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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孫中山經過五天五夜的海上顛簸，終于繞道台灣來到日本神戶。 “信濃丸”號剛剛靠岸，水上警官隊便沖上船來，要搜捕孫中山。這是日本山本權兵內閣匝袁世凱的要求采取的措施。 船長郡寬四即是孫中山的舊友。他忙把孫中山藏進船長辦公室的一間小屋里，然后若無其事地坐在辦公室看報。 一會儿，警察長走進船長辦公室，向郡寬四郎出示了搜捕證。郡寬四郎故作惊訝“搜捕什么人？” “中國前大總統孫中山。”警察長答。 “孫中山？孫中山我認識，他如果在我船上，我會認出他來的。” “据可靠情況，孫中山就在你的般上。請允許我們在你船上搜查一下！” “可以，可以！”郡寬四郎拿出乘客名冊放在警察長面前，然后招來大副：“立即集合航員，協助警官隊搜查孫中山，切勿放過每一處角落！” 警察長對郡寬四郎的積极配合很滿意。他看完名冊，一邊飲茶，一邊与郡寬四郎聊天。 一直搜查了三個鐘頭，連錨庫都翻遍了，也沒有搜查到孫中山。當然，沒有人敢進船長辦公室搜查。 最后，警察長向船長表示歉意，率領警官隊快快地下了“信濃丸”號。 這時，郡寬四郎才敲開辦公室那間小屋的門。孫中山緊緊握住郡寬四郎的手，心中万分感激。 隨后，在日本朋友犬養毅、頭山滿、置野長加等人的協助下，孫中山佐到了東京赤板區靈甫飯町27號。此時的孫中山与在宋教仁被殺之前簡直判若兩人。他面容憔摔，原本炯炯有神的目光增添了几分灰暗，頭發也急劇地白了許多。 第二天，先于孫中山逃亡到日本的廖仲植和夫人何香凝就來看望他。廖仲愷是廣東籍老同盟會員，曾擔任總部外務部干事、中國留日學生會會長、何香凝也是老同盟會員，二人堪稱名揚天下的“革命夫妻”。 廖仲愷緊握孫中山的手，問長問短。孫中山也向這一對革命伴侶親切致意。何香凝從手提包里取出剛剛出刊的《亞細亞日報》和《國華報》，說：“先生，請你看看。袁世凱連最后一塊遮羞布也撕下來了。”孫中山飛快地翻閱起來。對袁世凱正式當選大總統的消息，他只是略一過目。看著看著，他把目光盯住了一篇關于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党、追繳國民党籍議員證書和徽章的報道。 “哼！這個獨夫！他對共和的蹂躪。對民權的踐踏，真是到了無以复加的地步！他真的以為我們革命党人完了？”孫中山憤憤地說。 廖仲愷在一旁憂心忡忡地說：“先生，現在亡命到日本的革命党人思想混亂得很。有的人終日消沉，借酒澆愁；有的談及將來事業，搖首歎息；有的互相責備，怨天尤人。他們認為兩年前我們党据有十几省的地盤，可以籌集到千万元的款項，三四十万軍隊可以調用，尚且不能抵抗袁世凱的北洋軍，如今一敗涂地了，以后還靠什么來革命？” 听到這里，孫中山猛然抬起頭來，疲憊的眼睛里重新射出犀利的光：“仲愷，被袁世凱打敗不足懼，此种頹唐的思想才是最可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好鼓勵工作，打消他們的悲觀念頭。我看，等稍為安頓一下，我們到各處走走，看看大家。气可鼓不可泄喲！” 廖仲愷、何香凝深以為然。 且說這時，在中國婦孺皆知的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宋耀如也攜帶家眷逃亡日本。宋耀如是孫中山的好友，一直在協助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其長女宋靄齡在國內時就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隨父來到日本后，仍任原職。 宋耀如的次女宋慶齡剛剛畢業于美國衛斯理學院。9月16日，她帶著一盒加利福尼亞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到東京看望心目中的英雄孫中山。此后十天內，她八次拜訪孫中山，并誠懇地表示，愿意協助他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宋靄齡和東京華人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孔樣熙結婚盾，宋慶齡接替了姐姐的秘書工作，成了孫中山的革命助手。她憑著自己的知識、才干和滿腔的革命熱情，把所有整理文件、處理机密書信、提供各种資料、保管机要通迅密碼以及其他繁雜的日常工作，全都擔負起來，并且樣樣處理得井井有條，因而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她給正在美國讀書的妹妹美齡寫信道：“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妨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 漸漸地，宋慶齡對孫中山的愛慕之心愈來愈強烈，明确地表示愿与孫先生一起生活。孫中山以年齡懸殊過大、自己早有妻子儿女等理由，認為此事不妥，勸慶齡慎重考慮。宋慶齡說：“我已經反复考慮過，深知除了為你、為革命服務，再沒有任何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事。要是我不為一种偉大的事業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無意義！” 孫中山被她的痴情深深地感動了。他們沉浸在熱烈的愛戀之中。這是美麗的春天和成熟的秋天的愛情。 但是孫中山歷來反對納妻。經過慎重考慮，他決定与妻子盧慕貞离婚，因為在此之前，盧夫人曾多次表示，因為自己不能協助孫中山的事業，愿与孫中山离婚，孫中山一直不肯答應。如今，盧夫人接到孫中山征求离婚意見的信后，當即在信上寫了一個字：“可！”并托人寫信給廖仲愷夫人何香凝，請她成全孫、宋的婚事。 孫中山、宋慶齡為盧夫人深明大義而感動。消息傳出。在革命党人中傳為美談。 但是，這件事仿佛投下一顆炸彈，在宋家引起汲大的震駭。 他們很不理解，一個天生麗質、才貌雙全的年輕女子，再加上富裕的家庭條件，攀一位有錢有勢的達官貴人、名門子弟是根本不成問題的。為什么倔偏放棄优越的生活環境，委身于孫中山這位落魄政治家，他既無顯赫的權勢，又無富足的財產，年屆半百，仍然過著顛沛艱苦的生活。因此，他們都強烈反對這門婚事。 而宋慶齡卻鐵了心。她不顧親人的反對，頂住家庭的壓力，毅然于1915年10月25日同孫中山舉行了婚禮。一對新人共同朗誦裴多菲的詩：你的愛是春天，我的愛是秋天，如果你向前邁進一步，我往后退一步，我們就來到熱烈的夏天。 結婚后不久，宋慶齡在寫給衛斯理學院一位同學的信中說：“婚禮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我們倆都討厭舖張的儀式和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很愉快，盡量幫助我丈夫處理英文來信。我的法文大有長進，現在我能夠閱讀法文報紙，并能輕易地邊看邊翻譯出來。你瞧，結婚對我來說好像是上學，只是沒有‘考試’來打扰我了。” 這且按下。單說1914年春，國民党重要成員云集東京，共同磋商籌謀解決國內局勢惡化的方針。孫中山分析了革命失敗的原因后，提議成立新的革命組織——中華革命党，以改造已經癱瘓了的國民党。 黃興、陳其美、廖仲悄、胡漢民、李烈鈞、相文蔚等人席地而坐，何香凝給每人送上一杯熱茶。 大家對成立中華革命党表示同意，但在建党方針上產生了分歧。 孫中山有些激動地說：“過去的同盟會也好，后來的國民党也罷，都只是用主義相號召，沒有考慮到組織的純洁和團結統一。表面看党員人數眾多，聲勢港大，實際上政令不一，各存已見，一盤散沙。此种弊病一定要根除。縱觀世界上各個政党，沒有不服從党魁的。在革命關頭，在戰爭時刻，更該如此。” 為此，他提議：志愿參加中華革命党者，必須各具誓約，必須服從党魁一人命令，必須在誓約上用中指按上手印，以志矢忠，為挽救祖國，犧牲一切。 黃興首先表示反對。他認為，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都是被衰世凱所通緝的，不應在這個非常時期對他們過于嚴格要求，而應該在現在的基礎上，鞏固和擴大反袁力量。 他說著說著，感情沖動起來：“党員人党并非是要效忠哪位領袖，是為的革命事業。按手印、立誓約是幫會的一套，有辱人格，和先生平日所倡導的自由、平等精神根本不符。這，我万難同意！” 李烈鈞、柏文蔚贊同黃興的意見。 會場出現了僵局。 會后，無論誰勸，孫中山和黃興都不肯放棄各自的主張。 黃興覺得這樣相待下去，恐与孫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力量，給袁世凱以可乘之隙。于是、他決定以療養胃病為名离日赴美。 臨行前夕，黃興特地宴請孫中山。兩位一道革命多年的老戰友推心置腹地談了大半夜。分手前，孫中山贈給黃興一副對聯： 安危他日終須仗， 甘苦來時要共嘗。 黃興去美時，歐戰已經打了起來。一時不愿參加中華革命党的人在美國組織了一個團体叫“歐戰研究會”，推舉黃興做了會長。 1914年6月22日，中華革命党在東京召開會議，選舉孫中山為總理。這時已有党員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愷、何香凝、陳其美、鄧仲元、朱執信、胡漢民、林伯渠、汪精衛等。 7月8日，在東京筑地精養軒召開中華革命党正式成立大會。在大會上，孫中山就總理職，并宣讀《誓約書》：立誓約人孫文，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并刨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于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茲永守此約，至宛不渝，如有二心。首受极刑。中華民國廣東香山縣孫文(指模)。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 會前會后，其他党員也分別接指印，立誓約，惟將“統率同志”改為“附從孫先生”，將“慎施命令”改為“服從命令”。 大會公布孫中山手訂的《中華革命党章程》，并決定了党的領導机构：協理一職，留待黃興歸來；總務部長陳其美；党務部長居正；軍事部長許崇智。副部長鄧仲元；政治部長胡漢民，副部長楊庶堪；財政部長張人杰，副部長廖仲愷。 9月至年底。孫中山主持召開關于制訂中華革命党《革命方略》的討論會17次。翌年夏末，決定組織中華革命軍，并派陳其美赴上海，成立東南軍部；派居正赴青島，成立東北軍部；派胡漢民赴廣州，成五西南軍部；派于右任赴陝西三原，成立西北軍部。 卻說袁世凱這時正以為得計。鎮壓了“二次革命”之后，他削平了异党，解散了國會，廢除了《臨時約法》，取消了國務院，摧毀了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中華民國”已經只是一塊空招牌。然而，袁世凱決心連這塊招牌也要摘掉，他已經飄飄然、暈暈乎地做起皇帝夢。又是制造帝制輿論，又是率領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到天壇祭天。 袁世凱复辟帝制的野心早為日本大限政府所識破。日本遂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机，命令其駐中國公使因置益向袁當面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同時暗示日本將贊同改變國体。衰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借出賣國家主權，在全國人民的抗議聲中，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英國公使未爾典為了与日本競爭，也表示支持袁世凱實行帝制。 袁世凱有個顧問叫古德諾，是個美國人。他在御用的《亞細亞報》上發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論》，信口雌黃，說中國人智能低下，根本不懂什么叫政治，只習慣于君主制，心里永遠崇拜皇上。很少有人知道大總統，實行共和制不會有好結局，“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緊跟著，楊度、孫毓筠等人發起組織“籌安會”，按照古德諾的調子敲響了帝制的鑼鼓。而后，朱啟鈴、張鎮勞、梁士治等一批官僚和段芝貴、倪嗣沖等一幫地方軍閥一哄而起，上下勾結、鬧鬧嚷嚷，偽造民意：先策動組織“全國請愿聯合會”，要求改行帝制；接著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舉行“國体投票”；最后由參政院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上“推戴書”，“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大皇帝”。 袁世凱在假意推讓之后。于1915年12月12日發布接受帝位申令，恬不知恥地說什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后？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并無可諉避！”“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他袁世凱為了“救國救民”，只好當皇帝了。 接著，袁世凱接受朝賀，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籌備處”，改總統府為“新華宮”，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并備齊了御座、御案、龍袍、平天冠以及玉璽金印。一切安排停當，但等1916年元旦實行“登极”。他的一妻九妾也渴望能當上“娘娘”、“妃子”，姨太太們為分封“妃”、“嬪”爭得不可開交。 消息傳開，民怨沸騰，斗爭的浪潮洶涌澎湃。 孫中山在東京無法抑制滿腔的憤怒，用了整整一宿的時間，起草了一篇討伐竊國大盜袁世凱的檄文——《討袁宣言》。他以凜然的正气、磅礡的勢派，痛斥袁世凱的复辟逆行，號召革命党人和全國人民共同奮起反對袁世凱：“吾傷昔既以大仁大義，鑄此巨錯，又焉敢不犯難誓死，戮此民賊，以拯國民！今長江大河万里以內……皆已暗受旗幟，磨劍以待。一旦義旗起呼，義動天地……犁庭搗穴，共戮國賊，指日可待。” 接著，他向國內的中華革命軍發出秘密指令，命令他們積极准備起事，反袁護國。他特聘日本朋友萱野長知為居正的東北軍顧問，讓萱野長知押運著他在日本募捐買的6門大炮、600發炮彈和一批槍支彈藥前往青島。 這時，一位鐵骨錚錚的將軍舉起了護國討袁的大旗，使局勢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他叫蔡鍔，字松坡，原是云南都督，二次革命時暗中傾向革命党人，革命失敗后攜眷入京，裝出對袁世凱畢恭畢敬的樣子。袁世凱陰謀稱帝，他有意与帝制派人物親密交往，楊度等“六君子”引為同調，常在一起飲酒作樂。袁世凱還是放心不下，在蔡鍔身邊布下密探。蔡鍔為了麻痹袁世凱，一面与其老師梁啟超密謀倒袁，并与黃興秘密聯絡，一面逍遙于酒樓、戲院，放浪于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在這段時間里，他与云吉班名妓小風仙打得火熱。小風仙雖然流落風塵，卻是個富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奇女子。在交往中，她知道蔡鍔有一顆救國救民的赤誠之心后，深為敬慕主動為他排憂解難。 袁世凱的親信對蔡鍔多有怀疑，便密派警探趁蔡鍔不在時闖入公館，聲言捉拿盜賊，翻箱倒柜搜查了兩三個小時，竟沒有找到半點可疑的東西，只拿走小風仙一張照片和几張請客單子。 1915年11月11日、蔡鍔按例到統率辦事處簽到。他預先將手表撥快一小時，辦事處空空蕩蕩的。他故意對值班員說：“想是我的表快了，不過既然來了，就簽個到吧。”然后立即出來，小風仙在車里等他。兩人直奔火車站，神不知鬼不覺地搭車到了天津，下榻于日租界同仁醫院獲得預先訂好的房間。當天夜里，蔡鍔向倚在怀里的小風仙俏聲說：“我來天津不是為醫病、是用金蟬脫殼之計赶回云南。”小風仙雖有精神准備，一時間還是情腸陡轉，眼圈發紅。她深情地說：“我一個弱女子，不能与將軍共赴疆場，但我的心將一直伴隨將軍，祝福將軍金戈鐵馬。飛渡關山，指日推倒袁逆，再造共和！” 蔡鍔又在小風仙掩護下逃出天津，東渡日本，擺脫袁氏親信的追殺，轉回上海，經香港直趨云南。 12月25日，正當袁世凱緊鑼密鼓地籌備“登极大典”之時，大地震響一聲惊雷：蔡鍔的護國軍起義了！ 正是： 山外青山樓外樓， 強中還有強中手。 欲知后事如何，一看下回便知。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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