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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得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立即命令北洋軍炮轟武昌。黎元洪立即配合，他電致南京臨時政府和各省都督，吹噓袁世凱“胸怀磊落，名滿天下”，這次未能當選大總統，識者惜之，還說：“方期和議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項城，何至不能与選？”他特告伍廷芳轉致唐紹儀：北軍應遵守停戰協議，立即休戰、否則冠裳之會，變為干戈。黎元洪的這份電報，一則為袁世凱鳴不平，給臨時政府和孫中山施加壓力，再則暗示袁世凱、只要停止炮轟武昌，將來大總統之位，非袁莫屬。向袁暗送秋波，略盡投靠之誠，可謂用心良苦。 黎元洪從清朝的一個中級軍官，一夜之間，成了中華民國首義軍政府都督，又兩月有余，一躍而為中華民國副總統，他被時人稱為“開國元勳”、“開國三杰”（即孫中山、黃興、黎元洪）、“民國四大偉人”（即孫中山、袁世凱、黃興、黎元洪），這只是歷史的机遇。對于被人強拉出來的那幕歷史喜劇，他自己并不否認，他在1月2日复孫中山的電文中說： “元洪才識凡庸，素無定見，此次發難，皆賴群策群力，共赴事机，元洪何人，敢叨天之功以為己有？” 黎在表示接受副總統職位的電文中又說：“諸君子創其苦因，而元洪收其樂果，縱諸君子謬蒙推獎，能恧然？”他還當眾說過：“按照大清法律，革命行動可招殺頭滅族之禍，豈可以掉以輕心，隨便加入，我當時是被他們強拖出來的，實在情不得已。想不到，果然就成了一番大事業！” 但是，黎元洪是一位爭權的人，臨時政府成立后，黃興宣布取消副大元帥職，但黎元洪仍然繼續使用大元帥名義。他還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加緊集權。他利用親信孫發緒、饒漢祥、杜錫鈞等人，密密勾結原共進會領導人、軍務部長孫武，擁黎自重，摧殘湖北革命力量，打擊、排擠原文學社系統革命党人和在湖北的同盟會領導人；臨時政府成立后，又公開擁袁、擁黎，排孫、排黃，反對臨時政府和同盟會。孫武等人，因沒有選上臨時政府各部總長，便遷怒于孫中山、黃興，攻擊臨時政府是“敗將逃官，沆瀣一气”。孫發緒乘机盅惑在宁不得志之鄂人，謂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多材，應另樹一幟，以与之相抗。于是孫武、孫發緒、劉成禺等人，拉攏一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一個新政党，一民社，与同盟會公開對立。 列名發起成立民社的人有：黎元洪、藍天蔚、譚延麴、王正廷、王鴻猷、李登輝、孫武、朱瑞、張振武、吳敬恒、楊曾蔚、劉成禺、項驤、宁調元、孫發緒、周恢、張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剛、徐偉、高彤墀、郭健霄、何震等。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旅泰開成立大會，臨時推舉孫發緒為主席，決定在上海設立民社本部，選舉職員，公推吳敬恒為總干事，何震為秘書。主事者為孫武，最活躍的是孫發緒，黎元洪為后盾。 民社成立后，在報端發表《民社緣起》、《民社規約》，標榜爰本盧梭人民社會之迺，發起民社，對于統一共和政治，持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福。實際上是擁護黎元洪為首領，向同盟會爭權。他們在上海創辦民社机關報《民聲日報》，又在武漢成立民社武漢支部，公舉黎元洪為社長，孫武為副社長，孫發緒為評議長，丁立中為總干事。民社的中心實際上已由上海移到武漢。 黎元洪，孫發緒等，以民社為据點，掀起反對臨時政府的陣陣惡浪。孫發緒在一次會上說：“孫文說話，完全是騙人的。從歐美回來，想做現成的總統。此次組織政府，所用的人，都是他從前打濫仗的朋友。我們万不可同他聯合，免得陪著他一路垮台。” 他盅惑說：“黎氏德高望重，雖華盛頓复生無以過之。鄂中將士，皆起義有功，而南京政府均漠置之，且以湖北全省礦產及賦稅抵借外債，并謂武昌內政不良，將練一軍平武昌。” 這些無中生有、挑撥离間的謠言，正中孫武的下怀，孫武當即恨恨連聲地道：“南京如此敗坏，吾宁承認袁世凱，而不承認南京。” 他們還要公開發表通電，表示反對南京政府。當即遭到同盟會員楊時杰、查光佛等人的痛斥，雙方几致動武。黎元洪抱定主義，另立門戶，壟斷湖北一切政權，聯袁拒孫。武昌民社集團成了袁世凱在湖北的代言人。 黎元洪穩固掌握了湖北的政權后，又掌握軍權。他利用孫武与蔣翊武之間的矛盾，免去蔣翊武的護理總司令職務，又將節制各軍的譚人鳳派為赴上海的議和代表，令心腹吳兆麟為總司令。吳兆麟立即改組司令部，設立參謀、副官、秘書、軍法四處，其中只有1個副官是革命党人，又將原步、炮、馬各隊11個協的兵力編為3個大防御區，另編2大隊和1個總預備隊。每防區和每個隊均設司令官1人，6名司令官中，革命党人只有2人，其他均為舊軍官，而且統率先鋒軍的總預備隊總司令官也安插了黎元洪的心腹執事官王安瀾。原由革命党人掌握的軍隊，基本上已掌握在黎元洪為首的舊官僚手里。 黎開洪的心腹杜錫鈞向黎獻策道：“自古道‘當權者貴’，權是不可放松的。袁世凱為什么‘抖雄’，還不是仗著兵權在握嗎？現在和議未定，正可借備戰的名義，把軍隊擴充起來。盡管當選了副總統，大元帥的名義千万不可取消。各省來鄂的援軍，編遣和節制權，都在大元帥手內。不過高級官吏，多物色几個親信人。有了兵權，誰個敢不服從呢？” 此話正中黎元洪下怀，黎元洪已有了掌握軍權的計划。 杜錫鈞又給孫武出謀划策：“一旦和議告成，鄂省需進行之事甚多．黎元洪既當副總統、都督一席．勢必易人。誰人呢？非你孫武不可。做都督又非掌兵權不可，而現在兵權均在戰時總司令吳兆麟手里，不如趁北伐時机，采取調虎离山之計把吳調開，請黎元洪下令將軍隊歸軍務部節制。” 孫武頗以為然。他和黎元洪各自裝著杜錫鈞所獻計策，一起商討擴軍計划。把吳兆麟划分的3個防區改為3鎮，令吳統率第3鎮，外加混成第8協、机關槍1營、督戰敢死隊1營、護軍隊2隊、衛生隊1隊，作為北伐第一軍，吳為第一軍總司令。此外，湖南、江西、安徽、廣西、江蘇、南京、貴州、廣東、云南等省赴鄂援軍近10万人編為第二、第三軍，以江西援鄂軍統領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統率安徽、江西、九江、南京各地援軍，及鄂軍第3協；以廣西援軍趙恒錫為第三軍總司令，均歸大元帥黎元洪統轄。其余鄂軍部隊編為守備部隊和留守部隊，各擁有3個協兵力，留守部隊中還包括炮兵2標、工程兵1營，亦歸黎元洪統轄。 杜錫鈞野心勃勃，包藏禍心，在決定吳兆麟任第一軍總司令后、又在孫武面前挑唆道：“吳任此職，指大功告竣，吳之功勞權勢亦愈加大，是后患也，仍宜設法牽制。” 孫武、杜錫鈞便商定，請黎元洪改派吳為尚未建成之第4鎮統制，暫指揮第一軍所屬軍隊。黎元洪不能駁孫武的面子，認為吳兆麟是自己人，好說話，如不行，再令他作參謀總長。于是當即照孫武的意思赶辦委札，連夜派人送給吳兆麟。吳接到委札頗為惱火，立即打電話給黎，表示不滿。黎元洪只得任命吳為大元帥府參謀總長，孫武接讓第一軍總司令。 孫武爭權、黎元洪朝令夕改，引起革命党人及軍政府人員不滿，總監劉公對吳兆麟道：“黎之左右僉任，非驅逐不可！” 杜錫鈞聞風逃往漢口，并派心腹之人潛往武昌，面晤孫武道：“先生若就第1軍軍統，則軍務部勢必易人，就小遺大，甚為先生不取也。不如此時辭去軍統之職，再由先生保荐一心腹之人，先生間接遙制之。此兩全之策也。” 孫武正為遭到眾人反對而懊悔。听了這番話便向黎元洪建議暫命杜錫鈞代理第一軍總司令。黎元洪從惡如流，慣听小人播弄，且杜亦是他的心腹之人，買孫武的面子。于是，杜的目的便達到了。可謂手段狡猾矣。 黎元洪以大元帥名義發下了准備北伐進軍的命令，命第一軍由陽邏向黃陂方面前進；第二軍由黃陂進占祁家灣，然后沿鐵道線向三議埠行進；第三軍占領新溝、漢川，嗣后即由孝感進攻。三軍均需在停戰期滿，即1月15日晨8時完成如上軍事行動，一旦和議破裂，即向盤踞在楊店和孝感之敵發起正式進攻。但黎元洪雷聲大，雨點小，他的主要希望是寄托在同袁世凱的和談上，北伐僅成為他擴張軍隊的口實。 同盟會在袁世凱的誘惑下，在立憲派人的离間下，上層已經分裂。原同盟會會員、同盟會机關報《民報》主編章太炎同立憲派人張謇、程德全、趙鳳昌、應德閎等發起，于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公推章太炎、程德全為正副社長。各省設立分會，經各省會員互選，其參議員為： 江蘇：唐文治、張謇； 浙江：蔡元培、應德閎； 湖南：熊希齡、張通典； 湖北：黃侃； 安徽：江德淵、程承澤； 四川：黃云鵬、賀孝齊； 江西：劉樹堂、鄒凌沅； 廣西：陳郁□； 云南：陳榮昌； 廣東：鄧實； 甘肅：牛載坤； 貴州：符詩鎔、王朴諸。 設机關報為《大共和日報》。中華民國聯合會主要是由立憲派人和少數象程德全這樣的舊官僚、把章太炎這位“革命元勳”當作旗幟而搞起來的。它的“假定政綱”計有10條：1、确定共和政体，建設責任內閣；2、統一全國，厘正行政區域；3、厘正財政，平均人民負擔；4、整頓金融机關，發達國民經濟；5、振興海陸軍備，鞏固國防；6、建設鐵路干線，力謀全國交通；7、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8、勵行移民開墾，促進邊荒同化；9、普及國民教育，振起專門學術；10、注重國計民生，采用穩健社會政策。這些政綱是無所非議的。 但是，中華民國聯合會的實際活動，主要斗爭矛頭是對著臨時政府的。諸如反對使用陽歷，多隊向臨時政府請愿，要求立即成立民選參議院。他們在臨時政府准備將漢冶萍公司同日本合辦、以向日本借款解決財政困難，主張建都南京、反對遷都北京等問題上，對以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表示堅決反對的態度，使臨時政府處在更加困難的境地。 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2個月之后，即改名為統一党。改組后的統一党領導机构是理事會議，選舉章太炎、程德全、宋教仁、熊希齡、張謇五人為理事。理事主持一切党務。各省推舉評議員，有唐文治等17人為評議員。又將一批在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舉為參事，以襄助理事辦理党務，他們是：湯壽潛、蔣尊簋、庄蘊寬、唐紹儀、趙鳳昌、唐文治、陳榮昌、鄧實、應德閎、王穆青、湯化龍、溫宗堯、葉景葵等。 統一党成立后，全力支持袁世凱，在許多方面抨擊臨時政府。 到了1912年5月，統一党与民社等社團合組為共和党。 除了共和党与臨時政府、中國同盟會對立的組織之外，又有“國民協進會”、“國民協會”、“共和建設討論會”等組織与同盟會對峙。又有“統一共和党”、“中國社會党”、“中華民國工党”建立起來。 國民協進會是由范源濂、籍忠寅、蹇念益、周大烈、王景芳、嚴修、黃遠庸、藍公武等人于1912年2月，在天津發起成立，是由清末立憲團体憲友會和辛亥俱樂部的成員組成。 政治傾向于黎元洪主義，主張推黎為党魁。 國民協會是由張嘉璈、溫宗堯、唐文治、夏廷楨、沈祚延、趙熙、唐紹儀、楊士琦、袁樹勳等人擔任領導。它是袁世凱的政治附庸。 共和建設討論會是由原憲友會的孫洪伊、湯化龍、林長民、劉崇佑、胡瑞霖、張嘉森等人于1912年1月在上海發起4月13日成立。謝遠涵、林長民、肖湘等人為文書干事，陸乃翔等人為會計干事，李文熙等人為庶務干事，胡瑞霖、黃可權、向瑞琨、劉崇佑、張嘉森等40余人為交際干事，湯化龍為主任干事，組成共和建設討論會本部。 共和建設討論會以原立憲派人和舊官僚為主，其骨干多為原各省諮議局的議長、副議長、議員。該會的活動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積极為梁啟超歸國創造條件；其二，策划合并反同盟會的各政團為一大党，和同盟會對峙。最后与國民協會一起，聯合了几個小政團，組成了以湯化龍為干事長的民主党。 統一共和党是由共和統一會、中華民國國民共進會、政治談話會聯合而成。 共和統一會是由同盟會員景耀月、胡瑛、王寵惠、陳其美、鈕永建、汪精衛、馬君武、于右任等和江浙立憲派人士伍廷芳、張謇、唐文治、溫宗堯、趙鳳昌等，在1911年12月下旬發起成立，并在南京創辦《大中華報》。 中華民國國民共進會是由浙江都督府各部長及部分省議會議員褚輔成、殷汝驪、沈鈞儒等，于1912年1月發起成立。 政治談話會為同盟會員劉彥組織，其成員多為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議員。 1912年4月，這3個政治團体在南京合并組成統一共和党。選舉蔡鍔、張鳳祐、王芝祥、孫毓筠、沈秉坤為總干事，殷汝驪、袁家普、陳陶怡、張樹森、彭允彝為常務干事，景耀月、劉彥、歐陽振聲、吳景濂、沈鈞儒、肖坤等20人為參議，褚輔成、李日垓等25人為特派交際員。 統一共和党在云南、貴州、江西等十余省設立支部。党員人員達數百人。蔡鍔為云南支部長，張鳳翽為陝西支部長，唐繼堯、李烈鈞、戴戡等都分別積极從事建立貴州、江西支部的工作。 該党主要領導成員几乎全部是同盟會員和立憲派人。以鞏固全國統一，建設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趨勢，發展國力，力圖進步為宗旨，它在同盟會和其反對党之間，采取折中態度。 中國社會党的前身是江亢虎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有50余人參加。 江亢虎原名紹銓，江西弋陽人。1901年，18歲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國，被袁世凱任為北洋編譯局總辦和《北洋官報》總纂。次年留學日本，1904年因病輟學回國，任刑部主事和京師大學堂日文教習。1910年經日本至歐洲各國，宣揚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主義，并以此抵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在國外听得一點社會主義的門面話，歸國后便鼓吹“社會主義”，組織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盡管江亢虎把無政府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去宣揚，但對落后中國來說，仍有一定的啟蒙意義。 上海光复的第二天，江亢虎將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社會党。他在《中國社會党宣言》中說：“社會主義歐美极盛，在中國則本党實為最初惟一之團体机關，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國家存立范圍內主張純粹社會主義。”它的党綱為：贊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個人；破除世襲遺產制度；組織公共机關，普及平民教育；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家；專征地稅，罷免一切稅；限制軍備，并力軍備以外之競爭。 中國社會党成立2個多月，便有党員4、5千人，設30余個支部。雖然中國社會党党員成分复雜，但其中确有一批熱心于社會改革的進步人士，如蘇州支部總務干事陳翼龍，以及顧頡剛、葉圣陶、王伯祥等，后來又有天津的李大釗。 中華民國工党是由中國社會党党員徐企文發起，于1912年1月21日在上海成立。公推朱志堯為正總領袖，徐企文、謝月為副總領袖。 該党的基層組織是按行業組建，分別在鐵業、机器業、紗業、電業、外國木器業、眼鏡業、紅木業、絲業、銀行業、雕花業、漆業、帽業、織業、壽器業、刻字業、印字業、紅幫縫衣業、制煙業等建立基層組織，惟選各業領袖。 中華民國工党以“促進工業發達”為主旨，不提倡工人罷工，主張工人同資本家通力合作，調和階級矛盾。1912年6月23日，中國社會党和中華民國工党發表聯合宣言，宣布兩党“切實聯合，一致進行”。 孫中山指揮6路大軍北伐，1912年1月12日，他命關外都督藍天蔚率“海容”、“海琿”、“南琛”3艘巡洋艦，從上海出發，經煙台北伐。 北伐艦隊開抵煙台，受到已宣布光复的煙台人民的熱烈歡迎。孫中山又命劉基炎率領2000余名滬軍為北伐先鋒隊，從上海分乘新銘、新昌、公平、太順等四艘輪船，去煙台，先后占領了登州等地。滬軍由藍天蔚節制，從此北伐軍以煙台為進軍東北之基地，即從煙台乘船渡渤海，在遼東半島登陸，進軍東北三省。 藍天蔚字秀豪，湖北黃陂人。早年以湖北武備學生資送日本留學，入士官學校。1903年，25歲，与鈕永建、秦毓鎏等在東京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被推為隊長，后改為“軍國民教育會”。回國后在湖北新軍任統帶官兼湖北將弁高等師范學堂教員。不久赴日本考察軍事，考入陸軍大學。1910年歸國，任陸軍第2混成協統領，駐奉天。武昌起義后，与陸軍第6鎮統制吳祿貞、第20鎮統制張紹曾等，擬發動北方新軍響應。不料吳被刺身死，張被解職，他赴滬任北伐軍總司令，再赴煙台。 但是，藍天蔚准備在遼東半島進軍東北的計划，卻受日本帝國主義阻撓。日本“音羽”艦將校到“海容”號訪問藍天蔚，拒絕藍天蔚軍在遼東半島登陸，聲稱“不但中立地帶絕對拒絕利用，即在其他滿洲沿岸地域登陸，亦將使滿洲之安宁秩序發生紊亂，并將進而危及各國居民之安全，以至于損害我國利益。為避免將來發生騷亂，應請貴軍放棄登陸計划。” 藍天蔚不得不改為繞道在貔子窩附近經花園口至大孤山中立地區以外一帶地點登陸。 孫中山組織的6路北伐大軍，若能繼續北伐，不出3個月，便可兵臨北京城下。同盟會要人譚人鳳在談到北伐形勢時說： “時南軍援鄂者，有沈秉坤率統之湘、桂聯軍，馬毓寶移駐九江之贛軍，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軍，唐犧支、王政雅光复荊、襄，重慶、四川亦光复，鄂固無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粵軍駐臨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揚州徐分府合皖軍屯宿遷，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陽、六合等處，亦有軍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中于南京城者，有浙軍、滬軍、光复軍、鐵血軍、衛戍軍，以及固有之軍隊与新編之各軍，合計不下10余万眾。而廣東，閩、浙尚議繼續出軍，兵力不可謂不厚，加之長安、太原早已光复，煙台有劉基炎獨立，河南有王天縱舉兵，直隸有灤州兵變之一事，東省自牛庄發難后，關外都督藍天蔚尚謀大舉。使南京政府毅然攻擊，以援鄂各軍出武胜關，直趨河南与山、陝義軍合，以南京集合各軍分配前敵，3路夾攻徐州，分1支搗開封与鄂軍合，1支由京浦入濟南，与齊、魯義軍合，行見北方健儿群起響應，袁且將瓮中鱉矣，豈能操必胜之算哉！” 袁世凱所依仗北洋6鎮，至多10万人，臨時政府的軍隊多出袁軍好几倍。而且在兵源上，獨立各省人民踊躍參軍。相反，袁世凱到自己的老家招兵時，應募者認為是革命軍，踊躍入伍，但一見龍旗，便群哄而散。清政府不得人心，它的兵源十分困難。總之，臨時政府在軍事上已處于优勢，袁世凱則處于被動的守勢。 臨時政府在政治上也處在有利地位，南方各地軍民，紛紛發布通電，要求取消議和，出師北伐。有的說：“今民國已立，總統有人，諸公早定大計，直搗賊巢。”“北伐北伐，縱以吾輩之血，染成民國地圖，亦所不惜。”有的說：“和約且破，已墮袁賊詭計。刻下敝軍已聯合五鎮，預備開赴前敵，如何進行方略，速复，以免一誤再誤。”有的說：“北軍勢單力薄，調遣難周。我軍朝气方新，万不可墮其延宕之術。敝軍政分府現今整隊北伐，一面廓清淮甸，以固我長江門戶，然后与各民軍合力北伐。務請我最崇拜、最親愛諸公，持以決心，奮揚神武，毋使九仞之功止于一簣，是為至禱。”全國反對議和，要求北伐的呼聲极高。 但是，6路北伐軍隊，除宁皖和淮楊兩路沿津浦線北上，煙台、關外兩路有所行動外，其他兩路并無動作。由于南北議和，命令各路北伐軍在停戰期內不許進擊，而停戰協定一再延長期限。 停戰議和，一則是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确定的方針，二則是新成立的諸多党派擁黎擁袁。孫中山事實上已不可能改變南方各省“舉袁”的方針，同袁世凱中止議和。這樣，臨時政府所舉行的北伐，終于夭折。 袁世凱在聲勢浩大的北伐軍面前，已是惊恐之狀。他手下的北洋“三杰”，也變得無所作為。 所謂“三杰”是袁世凱在山東的時候，曾請德國軍官觀操，那個德國人當著袁的面，用馬鞭指著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稱道：“你手下這三員均為杰出的將才。”于是，這三人便被吹噓為“北洋三杰”了。后來軍中進一步把這“三杰”吹得更形象化了。分別稱之為“王龍”、“段虎”、“馮狗”。“三杰”之冠的王士珍，城府很深，在政治舞台上是個時隱時現，見首不見尾，知面不知心的人物，所以稱之為“龍”；段祺瑞性情暴躁，好比惡虎。但這只“惡虎”長相卻沒有半點虎威，他臉膛扁平，眉毛疏淡，鼻子微微歪向左邊，胡子散亂，嘴唇沒有棱角。因此人們常常不叫他“段虎”，因他是合肥人，則叫他“段合肥”。馮國璋愛在主子面前點關哈腰，象一只搖尾的家犬。 馮國璋和段祺瑞雖是一對結拜金蘭的把兄弟，可一直是面和心不和。早在小站練兵時，袁世凱委派馮國璋為步兵學堂總辦兼督練營務處總辦，段祺瑞為炮兵學堂總辦兼炮兵統帶。馮國璋喪妻后，袁世凱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師周道如嫁給他做填房。段祺瑞斷弦后，袁世凱又將自己的干女儿張佩蘅許給他做繼配夫人。由于各有這么一層不尋常的關系，馮、段二人常在袁世凱面前爭寵，就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常常明爭暗斗，各不相容，互不服气。 段祺瑞的父親在舊軍中當過管帶，段祺瑞因此自命為“將門之子”。他在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后，又曾到德國深造過。當時德國是世界上陸軍最強的國家，而那時留德學生又很少，段祺瑞更是以此引為自豪，常在人前擺出一副門里金剛的架勢。他非常崇拜德國，無論什么東西都必稱德國的好。甚至他生了病也非要服德國藥不可。在他的眼里，馮國璋簡直是個無名鼠輩，根本無法和他相比。 馮國璋是直隸河間人，早年中過秀才，后來棄文習武，考入天津北洋武備步兵班。畢業后，派往軍隊中當個小軍官，不久又离開軍隊，重操本行，做起候補知縣來。他到小站后，立即受到袁世凱重用，成為新建陸軍的重要台柱子之一。 袁世凱對他手下這一“虎”一“犬”，采取暗中籠絡，互相牽制，分而治之的駕馭辦法，促使他們心甘情愿地為自己賣命。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為表示他“用人唯公不唯親”，便常用考試辦法來提升軍官。當北洋新軍成立第1協時，王士珍考個第1名，當了協統；成立第2協時，馮國璋考試也奪了桂冠，也當上了協統。那位留過洋的“將門之子”段祺瑞，卻一連兩次名落孫山，臉上無光，肚子里有气。成立第3協時，他滿腹心事，坐立不安，深怕這次考試再落榜，那留洋鍍金的面子將要丟盡，別說升官當協統沒份，恐怕連在北洋軍里繼續呆下去的本錢也將蝕光。不料在考試前一天，他正惶惶不安時，袁世凱突然差人來把他叫到書房去，二話沒說，悄悄地將試題遞到他的手里。這次考試，他終于名列前茅。事后，他每与密友談起此事，總是表示對袁世凱“受恩深重，終身不忘”。其實，王士珍、馮國璋之所以早他登榜，也全賴袁世凱所施的“恩惠”，只不過段祺瑞一直被蒙在鼓里罷了。 馮國璋第一軍攻下漢口和漢陽之際，袁世凱突然把段祺瑞從前線召回京，一見面，劈頭就問：“芝泉，你看這仗該怎么打？” 段祺瑞對主子袁世凱心思摸得很清楚，袁世凱不是真心為清廷打天下，那已被清廷封為一等男爵的馮國璋挂帥出征武漢，雖然連克2城，但傷亡嚴重。他又居功自恃，急于攻下武昌，即使他能打下武昌，他所指揮的北洋第一軍也將拚得所剩無几。袁世凱不召馮國璋，卻把他段祺瑞召回京來，必然是袁想利用歷代權臣慣用的保存實力、養寇自重的手腕，來保存北洋實力。于是，段祺瑞便引用兵書上的兩句話回道：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 袁世凱仰頭哈哈大笑，豎起大拇指夸道：“知我者，芝泉也！” 袁世凱見馮國璋率北洋軍与民軍拚命，損兵折將，耗盡實力。馮在攻掠漢口、漢陽時，放火焚燒城市，兩城已成瓦礫，湖北民眾和民軍深恨其人，如仍留這只“馮狗”在武漢督師，不利于實施和平誘降計划，于是便定下以“虎”換“犬”的辦法。段祺瑞的回答，正中他的下怀，當下命段祺瑞為湖廣總督，統率北洋第一、第二兩軍，取代馮國璋。 段祺瑞到了湖北，秉承袁世凱旨意，与民軍隔江對峙，并派信使往返，秘密進行倒孫舉袁活動，深得袁世凱賞識。 袁世凱把馮國璋召回，命他擔任禁衛軍軍統。因為這個職務一直是由皇室最親信的滿族王公擔任。馮國璋知道袁世凱這樣安排，是為了奪取皇族兵權，作為下一步逼宮后盾，便愉快地回道：“我一定竭盡全力為宮保看守家門！” 馮國璋自從當了禁衛軍軍統之后，即偽裝成与袁世凱政見不同，公開反對与民軍講和，力主組織軍隊進攻南方，大張撻伐，博得了良弼等一班親貴的信任，使他得以摸清皇室的情況。 袁世凱又把段祺瑞和馮國璋叫到他的密室，商議北洋軍今后的出路，這3個人都認為“逼宮”的時机已經成熟，由袁世凱取而代之的時候已經到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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