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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先生辭世了。這是進入這個千年以來，最讓我黯然的消息。 黃仁宇先生應算是史學界的异數。他半路出家，發憤苦攻，在大多數國人已經子孫繞膝、准備頤養天年之時，而終能以一介白首而成為有所成就之職業歷史學者，其人之愍志學術之毅力，在這個崇尚未老先衰和不學無術之時代，鑿要讓人敬佩。他從為大多數人視為學術生涯終點之時際出發，年五十七始發表第一篇著作，到今以八二高齡謝世，中間凡二十五年，勤奮終始，筆耕不歇，學術造詣亦日臻完善；夫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之發揚。因此，無論其學術造詣如何，其史家地位該如何評定，其人謹嚴的追求學問之治學精神，亦足垂范后人。 考察歷史，不外兩种方法：一种是從大處居高臨下地看，大刀闊斧而不糾纏于細枝末節，以試圖厘清歷史發展之大脈絡為目的，尤以現代英國大史家湯因比（ARNOLD TONYBEE）之“大歷史”（MACRO-HISTORY）觀點為代表；以此出發，達至通史。此一史觀在西方，或還可追溯至十八世紀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甚至更早，到今天仍為一些著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里諾斯之近著（Leften S. Stavrian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种是從小處、細微處入手，以闡發清特定歷史時期之特定歷史事件為目的，若著者功力深厚，則或可牽藤摸瓜，連帶考察出更多問題，以此出發，常為專史；尤以我國現代大史家陳寅恪為代表，如其通過考察陝西關隴集團而證出唐代政治制度特點，更是由小及大之典范。此二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從望遠鏡中看歷史，視野開闊，气魄恢宏，線條粗曠，如此則難免會流于浮淺，力度不夠，使人每每知歷史事件之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從顯微鏡中看歷史，細膩明晰，有時則難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當然，尤其在大史家之著作中，此二者并非涇渭分明，嚴格划清，而是互有參雜。因此，這种兩分法只代表了史家歷史考察法之傾向性，而不是非此即彼。 黃仁宇先生致學于哈佛學派和劍橋學派之間，其史觀自然難免會雜有兩派之特點。兩派觀點雖有差异，如哈佛學派之費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繹法”，而劍橋學派之李約瑟則“以綜合為主”，（《中國大歷史》），然而兩派都不愿拘泥于歷史之片斷，而試圖要厘清整個歷史發展之脈絡，因此實質上都有湯因比之“大歷史觀”之特點。黃仁宇先生亦自稱信奉大歷史觀，試圖“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中國大歷史》），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這些特點，尤其在《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現。然而治大歷史必要有扎實之史學功底，穿透時空隔閡之強勁穿透力，和敏銳把握歷史命脈之深刻之透視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純熟精煉之地步，殊為不易，即便博學宏視如湯因比，也不能說是成功。黃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歷史自然難免要力不從心。因此，雖然先生其志可欽，其情可歎，這后兩部著作，卻明顯現出力度不足，我以為他的努力基本可歸為失敗。 然而黃仁宇先生的史家地位，并不定乎此。他之必可在史界爭一習之地，在二十年前之《万歷十五年》，甚至更早的《明代十六世紀的財政与稅收》中，即已奠定，尤以前者為代表。在此二著作中，雖然黃仁宇先生自稱是以大歷史觀之方法來考察，“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跡与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不是只抓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庶几不致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万歷十五年·自序》）。然而從其中仍能隱隱地看到陳寅恪之影子：即從漫長歷史中之一個橫切片出發，“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中國大歷史》），于此征及歷史的前緣后續，從而闡發出明末政制稅制諸特點，借此以更“确切看到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等有它們的結构与節奏，也有它們牢不可破的特點”（《万歷十五年·自序》）。當然，黃仁宇先生并未止于此，而是同時還試圖把那個狹小的歷史切片放諸于一個被人為拉大的歷史時空之大視境中去考察：這里就現出了大歷史之特點。從前一個考察來說，黃仁宇先生的努力是頗成功的；然而在后者上，則并非無懈可擊。無可如何，《万歷十五年》亦足可使其人在其所處身的史杰輩出之時代之末，留下自己的身影。 黃仁宇先生作為史家之另一貢獻，還在于他之努力將歷史研究從陳寅恪式的純學術之高台樓閣中解放出來，以相對通俗易懂之方式進行普及，使大眾能有興趣去了解本國之史。他的《万歷十五年》等著作，在不失史家謹嚴之基本原則下，同時又能讓大眾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歷史不再被識為畏途、不再是几個歷史學家齋中之物，若按現代大史家錢穆先生之不知一國之史則不配作一國之國民以觀之，則黃仁宇先生之欲樹國民歷史性格之功，亦不可沒。在此點上，他又繼承了錢穆先生的特點：作一個真正的平民學者。歷史研究乃与人緊密相關，人是歷史考察對象之基本构成要素。平民作為整体，更也是創造歷史之主要力量。同時，歷史研究之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為以平民及其他集團所构成之人群于現在和未來之行進，指明方向。因此，如果歷史研究遠离了平民而必要尋求束之高閣之純學術，雖然不可以之為不可，卻總還是一大缺憾：這也是錢穆及黃仁宇高明于陳寅恪先生的地方。《万歷十五年》諸著作于此亦足可無憾后人。 黃仁宇先生之為人景仰者，當然還遠不止此。其人僑居海外，而心怀故國故民，以老邁之身，致身學問，“宁羞白發照淥水，逢時壯气思經綸”；以敗軍之士，能拋棄党私，治學但以探索民族前途為第一要務，其炎黃赤子之心，天可為鑒。“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吾人主義固可不同，而為民族之振起孜孜以求之心，則無所不同，又豈能如今天的一些所謂的“學者”那樣，為一己之利、一家之益、一党之偏，而去出賣民族國家之利益，甘為人之家奴呢？ “死去何所道，托体如山阿”。黃仁宇先生的學術觀點或可商榷，他的史學地位或可再辨析，由后人評說；他所從事之事業雖未竟，中華民族亦正處于或再次振興或繼續沉寂之极為關鍵之十字路口，諸多問題還有待于我們及我們的后來者們去繼續思考、探索。然而他之為一今已不多見的有良知之真正的民族學者，他之為探索思考民族前途而付出的不懈努力，都足可為后人紀念。“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与”，黃仁宇先生的路還需要后人接著走下去。然而他在他曾走過的路上留下的蹣跚腳印，卻已無能被輕易抹去。他亦將以此，贏得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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