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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默村、李士群漢奸特務組織便選定滬西极司非而路76號為新的剿穴，這便是后來上海人一提到它無不談虎色變的汪偽特務魔窟。 76號坐落在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陳調元私宅。丁、李對76號的房屋构造作了改進，把洋式二道門改為牌樓式，兩側牆上開了兩個洞，安裝兩挺輕机槍。二道門內東邊新蓋了20多間平房，作為“警衛總隊”的辦公室和審訊室；西邊建造了一幢兩開間的樓房，作為電訊室。花園里的一個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樣新穎精致的三開間平洋房，由日本憲兵占用。76號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樓下是會客室、電話接線室、貯藏室、餐廳、會議室等，樓上是丁默村、李士群的寢室兼辦公室。丁默村晚上睡在四周裝有防彈鋼板的浴室內。三樓有兩個房間作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開間、兩進門的石庫門樓房，四周有走馬樓，在步馬樓中間的天井上搭了一個玻璃棚，把樓下的前后兩廂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廳，再搭個講台，算是大禮堂，后來的汪偽國民党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這里召開。 丁、李強行將76號右側一條“華村”弄的住戶統統遷出，占領了弄內20余幢二層樓的小洋房，作為汪偽國民党中央社會部、肅清委員會与特工總部的高級官員家屬的住宅。 丁、李令警衛總隊長吳世寶在76號西鄰“華村”兩頭牆沿下，搭間木房，派几個特務開起一家白鐵店，又在東首康家橋口樂安坊附近，租了一個店面，開設什貨店，作為固定的外圍“望風哨”。從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園附近，設有各式各樣的零星攤販，作為外圍“崗哨”，与“望風哨”互為聯系。那76號門內外，更是層層設崗，戒備更加森嚴。 76號開張后，丁、李一伙肆無忌憚地迫害抗日愛國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慘案。76號始終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聯系。76號以殘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動充滿了血腥味。丁、李一伙還越出政治暗殺的軌道，在黃浦灘上，大干綁票、栽贓陷害以及煙、賭、毒的勾當，把上海搞得烏煙瘴气。 8月28日，汪精衛集團在上海召開了所謂的“國民党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預計有300人出席“六大”會議，但總也湊不足這個數字，于是他們便以假貨充數，拉攏非國民党員冒填党籍當代表。有的非國民党員不僅參加了代表大會，還被指定為兩個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會議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個省，盡管是隨意指派、亂點鴛鴦譜，代表人數仍湊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脅，甚至綁架手段，將人綁進會場充當代表。就這樣，“出席”汪記國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記國民党“六大”在76號開鑼，主席團由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組成，汪自任主席，致開慕詞。大會通過了《整理党務案》，此案否定了蔣介石在國民党內總裁的職務，使汪精衛獲得了國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會議還通過了《修訂中國國民党政綱案》、《決定以反共為基本國策案》、《根本調整中日關系并盡速恢复邦交案》等等，為汪精衛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貼上一張張標簽。 會議在通過汪精衛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員名單時，會場上一陣騷動。名單中有老牌漢奸溫宗堯、陳群、任援道、盧英等人，有個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來准備發言，气氛突然緊張起來。腰挂手槍的李士群帶了兩名彪形大漢走過來，站到胡志宁左右，丁默村也朝胡擠眉弄眼，暗示他“識相些”。胡志宁的話到了口邊，只好咽回去，支支吾吾地說了一通題外話。汪精衛一看這尷尬場面，急忙站起來說：“代表們有什么意見，會后可与我個人來談。” 汪記“六大”草草結束后，于9月5日召開了六屆一中全會，推選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焦瑩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陳璧君、顧忠琛、褚民誼等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褚民誼為中央党部秘書長，陳春圃、羅君強副之；梅思平為組織部長，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為宣傳部長，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村為社會部長，汪曼云、顧繼武副之。這便是汪精衛投敵集團在烏煙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場鑼鼓。 汪精衛急于同“臨時”、“維新”偽政府頭目談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鴻志會談。汪開門見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參加“中央政治會議”，并告訴他們計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時希望能取消“臨時”、“維新”兩政府。汪精衛拿出《中央政治會議組織條例草案》和《華北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令大綱》兩個文件來，要“臨時”、“維新”政府諒解。 王克敏、梁鴻志看后很不高興，王克敏表示不愿參加中央戰治會議。 9月20日，影佐等人參加了會談，影佐當眾宣布日本內閣支持汪精衛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滿心喜歡。經過一番討价還价，汪精衛集團同王克敏、梁鴻志勉強達成了一紙《決定事項》。 次日，汪精衛發表聲明，宣稱他承“六大”授予的權力，与王克敏、梁鴻志等人相會于南京，披瀝誠意，對于收拾時局具体辦法，已得切實了解与熱烈之贊同。汪精衛在出逃前曾經口沫四濺地大罵王、梁是漢奸賣國賊，可現在，他卻稱贊王、梁說：“王克敏、梁鴻志諸先生挺身亂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詣，世所共見。”表示和他們“消除成見，更謀群策群力，共濟艱難，實為理所當然”。 王克敏、梁鴻志也相繼發表聲明，說汪精衛“挺身任之，收拾時局，同人等本救國之初衷，聲應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協助汪精衛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衛為了使日本盡快地兌現成立汪記偽中央政權的許諾，便加緊了同日寇進行締結密約的談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約的簽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關”頭目影佐，同汪精衛簽訂《日汪密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關于收拾時局之具体辦法》。其中規定：（1）承認“滿洲帝國”。華北、蒙疆為日華間緊密的合作地帶，設置華北政務委員會，并在財政經濟、人事權，与日滿間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權。蒙疆在防共軍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廣泛的自治權，作為高度的防共自治區域。長江下游地域，為經濟上實現日華間的緊密合作的地帶，在華南沿岸特定島嶼、須實現軍事上的緊密合作。 （2）日本須把必要的軍隊駐扎于蒙疆的華北一定地域，以便日華合作實行防共。中國對于日軍駐扎地域和与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主要港口和水路，須适應日本軍事上必要事項的要求。在治安确立兩年內，撤完約定地域以外的日本軍隊。 （3）華北和蒙疆的特定資源及其他地域內的有關國防的特定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要對日本提供“特別的、必要的便利”。對中國的財政、金融、交通、通訊等項，日方將作必要的援助。 （4）日華合作事項，須聘請日本顧問和職員，中國中央政府和最高軍事机關，可以聘請日本顧問。但第三國的軍事顧問不得參与日華軍事合作事項。 由上觀之，日汪密約的內容之廣泛，條件之嚴酷達到了無以复加的地步，比之21條凶惡10倍，比滅亡朝鮮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盡致地顯露了日本獨占中國的野心，活現出汪精衛那种急于登台，甘當儿皇帝的猴急相。 雙方規定：這一密約“永不公布”。但不到1個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這一見不得人的密約，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來汪精衛集團麇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圖、權迷心竅之徒，他們無時不在爾虞我詐，勾心斗角，一有利害沖突，就非鬧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開國”之殊勳，一定能平地飛升，可他卻被汪內定為外交部次長，內心极為不滿。陶希圣原想當實業部長，但這一肥缺汪精衛先已許給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羅君強等所謂的CC派有矛盾，互相攻訐，甚至當面開仗。CC派人多勢眾，陶一時只好忍气吞聲。 正當高、陶忿憤之際，蔣介石集團乘机而入。通過杜月笙將其親筆信交給高宗武，稱高為“浙中健者”，宋美齡也派人規勸高宗武的妻子，這正中高宗武夫妻下怀。高宗武即准備拆伙而去。高宗武、陶希圣對汪精衛、周佛海同日本人作過多的讓步不滿，又看到日本全面控制中國的意圖，离他們原來的想象相差太遠，意識到再不懸崖勒馬，必然死路一條，于是借口生病，拒絕參加日汪簽字儀式。高宗武等密約簽訂后，將原件盜出，加以摘錄或攝影，作為日后向蔣介石“反正”的見面禮。 高宗武、陶希圣態度反常，引起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說李士群、丁默村特工總部正在策划刺殺他。陶希圣深感自危，帶著一支手槍護身。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杜月笙的幫助下，秘密地乘美國輪船由上海抵達香港，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約膠卷底片，也攜帶到港。1月21日香港《大公報》在《汪的賣國密約》標題下，公開披露了日汪密約，同時發表了高、陶致該報及致汪精衛的公開信。 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了蔣介石的歡心。陶希圣回到重慶經陳布雷推荐，一變而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幕僚。日后成為蔣介石的捉刀人之一。高宗武則拿了重慶國民党政府的官員護照和一大筆美金，在駐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橫渡太平洋，跑到美國定居。 汪精衛為盡速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令周佛海等人邀請“各合法政党領袖和社會上負重望之人”，舉行上海會議，被邀請的人有中國社會党創建人江亢虎。是時，江亢虎一身之外無長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閣樓上，天天找人借錢。他以社會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衛靠，但他連一個党員也沒有，只好以一個光棍党的“領袖”加入汪的“和平運動”。另一個是國家社會党政治委員諸青來。再一個是中國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趙毓松。汪精衛每月撥給他們二三万元“活動費”。要他們為其吹喇叭，抬轎子，為偽中央政治會議“多党政治”裝飾門面。“無党無派”人士有袁世凱的女婿楊毓珣，另一個曾為孫傳芳辦過教育的趙正平。 汪精衛集團网羅的就是這批封建余孽、無行文人、洋場惡少、党棍政客，來拼湊他們的中央政治會議的班底。 正當汪記政權登台緊鑼密鼓之時，出現了一幕所謂日、蔣、汪合流的鬧劇。日方通知汪精衛：“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談條件已有頭緒，因此，日方主張汪先生組府日期延遲。” 汪精衛听了頭上猶如澆了一桶涼水。若日方与蔣介石談判成功，勢必讓他与蔣介石共同組府，這樣，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衛送給蔣介石手里嗎？汪精衛悲哀地想，日本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里，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個傀儡使用罷了。 在汪精衛集團內部，周佛海是個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与戴笠、杜月笙聯系，周對戴說：“此次离職欲勸汪勿趨极端，并無其他。”周到上海后，委派段祺瑞之侄段運凱等人去重慶，通過杜月笙、陳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蔣介石通話，希望能与重慶合作，實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同蔣介石、宋美齡關系密切的北平燕京大學校長、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司徒雷登來到上海，托人找到周佛海。周佛海、陳公博同司徒雷登3人進行了會談。司徒雷登說： “中國軍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敵，如果能在這時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國之福。你們現在不宜組織政府，以免公開暴露內部分裂。” 陳公博、周佛海表示贊同。雙方詳細討論了“全國和平”有關事項，但司徒雷登走后，杳無音訊。 日本人背著汪精衛從1940年3月初開始，加緊了跟重慶直接談判的所謂“桐工作”。日本興亞院政務部長鈴木卓爾奉命赴香港任机關長，与重慶方面的自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3人談判。雙方在香港舉行圓桌預備會議，討論和平條件。蔣介石代表原則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備忘錄”，但他們堅持“和平”的先決條件應恢复“七·七”事變前的狀態，又不愿在“備忘錄”上簽字，僅僅保證火速回重慶向蔣介石報告，誓在內部努力作到承認這一“備忘錄”。 日方認為“桐工作”計划已有頭緒。但由于中國共產党領導著全國愛國志士有針對性地掀起反對投降的高潮，迫使蔣介石不敢公開投降。那個自稱宋子良的人，實際上是由軍統特務曾廣冒名頂替。日本人由于与蔣介石的談判沒有進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衛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衛，組府的時間定在4月1日。 汪精衛大喜，找來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備。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4月1日，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衛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月1日是外國人的‘愚人節’，選擇這樣的一個日子組府，顯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衛頓時臉面通紅，但敢怒不敢言。他通過日本派遣軍司令西尾壽造一再交涉，才把組府的日期改為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衛在南京主持召開偽中央政治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國民党11人，“臨時”、“維新”政府各5人，所謂的“合法”政党領袖及社會賢達8人。會議通過了偽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長官人選，同時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全國最高之指導机關”，該會設有6名當然委員，4名列席委員，19名指定委員，11名招聘委員。 3月30日，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以“國民政府還都”的名義，在南京粉墨登場。臥于大江之畔、鐘山腳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龍盤，气勢雄偉，但淪陷以后，已是滿目瘡痍，汪偽國民政府設在戰前考試院的舊址。 這天清晨，在汪偽武裝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人設計的所謂“國旗”，真是： 國旗竟有辮，例子确無前， 貽羞全世界，遺臭万千年。 在鼓樓与新街口鬧市區一大批荷槍實彈的日本軍人，更加給這個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國府大禮堂內，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的一班人馬，在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來。那西尾壽造、板垣帶領著一大群隨從姍姍而來。于是“國民政府還都典禮”正式開始。汪精衛宣布蔣介石的重慶政府為“非法”政權。 按照偽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的各項人選提案，汪精衛以下漢奸文武官員衣冠趨蹌，宣誓就職。他們是： 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長兼海軍部長汪精衛，立法院長兼政訓部長陳公博，司法院長溫宗堯，監察院長梁鴻志，考試院長王揖唐，內政部長陳群，外交部長褚民誼，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周佛海，軍政部代部長鮑文樾，司法行政部長李圣五，教育部長趙正平，工商部長梅思平，鐵道部長傅式說，宣傳部長林柏生，農礦部長趙毓松，社會部長丁默村，交通部長諸青來，賑務委員長岑德廣，邊疆委員長羅君強，行政院秘書長陳春圃，銓敘部長江亢虎，參謀本部代部長楊揆一，蘇浙皖三省綏靖軍總司令兼軍事參議院長任援道，開封綏靖主任劉郁芬，武漢綏靖主任葉逢，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齊燮元，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等等。 汪精衛把偽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讓給遠在重慶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慶國民党也實行“和平”，宁渝間合流，可謂煞費苦心。 當天晚上，第一號漢奸頭目汪精衛發表對日廣播講話，信誓旦旦地說：“經過深心反省之后，痛下決心，將過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徹底放棄，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國之政策。”第二號漢奸頭目陳公博也發表廣播講話說：“要認識中日今后是患難的朋友。” 不料，在汪精衛等宣誓就職時，日本政府并不立即予以承認。汪、陳、周等通過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為顧全汪政權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須派出常駐大使，日仍未理睬。原來日本參謀本部的代表此時還与重慶政府代表之間進行“和平談判”。鈴木很坦率地對一個美國記者說：“蔣介石是中國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們必須通過他去做工作。” 在南京城里，又發生日本兵毆打市民的事情。原來，汪精衛集團要市民挂起“國旗”，不少市民不按規定挂豬尾巴似的黃色飄帶的“國旗”，這下激怒了日本侵略軍。日士兵以此為攻擊目標，毆打懸旗住戶，還派人向汪精衛提出抗議。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軍司令部低聲下气地道歉，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日本給汪精衛脖子上套的繩索越勒越緊。根据日汪密約，在汪偽國民政府內設有“最高軍事顧問部”和“最高經濟顧問部”，它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是汪偽政府的“太上皇”。而偽政府各部也都分別由專門負責的顧問對口控制，他們的權力都比同級官吏大得多。汪偽政府中大小官員都唯日本顧問馬首是瞻，一舉一動都得看他們的眼色行事，汪精衛一伙成了任人擺布的傀儡。 到11月中旬，日本政府召開御前會議，決定公布承認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衛正式簽訂了《日本与中華民國關于基本關系的條約》及附屬秘密協約；汪精衛又同阿部信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代表臧式毅簽訂了《中日滿共同宣言》，公開承認偽滿州國。 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第28次會議推舉汪精衛為偽國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兩字。汪精衛也急忙發表通電，就任偽府主席。 接著，德國、意大利以及它們的仆從國羅馬尼亞、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丹麥等也相繼承認了汪偽政府。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權終于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下建立起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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