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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吉爾伯特上尉來說，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是最可惡的被告之一。卡爾登勃魯納的罪行是直接的，而且是個人性質的。其中之一，便是他直接控制著大規模屠殺的手段。他身為帝國中央保安局（RSHA）的頭目，在希姆萊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掌管納粹安全局（SD）和蓋世太保，這些机构把人打發到集中營。如今，人們知道阿道夫·艾克曼是种族滅絕的策划者，他就是卡爾登勃魯納的朋友。艾克曼竟然設法溜出盟軍的天羅地网。吉爾伯特在探監時，盡力維護其職業形象，給囚徒一點香煙或糖果之類的小禮物，甚至表現出惻隱之心。但是有卡爾登勃魯納在場，有如同殺害人家的母親、妻子和孩子的凶手坐在一起。再者，吉爾伯特對法庭負有監督每個被告心理狀態的責任。在他的安排下，他還可以吩咐在他的書中把卡爾登勃魯納作為大規模屠殺政策的執行人進行解析。因此，4月11日，星期四清晨，即在卡爾登勃魯納答辯那一天，吉爾伯特在第二十六號牢房轉了一下。 犯人看上去情緒還不錯，只是說話略微口吃，這是他中風落下的后遺症。卡爾登勃魯納說出了吉爾伯特以前從他那里听說的同一推理。他跟集中營的關系僅存在于組織的記錄卡上。其他人在希姆萊領導下掌管集中營。他本人一頭扎在情報事務里，從未簽署過處死任何人的命令，也從未見過死亡營，壓根儿就不知道這些事情的存在。 卡爾登勃魯納的律師庫爾特·考夫曼，四十四歲，瘦高個儿，眼神狂熱而厲害。他的當事人剛對法庭宣過誓，他就往前插話，道：“你知道，你受到极其嚴重的指控，檢方把你的名字与蓋世太保的恐怖和集中營的暴行聯系在一起。現在我問你，你對被控諸罪狀負有責任嗎？" 檢察官席的律師不無贊賞地旁觀著。似乎沒有几個德國人把握住了盎格魯一撒克遜的辯論原則，即雙方律師的斗智。看來考夫曼抓住了答辯的基本原則：根据你自己的條件，直接訊問時擺脫掉最不利之處，從而搶先講盤問者要講的事。卡爾登勃魯納回答，從技術上說，他對自己管轄內發生的行為承擔責任。“我知道，全世界都把恨水往我頭上澆。”他接著說，到如今，希姆萊、蓋世太保頭自海因里希·穆勒以及掌管集中營的奧斯瓦爾德·波爾都已經死了。但是他的責任是純技術性的。這些人是真正的惡魔。考夫曼詢問了他的當事人簽署將人們關進集中營或判處死刑的數以千計的命令一事。卡爾登勃魯納回答說：“在我整個一生中，從未見過或者在任何一份保護性監禁命令上簽字。”考夫曼所指的簽名都是摹寫的或打字机打出來的。“你總會將承認你的這一陳述不大可靠，這是一件怪事。”考夫曼說道。 考夫曼宣讀一份文件上的記錄，記錄表明卡爾登勃魯納曾下令處死一隊在后方抓獲的穿制服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工，并要求他的當事人作出解釋。“這絕對不可能！"卡爾登勃魯納回答。這一行為是“違反戰爭法的犯罪行為”。考夫曼提到此前檢方某證人的證詞，證人系集中營看守，他發誓說卡爾登勃魯納曾在毛特豪森集中營觀看過對在押犯人施放毒气。卡爾登勃魯納說：“他從未見過毒气室，也不知道在毛特豪森有毒气室，…我從未到過毛詩豪森的拘留營——即嚴格意義上的集中營。”在考夫曼冷酷無情的敲擊下，卡爾登勃魯納開始以尖叫聲回答問題。 考夫曼結束其直接訊問，讓位于檢方。戴維·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及其他檢察官認識到，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對手。考夫曼并未掌握辯論原則的深奧微妙之處，而只學會了檢方的辯論原則。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本人在證明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有罪方面也不可能做得更漂亮。 法庭盤問期間，一個來自墳塋的聲音譴責卡爾登勃魯納。第三帝國中央保安局頭頭此前已听說毛特豪森的司令弗朗茲·澤雷斯在戰爭結束時的一次交火中死于非命，這使他舒了一口气。但是，約翰·哈倫·阿門提供了一份澤雷斯臨終前的招供書，涉及卡爾登勃魯納想把毛持家森幸存的囚犯關過封死的坑道和用其他殘暴手段將其窒息而死的計划。 此前的作證還判明，卡爾登勃魯納据說曾在毛持家森目睹以槍斃、絞刑和毒气處死因犯的實證，檢方就此質問了卡爾登勃魯納。 當盤問結束和卡爾登勃魯納回到被告席時，他碰見吉爾伯特，對他說：“我看見你們的人忍俊不住捧腹大笑。請向他們轉告我的祝賀，祝賀他們替我找了這么個蠢驢律師。” 岡瑟·薩德爾在沃森將軍的反情報部門供職。他坐在旁听樓座里看著卡爾登勃魯納的罪行給揭露出來。這些人毀了薩德爾一家，拆散了他的猶太父親和非猶太人母親，逼得他和父親七年前逃到美國。當他到達紐倫堡時，不知道母親是否還活在世上。 沃森一听說這個情況，便要薩德爾自己打破常規，駕著吉普車到柏林找他母親去。薩德爾發現柏林遭到的毀坏不亞于紐倫堡，只不過柏林的情況更使他痛心。柏林曾是他的家呀。他找到了那座公寓樓——彈痕密布卻還屹立在那儿，他就是在那儿長大的。他爬上第三層樓，那塊刻著“薩德爾”字的金屬銘牌已失去往日的光澤，但還釘在門上。他母親听到門鈴聲便打開了門。 沃森剛知道這一消息，便做了一件能激發薩德爾為他上刀山下火海的事情。這位將軍下令接薩德爾的母親來紐倫堡“作證”，使她享有政府提供的交通便利的便利。 在卡爾登勃魯納出庭作證期間，薩德爾被將軍從旁听樓座里召去，為將軍承擔一項新指派的任務。這項任務不比年輕的一等兵已經從事的十多項任務新奇——如建立社會通行制度，追查越獄謠言，為美國記者弄一只純种狗，讓一個德國人作為“重要證人”溜進安德勒斯的監獄為沃森做密探，等等。將軍告訴薩德爾說，他的最新任務涉及到小說家托馬斯·曼的女儿。有謠言說，眼下正采訪有關審判報導的埃麗卡·曼是個女同性戀者，与一個法國女人同居。沃森說，他對那個女人的愛情生活根本不予理會，但是她聯系廣泛，而他又負責安全工作。沃森怀疑另一名記者在她公寓里下流地偷看裸体女人。薩德爾要去阻止這件事。 海軍少校惠特尼·哈里斯几乎不相信自己會時來運轉。他听說英國人關押著魯道夫·弗倫茲·菲迪南德·霍斯，此人的名字与被告席上有時患有健忘症的魯道夫·赫斯相近。哈里斯設法將霍斯轉移到紐倫堡，在那里對他審訊了三天。即使以紐倫堡的標准來看，霍斯所披露出來的東西也是數量大得惊人。可是這些東西又有什么用呢？哈里斯感到納悶。這樁起訴案已經了結。隨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卡爾登勃魯納提出申請，要求霍斯出庭為他辯護。他為什么這樣做是一個謎，莫非他希望通過比他還要罪惡昭彰的某人与他相比，以減輕其罪行？魯道夫·霍斯是負責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最后，正如第四特別行動隊隊長奧托·奧倫道夫那樁案子一樣，惠特尼·哈里斯被剝奪了他的事業所帶來的一切恩酬。如果說要對霍斯進行盤問，那么約翰·哈倫·阿門會擔任此職的。哈里斯猜想，那些大律師事務所就是這么運轉的。默默無聞的年輕人辛勤耕耘，那些資深的伙伴則走過來摘取果實。 魯道夫·霍斯一家虔信天主教，曾打算讓他做神父的。在年幼的霍斯心目中，他的父親嚴肅冷峻，難以接近，像神似的人物。老霍斯使儿子覺得，儿子的每一條罪狀都傷害了他本人。霍斯學會了保護自己，辦法是逐步放棄与別人發生牽連，因為這樣可能免遭父親的責難。不過，他沒有當神父。相反，希特勒統治之初，1934年在達豪開辦集中營時，他就成了專職的集中營管理員。 當霍斯出庭作證時，惠特尼·哈里斯從側道觀察．仍然被這個文職的小人物的平庸所打動。卡爾登勃魯納的律師庫爾特·考夫曼精霍斯談談自己的歷史。雷斯開始說，1941年夏，他出任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這個新集中營是在波蘭農地上新建的。他把集中營擴大到可容納十万個犯人，他本期待使用這些人干農活。他解釋說：“我必須去柏林找希姆萊。他在柏林告知我以下情況：元首已下令最后解決（Endlosung）猶太人問題。我們党衛軍必須執行這一任務。”選中奧斯維辛，乃是由于那里交通便利，又地處偏僻，易于保密。霍斯還未完全弄明白他應當做什么。此后不久，党衛軍阿道夫·艾克曼前來詳細解釋霍斯的新職責。艾克曼告訴他，去參觀一下華沙附近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他就會有較好的了解。 在霍斯敘述的過程中，只有一點可能對傳他人庭的被告有价值。庫爾特·考夫曼得到證實，在霍斯掌管奧斯維辛期間，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從未去過。對檢方來說，為獲准直接參加訊問霍斯所付出的代价是低廉的。 約翰·哈倫·阿門取代考夫曼出庭質問，并大聲宣讀惠特尼·哈里斯從霍斯那里弄到的敘述他的特雷布林卡之行的口供。霍斯在口供中解釋說，他對特雷布林卡的行動印象不深。那里的指揮官用一氧化气体花了六個月時間才消滅八万人。霍斯另有高招。他在奧斯維辛的一名看守不小心喝了一丁點儿洗衣房用的齊克隆B，這是一种化學消毒劑，結果當場魂歸西天。霍斯和他的部門推斷，要是用一點點就毒死了虱子，足夠多的應能殺死人。他用齊克隆B對鎖在屋子里的蘇聯戰俘做實驗，果然有效。這种東西從房間天花板上的一個孔里落下，立即与空气中的氧發生反應，在三到十五分鐘內毒死被害者。 霍斯的奧斯維辛胜過特雷布林卡十倍。他修建的毒气室可同時容納二千名囚犯，而特雷布林卡的只裝得下二百人。他的兩座大型火葬場，配備有四台烘焦炭的兩用爐灶。霍斯證實，有了這些設備，“有可能在二十四小時內處理掉一万人”。但是只有一次達到這一高峰，那是1944年的事，“當時火車延誤造成五輛運輸車都在一天到達”。 霍斯還克服了在特雷布林卡發現的其他不足。在那里，犯人知道他們正面臨的遭遇，這就造成管理方面的問題。霍斯在奧斯維辛搞出了一套較為松弛的制度。貨車停在鐵路末站，乘客在這里被卸下車。火車机組人員和衛兵把人体貨物一運出，就被打發走。由做過保密宣誓的集中營工作人員代替他們；任何泄露奧斯維辛情況的都將被處以死刑。新到犯人在党衛軍醫生面前列隊而過，以判斷他們是否宜于工作。那些身強力壯、占裝運量的平均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被送往集中營，發給黑白條相間的囚服。而不宜工作的，包括上了年歲的、身患疾病的和“年幼之人”——用霍斯的話來說，則直接送到毒气室。他們奉令脫掉衣服，而且被告知不要忘記各自的衣服放在何處，說是讓他們送去淋浴。毒气室也确實配有蓬蓬頭、管道和排水設備。這一詭計通常是管用的。霍斯有詩為證： 四二年春天，許多花朵樣的太行走在 古老農庄，開滿花儿的果樹下， 茫然無知，正一步步走向死亡。 這些創新使霍斯在奧斯維辛任職期間能夠處理掉大約二百五十万人。 宣讀完口供后，阿門問霍斯一天殺害二千人得用多少人手。霍斯解釋說，他手下大約有三千人。他還明确表示，他絕不能容忍無端的殘暴行為。他的部下在那里是消滅人，而不是折磨人。看守的任何不軌行為，都將受到禁閉、調職的處罰，情節惡劣的則處以鞭韃。然而，我們不強迫任何看守去殺人。如果他們表示异議，就干脆分配他們別的任務。 這天的審判結束后，吉爾伯特上尉到位于監獄第二層的霍斯的牢房探監。那家伙跳了起來，不過那張面孔還保持著人們在審判室里見到的那种厭倦表情。“我想你大概想知道我的想法和習慣是否還正常。”霍斯道。“你覺得怎樣？”吉爾伯特問。霍斯回答：“我完全正常。”“甚至在做滅絕人的工作時，我還過著完全正常的家庭生活。”吉爾伯特請他繼續說下去。霍斯的确承認有一個特別之處：“我總是在獨自一人時感到最幸福……我總是自命不凡，甚至年輕時也沒有親密的朋友。我從未有過朋友。”他說，他看得見別人過得快樂，但他從未与他們共享其樂。戰后他亡命天涯，藏在一個農場里，唯一与他作伴的便是一群馬儿，那是他戰后最快活的時光。“不，”他接著說，“我從不需要交任何朋友。我同我的父母和妹妹從未真正親近過。” 吉爾伯特問霍斯：地殺害的猶太人就罪該處死嗎？霍斯解釋說，在他的一生中從未听說過別的東西，他的整個政治生活和所受的教育都告訴他：猶太人是德國的敵人，他也從未考慮到還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因為他從未听說過問題的另一方面。即便如此，也沒關系，他是一名党衛隊員嘛。“我們都受到不假思索地服從命令的訓練，我們連想都沒有想過要違背命令……我從不在對還是錯上費心思，似乎這樣做就是一种必需。” 對吉爾伯特來說，這一切總算落到了實處。不解之謎“為什么”有了答案。他坐在法院他那間半明半暗的辦公室里，兩眼盯著貼在牆上的值班表和上校制定的管理條例。吉爾伯特了解德國史，故足以告訴他，反猶或崇尚服從并非希特勒的發明創造。十九世紀初，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就已在柏林大學的講台上宣揚過拉丁人和猶太人頹廢墮落。之后，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以同樣的教授身分，贊美國家，對追求個人幸福大加嘲弄。黑格爾教誨說，所謂“幸福”時期乃是歷史上的惡臭之淵。戰爭和英雄，擺脫了常規的道德考慮，猶如一股凜冽的清爽之風，把國家推向偉大之巔。另一位早期的思想家海恩里希·馮·特賴奇克教導德國青年：“只要服從，你心里怎么想都無關緊要。”希特勒不過把他的种子播在肥沃的土壤里而已。 今天，在六OO號房間，吉爾伯特看到所有這些交融匯合到一個無名小卒身上。在達豪与被判罪的党衛軍囚徒交談過程中，他得出一個結論，即制度化的屠殺需要一种將服從置于思考之上的文化。霍斯說過：“任何人從未想過要違背命令。”早些時候奧托·奧倫道夫在作證時，冷靜地解釋他的第四特別行動隊是如何槍殺九万人的，這第二個“不解之謎’悄然有了答案：如果你被說服，要你殺的不是人而是低于人的有害動物，那你會遵命行事的。放映給德國部隊看的電影《永遠的猶太佬》，把猶太人描繪成寄生于德國并侵害德國的耗子。霍斯對吉爾伯特說：“我們認為保護德國免遭猶太人之害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盲目順從和种族仇恨這兩股力量雖足以說明裝配線上作業的劊子手，卻不能解析實現最后解決的設計者和工程師，像奧倫道夫和雷斯這樣受過教育甚至精明老練的人的行為。后者向吉爾伯特提供了最后一個“不解之謎”的答案：這個家伙“從來沒有朋友”，宁愿以馬為伴而不以人為友。想到這里，吉爾伯特寫道：魯道夫·霍斯“乍看很正常，但缺少一种正常人所必需的東西，即心理學上的神入，我們人類同胞相通的感受能力”。霍斯把奧斯維辛的數百万人說成不是人，而是“我面前閃過的陰影”。不假思索的盲目服從、种族主義和切斷人類的血緣聯系，這一切糅到一塊儿，你就能造就出奧斯維辛的指揮官。 吉爾伯特為“不解之謎”找到了他滿意的答案，卻反而使他意气消沉。任何社會都有權迷心竅的人物，狂熱分子無處不在。每天都有毫無正常人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大街小巷上走著。患有潛在的精神病的人更是隨處可見。在納粹德國，區別僅在于，這些人不是在社會的邊緣發揮作用，他們主宰著社會。 安德勒斯上校仔細看著請柬，心里有一种混合著惊訝、好奇和謹慎的感覺，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快樂。記者團邀請他去施坦因的費伯一卡斯托爾城堡參加為他舉行的生日晚會。几個月來，上校与新聞界的關系几乎沒有什么改善。這一幫記者對他的部下連騙帶哄地挖消息，弄得他与法庭關系不睦。不久前，《星條旗報》刊登了一篇類似采訪戈林的報導，為這事儿，安德勒斯讓勞倫斯法官訓斥了一番。實際上，一個有事業心的記者設法使奧托·斯塔馬爾塞給他的當事人一連串問題。 對安德勒斯來說。最難纏的莫過于要滿足記者的要求了。記者們對安德勒斯則有一种失意感。什么牢房啦，看守啦，監獄的圍牆啦，安德勒斯橫亙在他們和他們最需要的報導之間——直接采訪被告。安德勒斯認為，他們的邀請可能是說服軟化工作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本人公眾形象很不錯。多數報導把他描繪成美國道地的牛仔，他能毀掉最頑固的納粹分子，能對付紐倫堡最無賴的囚犯。他決定接受邀請。日子定在4月15日，即魯道夫·霍斯結束作證后的第二天。 上校發現記者酒吧里擠滿了他在審判室里所熟識的面孔。很景仰他的鮑里斯·波列伏依上前對上校投以熱情的擁抱以示歡迎。一個來自芝加哥的記者跟安德勒斯開玩笑說，有人寫文章說他同囚徒打交道時使用褻瀆的言語。他說，安德勒斯有一套他和他的囚徒都同意的詛咒之論，強調詛咒在兩种場合都适用：“一是當你不能說服人們相信你，除非你發狂了；一是當你同像你這樣的老于世故的一小群人打交道時，他們會發現狗娘養的’用得恰到好處，很逗樂的。”大家哄堂大笑，上校也面露笑顏。他這個頭開得好。 大家轉而談到霍斯的證詞。一個英國記者問，在地面上用毒气毒死人或從空中炸死他們，這在道義上有何區別。抬頭看著漢堡和德勒斯登的熊熊烈火吧。大約有六十万名德國人在空襲中喪生，是英國的二十倍多。英國夷平城市戰略的創始人阿瑟·“轟炸机”·哈里斯手上沾的鮮血跟魯道夫·霍斯這樣的人的鮮血一樣多。英國人還說，美國人最好也不要當手上沾著鮮血的品格高尚的人，看看廣島和長崎吧。 安德勒斯說，他只是一名軍人，無意陷入倫理上的困惑。一名美國記者作了答复。他說，戰爭結束以來，他沒有看到盟軍把炸彈扔到德國人頭上。但是有難相信，要是德國打贏了這場戰爭，對猶太人的屠殺會停止下來嗎？六万盟軍飛行員為連續猛攻德國使之投降而喪生。 記者們几乎离開了監獄區，向上校打听每個被告的乖僻之處。安德勒斯避免發表個人意見，只是一個勁儿地說他的安全措施如何嚴密。到晚會結束時，他覺得他們的命運并不坏。他在生日晚會上玩得滿快活。 ------------------ 圖書在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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