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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等接到周、毛、朱、王复電后，已經失去了運動殲敵的時机和條件，于是決定以郭述申和獨立4師師長徐海東等，帶少部分兵力及地方武裝，在皖西和潛太地區扰敵后路，主力紅軍則先取英山，再向黃麻地區轉移。 紅軍在英山以西石橋舖兵分兩路，一路由張國燾和蔡申熙率領，另一路由徐向前和陳昌浩率領。約定兩路在新洲會合，會合后繼續北進。 紅軍四方面軍主力經英山、羅田北返后，蔣介石覺察到聚殲紅軍于長江北岸彎曲部的計划已經落空，又懼怕紅軍抄其后路，威脅武漢，便急今陳繼承第二縱隊、衛立煌第三縱隊，由東而西，并進長追；又令胡宗南部第1師和中路總預備隊第88師和第13師等，分別由平漢線經河口鎮、華家河向黃安、麻城方向堵擊。 紅軍兜了一個大圈子，回到黃麻老根据地，只見到處斷垣殘牆，滿目瘡痍，群眾缺柴，生活非常艱難。盡管如此，鄉親們見到子弟兵回來，愁云滿布的臉露出笑容。戰士們不顧疲勞，幫助鄉親們重建家園，荒涼的山村又出現了生机。 不料，紅軍先頭部隊剛進入河口鎮以東地區，即同蔣軍第188師遭遇。紅25軍一部也在馮壽二地區同敵軍第13師遭遇。經過激烈戰斗，殲滅敵人一部后，紅軍主力即向黃柴畈轉移。在激戰中，紅25軍軍長蔡申熙、紅11師政委甘濟時壯烈犧牲。蔡申熙和徐向前都是黃埔第1期畢業生，是生死与共的戰友。蔡1924年加入共產党，北伐時在國民革命軍任營長、團長，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后擔任過中共江西省委軍委書記、中共中央長江軍委書記等職。 紅四方面軍主力在黃柴畈方圓几十里的“彈丸”之地，四面臨敵，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此危急時刻，張國燾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張國燾完全失去信心，他說： “敵軍的力量大大超過紅軍，紅軍經過几次戰斗，未能擊潰敵人，已完全處在被動、失敗的地位。根据地內主要城鎮被敵人占領，紅軍主力沒有周旋余地。只有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外，才能保存力量。紅軍應去平漢路以西，同賀龍的紅3軍會合。” 沈澤民則說：“紅軍主力不應脫离蘇區，應該留下來繼續堅持游擊戰爭，以待時机。” 徐向前既不贊成張國燾的意見，也不贊成沈澤民的意見，他說：“紅軍主力應暫時拉到外線，待机殲敵后，重返革命根据地。” 爭論結果，最后決定：留下74、75師和地方武裝，由沈澤民負責，堅持游擊戰爭，紅四方面軍主力跳出蘇區，到平漢鐵路以西活動。 10月12日，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2万余人在廣水与衛家店之間越過鐵路，開始了漫長的征程。 留下的紅74、75師和地方部隊，以及大批傷病員共約近2万人，分散在根据地各地堅持斗爭。 蔣介石用20万兵并限令于1932年12月15日，徹底消滅留在根据地的紅軍。蔣介石提出“民盡匪盡”的方針，血洗大別山。要駐盡山頭，殺盡豬牛，見黑（人）就打，雞犬不留，鏟除干淨，絕盡根苗。蔣軍對大別山區實行了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蔣軍在金家寨的柳樹灣一次就活埋和屠殺了3500余人，在六安縣的上樓房殺害1200余人，在紅安縣的平台岭屠殺了2000余人，在光山縣中部的29個鄉殺害了近1．5万人。在乘馬、泗店、田舖方圓六七十里地區內殺害2．5万人。蔣軍足跡所至，火光沖天，廬舍成墟，田園荒蕪，尸骨遍野，百里無人煙。大批青年女子被蹂躪、被販賣。 蔣介石命何成浚10万左路軍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中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要領導人是夏曦。夏曦原是毛澤東的新民學會會友，他在南昌起義后回到上海，不久去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后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他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追隨王明，被增補為中央委員，1931年3月，奉王明派遣來到石首縣調弦口，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書記。 夏曦宣布對湘鄂西党組織進行一次改造。周逸群，段德昌等一大批湘鄂西蘇區創始人被夏曦等人斥為“富農路線”的代表、是“右傾机會主義分子”，統統排斥于党的領導机關以外。他用宗派主義政策，提升很多干部，如提升經驗很少的楊光華任中共湘鄂西省委書記等。 不久，又撤了鄧中夏的職。鄧中夏是在1930年8月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任紅2軍團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的。一個時期，鄧中夏不听從賀龍勸告執行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方針，只想攻打大城市，忽視農村根据地的斗爭，使紅2軍團由3万人減少到不足2万人。紅2軍團縮編為紅3軍，賀龍為軍長，鄧中夏為前委書記兼政委，孫德清為參謀長。1931年9月，中共中央撤銷鄧中夏党內外的一切職務。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關于反對鄧中夏同志錯誤的決定》，并決定由万濤出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政委。 鄧中夏對自己所犯錯誤有了認識，他表示：“党按照我所犯錯誤的程度，給我任何處罰（除開除党籍外），我都接受。” 夏曦、楊光華等人仍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手段對待鄧中夏。急風暴雨般的批判和無限上綱，使鄧中夏陷入苦悶中。鄧被關在小房子里，加上疾病折磨，使他難以忍受。但他仍然以堅強的毅力，根据切身經歷和体會，向党中央寫了一份8万字的檢查報告。 几個月后，鄧中夏按中央的要求化裝后回到上海，臨時中央又停止了對他的生活接濟，病中的鄧中夏陷入困境。不久分配他到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刻鋼版。他毫無怨言，仍然兢兢業業地辛勤工作。1933年5月，鄧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出賣，被引渡給國民党政府，被殘害于南京雨花台。 夏曦派万濤取代了鄧中夏之后不久，又派彭之玉取代了万濤，然后他自己又取代了彭之玉，這樣，夏曦、楊光華終于實現了控制紅3軍的意圖。 不料，許多人因對夏曦不滿，以清算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為口號，同夏曦等人進行一場公開的抗爭，爭論雙方意見相持不下，只得訴之于党中央裁決。為此，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少共書記宋盤銘去上海，請中央定奪。 當時的臨時中央支持夏曦，肯定夏曦的所作所為。而絕大多數湘鄂西蘇區干部對夏曦十分不滿，分歧并沒解決。于是，再次派出中央分局秘書長兼省蘇維埃秘書長尉士筠到上海向中央匯報，請臨時中央裁決。 臨時中央再一次給夏曦支持。尉士筠本來是反對夏曦的，見臨時中央全力支持夏曦，便改變了觀點。臨時中央又派關向應到湘鄂西參加中央分局的領導工作，任命他為湘鄂西軍委主席和紅3軍政委。關向應同尉士筠一起于1932年1月返回到湘鄂西。 此時，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會正在臨利縣周老嘴召開。到會代表几乎一致批評夏曦，有70多人向他提出一系列問題，夏曦的處境非常孤立。關向應和尉士筠回到周老嘴，情況發生了急劇變化。 關向應、尉士筠到會之后，即分別找人談話。次日，尉士筠首先在會上發言，說： “我去中央反映情況是万濤挑選的中間人物，但動身之前万濤私下囑我要向中央控告夏曦，一定要得到中央處理夏曦的決定。我到中央講明万濤的要求后，中央認為万濤指控夏曦是別有用心，并為此留我在中央受訓。現在我提高了認識，明白了万濤反對夏曦就是反對党中央，中央派我回來揭露万濤的陰謀。我向大會表示，我受了万濤的影響，經中央教育后，我堅決同万濤的錯誤進行斗爭，爭取做一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 關向應接著向大會傳達了臨時中央的指示，并表示支持夏曦為首的中央分局。并說中央認為万濤、潘家辰為首的小宗派活動是反中央、反國際路線的陰謀活動。中央號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統一領導下，對反党分子進行嚴厲批評，給予無情打擊。 關向應發言之后，潘家辰當場气得昏倒在地。 這樣一來，更加助長了夏曦等人的惡劣作風，楊光華也作了一個支持夏曦的報告。許多人懾于中央的壓力，從批評夏曦轉而跟著夏曦反對万濤、潘家辰等人，夏曦等人站穩了腳跟，更毫無顧忌地對不同意見者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1932年夏，夏曦、楊光華在第一次“肅反”中就殺害了一大批高級干部，其中有湘鄂西根据地和紅軍創建人万濤，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党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蘇維埃党團書記彭之玉，省委巡視員潘家辰，湘鄂西總工會党團書記張昆弟等。在紅3軍中被捕殺的干部有：紅3軍參謀長兼第7師師長孫德清，紅3軍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書記柳直荀，紅8師師長段玉林等。 省委委員兼組織部長、肅反委員楊成林，對夏曦亂捕濫殺政策起了疑心，質問夏曦道：“這些老党員為革命奮斗多年，逮捕和殺害他們缺乏證据。” 夏曦認定楊成林有意包庇反革命。楊成林知自己性命難保，便給夏曦寫了一封信，謂：“我楊成林決不是反革命，今后也絕對不當反革命。”爾后化裝成漁夫，連夜出逃，以后一直下落不明。 “左”禍使洪湖革命區在几個月內被捕殺的達數千人。 一大批有丰富指揮經驗的紅軍指揮員被誣殺，部隊戰斗力減弱。此時蔣介石進行第四次“圍剿”，左路軍10万余人大舉進攻湘鄂西蘇區。在嚴重的形勢下，夏曦便決定以“進攻戰略，打破敵軍圍剿”，命令紅3軍主力在襄河以北活動，計划在京山、應城、皂市之間尋敵作戰，開辟鄂中根据地。7月2日，紅3軍第8師圍攻京山縣城，主力部隊集結于京山東南地區待机。 敵左路軍第四縱隊阻止紅3軍南渡襄河，第一、二、三縱隊則收縮靠攏，企圖圍殲紅3軍。賀龍率紅3軍撤圍京山，向西轉移。 夏曦由“進攻戰略”一變為消极防御，提出：“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要求紅3軍构筑工事，以陣地戰對付敵人的進攻。夏曦多次召開會議，賀龍、關向應、段德昌等在會上力主紅3軍開赴外線，尋机殲敵有生力量，打破敵人“圍剿”。夏曦根本不听，他命令紅3軍不得离開洪湖，要紅軍用“兩個拳頭”打退敵人進攻。 8月11日，蔣軍向湘鄂西蘇區中心地區進攻。夏曦命令紅3軍攻打沙市、草市。紅8師襲入草市，殲敵500余人；紅7師攻打沙市失利，被迫撤出戰斗。 紅8師攻打草市取胜，夏曦得意忘形，遂作出決定，將紅3軍分為兩路，一路由他自己率紅7師、警衛師和地方部隊在蘇區內分兵把口，构筑碉堡，固守東荊河南岸地區；另一路由賀龍、關向應指揮深入敵后，轉入襄北打擊敵人。賀龍等不同意夏曦的決定，再次提出集中主力轉入外線作戰，以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夏曦固執己見，決不收回成命，雙方發生激烈爭吵。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向賀龍、關向應下達命令。賀龍說：“命令可以執行，但要將兩种作戰方案電報党中央。” 賀、向率紅軍主力北出后，蔣軍對洪湖地區進行“圍剿”，紅7師付出了血的代价，部隊遭受空前慘重的損失。夏曦仍對紅7師指揮員說：“誰放棄陣地，就殺誰的頭。” 夏曦明知机關重地瞿家灣不保，便同楊光華等人商量撤退。紅7師指戰員正在浴血苦戰，戰士們喊著“誓死保衛蘇區”、“誓死保衛瞿家灣”的悲壯口號，同敵人作最后決戰。子彈打光了，就用石頭砸，甚至赤手空拳扑向敵人，咬著敵人的耳朵死也不放。 此時，夏曦、楊光華考慮的是在撤退時如何處置被關押在瞿家灣地區的一大批“肅反”中逮捕的“犯人”。他們命令政治保衛局將1000多“犯人”押向洪湖，半數被槍決，半數被裝入麻袋推進湖中。這些革命者沒有死在沙場，卻死在自己人手中。 夏曦、楊光華等已成惊弓之鳥，扔下后方机關和大批干部、群眾不管，他們在紅軍戰士保護下撤往江陵。蔣軍慘無人道的血洗洪湖，一時間，血染湖水，尸橫遍野，紅軍傷病員3000余人被敵人殺害，洪湖蘇區几成無人區。 退入江陵后，夏曦命楊光華隨第7師行動，一方面籌軍餉，一方面相机處理江陵、監利“肅反”中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楊光華在白露湖畔的陳張台親自布置殺害100余名被誣陷的干部、党員。 紅7師退入白露湖、三湖、菱角湖地區后，敵人緊逼而來。身為省委書記的楊光華臨陣脫逃。他找到江陵縣委書記李家芬，聲言需要治病，索取了一批銀元、衣物后，化裝后逃往上海。楊在上海向臨時中央寫了篇洋洋數万言的奇文，粉飾夏曦，污蔑周逸群、万濤等一大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創始人。 賀龍、關向應、段德昌等率紅8師、紅9師從浩子口進入荊門地區，在川軍側后牽動敵軍。9月中旬，紅8師、紅9師渡過襄河，向鄂軍側后活動。不久又轉到京山地區。 蘇區中央局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得知夏曦將紅3軍兵分兩路，命紅8師、紅9師出擊襄北，他自己率紅7師等部构筑堡壘、固守東荊河南岸地區時，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發去電報，謂：“紅3軍應立即集結全軍力量机動地選擇敵之弱點，先打擊并殲滅它的一面，以地方武裝及群眾的游擊動作牽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個擊破敵人。” 夏曦對挫敗敵人的“圍剿”完全失去信心，對中央局的電報秘而不宣，頑固地堅持其錯誤的作戰方針。9月7日，敵軍占領朱河。夏曦指揮紅軍向張金河轉移，進入監利時，又同敵軍遭遇，他命令紅軍突圍，但又不能沉著鎮靜地組織撤退，以致人擁馬踏，許多戰士落入滔滔的河水。夏曦又將一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強行遣散，許多人落入敵人魔掌，慘遭殺害。電台和報務人員也在混亂中丟失，從此通訊聯絡中斷。 10月上旬，敵軍各路“圍剿”部隊向根据地最后一塊地盤江陵縣沙崗地區合圍。夏曦命王炳南、盧冬生率獨立師掩護中央分局和省委机關向西北突圍。夏曦這時到處尋找楊光華，后來才听李家芬說，楊光華要了一些銀元和衣物走了，不知去向。夏曦大怒，但又無可奈何。便命李家芬代理省委書記，要他留在鄂西堅持斗爭。 紅軍獨立師突圍出去后，在浩子口地區又被敵人包圍。經過一場浴血奮戰，才突圍出去，渡東荊河，向襄北轉移而去，在大洪山區同賀龍、關向應部會合。 夏曦得知紅四方面軍已离開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轉移后，便在棗陽王店召開中央分局擴大會議，研究部隊行動方向問題。不少人提出紅3軍開到豫西地區，甩掉敵人追堵，然后轉移到陝南活動，再向漢中發展，待經過休整后，擇机打回洪湖蘇區。夏曦堅決反對，他說： “紅四方面軍可以放棄恢复鄂豫皖根据地，我們也可以放棄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計划，轉移到湘鄂邊去。” 會議爭論了一天，夏曦拍板定案：全軍轉移到湘鄂邊去。他主張走近路，強渡襄河、長江，直插湘鄂邊。賀龍、關向應，段德昌等堅決反對這個冒險計划。長江號稱天塹，襄河、長江這一段敵軍已經設重兵扼守，從這里穿過，凶多吉少，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們主張紅3軍應尋找敵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先進入豫西，然后取道川東，再向湘鄂邊開進。這個意見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夏曦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 11月初，賀龍率紅3軍1．4万人，從隨縣以北出發，開始了7000里遠途大轉移。 夏曦在艱苦的遠途轉移中，仍然一意孤行，進行所謂“火線肅反”，又誣殺了紅7師師長王一鳴、政委朱勉之、湘鄂西軍委會參謀長唐赤英等。夏曦此時信任姜琦，讓他擔任政務處長。姜琦隨身帶著一個小本子，怀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紅軍邊走邊打仗，有時逮捕的人多了，就將這些人編成一隊。在翻越秦岭南脈時，姜琦將100余名“改組派”用繩索連綁，每個“犯人”身上還要背上兩枝槍和其它東西。這些人被折磨得面黃肌瘦。即使如此，夏曦還是下令，將100余人在一個夜間槍殺，只有一位衛生干部和兩名年輕的副團長幸存。賀龍對夏曦捕殺十分不滿，質問夏曦：“你殺了這么多人，是什么党員？” 夏曦便起殺害賀龍之心，竟然帶人將賀龍、關向應警衛員的槍下了。賀龍大怒，責問道： “你這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你的警衛員槍不下？” 賀龍將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槍從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 夏曦張口結舌，悻悻而去。他懾于賀龍在紅3軍中的威望，終于沒敢動手。 紅3軍轉移到湘鄂邊后，部隊由1．4万人減少到9000人。1933年3月，夏曦不顧賀龍、關向應的反對，進行第三次“肅反”，殺害了湘鄂西紅軍根据地創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紅9師參謀長王炳南等236人，不久又進行第四次“肅反”，殺害了紅9師政委宋盤銘、紅7師師長葉光吉、政委盛聯鈞等172人。 段德昌對夏曦的錯誤曾進行過堅決的斗爭，他在被捕前預感到自己將遭不測，便作詩一首： 千錘百煉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全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間。 被夏曦依重的殺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肅反”中暴露了特務身份。 1933年初夏的一天，紅3軍偵察連長肖美成和軍部張副官在鶴峰麻水附近捉到一個敵探。從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經審訊，敵探承認是受四川軍閥郭勳指派，已數次同姜琦秘密接頭。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党特務分子，十分尷尬，气急敗坏地下令將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惡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姜琦被擊斃，紅3軍除去一大害，干部、戰士無不拍手稱快。 “肅反”擴大化使紅軍人員銳減，1934年4月，紅3軍只有3000余人，到了覆滅的邊緣。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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