帝國主義援助軍閥，与軍閥依附帝國主義所致，故阻遏亂源。必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海關、領事裁判權，使外人無力在中國活動，方克有濟。他提醒日本：“現在問題仍然是，日本將成為西文文明之鷹還是東方力量之塔，這就是擺在日本人民面前的選擇。” 12月4日，孫中山從日本抵達天津。這時，憂慮傷肝，他的身体已經垮掉了。有三個星期，宋慶齡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榻旁邊。即使這樣，他仍然忙著同各界人士談話，同段祺瑞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那段祺瑞本是老奸巨猾之人。他得悉孫中山啟程北上的消息后，11月22月急忙由天津來到北京，僅隔一日，即宣布就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頒布了臨時政府條例，任命了各部部長。段祺棋瑞利用這個職位，施展手腕，一面向張作霖進一步拉攏勾結，使張的气焰一天高過一天，一面對馮玉祺施以壓力，使馮的處境一天難于一天。陸軍總長吳光新，竟提議撤銷國民軍的名義，使馮玉祥气得差點背過气去。 馮玉祥從段祺端上台后的所作所為，看出前途一團漆黑，沒有半點光明，不禁悲憤交加。他對部下鹿鐘麟說：“段祺瑞回到北京，當了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夠把他身上的大瘡、虱子清除清除，好讓國家和人民少受一些害處。沒想到他上台不久，故態依然，不但舊有的虱子沒有除掉，反倒加了臭虫；不但舊大瘡沒治好，反倒加了疥瘡。官僚、買辦、二花臉、三花臉等等，一齊涌上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贓爭吵，鬧得烏煙瘴气，昏天黑地。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他宣言什么‘外祟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与孫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相反抗；又召集什么善后會議，使軍閥、政客、官僚、買辦從中分贓攫利，与中山先生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如此等等，實在令人難以容忍！” 激動之下，他示意鹿用武力把段推翻。鹿鐘麟婉言勸道：“算了吧！今非昔比，如今主客觀形勢已變。我們的想法，恐無濟于事了。” 馮玉祥歎息一聲，悔恨地說：“唉！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我上了段祺瑞、張作霖的當了。只可惜斷送了北京政變的果實！” 他看到北京情況的逆轉，不容再繼續留住下去，遂作遷地為良之計。先退居天台山，后又移住張家口。等到孫中山來到北京，他已經絲毫沒有主動權了。 孫中山到天津時，歡迎的各界團体有一百多個，人數約一万。段祺瑞派來代表許世英，馮玉祥派來代表熊斌表示歡迎。 孫中山下榻張園，向各界發表了一個書面談話，因病而由汪精衛代為宣讀。大意是：第一點說明道經日本時曾告彼國朝野臣民，應本同文同种之誼，為互相合作之精神，取消二十一條及一切不合理的优先權；第二點說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去北京，赴京目的并無權位觀念，完全是為促進國民會議，一候時局粗定，當游歷歐美，促使各國取消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不合理的优先极；第三點說明對國民軍修改清室优待條件及驅逐博儀出宮的舉動，表示滿意。 孫中山病中接見段祺瑞代表許世英。气憤地質問：“我在南面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宣布什么‘外崇國信’。這是什么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又何必來歡迎我呢！” 即使這樣，孫中山對段祺端仍待之以禮。抵津的次日即給段祺瑞發出一電：“昨日抵津，承派許俊人先生代表歡迎，無任感謝。本擬7日晨人京，藉圖快晤，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醫囑靜養三兩日，一侯病愈，即行首途。先此陳謝，諸為鑒察。” 段祺瑞接電，虛心愿意地表示關怀，6日電复孫中山先生說：“大篩南臨，正慚疏簡。何勞言謝？昨聞偶抱清恙，良深馳念，尚望加意珍攝，早占勿藥。拱候高軒，無任延跋。”同時，另致一函，表示系念“睽違英姿，瞬經數載，正怀風采，忽奉電音，始知貴体違和，實以賢勞所致。吉人天相，調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藥。不審近日歷服何藥？飲食如何？殊深系念。尚折為國珍重，保衛政躬，是所至盼！鵲候蒞止，論道匡時，敬備蒲輪，以侯君子。專肅，敬頌痊安。” 當時張作霖正在天津。孫中山采納隨行人員的建議，決定前去訪晤。這一去不打緊，正使其病情雪上加霜。 正是： 主義雖好理難張， 有槍就是草頭王。 欲知孫中山、張作霖會見情景，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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