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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鄰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与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并且此后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几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并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并且將各國文字划一為一种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机會。這批陶器塑像据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松而微笑，士兵的頭發，好像根据“規定”剃束，但發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异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据實物絲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騎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這几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构成戰斗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准。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評价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制這几千個（也可能几万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才制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么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划一為原則，將几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樣，保存了集体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确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种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种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圣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几十年來地質學，气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于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舖蓋著華北几省的廣大地區，土質松疏，經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沖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于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４６％。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筑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６５１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紀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３３２年，趙國与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圣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后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确切的證据。 季候風与農業的關系，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８０％出現于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气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种气流适時适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里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人《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２２７０年，有旱災１３９２次，水災１６２１次，見于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虫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候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与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里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６４７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胜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饑”，秦伯再加以接濟，并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据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与國間的沖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筑城設防。但這几百年長期扰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筑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凡此种种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征賦。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時楚國和隨國沖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凶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凶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后，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饑”，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坏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餓莩”，以及“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余，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万里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筑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极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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