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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偽對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稱快。汪精衛在南京開了慶祝大會，他說：“蔣介石盲目抗戰數年，只做了皖南事變一件大好事！”偽國民政府宣傳部發表談話說：“救國必須和平，和平必須反共”，并呼吁重慶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偽“同立于統一領導、統一國策之下，共同奮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實現”。可見，皖南事變是日、偽、蔣勾結，共同反共的鐵證。 蘇聯政府對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十分不滿。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對國民党駐蘇大使邵力子說：“蘇聯人決不做可使敵人快心的事。請問大使閣下，日本人對此高興否？請轉告貴國政府勿做敵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慶向何應欽、白崇禧提出質問：“是否在和新四軍的沖突中使用了蘇聯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殺自己的士兵和軍官呢？”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蔣介石說：“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 美國總統特使居里在重慶對蔣介石說：“美國在國共糾紛未獲解決前，無法大量援助中國，中美之經濟財政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英國發表評論說：“解散皖南新四軍事件，只有日本最為興奮。” 局勢發展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蔣介石在國內外一片責難聲中和英、美、蘇3國政府的外交壓力下，突然發現，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動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委，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軍部即在蘇北鹽城成立。全軍7個師1個獨立旅，9万余人。第一師由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編成，師長粟裕，政委劉炎；第二師師長張云逸兼，政委鄭位三，副師長羅炳輝；第三師由八路軍第五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第四師由八路軍第四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彭雪楓；第五師由豫鄂挺進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師由江南指揮部所屬部隊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編成，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七師由無為游擊縱隊、第三支隊挺進團、皖南突圍部隊編成，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圣；獨立旅旅長梁興初，政委羅華生。 同時，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談話，提出關于解決時局的12條辦法： 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 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3人。 第四、恢复葉挺自由，繼續當新四軍軍長。 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第十、廢止一党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毛澤東又說：“如能實行以上12條，則事態自然平复，我們共產党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己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說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后的忠告。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里去，那就悔之無及了。” 蔣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保證說：“以后亦絕無剿共的軍事。”國民党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產。 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作了檢查總結，作出《中央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指出： 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于中央的指示，一貫地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党，反對向北發展与向敵后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据地，堅持其自己的机會主義路線。……此次皖南部隊北移，本可避免損失，乃項、袁先則猶豫動搖，繼而自尋絕路，投入蔣介石反共軍之包圍羅网，……由于項、袁領導錯誤，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備，臨時复無机動作戰之指揮与決心，遂至陷于失敗，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机會主義領導的結果，非尋常偶然的戰斗失敗可比。 皖南事變不能不使毛澤東深思，實踐證明，革命力量的發展，与客觀條件有關，但主要取決于正确路線，取決于正确路線的貫徹執行，党內存在的“左”右傾錯誤，影響了革命的發展。項英、袁國平領導的新四軍，部隊力量的發展比八路軍慢得多，八路軍發展了5倍，新四軍才發展1倍，項英不听從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變中，投入蔣介石的羅网。在党內，王明的机會主義錯誤還沒有徹底清除，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錯誤指揮，通過王明等人還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寫的《兩條路線》（再版時改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斗爭》）的小冊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党八股還在毒害一些人。抗戰以來，党吸收了70万新党員，他們大部分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雖然有革命熱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帶到党內，組織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党。這常常成為不正之風滋長和蔓延的條件。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毛澤東考慮有必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演講，為整風運動作了思想動員和理論准備。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党的歷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在9月10日的發言中，詳細分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及其根源，指出，過去党內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机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主義。 會議确認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領導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些受王明影響而犯過錯誤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但王明卻千方百計地推卸責任，拒不承認錯誤。 毛澤東4次找王明談話，任弼時、王稼祥參加了前兩次談話，陳云和康生參加了后兩次談話。他們同毛澤東一起對王明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并希望王明檢查和改正自己的錯誤。 毛澤東在同王明談話中，批評了王明以下几個問題上的錯誤： （1）在形勢估計問題上表現盲目樂觀。 （2）在國共關系問題上，忽視在統一戰線下的獨立性与斗爭性。 （3）在軍事策略問題上，王明助長了反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 （4）在組織問題上，王明在擔任中共長江局書記時，常用個人名義打帶有指示性通電給中央与前總，擅自用中央名義發表許多文件。 王明沒有接受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他解釋說，他的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布有病，從此便長期不參加中央會議和整風運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确認王明有以下路線錯誤： （1）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開始了，從“九一八”以后則發展為路線錯誤。 （2）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組成，王明負有重要責任。 （3）王明到蘇聯后，雖然一些具体政策問題上和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勢的分析和政治路線上是完全同意的，并且一直給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戰爭期間，王明在負責中共長江局工作期間，在組織上鬧獨立性的錯誤。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級學習組，主要任務是研究馬克思列宁主義理論和總結党的歷史經驗，以克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錯誤思想。 全党整風從1942年初開始。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党校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整頓党的作風》的講演，向全党發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党風，反對党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的號召。 2月8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反對党八股》的演說。爾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學習委員會”作為整風運動的領導机關。 整風運動共分發動、學風學習、党風學習、文風學習，總結党的歷史經驗5個階段，歷時3年多，至1945年夏才結束。毛澤東提出，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個方針同王明“左”傾机會主義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有根本的區別。毛澤東是用解決党內矛盾的方法，用開展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線是非的方法，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達到團結同志的目的。“左”傾机會主義是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對待党內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那是宗派主義的表現。 1942年5月，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革命文藝的根本方向，革命文藝的創作理論和文藝批評的標准，對文藝界進行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整頓。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開了高級干部會議，著重檢討了陝甘宁邊區党的歷史，批評了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陝北党內一些同志所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對鬧獨立性和官僚主義等傾向，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了党的領導，對邊區政府工作、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進行了討論。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演說，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方針，號召開展全邊的軍民大生產運動，把大生產運動當作鞏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澤東要求党政工作人員在財政問題上，應以90％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10％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他說凡是不注重研究生產，不用主要精力幫助農民解決“救民私糧”，只顧向農民要“救國公糧”的，就是沾染了國民党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就不是好領導者。凡是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 當時，日偽軍對根据地的“掃蕩”、國民党對根据地的封鎖，再加上連續遭到水、旱、虫等自然災害，根据地几乎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紙、沒有菜，戰士無鞋襪，工作人員冬天無被蓋的境地，人民群眾的生活很貧苦。 1942年8月的一天，陝甘宁邊區政府小禮堂召開由各縣縣長參加的征糧會議，天下著大雨，突然一聲巨雷，把禮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斷，有一位縣長當場被雷電触死。這件事很快傳出去了，有個別群眾說：“為什么雷沒有劈毛主席？” 話傳到毛澤東的耳里，毛澤東沒有追問是誰說的，更不准別人去抓什么“反革命”，而只是向干部了解說這話的原因。通過了解才知道，政府下達的征糧任務太重，群眾有意見，便借“雷劈”發泄不滿情緒。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指示有關部門將征收20万擔公糧的任務，減至16万擔。毛澤東這樣處理和解決問題，使党群關系更加親近了，毛澤東在群眾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澤東發動部隊，机關、學校開荒种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單位負責人開會，非常簡單明确地說：“國民党不發軍餉了，我們怎么辦？等著餓死嗎？我想大家都不會同意的。解散回家嗎？我想大家也不會同意。那么怎么辦呢？只有大家動手，開荒种地，解決困難。” 眾人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當場表示，他自己也參加開荒种地。多數人認為，毛澤東的工作太忙，不必參加開荒。有人提出為毛澤東代耕，毛澤東說： “我一定參加開荒。地點就選在我門口。只開一畝地，不多也不少。我還能自己動手，堅決不要人代耕。” 毛澤東果然在自己門前選了一塊空地。他白天工作一會，去那里勞動一會，夜間還要通宵工作，沒過多久，他根据少年在家种田的經驗，認為差不多了，讓人認真丈量，果是一畝多地。他在那里种了蔬菜和庄稼，長得很好。 中央其他領導人都親自參加大生產運動。王震率領八路軍359旅，開赴荊棘叢生、野狼成群的南泥灣，開荒26万畝，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平川稻谷香，遍地是牛羊的“陝北江南”。全旅的經濟、物資不僅能全部自給，而且達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交了1万石公糧。 在大生產運動中農民積极參加“變工隊”、“扎工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到1942年底，全邊區共開荒180万畝，增產細糧47万石。學校、机關、部隊做到糧食、經費自給或半自給。与此同時，邊區的工業、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全邊區有62個公營工厂，職工近4000人，年產土布10万匹，這些工厂不僅能煉油、煉鐵，而且能修理机械、制造軍火。全邊區的公糧任務，由1942年的16万擔，到1945年減至12万擔。群眾增加了生產，又減輕了負擔，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澤東總結了大生產運動的經驗，題了八個大字：“自己動手，丰衣足食。”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于中央机构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3人組成，毛澤東任中央書記處主席。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中央成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任命毛澤東為中央党校校長，彭真為副校長，任命劉少奇為中央研究局局長，楊尚昆為副局長。 毛澤東身居顯位，能夠保持著謙虛謹慎的作風。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共產党員要傾听人民群眾的意見，要聯系人民群眾，而不要脫离人民群眾，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王明曾在延安“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開學典禮作《學習毛澤東》的演講，說：“青年干部學校既然以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毛澤東同志則如鶴立雞群一樣英勇堅決地繼續革命工作。”王明又說，要從5個方面學習毛澤東，即學習毛澤東始終一貫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學習的精神，勇于創造的精神，長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團結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學習毛澤東》的講演稿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說： “我的理論一點也不好，不要發表。” 毛澤東在致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何凱丰的信中說：“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几件），不宜當作体系去鼓吹，因為我的体系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在寫給延安大學校長、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的信中說：“把我那篇講話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開始普遍的審查干部。在審查干部運動中曾一度出現了偏差，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長康生，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搶救失足者》報告，搞起“逼、供、信”的過火斗爭，在10多天內便弄出大批冤假錯案來，還在報紙上公布了一個所謂的大特務案，案件中的“主犯”已判死刑，即將槍斃。 毛澤東很快發現了錯誤，即批評道：“簡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務如麻，鬧得人人自危。我們党的歷史上，在王明、張國燾錯誤路線下，搞審干肅反，傷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別是隨便殺人，殺戒一開就難以收住，錯殺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訓。只要有人在，錯了好糾正；人殺了，頭是不能再長出來的，真正的特務也一個不殺。” 延安行政學院被審查的人很多，他們不服，說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定會給我們平反。”不少人寫信給毛澤東申訴，說他們不是特務，不是國民党，不是三青團，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務、國民党、三青團的帽子，要求党給他們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毛澤東看了申訴信，親自到行政學院，在教職員工和學員大會上講話，說：“在審干中傷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這像洗澡，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錳氧，但放多了燒坏了皮膚，這很快會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錯戴了帽子，我們党是實事求是的，帽子戴錯了就要把它摘下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就叫做實事求是。” 毛澤東提出，審干運動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反對逼供信，重證据，不重口供的原則，中共中央又發出一系列甄別平反的指示。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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