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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汪精衛在國民党常務委員擴大會議上逐條地宣讀《5月緊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盅惑。會議通過了所謂“分共”決議案，宣布共產党員在國民党各級党部、各級政府及軍隊中有職務者，自即日起聲明脫离共產党，否則一律停止職務；國民党党員未經許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論。 汪精衛步蔣介石后塵，公開背叛革命。武漢政府便以血腥屠殺對付共產党員，僅國民党武漢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產党員和革命志士被殺害。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等百余名顧問或工作人員紛紛离開中國返回蘇聯，剎時間，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共的大合唱中，閻錫山、馮玉祥采取了一致行動。閻錫山在山西“清党”反共，先后有共產党人王瀛、朱志翰、張勳、王世益、趙秉彝、郭驟才、郭惠卿、王達成、王德茂、袁致和、侯丰利、聶馨遠、李卓然、郝耀宗等人被逮捕或殺害。 馮玉祥率第二集團軍擊敗奉軍張學良部，6月1日同武漢北伐軍會師于鄭州，歷史上稱為“中原會師”。北伐軍賀龍部于6月2日進占開封。武漢政府決定和馮舉行鄭州會議。 唐生智以前敵總指揮的身份電請武漢党政負責人赴前方“指導軍事政治”，于是國民党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以汪精衛、徐謙、顧孟余、譚廷闓、孫科等5人赴鄭州，馮玉祥也由洛陽抵鄭州。馮到鄭州時，車站廣場上擠滿了歡迎他的政府成員、軍事將領、鐵路員工和閒逛的人群。馮檢閱了儀仗隊，以譚延闓為首的政府成員想走近他，但興高采烈的鐵路工人把政府成員擠到了一邊，把馮抬起來，送進了轎車。 6月10日，在鄭州隴海鐵路車站附近的隴海花園舉會了鄭州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汪精衛集團的主要目的是“拉馮”、“討蔣、分共”。何鍵說：“現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團糟，稍微有几個錢的人，都無法安居。30個連長、營長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去當土豪劣紳懲辦。” 馮對陝、甘地區工農運動本原就有不滿情緒，農民抗完糧、抗納稅、抗差役等等，因而影響到國民軍的軍用征收，他又得知農民協會抗征兵、抗征糧是在共產党領導下進行的，西安《新秦日報》社長、共產党員蔣听松又寫文章支持農民運動，馮气憤地說：“我和你們合作，你們卻抗征兵抗征糧！”現在又听了何鍵的話，對工農運動更加反感，因而在“分共”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馮不同意討蔣，而是規勸武漢方面“息爭”，主張宁漢聯合繼續北伐。 會議決定在開封設立政治分會，指導豫、陝、甘3省党務，以馮玉祥任政治分會主席，于右任、徐謙、顧孟余、王法勤、于樹德、鹿鐘麟、薛篤弼、劉伯承、郭春濤、楊明軒等為委員，并聘烏斯馬諾夫為顧問。馮雖然同意分共，但在政治分會成員中仍要共產党人和蘇聯顧問參加。會議還決定在河南的各軍統由馮玉祥節制指揮。裁撤河南保衛軍，歸由馮嚴行編組，隴海路以北、平漢路以東的敵人，統由馮負責肅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漢北伐軍唐生智、張發奎部，則一律撤回武漢整頓，鞏固長江方面的防務，既是為了鎮壓工農運動，也是為了東征討蔣，原定打到北京的計划，半途而廢。馮之第二集團軍擴編為7個方面軍，其總指揮分別是：孫良誠、靳云鶚、方振武、宋哲元、岳維峻、于右任、劉郁芬。北伐軍以1．4万人的代价換取的“中原會師”的胜利果實，都落到了馮的手中。 馮玉祥還准備進一步討論有關問題，但汪精衛收到陳某拍給他的電報：“馮已与蔣勾結好了，此次要在鄭州扣留你們。”汪便十分戒備，急忙南返。其實，馮、蔣當時還未有那樣密切的關系。 馮玉祥在鄭州會議上，故意把蔣拉攏他的電報拿給汪精衛看，并罵蔣是“狼心狗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鄭州會議剛過，蔣急于了解馮對南京政府的態度，致電馮，要求在開封會晤。 馮回電要蔣另約地點相會。經過來往電函多次聯絡，确定在徐州會晤。此時，蔣介石的北伐軍已占領徐州多時。蔣介石邀吳稚暉、李石曾、鈕永建、李烈鈞、蔡元培、黃郛、胡漢民、張靜江等，專車來徐，共商一切。 馮玉祥從鄭州赴徐州的行動十分秘密，火車先由鄭州向西開了兩三站，再回頭向東開。當馮的列車過了碭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著蔣介石專車前來迎接。當馮的“花車”緩緩進入月台時，軍樂大作，歡迎人員在蔣介石率領下，整肅衣冠，排立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花車”車廂內并沒有馮玉祥，而在“花車”后裝運行李貨物的鐵皮車門口，站著一位衣敝履的關東大漢，向歡迎者招手，眾人才知道這位大漢便是馮總司令。馮身著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与那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馮、蔣相見互相擁抱，還落了眼淚。 當晚蔣便設宴招待，在徐州各將領作陪。 6月20日，在花園飯店召開“徐州會議”，吳稚暉擔任會議主席。雙方達成聯合“清党”和繼續北伐的協議。 蔣介石企圖拉馮“反汪”和“反共”。但是，馮力主調解宁漢爭端，并說明武漢方面已開始進行反共，還說國民党不要自相殘殺。蔣介石要求馮一致行動，向武漢進兵，為馮婉言拒絕。蔣介石要馮在軍隊及其管轄范圍內清党，馮慨然應允。吳稚暉代馮擬了《勸汪譚諸氏速決大計電》，經馮再三修改后署名發出。電報的內容是：反對工農運動、階級斗爭，敦促漢方加速“分共”；宁漢合作；繼續北伐。 6月21日，馮向蔣辭行，乘火車前往開封。 徐州會議后，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在自己統轄的地區實行“清党”。他將軍隊中的共產党200人，和他管轄地區內的地方党員干部40人都調到鄭州，先請他們吃飯，然后馮講話說：“你們到我這里幫了忙，你們要反蔣，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蔣介石合作反張作霖。在我的軍隊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蔣，你們要反蔣，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 隨后，馮玉祥送給劉伯承1000元，科長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個悶子車皮把240余人一下子拖到武胜關，讓他們下車。這些人大多去了武漢，少數人又到西北去了。 馮玉祥又以國民党中央政治委員、開封政治分會主席的名義致豫、陝、甘省政府密電，指示其關于“清党”的措施。 但是，蘇聯駐華總顧問鮑羅廷被迫离開武漢回國，途經鄭州時，汪精衛秘電馮玉祥，要馮將鮑羅廷殺害。馮不僅對鮑不加殺害，反而仍以禮待之。當鮑羅廷乘火車离鄭州西去時，馮率高級官員到車站歡送，馮雙手遞給鮑羅廷一個公文大封套，內有聘請鮑為“高等顧問”的聘任書，送上大紅縐紗一匹，算是馮的“薄禮”。軍樂大作，各人一一同鮑羅廷握手道別。馮的蘇聯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同鮑羅廷一起回國。馮玉祥派了高級官員2人一直把鮑羅廷一行由潼關經蘭州而送至庫倫，使他們平平安安地返回蘇聯。 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在1926年7月以前，援助馮玉祥國民軍的軍火有：蘇聯步槍5万支以上，日本步槍近2万支，德國子彈2000多万發以上，7．6毫米口徑步槍子彈近5000万發，大炮50門以上，山炮12門，迫擊炮18門，炮彈1万發，机槍300挺以上，擲彈筒1万枚，手榴彈1万枚以上等等，總援助費用達八九百万盧布。蘇聯政府、共產國際對廣東政府還沒有投入那么大的軍事援助，而對中國共產党根本談不上有什么軍事援助。 汪精衛提出“在夾攻中奮斗”的口號，他一手頑固地反共，在武漢屠殺共產党人；一手命令張發奎率領所部第二方面軍東征，進取南京，同蔣介石爭奪國民党的第一把交椅。 宋慶齡、譚平山、鄧演達、林伯渠、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彭澤民、屈武等22人以國民党中央委員名義發表《中央委員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蔣、汪集團皆成為新軍閥的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嚴正聲明：“自今以后，唯有領導全國同志，誓遵總理遺志奮斗到底。” 汪精衛把張發奎第二方面軍調往江西，作為江南東征討蔣的部隊。張發奎此時對東征、北伐毫無興趣，他一心只想打回廣東老家去，盤据在廣州的是李濟深的部隊。 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內，共產党員和受共產党影響掌握的力量較強。第二方面軍包括第四、十一、二十軍，葉劍英擔任第四軍參謀長，第四軍25師是以原葉挺獨立團為骨干擴編的；葉挺擔任第十一軍24師師長；當時還未加入共產党的賀龍擔任第20軍軍長。另外，朱德擔任第3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云集在江西的革命武裝力量達2万人以上。這是共產党能夠控制的僅有的革命武裝力量。汪精衛集團“分共”后，調動第三、六、九軍對這些革命力量取包圍之勢，張發奎已有讓第二方面軍的C．P．高級軍官退出或脫离的表示。 中共中央當机立斷，決定舉行南昌起義。命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負責南昌起義的發動和指揮。周恩來派聶榮臻赶到九江，作起義前的准備工作。7月20日，聶榮臻同轉移到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李立三、中央委員惲代英、鄧中夏，以及葉挺等舉行談話會，商定在軍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實行南昌暴動，解決3、6、9軍在南昌之武裝；提出建立新的政府的口號，并將這個意見報向中央。 在武漢的中央常委和國際代表立即表示同意。此時共產國際又派羅米那茲來到武漢。7月24日，羅米那茲、加倫、周恩來、張國燾開會，會議根据周恩來和加倫的提議，确定起義后部隊的行動方向：立即南下，占領廣東，取得海口，以取得國際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 會后，周恩來在陳賡陪同下赶到九江，召集譚平山、李立三、鄧中夏、惲代英、聶榮臻等會商，又決定起義后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口號。 賀龍雖未加入共產党，但他早在6月即向周恩來表示：“只有共產党才能救中國，只有馬列主義才是救國救民的真理。我听共產党的話，決心和蔣介石、汪精衛這班王八蛋拼到底。”當譚平山把起義的打算告訴他，他立刻熱情擁護。 周恩來等從九江秘密來到國民党控制的南昌，于7月27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4人組成，并決定在30日晚舉行起義。 不久，譚平山、張國燾也參加了前委的會議。 28日，周恩來到20軍指揮部去看賀龍，把行動計划告訴他。賀龍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產党的話，要我怎么干，就怎樣干。” 賀龍、葉挺當日接到張發奎從廬山拍來的電報，請他們上廬山，實際上是汪精衛強迫張發奎要解決賀、葉的部隊。未暴露身份的共產党員、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其時也在廬山，他立即連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煙水亭20軍司令部，建議賀龍、葉挺不要上山，將部隊開往南昌城內。 30日早晨，張國燾來到南昌，前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在會上說：“起義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該征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 李立三一听大怒：“什么都預備好了，哈哈！哪里現在還討論。” 周恩來接著說：“還是干！” 其他前委成員也說：“暴動斷不能遷移，更不可停止，張發奎已受汪之包圍，決不會同意我們的計划，在客觀上應當是我党站在領導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發奎。” 張國燾亮出底牌，說道：“這是國際代表的意見。” 周恩來拍著桌子道：“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 激烈的爭論持續了几個小時，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張國燾是中央代表，會議不能用舉手表決辦法進行。 譚平山十分气憤，會后建議把張國燾綁起來。周恩來制止說：“張國燾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綁呢？” 31日早晨再開會，又辯論了几個小時。張國燾屈服了，表示服從多數。于是，決定在次日晨行動。 下午，起義部隊以軍、師為單位，分別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周恩來、賀龍、葉挺等傳達了戰斗任務，不料發生了意外情況，20軍1團一個姓趙的副營長跑到敵人指揮部告密。這一情況被20軍一個士兵發現，立刻向賀龍報告。前敵委員會當机立斷，把起義提前2小時發動。 8月1日凌晨，槍聲划破了長夜的寂靜。激烈的戰斗進行到清晨。早上6時，城內的敵軍全部肅清，共殲敵3000余人，繳獲5000多槍支，子彈70余万發，還有大炮數門。起義成功了。 上午9時，共產党和國民党左派召開了聯席會議，由葉挺報告了起義經過，選舉產生革命委員會，由共產党員和國民党左派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譚平山、惲代英、李立三、張國燾、郭沫若、吳玉章、徐特立、林伯渠、彭湃、鄧演達、何香凝、澎澤民、張曙時等25人組成。在討論名單時，周恩來、李立三不同意張發奎列入其中，但由于張國燾、譚平山堅持，張發奎也成了革命委員會委員。 革命委員會任命吳玉章為秘書長，劉伯承為參謀長，賀龍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兼20軍軍長，廖乾五為20軍党代表，葉挺代前敵總指揮兼代11軍軍長，聶榮臻為11軍党代表，朱德為第九軍副軍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 8月2日，聶榮臻、周士第率領在馬回岭起義的第四軍25師的兩個團3000余人赶到南昌。加上臨時參加起義的蔡廷鍇的第11軍第10師，起義的兵力達2万多人。 按照原來的計划，起義部隊南下占領廣東，取海口，以求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起義部隊沒有來得及休息和整頓，也來不及等待一些赶來的部隊到達，即于8月3日匆忙地從南昌出發。 周恩來和前委在8月5日前后從南昌出發，從此以后，前委和中央失去了聯系。意外的艱難和挫折相繼而來，在左翼行進的蔡廷鍇部第10師，在進賢突然脫离起義部隊，折往浙江，一下拉走了全軍將近1A4的兵力。8月的江西，酷暑籠罩，天气熱得使人難以忍受。起義軍南下后走的多是山路，每人身背子彈300發，還要扛机槍、大炮，途經各地的居民大多逃散，連食物和茶水也難以買到，許多戰士得上赤痢，病倒、脫隊的非戰斗減員十分嚴重。行軍3日，人困馬乏，實力損耗近1A3。武裝彈藥，因運輸困難，多數被拋棄。 留下來的官兵，士气高昂，有頑強的斗爭意志。部隊在撫州休整了几日，爾后進抵宜黃。是時，曾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共產党党委書記陳毅和特務連連長肖勁赶了上來，同周恩來取得了聯系。 起義軍在途中經瑞金、會昌時，同蔣介石的嫡系錢大鈞部和黃紹竑的5個團打了兩仗，均擊潰敵軍。敵人僅在會昌戰役中傷亡、被俘、逃散的達6000人，余下的3000人退走。 但起義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傷亡達1000余人。 會昌戰役后，賀龍、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党。 9月5日，起義軍先頭部隊到達長汀，并由長汀、上杭入東江。部隊在廣東境內的三河壩實行了分兵，朱德率領的第11軍25師等部留守三河壩，這支部隊后來在朱德、陳毅的領導下轉入湘南，并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湘南大起義，隨后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會師。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聶榮臻等率領第20軍和第11軍24師直下潮汕。 這支起義部隊占領汕頭和潮州后不久，被李濟深和黃紹竑的部隊包圍，起義軍同敵軍苦戰數日，終因眾寡懸殊，而退出汕頭和潮洲。24師1200余人，由董朗、顏昌頤率領到達海丰，同當地農軍會合，改編為紅二師，董朗為師長，顏昌頤為党代表。他們樹起蘇維埃的旗幟，創立海陸丰紅色政權。 在起義部隊撤退到普宁縣流沙時，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譚平山、惲代英、彭湃、林伯渠、吳玉章、賀龍、葉挺、劉伯承、聶榮臻、郭沫若以及從廣州赶來的人，計二三十人，開了一次決策性會議。張太雷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由于中央命李立三、張國燾、譚平山等人离開部隊，周恩來要求大家分別向海口撤退，再分頭赴香港或上海。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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