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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蘇聯應孫中山的邀請，派出老布爾什維克鮑羅廷為孫中山的軍事顧問。鮑羅廷由莫斯科來到北京，同李大釗會面后來到上海，同陳獨秀探討國共合作問題后，赴廣州見孫中山。孫中山极力提高鮑的威望，并賦予他廣泛的權力，任命他為國民党組織教練員，讓他出席所有最重要會議，准備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孫中山在一些群眾性的集會上，把鮑羅廷介紹給自己的擁護者，盡力使鮑羅廷在听眾心目中享有最大的威望。 鮑羅廷在10月9日的招待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介紹了蘇聯革命的情況和經驗。鮑羅廷分別同國共兩党負責人進行了多次談話，在傾听了兩党領導人的意見后，提出國民党改組的5點建議。在他的推動下，國共合作改組國民党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國民党召開了懇親大會。孫中山又指定林森、謝英伯等人召集國民党廣東支部科長以上職員及海內外各總支分部代表，舉行党務討論會，商討党務之應興應革事項。 10月19日，孫中山委派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等5人為國民党改組委員，負責辦理本部的改組事宜。 戴季陶是個怪人，他大哭一場离開上海共產党發起組，雖沒有參加共產党，但和社會主義的學說還是“剪不斷，理還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北洋軍閥反動統治日益腐朽，亦激起了包括戴季陶在內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憤怒，激發了他們的革命精神。五四運動的胜利，使戴季陶認識到這次運動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精神的力量。加之各种社會新思想的流行，戴季陶接触了馬克思主義。他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所以他加入到宣傳和研究社會主義思想的潮流中來，使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等把戴季陶視為同路人，一段時期內，密切交往，結為同志。但是，戴季陶又否認階級斗爭學說，歪曲地認為它給中國帶來的必然是流血、屠殺以及國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不可能成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由于孫中山還在謀求中國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難能兩就，思想上處在無比复雜的矛盾之中。他回到廣州，歸依在孫中山手下工作。但在廣州，也是心猿意馬，不能安下心來。不久，就稱身体有病，回浙江吳興休養，把自己的住宅起名“潛園”，過起世外桃源的隱居生活來。 1922年8月，孫中山在陳炯明的武力逼迫下從廣州回到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從吳興赶到上海，同孫中山住在一起。 9月，四川省長劉成勳派代表向育仁來到上海，帶來了四川各將領向孫中山表示慰問之意的信函，并歡迎戴季陶回四川制定省憲。孫中山把四川的同鄉、各党派統統請到自己的公館里吃飯，說明他要特派戴季陶為代表，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回四川，勸告川軍各將領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資源發展實業，讓四川的經濟走在中國前頭，帶動全國的實業發展，完成全國統一之大業。孫中山把這些人都召來，目的是擴大戴季陶入川的影響，讓國人都來聲援這一計划。 戴季陶本來就想回四川一趟，為老母70大壽祝賀，這次他終得良机，為此興奮不已，夜不能寐。他原本是一個好激動的情緒型的人，當他踏上返川的旅途后，過度的興奮使心力劇衰，本來就是久病未愈，過度勞累，神經衰弱更加嚴重。 戴季陶在他的秘書陳鳴謙、毛副官、當差以及向育仁的陪同下，登上輪船，逆流而上。戴季陶整日沉悶寡語，情緒不高，沉入對往事的反思之中。從离開上海那一天起，他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過去自己行為的缺點罪惡的影子，通通涌上心來。 來到漢口，上岸作短暫休息。他們剛在旅館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報紙找來，他翻開《申報》，一眼就看到一條震惊的消息：“楊森在漢厂購步槍2000支，彈50万發。”戴季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楊森不久前在川戰中敗退鄂西，現在購槍彈意味著什么？戴季陶正在惊訝之余，向育仁過來告訴他一個更為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館遇到几個四川同鄉，都是川軍各幫派的代表，這些人躲到漢口，策划再開四川內戰。戴頓時惊呆了，假使川戰重開，整個川省人民又將淪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家鄉，想到了母親和親人。戴季陶憤怒無比，立即和向育仁去見那些人，苦口婆心地勸他們放棄川戰計划，千万不可再播戰禍，但那些人根本不理睬。 戴季陶心急如火，他和同伴立即登上招商局的快利船，星夜赶向四川。戴季陶心情坏到极點，苦痛之极，种种魔障纏繞，落到了一切假象當中，再也不能明心見性，一刀兩段。再加上他看見四川戰禍迫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軍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鴉片煙燈旁邊，籌划殺人放火的罪惡，什么政治實業教育問題，決不能引起他們半點注意，公私的前途，都無半點光明。戴季陶陷入了苦悶和胡思亂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同他談話，他一句都沒听見，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云飄過，他表情麻木，一副痴呆相。早上不起床，甚至連午飯都不吃。 同行人發現了戴季陶的反常現象，恐怕出事，一步也不敢离開他。向育仁勸他： “大丈夫做人，當光明磊落，可做即做，不作即止。要做就要大刀闊斧去作，不做便放下來，万事通通不要去問他。憂愁煩悶是最無价值的。人非生即死，生死皆有价值，惟獨憂愁煩悶，沒有一點价值。” 這番沒疼沒痒的話，自然沒有說進戴季陶的心坎，他倒是把事業、生命一切都拋在一邊，听得明明白白，他只覺得自己万念俱空，仿佛要超然于世，只渴望以死來解脫一切憂愁和煩惱。他強打精神沖向育仁笑笑，便默默不語。向育仁并不知道他的這番話對戴季陶起了催化劑的作用，以為戴的情緒好了一些，就离開了他的房間。 戴季陶的主意一定，反覺格外輕松，他整個下午面容一改往日那种愁悶的气色，甚至顯得有些激動。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陳鳴謙在艙房里談天說地，一直到11點多鐘才散去。 向、陳回房睡覺。 戴季陶在向育仁离去后，感到心里一陣陣躁動，便獨自一人來到甲板上，走到船尾，憑欄浴風。偶爾的汽笛聲給幽靜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誘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艙燈光照亮的翻著的江水似乎給他一种啟迪，仿佛是有個神秘的聲音在召喚著他，他扶持著冰冷的鐵欄杆，毫不猶豫地跳進了江中。 第二天天亮后，向育仁、陳鳴謙發現戴季陶不見了，于是滿船尋找，沒見一絲蹤影。向育仁分析了戴季陶從上海起程后的精神狀態，知道大事不妙，便逐個詢問乘客及服務員，終于有個乘客支支吾吾地說：昨晚看見有人投江，因為信迷信，害怕落水鬼來找他，所以沒敢聲張，也沒告訴任何人就回艙睡了。 向、陳二人听了，如雷灌耳。他們急忙向船上的水手尋問此段江水方面的情況，推測戴季陶投江地段大概在宜都境內。從枝江到沙市，長江漸漸進入平原地區，水流逐趨平緩，素有“九曲回腸”之稱的荊江河道，有個大回水灣，凡是上游漂下之物，必定要在這個回水灣浮起，因而俗稱“收尸灣”。于是，向育仁等人在宜昌上了岸，向派陳鳴謙以及毛副官、當差等人，沿江面而下，到枝江去尋找戴季陶的尸体，又托宜昌官廳通電沙市團防軍警沿途尋訪，自己則住在宜昌，一面准備為戴季陶辦理后事，一面電告上海、成都、重慶。 戴季陶投江沉下水去，又浮上水來，喝飽了江水。但他凍僵后，不久就遇救了。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戶鄉民的天井里，有十几個男女圍著他，身下墊了一層厚厚的稻草，身上蓋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個老翁喂給他一碗酒，讓他暖暖身子，并且在周圍燒著稻草為他取暖。 戴季陶心里明白自己被他們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點勁也沒有，沒說一句話又昏睡過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點鐘才徹底蘇醒過來。救他的是位慈祥可親的老人，這位老人款待了戴季陶午飯后，把他送到枝江縣城一位親戚家里。老人的親戚熱情接待了身著花緞薄袍的戴季陶，遞給他一張像是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紅名片。戴季陶便知這位頗有派頭的人名叫楊開珵，是當地碼頭頗有勢力的當家人。 當晚，戴季陶在楊開珵家住下，第二天下午1時，楊開珵送戴季陶乘開往沙市的輪船，突然發現戴季陶的秘書和副官從這艘船上岸，戴忙与他們相見，方得知他們是來尋找他的尸首的，雙方不由得惊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殺的消息傳出后，舉國上下為之震惊，國民党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傷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孫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更是悲痛欲絕。當得到戴被救生還的消息，又惊喜万分，紛紛舉怀慶賀。《申報》、《大公報》等國內大報也紛紛連續報道了戴季陶報江自盡繼而生還的消息。有的知名人士還為戴季陶寫了悼詩和賀詩。事后，戴季陶得知，特地將悼詩和賀詩全部討去，專門裝裱成幅屏條，挂在屋內，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在成都八方游說，希望軍閥們以民為重，以國之大業為重，遵從中山先生的意愿，盡早停止戰爭，讓人民安居樂業。一連數月，他講得口干舌燥，軍閥們依然故我，根本不把戴季陶的勸說放在眼里。他們總是客客气气地迎入戴季陶，一番許諾后遠送客人。待戴季陶剛一轉身，他們又一頭扎進密室，謀划起新的戰爭災禍來，到后來，他們几乎討厭見戴季陶了。他几個月的游說付諸東流，兵匪戰禍，燒殺奸淫掠搶，日日月月連綿不絕，川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孫中山沒有忘記遠在成都的戴季陶，他把戴季陶列為實施聯俄聯共政策的參議員，希望自己的得力助手仍如往日一般在他左右出謀划策，又指定戴季陶為國民党改組委員會5委員之一。 戴季陶回到上海，得知早已和他分道揚鑣的一些共產党人已被孫中山吸收加入國民党，其中有些人如陳獨秀等曾是和他交往很深的朋友，心中很不是滋味。与共產党合作，是孫中山的決心，戴季陶不能違背。 孫中山于1923年10月25日，召開國民党改組特別會議，宣布特派胡漢民、林森、廖仲愷、鄧澤如、楊庶堪、陳樹人、孫科、吳鐵城、譚平山等為國民党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李大釗、謝英伯、古應芬、許崇清為候補委員。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党全面改組的籌備工作，接著又聘請鮑羅廷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并請他起草國民党的章程。 國民党右派反對國共合作。11月29日，鄧澤如、林直勉等11人以國民党廣東支部的名義，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党，說共產党加入國民党是要借國民党之驅殼，注入共產党之靈魂，內里藏陰謀，并對蘇聯幫助國民党改組的動机表示怀疑。 孫中山見此上書，大怒，立作批示：“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扑滅吾党，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于我党，所望為同情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稿為我請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陳獨秀并未与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鄧澤如、林直勉等人不顧孫中山的批評，反而趁國民党海外代表齊集廣州開會的机會，發起組成一會，改變孫中山的決定，指定由鄧澤如、謝良牧、林直勉等人起草國民党章程。 孫中山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鄧澤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嚴加責備，才使此事停止進行。 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態度十分堅決。在一次會議上，馮自由站起來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 孫中山看了看馮自由，點頭道：“你想說什么，盡管說吧！” 馮自由鼓足勇气，說道：“如果我們把國民党改組成中國的第二個共產党，把中華民國統一成第二個蘇維埃，這樣的革命即使成功，我們也不希望！” 孫中山回答說：“啊，馮自由，這就是你的自由呀？放心好了，我可以尊重你的自由。你們若不贊成改組，可以退出國民党呀！這是你們的自由啊！” 孫中山停了一會，又斬釘截鐵地說：“你們若不贊成改組，又不愿退出國民党，我將來可以解散國民党，我自己一個人去加入共產党，這也是我的自由！” 一天晚上開會，張繼激烈地反對改組，并無理取鬧。孫中山要開除他的党籍，還讓衛士長馬湘把張繼帶出會場，軟禁了一晚。 以廖仲愷為首的國民党左派堅決支持孫中山。廖仲愷說： “民國成立已經十余年，孫先生的三民主義還不能夠實現，這明明是党的組織問題。我可怜孫先生奮斗一生，還未能夠實現他的主義，所以非把國民党改組不可。我為國家，為本党，無論何人反對，我皆不畏，既擊我殺我，亦在所不恤。” 孫中山把改組國民党的大任交給廖仲愷。孫中山致函國民党全体党員說： “茲委廖君仲愷、鄧君澤如召集本党特別會議，商量本党改組問題，悉心擘划，務期党基鞏固，党務活動，以達吾人之宗旨目的。本總理有厚望焉！” 廖仲愷不辜負孫中山的期望与重托，為改組國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廖的主持下，國民党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首先在廣州、上海等一些党員較多的地區，進行了國民党員重新登記的工作。 到1924年1月中，除廣州、上海以外，在北京、天津、哈爾濱、湖南、湖北、江蘇、山東、四川等省，以及旅歐的勤工儉學青年中，也先后開始了籌建國民党的工作。國內各省和海外華僑的新老國民党員，都按規定人數陸續推選了出席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為大會准備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已經起草出來，宣言是由孫中山委托鮑羅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譯，汪精衛潤色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在廣州、上海等地組織討論和修改。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國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的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禮堂開幕，173位代表出席了會議。孫中山以國民党總理的身份擔任大會主席。大會通過了由孫中山提名的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5人為大會主席團，協助孫中山主持大會。接著由孫中山致詞，他激動地說： “今天在此開中國國民党全國大會，這是本党自有民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來的第一次，我們革命党用了30年功夫，流了許多熱烈的心血，犧牲無數的聰明才力，才推翻滿清，變更國体，但在這30年中，我們在國內從沒有机會開全國國民党大會，所以，今天這個盛會，是本党開的第一次，也是中華民國新紀元。” 下午，孫中山又發表了題為《中國之現狀及國民党改組問題》的演說，他總結了辛亥革命后13年來，國民党屢遭失敗的深刻教訓，又以堅定宏亮的聲音說： “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將13年前种种可寶貴、最難得的教訓經驗來辦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創設民國，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辦法條理，合全國而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則將來成功必定更大。” 孫中山又向大會提出《中國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案，并說：這個宣言系此次大會之精神生命。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舉動，故須詳細審慎研究。大家通過后，不能隨意改變，都應遵守，完全達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大會順利地通過了這個著名的《中國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國情，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确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明确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 大會在通過《中國國民党章程草案》時，發生了爭論。會議通過由謝持、譚平山、廖仲愷、孫科、李大釗、汪精衛、戴季陶、毛澤東等19人組成的章程審查委員會，對章程草案進行了審查。28日上午的大會，由胡漢民擔任大會主席，汪精衛代表章程審查委員會報告審查結果。報告完畢，開始大會討論，戴季陶首先發言，對報告表示滿意，但是，廣州代表方瑞麟乘孫中山未出席大會的机會，提出章程增加“本党党員不得加入他党”的條文。這個意見很明顯地是針對共產党跨党而言的。 李大釗立即就共產党員跨党問題作了發言，他說：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為有所貢獻于本党，以貢獻于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党的名義作共產党的運動而來的。我們加入本党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党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參加了本党，我們留在本党一日，即當執行本党的政綱，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綱，不守本党紀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懲戒。我們所希望于先輩諸同志者，本党既許我們以參加，即不必對于我們發生猜疑，而再在加以防制。倘認為我們參加本党為不合，則盡可詳細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則我們之為發展本党而來者，亦不難為發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實為本党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李大釗的發言感動了許多人，使眾人為之動容，情緒大變，相繼發言者絕大多數反對方瑞麟的提案。廖仲愷發言說： “吾人第一要問：我們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國民党？第二要問：我們的党是否有主義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對于我們的主義能服膺，革命能徹底，則一切皆可不生問題。此次彼等加入，是本党一個新生命，諸君如果不以為然，請先閉目靜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來拖累我們的，是与我們同做國民革命工夫的，請大家思之，重思之。” 汪精衛發言道：“曩者吳稚暉、李石曾、張繼都是無政府党，我們已承認他們為國民党員，如何對于共產党員又不允許他們，這是什么道理？” 主持會議的胡漢民生怕反對跨党案被通過，無法對孫中山交待，忙說： “現在紀律已訂有專章，似可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規定何种取締條文，惟申明紀律可也。” 大會經過一場辯論后，毛澤東提議：“請付表決。” 會議主席同意，隨即表決通過《中國國民党總章》。方瑞麟等右派分子反對孫中山的容共政策的企圖被挫敗。 大會最后一天，進行領導机關的選舉。大會決定在保留孫中山為總理的前提下，實行委員制，并選出中央執行委員24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 中央執行委員 胡漢民 汪精衛 張靜江 廖仲愷 李烈鈞 居 正 戴季陶 林 森 柏文蔚 丁惟汾 石 瑛 鄒 魯 譚延闓 覃 政 譚平出 石青陽 熊克武 李大釗 思克巴圖 王法勤 于右任 楊希閔 葉楚傖 于樹德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邵元沖 鄧家彥 沈定一 林伯渠 茅祖泉 李宗黃 白云梯 張知本 彭素民 毛澤東 傅汝霖 于方舟 張葦村 翟秋白 張秋白 韓麟符 張國燾 其中共產党人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林伯渠、毛澤東、沈定一、瞿秋白、張國燾、于方舟、韓麟符為候補執行委員。 大會閉幕后的第二天，孫中山主持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推選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并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8個部和秘書處。即： 秘書處：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 組織部部長：譚平山 秘書：楊匏安 宣傳部部長：戴季陶 秘書：劉蘆隱 工人部部長：廖仲愷 秘書：馮菊坡 農民部部長：林伯渠 秘書：彭 湃 青年部部長：鄒 魯 秘書：孫 陶 婦女部部長：曾 醒 軍事部部長：許崇清 海外部部長：林 森 由于中央執行委員會設于偏處廣州，指揮各處党務有鞭長莫及之感，又決定在北京、上海、漢口、四川、哈爾濱等地設執行部，指揮監督各該地党務之進行。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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