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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席中擁擠、喧鬧、煙霧繚繞。不過，開庭以來記者們過于擁擠的局面已大大減輕。報界不再每天重點報導審判情況，因為不管證据怎樣轟動，審判畢竟已進行了六個星期。記者們開始爭奪新鮮角度的報導。二十四歲的武裝部隊新聞廣播网負責人哈爾·伯森想出一個主意，來找安德勒斯上校商量。伯森想以一名看守的身分進入。牢區。安德勒斯上校告訴他：“伙計，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從而拒絕了他的要求。既然伯森自己不能進入監獄，他就培植看守作為新聞的來源。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在報導中透露了獅身人面般的約德爾是最不受歡迎的犯人；凱特爾最干淨整洁；赫斯和里賓特洛甫最為邋遢，在這點上兩人不相上下；最受歡迎的犯人中有斯佩爾。而且，他不費力地了解到，美國兵特別喜歡的人是戈林。 一位澳大利亞記者問安德勒斯，他是否可以問問被告們有關他們做夢的問題。安德勒斯同精神病醫生凱利商量這位記者的請求，凱利拒絕了。凱利稅，提這种問題會使犯人們心煩意亂。他隱瞞沒說的是．被告們所做的夢正是他与吉爾伯特計划要寫的書的材料。那個澳大利亞人堅持不懈，后來又去找辯護律師們打听是否知道他們的委托人做些什么樣的夢。他們告訴他，有八個被告承認周期性地夢到安德勒斯上校處罰他們的可怕的事。 記者們閱讀1月4日星期五的公告欄，發現法庭將對德國最高統帥部進行起訴。在所有被起訴的机构中，給該机构定罪看來最為困難。六年來的戰爭影片、新聞片、書籍和盟國的宣傳，已使蓋世太保和党衛軍之類的名稱成了恐怖和死亡的同義詞。但是最高統帥部的情況又如何呢？這些人是三軍將領，他們指揮由政客們發動的戰爭。這种情況在德國同其他國家都是一樣的。檢方必須證明，這些職業軍人不僅進行戰爭，而且參与發動戰爭，還在戰爭中犯下罪行。最高統帥部一案的檢察官將是特爾福德·泰勒上校。 這一起訴并不是泰勒原來所選擇的任務。他經英國布萊奇利的极端密碼破譯局推荐來到紐倫堡，是最終被杰克遜挑中來法庭的許多律師中的一員。在紐倫堡，他一直做杰克遜与俄國人的聯絡官這一不太費力的工作。由于無人愿意負責最高統帥部起訴案，泰勒因沒有更好的工作而將之承擔起來。同時，他還做了一個補償性的安排。監獄里關滿了在大納粹頭子之后即將受審的次級納粹分子。羅伯特·杰克遜已找到特爾福德·泰勒作為一位能干的接班人。繼杰克遜之后泰勒將成為首席檢察官，這一前景為他待下去并負責這個費力不討好卻富有挑戰性的最高統帥部起訴案提供了動力。 從泰勒走上檢察官席的一刻起，他的表現就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他外表引人注目，清瘦、英俊，波狀頭發，身穿制服，一派詩人气質，在紐倫堡的社交圈中，泰勒贏得了文藝复興時期全才人物的美名，他是网球賽手、鋼琴家、雙簧管演奏家、作曲家、作家、橋牌高手和舞林高手。只是由于他的自我保護的超然神態，才止住了一些人對他的接近。他既不擁有、也不追求平易近人的作風。 泰勒追述一個令人尊敬的軍官團如何腐化變質并轉變為有失軍人身分的、希特勒的可恥工具時，他的推理能力使全法庭的人為之傾倒。正如一位同事說的那樣，他“像律師們判定的精明那樣精明”。他記憶力超群，能夠回憶起各种判例并按照進展的邏輯掌握著他的案子。在語言運用上，法庭里唯一可以与他媲美的人是杰克遜。泰勒給自己定了一個最小的目標：也許不能證明整個最高統帥部犯罪，但他決定使法庭相信單個的德國將軍可以是戰爭罪犯。 l月7日星期一上午，天气清澈寒冷。泰勒上校繼續起訴，他要求法庭將他宣讀的一份文件寫入記錄。在泰勒宣讀時，奧托·納爾特律師向他的委托人陸軍元帥凱特爾瞟了一眼。那個老軍人毫無表情地坐著，就像是一個人站在鐵軌上而沒有听到火車在開近。泰勒念道：“1944年3月24日當天或前后，在意大利的拉斯貝澤，安頓·多斯勒將軍違反戰爭法規，的确下令就地槍決一批美國被俘軍事人員…” 坐在法庭里的戰略情報局的人員知道這個事件。一個十五人的小分隊曾經越過戰線在意大利的北部偷渡上岸，計划炸掉一個鐵路隧道。這些人被捕時，身上穿著制服，正在執行正統的軍事任務。根据多斯勒的命令，他們不經審判就被槍決。多斯勒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說，他是在執行凱特爾陸軍元帥簽署的“突擊隊命令”。泰勒指出，多斯勒已經在意大利的一個軍事法庭受審并且在上個月已被處決。 泰勒走上檢察官席，拿起另一份編號為第五五一PS號的文件。他說，這份文件將駁斥這樣一种慣用的辯護腔調，即希特勒的甚至是最罪惡的意志也必須服從，否則將受到包括死亡在內的處罰。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并在法國取得立足點后，西線總部的德軍將領們詢問“突擊隊命令”是否仍然有效。得到的答复說，命令“完全有效”。凡發現在戰斗外圍執行任務的任何盟軍部隊，以及任何被抓獲的空降兵，都將被槍決。此外，西線總部必須每天報告消滅這些“破坏者”的數字，這一命令也是凱特爾元帥發出的。泰勒繼續說，凱特爾之流想使法庭相信，執行希特勒的意志沒有商量的余地，眾所周知，他們必須殺人或者被殺。泰勒說那不是真的，每一名德國士兵的手冊上講得很清楚，明知是非法命令而去執行是一种犯罪。埃爾溫·隆美爾元帥也許是德國軍人中最勇敢的人，他在接到重新确認的“突擊隊命令”時，干脆把它付之一炬。 那天下午法庭剛一休庭，吉爾伯特上尉就從被告席飛快跑到司法大廈的記者間。他要找那天一位證人所作的有關最高統帥部的陳述。此人名叫埃里克·馮·德姆·巴赫一澤萊威斯基，四十六歲，是希姆萊帝國軍事力量党衛軍“志愿”部隊的將軍。記錄了該證詞的記者翻開筆記本，在打字机上卷入一張紙，打出了吉爾伯特想要的那段話：“當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以及猶太人甚至不是人的這种說教實行几年和几十年后，我認為出現這樣一种爆發是不可避免的。”巴赫一澤萊威斯基所說的“爆發”，是指在鎮壓俄國游擊隊抵抗中他自己所起的作用。 站在證人席上的巴赫一澤萊威斯基看起來并不像是個惡棍。他高瘦藍眼，帶著一副普通教師和藹可親的神態。可是在逮捕和處決游擊戰士以及關押成千上万的人質上，他以殘酷無情而出名。希特勒曾一度稱巴赫一澤萊威斯基是“党的模范戰士”。辯護律師們的反質試圖證明，只有像巴赫一澤萊威斯基自己的党衛軍這樣的單位——而不是正規軍隊的士兵——才大規模地集体殺人。但是這位證人卻認為，德國整個戰爭机器都犯有罪行。 當听到巴赫一澤萊威斯基在法庭上說猶太人甚至不被看作是人時，吉爾伯特頭腦中突然閃現出一些東西。他拿著法庭記者給他打好的證詞，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吉爾伯特翻到一周前他做的奧托·奧倫道夫證詞的筆記，還有威斯利森尼的敘述。威斯利森尼說阿道夫·艾克曼曾令人悚然地夸耀他屠殺過數百万人。 為什么經過精密安排、常規實施的集体屠殺一般都由有教養的人來執行？為尋找這個答案，吉爾伯特費盡了腦筋。他對達豪判刑罪犯的探訪為這個謎提供了部分答案：那是因為有一种造成盲目服從的文化。奧倫道夫的證詞證實了這一點。巴赫一澤萊威斯基今天的陳述提供了另一部分答案，對此吉爾伯特最近思考得很多。普通德國人不會去殺死無辜的人們。但是如果像巴赫一澤萊威斯基指出的那樣，德國人成年累月地受到強大的宣傳影響，說斯拉夫人或猶太人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應對德國的不幸負責的墮落种族，那又會怎樣？如果這种態度是政府官方的立場，那又會怎樣？如果把這個國家猶太人被剝奪了的法律權利（工作權、財產權、婚姻自由甚至公民權）給予最低層的德國人，那又會怎樣？所以，具有盲目服從性格的人，被要求去鏟除社會上的寄生虫，他就找到了這樣做的合理基礎。吉爾伯特認為，這兩個因素大体上說明了那個“為什么”.不過，還應該有更多的因素。 對有關組織的起訴已經結束，辯護將在稍后時間進行。法庭日程表上的下一個安排是對被告個人的起訴。1月8日，指控第一批被告人即戈林、赫斯、里賓特洛甫時，法庭上宣讀了大量的文件。第二天早晨，當被告們离開操場時，凱特爾咋呼一聲立正，轉開身讓赫爾曼·戈林在他前面走回監獄。這天晚上他同奧托·納爾特會面時，他想告訴這位辯護律師戈林可以怎樣幫他。 凱特爾期待著納爾特的到來，這也是為了打破生活的單調乏味。現在白天很短，晚飯后几乎就不能讀信或寫信。他們只得在昏暗中趴伏靜坐，直到9點上床睡覺。而這時，看守們卻違反常情地用可惡的探照燈照進牢房。他們唯一不被盯著的時間是坐在凹室的抽水馬桶上的時候，這時看守門只能看見他們的腳。對他們來說，生活已經變為周一到周五在法庭受審，夜晚和周末忍受孤獨。只有与他們的律師會面、凱利和吉爾伯特的巡視以及操場上几分鐘的活動才打破這种狀態。盡管有令人尷尬的直腸檢查，凱特爾還是期待著每周一次的冷水淋浴。 奧托·納爾特是辯護人員中的一名前納粹律師。他是個稅務律師，過去曾發現他与納粹党的關系對開展律師業務很有用。在會客室見面時，納爾特律師問凱特爾在早期審訊中是否确認了自己在“突擊隊命令”上的簽名。凱特爾點了點頭。他作怎么樣的選擇？普魯士軍人榮譽的准則迫使他講了真話。納爾特想知道，凱特爾認為戈林能為他做點什么？凱特爾解釋說，他曾經懇求戈林讓他去前線指揮部隊。雖然是陸軍元帥，讓他去指揮一個師也愿意，只要能躲開元首每天的侮辱，讓他干任何事情他都會心滿意足。如果戈林在法庭上能證實凱特爾曾作過這樣的請求，凱特爾推想那將證明他并不是希特勒朝廷中死心塌地的成員。納爾特在分手時間凱特爾，是否有話捎給他的妻子？她目前和約德爾的妻子一起住在紐倫堡。凱特爾說，他給家庭帶來的恥辱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凱特爾告訴律師說，就請她為他祈禱吧。 雖然丈夫的過于普魯土軍官化并不能怪她，但凱特爾太太還是要部分地為她丈夫現在的命運負責。1934年，凱特爾已接近實現了自己的夢想。父親去世后，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開軍隊，去做坐落在布倫瑞克的赫爾姆謝羅德地方他的家族領地的主人。莉薩這位釀酒商的女儿卻十分固執地反對。為什么她能成為將軍夫人，卻要當一個農場主的妻子呢？凱特爾就這樣繼續待在軍隊中。當希特勒任命他為最高統帥部參謀長時，凱特爾的軍官同僚們都大吃一惊。希特勒一次說凱特爾有“電影院引座員的頭腦”時，另一位軍官問元首為什么要任命他為德國軍隊的最高層人物，希特勒回答說，因為此人“像狗一樣忠誠”。 外表瀟洒英武的凱特爾也為另一個目的服務。1938年在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威脅奧地利總理庫爾特·馮·許士尼格交出國家權力時，大聲地把凱特爾從接待室叫出來。元首問道，德國軍隊已經進入進攻准備狀態了嗎？凱特爾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站在那里，身穿整齊筆挺的制服，是個十足的軍人形象。這個不言而喻的信息對許士尼格起了作用。 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只是一名下士，可是凱特爾卻被元首的軍事天才迷住了。不管將軍們提出什么爭議問題，希特勒總能引用毛奇、施里芬或克勞塞維茨的話予以對付。凱特爾深信不疑地承認，在軍事問題上，“我是學生，而元首是大師”。 与律師見完面后，凱特爾被送回牢房。除了門鎖在他身后砰地一聲關閉后，牢房內的一切如死一般寂靜。他脫去外衣，疊折整齊。因牢房里不允許使用鉤子和挂釘，他就把衣服放在石頭地板上。凱特爾問看守他今晚是否可以坐在床上熬夜，因為他脖子上長了個討厭的癤子。這件事他沒有告訴弗魯克醫生，他也從來不向醫生報告他的病情。不過，他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是人為約束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現在的血壓是一八O：一O0。他曾向凱利少校透露，他在戰爭中曾經三次想自殺。凱利這樣寫過凱特爾：“目前，他已沒有繼續活下去的需要，因此，他是最有可能自殺的人物之一。” 辯護律師們把司法大廈附近一個幸存的小旅館——星球旅館作為自己的聚集點。奧托·納爾特在与他的委托人凱特爾見面后到了那里。走進旅館時，一堆柴火半明半暗地燒著，熱气微微，納爾特覺得很是不錯。時間已很晚了，他只找到了一位同事路德維希·巴貝爾。旅店老板給納爾特來了一杯啤酒。巴貝爾說，德國啤酒是從戰爭中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的一种東西。納爾特一臉倦色地說，他但愿上帝保佑多斯勒的證詞從來沒有出現。他怀疑，當一名德國將軍已因為執行命令而被槍決時，他怎么能挽救發布這項“突擊隊命令”的那個人呢？ 檢方已起訴完坐在被告席前排的被告，一個接一個，就像對付射擊場上的靶子一樣。五月9日輪到羅森堡。當施特賴歇爾開鑿反猶的溝壑時，羅森堡則竭力把反猶思想提升為一种体面的哲學。對于令人發笑的納粹頭銜，例如負責監督党的意識形態整体訓練暨教育的副元首，以及負責保衛党和國家的國家社會主義哲學的長官，他都非常熱衷。羅森堡被起訴受審，是因為他后來擔任東方占領區部長和洗劫藝術品行動負責人之故。 道格拉斯·凱利少校坐在來賓席上，從那里可以看到他的同事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在被告席周圍徘徊。凱利仔細看著羅森堡，發現此人英俊但缺乏生气，頭上留著那個年代美國年輕人熟悉的直高后梳二分發型。他想起第一次去那人牢房的情景。羅森堡對凱和談起了他的書《二十世紀的神話》。神話一詞譯得很不貼切，用傳奇這個詞會更好些，因為羅森堡提出了有關日耳曼民族高貴血統的一套半神秘主義的理論。1934年該書出版時，共售出了二十五万冊。不過，這本書的主要特點好像是可讀性很差。它是用德國哲學的龐雜晦澀風格寫成的。這本書希特勒翻了一遍，而戈林從來沒有碰過。宣傳部長戈培爾稱《二十世紀的神話》是“一次意識形態的噴發”。不過，戈培爾了解他的同胞，如果他們不能徹底了解羅森堡，那他們就一定會覺得此人淵博高深。 凱利在早先的那次探訪中帶去一名年輕的美國譯員。羅森堡問凱利，他是否知道一名滿身油污的潛艇水手一旦從引擎室爬回宿舍就做什么？羅森堡自己回答說，這位水手一回到宿舍就伸手拿起他的那本《二十世紀的神話》。凱利請譯員翻譯一段羅森堡的書中內容。那位納粹分子開始拿出那本頁角卷曲的書。但他首先詢問這位譯員信什么宗教，譯員答复說信天主教。羅森堡立即從譯員手中抽回書，說道：“這位年輕人為他的國家工作，是一名好戰士和好天主教徒。如果他要讀我的書，他會立即与教堂斷絕關系。我不想為這事負責。” 那天凱利离開牢房時，羅森堡交給他用普通寫法記著什么東西的一棵紙。他說，這是一份備忘錄，它對美國有巨大的潛在价值。這是一份“美國黑人安置非洲”的計划，羅森堡在該計划中寫道，他已作了必需的計算，如果美國不听從他的忠告，“一百五十年內美國人將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不純洁的混血雜种。” 這一天針對羅森堡的起訴總結是由一個新的人物來做的。瓦爾特·布魯德諾的出庭体現了才能而不是等級的胜利。布魯德諾在紐倫堡是個不多見的人物。他是一名沒有任命狀的律師，是在高級官員成堆的地方的一名一等兵。盡管外表給人印象良好，而且人又能干，布魯德諾卻被上司撇在一邊。實際上每個上司都是如此，最后還是杰克遜發現了他。這位首席檢察官用一种能產生實效的辦法解決了布魯德諾等級地位問題：他讓軍隊解除了布魯德諾的軍職，事實上把他提拔成文官。雖然這是布魯德諾初次上法庭，但還是沒有使他被饒恕和逃過杰弗里·勞倫斯爵士尖銳的話語。這位法官鼻子尖上架著一副眼鏡，說道：“布魯德諾先生，你已經几次向我們提到了《二十世紀的神話》。怖魯德諾點點頭說：“是的，先生。”勞倫斯說：“我們不想再听到它。”這是一位英國中學校長般的聲音，嚴肅正經但使人受不了。 勞倫斯的不偏不倚一開始就把被告們弄糊涂了。甚至是每次他進入法庭，也表現出他對公正法則的尊重。他身穿黑袍和條形褲，在落座以前先向檢察官后又向辯護律師鞠躬。到這時，被告和辯護律師對勞倫斯已日益敬仰。當听到勞倫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為炮手而獲得卓越勳章后，他們更增加了對他的尊敬。漢斯·弗里奇這位接受審判的廣播宣傳家，怀著敬畏的心情聆听了勞倫斯爵士精确簡洁的講話，他尤其欽佩這位爵士不提高聲調就擁有絕對權威的天賦。弗里奇對他的同胞評論說，勞倫斯是“如此的英國化，如此的非日耳曼化。” 布魯德諾結束他的總結發言時，道格拉斯·凱利的目光還盯在羅森堡身上。這是一個愚蠢、傲慢的人，在兜售他的哲學垃圾方面又是一個頭腦糊涂的人。但凱利很想知道，這個案子能判死刑嗎？就算檢方證實了羅森堡監督從被征服國家猶太人家庭中竊取了大批的藝術品和裝飾品，但他從未殺死過任何人。他擔任東方占領區部長時，實際上曾試圖阻止在蘇聯實行的大規模屠殺。可是，他的權威很快受到更加殘暴的党衛軍人物破坏。凱利在審視被告席上這人的臉時心里問自己，是誰把殺人的憎恨灌輸給這些屠夫？他想起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殺人是首惡，同謀犯并不比殺人犯要好，理論家是最坏的。” 霍華德·K·史密斯抓到了一個廣播報導的新題目。在國內，當男人出國打仗時，婦女填補了無數的工作需要，這就是鉚工羅前現象。在紐倫堡這里，史密斯觀察到，在六百名美國工作人員中，有多達一半的是女性。她們不僅做秘書，而且還做調查研究人員和翻譯。美國檢察官中有兩名律師是女性。史密斯在報導中告訴美國人說，陸軍婦女隊的凱瑟琳·法爾維少校將回國競選馬薩諸塞州的立法議員。他講述，三十歲的哈麗雅特·澤特堡是威斯康辛大學一位聰明的法律評論研究生，以准備有力的法律辯論書而出名。除澤特堡本人外未被人們注意到的，也許還有她并不在法庭拋頭露面。上台的角色是留給工作人員中的男性的。她的丈夫是另一位起訴律師丹尼爾·馬戈利斯。因為有不准配偶在一起的命令，這對夫婦表現得像沒結婚一樣，而且在紐倫堡大飯店的一間房里“姘居”。 1月10日上午，被告們從監獄被帶到法庭時，吉爾伯特上尉走在漢斯·弗蘭克的旁邊以表示給他道義的支持。二十一名被告形成了四個不明确并時有變化的小派別：戈林控制的頑固不化派；以沙赫特為首的憤慨派；以紹克爾為典型的迷惑派；由斯佩爾和弗蘭克領導的悔罪派。 在法庭上，戰略情報局滑翔部隊軍官威廉·鮑德溫上校引用弗蘭克在做波蘭總督時所寫的日記片段，開始了對弗蘭克的起訴。鮑德溫宣讀第二三三PS號文件：“1941年9月，被告弗蘭克的主任軍醫向他報告波蘭人令人吃惊的健康狀況。我現在讀日記第六十四頁的內容。波蘭人現在每天配給他們的食物相當于六百卡，而一個人的正常需要是二千二百卡……染上傳染病的波蘭人總數已達到百分之四十……這种狀況對來波蘭的德國士兵們是個嚴重威脅。”不過，鮑德溫繼續說道：“1942年8月，弗蘭克批准了一個新的計划，要求以犧牲波蘭人為代价向德國人提供更多的糧食。我再次引用他的日記，第三十頁上說：在德國人民遭受饑餓以前，占領區及其人民必須先挨餓。這意味著今年向波蘭征收的糧食將比去年多六倍。新的需求將完全以犧牲外國人為代价來完成，這項政策必須絕不心軟地執行。” 站在被告席左側的吉爾伯特上尉仔細觀察弗蘭克。鮑德溫的論据像重錘一樣去了下來，吉爾伯特看得見那人几乎要被壓垮了。吉爾伯特擔心鮑德溫的這一猛擊會導致弗蘭克倒退，并且在死硬分子的陣營即戈林一伙中尋找同情和理解。 1月11日星期五，哈麗雅特·澤特堡和丈夫丹尼爾·馬戈和斯急匆匆地走進法庭。圣誕節休假期間這對夫婦赴捷克跟蹤調查一位內科醫生弗郎茲·布拉哈博士。檢方相信，布拉哈的經歷將會證明几個被告有罪。這位醫生今天作為托馬斯·多德起訴中的證人出庭作證。 布拉哈在戰爭初期被納粹分子逮捕并關押在達豪集中營。那里的長官命令他在健康犯人身上進行傷寒試驗，他拒絕這樣做，從而被放逐到尸体解剖室。到戰爭結束時，布拉哈做了一万二千例尸体解剖。當這位醫生走上證人席時，馬戈利斯和澤特堡感到吃惊的是，此人盡力保持著那种固有的尊嚴。他臉上皺紋密布，眼色疲沓，說話聲音平靜且令人信服。 “夜霧命令”一事以前只在文件證据中講到過。凱特爾在發布這項命令時曾訓示說：“威嚇的目的，只能通過死刑或通過采取措施使犯人們的親屬或其他的人們不知道罪犯的命運才能達到。”多德要求布拉哈以第一手的材料講述根据該命令那些從家中被迅速而神秘地帶走的人們的情況。布拉哈作證說，他看見為加快被害者的消失，他們被槍決在焚尸爐前。正像德國人喜歡說的，這是“我們把他們變成霧”的地方。 多德問布拉哈，他是否在達豪見過被告席中的什么人。這個問題极其重要，因為被告們大多數否認對集中營的活動有任何了解。布拉哈用單調的聲音數出這些名字：“羅森堡、弗里克、丰克、紹克爾。”有一張臉孔從布拉哈來到法庭時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被告席中坐著的有他的那位靦腆、勤奮的童年好友亞瑟·扎提奇。扎提奇离開捷克后到了奧地利，并且成為一名飛黃騰達的納粹分子。他先是弗蘭克統治波蘭的助手，后來又成為駐荷蘭的帝國專員，是擁有大權的頭面人物。布拉哈的這位朋友很早就已改名為塞斯一英夸持了。 1月12日，隨著法庭中戲劇性場面的暫時停止，生活又返回到水泥小牢房的束縛中，監獄里籠罩著一股星期六下午的气氛。由于被告們在周末感到最為寂寞以及他們警惕性的放松，吉爾伯特此時探訪收獲最大。當這位心理學家走進監獄時，一個因表現不錯而享有些特殊權利的戰犯拉著一只曾裝過軍用面粉的麻袋走了出來。吉爾伯特到現在已熟知監獄生活中這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他知道，那只麻袋里裝著從廚房搞來的咖啡，而且正從監獄中私運出去在紐倫堡市場上出售。吉爾伯特又碰到一個享有特權的人，他是監獄圖書管理員奧托·施特倫，正推著一板車書挨著牢房送過去。吉爾伯特問他是否有給斯佩爾的書，施特倫遞給他一冊書。吉爾伯特看了看書名，是路德維希·里克特寫的《一位德國畫家的回憶錄》。 十七號牢房的斯佩爾急切地等待著吉爾伯特的來訪。他決心打破戈林對被告同伙們的控制，特別是在庫博肖克律師宣稱斯佩爾曾計划刺殺希特勒后，戈林競那樣地攻擊他。斯佩爾清楚地明白，法官和檢方希望從被告們那里得到的，不是戈林的一致抵抗的企圖，而是各人的認罪和悔過。斯佩爾正在极力拉攏更多的被告和他一起走這條道路，他對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寄予很高的希望。席拉赫現在正在談論說要寫東西來譴責希特勒，斯佩爾認為，應該讓這個可塑的人物离開戈林。早些時候，弗蘭克似乎也穩穩地在悔過派的一邊，但是自從受到起訴的打擊之后，他大惑不解，問自己為什么要拋棄他的老伙伴。也許他最終應當和戈林而不是和鄙視他的人站在一起，斯佩爾感到奇怪：戈林沒有絲毫真正的權力，但卻能威嚇和控制他人。 斯佩爾長期以來就熟悉戈林慣用的恐嚇和脅迫手段。戰爭后期，他給戈林看一种尚在試驗中的噴气式飛机，戈林立刻帶著這個消息去見希特勒。希特勒大喜過望，他想知道，空軍可使用多少架這种飛机，需要多長時間？戈林告訴希特勒，至少有五百架，而且几乎馬上就行。戈林明明知道斯佩爾遠遠沒有准備好生產這种飛机卻這樣說。當飛机未能很快在空中出現時，希特勒大怒，而戈林則推諉于斯佩爾。 斯佩爾認為，軟弱的卡爾登勃魯納也許可以列為一個悔過者，而且斯佩爾更多地把他當作盟友而不是對手。只有卡爾登勃魯納才知道“七·二O”陰謀失敗后的日子里斯佩爾真正出了什么問題。斯佩爾十分精明，盡管他為納粹政權效命，他仍設法贏得了密謀者們的尊敬。事件發生后，卡爾登勃魯納前來找斯佩爾。卡爾登勃魯納用熱烈而略帶威脅的口气告訴斯佩爾說，他的手下在班德勒大街最高統帥部的一個保險柜里發現了密謀者計划成立政府的一份材料。他拿出一張密謀者的政府組織表，把它交給斯佩爾。在標示著“戰略物資部”的方框內有斯佩爾的名字，打印的字跡清清楚楚。斯佩爾馬上指出，沿著方框外面有一個鉛筆注釋寫著：“如果可能的話。”他說，密謀者可能想要他參加，但他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斯佩爾否認知道這個陰謀。了解到這點后，卡爾登勃魯納對他神秘地一笑，然后离開了。 第二天，斯佩爾召集他的高層屬僚開了一個“效忠會議”。在以往的講話中，他總避免對党的吹捧。可是這一天，斯佩爾卻像個大區領袖一樣喋喋不休。他把希特勒的領導吹上了天，而且极力表白他對“偉大元首”的不渝忠誠。他說，他希望所有為他工作的人對德國的元首都有同樣的忠誠。 那次刺殺希特勒密謀失敗后，將近五千名德國人被判處死刑，其中許多人遠沒有像斯佩爾牽涉的這樣深。希特勒當然了解卡爾登勃魯納掌握的情況。斯佩爾免于一死，只能從希特勒最罕有的感情方面得到解釋：他真的喜歡斯佩爾。二十六號牢房里那個牢騷滿腹的卡爾登勃魯納對斯佩爾在事件失敗后急不可耐的效忠表現會緘口不言嗎？斯佩爾坦愿他保持沉默。 吉爾伯特一到來，斯佩爾用帶著很重回音的流利英語熱情招呼這位心理學家。吉爾伯特早就注意到斯佩爾對語言的熟練掌握程度。當譯員在翻譯中偶爾因個別詞卡住時，斯佩爾就在紙上寫出他的建議，交給用玻璃隔開的譯員工作室。譯員們一致認為，斯佩爾的意見總是与原意最接近。吉爾伯特認為從更多的意義上講，斯佩爾和他的征服者說著同一語言。 吉爾伯特把圖書館的那本書交給斯佩爾，他們兩人之間已有了某种親密的關系。在前次探訪后，這位心理學家寫道：“斯佩爾堅持說他采取目前的立場并不是為了免受死刑，這顯然是真實的。因為甚至在審判開始之前，他就是承認支持希特勒政權就是犯了共同罪的唯一的一個人。” 斯佩爾閒翻著書，同時向吉爾伯特說他過去是如何地懦弱。他憎恨戈林，可是他還和其他人一道向戈林祝賀生日。在這個監獄里，他才最終解脫自由了。可是，大多數被告仍處在戈林的束縛下。弗蘭克在動搖，斯佩爾和戈林在公開爭奪席拉赫。斯佩爾說：“你知道，讓被告們集体進餐和活動不是一個好主意，這樣做使戈林能不斷控制住他們。” 吉爾伯特离開牢房后，思考著斯佩爾的意見。他決定向安德勒斯上校建議作出一項新的安排。 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上尉對咖啡廳里有吸引力的德國收款員老練地投去一瞥，然后付了他的咖啡和糕點賬。他在附近的一張桌子前坐下。斯普雷徹是個三十一歲的美國人，高個子，寬肩膀，生性坦率，充沛的精力使他過著勤奮工作、積极玩樂的生活。他對不与敵國异性親近的規定從來不屑一顧，即使該規定在執行時也是如此。斯普雷徹剛從一次別扭的婚姻和离婚中擺脫出來，所以自來紐倫堡的第一個星期起他就与德國小姐約會。 他把最近辦的案子的有關文件隨身帶到了咖啡廳。納粹勞工陣線主席羅伯特·榮的自殺使他上當并退出了他第一個重大起訴案件，斯普雷徹對此深感失望。此后，他被分派負責宣傳家漢斯·弗里奇的起訴案子。斯普雷徹知道，此人几乎不在被告席中的希特勒主要助手之列。斯普雷徹細致、有說服力的法律辯論書不斷得到杰克遜的贊許，因而這位律師又被派去負責更有挑戰性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案子。作為希特勒青年團過去的領導人，席拉赫希望使人們相信他在德國的地位只不過是像美國童子軍總監那樣，從而在審判中能蒙混過關。可是，斯普雷徹卻找出一份遠比這要黑暗得多的記錄。 他在喝咖啡時看到的信件，既使他好奇，又讓他惱怒。《獨立宣言》簽名者的美國后人竟然給法庭寫信，懇求寬恕巴爾杜爾·馮·席拉赫。這個被指控的納粹戰犯實際上是個四分之三血統的美國人。席拉赫的祖父移居美國，當過聯邦軍隊的少校，在布爾倫戰斗中失去了一條腿，而且還是亞伯拉罕·林肯葬禮上一名光榮的抬棺人。他与一位美國女人結婚，后來回到德國。席拉赫的父親也娶了一個美國女人。席拉赫母親的祖先是“獨立宣言”的一位簽署人，而且也是美國革命女儿會的支持者。 斯普雷徹認為，席拉赫像斯佩爾和弗里克一樣，是他的階級的一個叛逆者。席拉赫的父親是威瑪國家劇院總監，幼年的席拉赫在詩歌、戲劇和音樂的世界里長大。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災難使老席拉赫失掉了工作。因為家道中落，巴爾杜爾·馮·席拉赫開始閱讀亨利·福特的《國際猶太人》之類的反猶書籍。十八歲時，他變成了一個不多見的人，一個有教養的沖鋒隊員。 斯普雷徹已研究過他在法庭上的起訴目標。席拉赫有一种吃不了苦的弱點。發福的身体和滾圓的臉龐說明他吃的奶油蛋糕太多。鑒于他所處的青年團領袖地位以及他的長相，席拉赫不可避免地被怀疑是同性戀者，即使他已結婚并且有四個孩子也并沒有使他脫開嫌疑。一個法庭觀察者認為，席拉赫流露出“在周末報刊上緊張不安的童子軍隊長的那种气味”。 1933年，希特勒任命那年二十六歲的席拉赫為德國青年團的領導人。在這個職位上，席拉赫編織了一個几乎网住所有德國男孩和女孩的政治大网。男孩十歲時加入少年團，女孩十歲時則加入少女團。到十四歲，男孩成為希特勒青年團的正式成員，而女孩則成為德國婦女協會成員。男孩到了十八歲就成為党員。到1939年，席拉赫系統已擁有總數達九百万的可能正在追求健康、美和文化的年輕人。席拉赫喜歡這樣說：“每一個在前線犧牲的德國小伙子都是為莫扎特而死。” 斯普雷徹承認，領導健壯、前進和歌唱著的青少年男女的運動几乎很難看成是戰爭罪。他希望根据席拉赫全部努力的最終目的來給他定罪。席拉赫被指控密謀進行侵略罪。希特勒青年團員們在阿爾卑斯山夏令營活動時唱的營歌正充斥著侵略的意圖： 如果整個世界變成廢墟， 我們到底會怎么想？ 我們將繼續前進， 因為今天德國屬于我們， 而明天屬于我們的將是世界。 斯普雷徹的策略是，搜集證据以證實席拉赫的密謀進行侵略罪外增添了一條更嚴重的罪行，即第四條罪行：反人道罪。1940年，希特勒把服役六個月的席拉赫從軍隊中調出，任命為維也納党的大區領袖。對于時年三十三歲的青年團領袖的席拉赫來說，終于得到了一個成年人的工作，并享有令人嫉妒的特權，包括擁有十七名仆人的一座豪華別墅。 當卡爾登勃魯納前任、帝國中央保安局局長賴因哈特·海德里希在捷克被暗殺后，席拉赫寫了一封“致親愛的馬丁”的信給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他有個建議想請鮑曼轉告給元首。席拉赫指出，大家都知道是英國人策划了對海德里希的暗殺。捷克人在德國占領下本來是高興的，只是英國人在极力挑起麻煩。他提出一個計划：“對英國一個文化城市進行一次突然的狂轟濫炸是最有效的海德里希复仇行動。”斯普雷徹准備引用這一文件。這將對英國的法官們產生重大的影響。 斯普雷徹希望不只是靠一首抒怀的歌曲和一封吹噓的信件來給席拉赫定罪。出任維也納的大區領袖后不久，席拉赫向希特勒報告說，在維也納約有六万猶太人不适宜工作。同時，該城市面臨嚴峻的住房短缺，他急需減輕這一壓力。希特勒命令席拉赫將維也納的猶太人送往波蘭總督那里。席拉赫后來吹噓說：“如果有人指責我從這座城市驅赶……几万人到東方的猶太人居住區，我會回答說，我把這事看成是為歐洲文化做貢獻的一次行動。”席拉赫的文化貢獻造成了這几万猶太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亡。因此外表懦弱、富有教養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實際上采取了与党衛軍相同的殘暴行動。這就是斯普雷徹希望作出的定案：席拉赫造就了實施野蠻暴行的一代德國人，而他自己就是一個榜樣。 就在結束席拉赫起訴案不久，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在辦公室里接待了一位來訪者，他是語言處的明星沃爾夫·弗蘭克。就弗蘭克講的英語來說，他可以冒充是英國貴族。事實上他是生于慕尼黑的一名德國猶太人，30年代才逃往英國。在擔任英國陸軍軍官的五年中，他養成了貴族般的清晰發音。 沃爾夫·弗蘭克問斯普雷徹，他戰前在瑞士是否認識一位德國貴族老婦人？斯普雷徹記得在學生時代的旅行中，他曾訪問過住在蘇黎世的一位遠親，那個女人后來成了德國貴族中一名地位不高的成員。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在她家牆上挂著一幅希特勒的照片。雖然斯普雷徹出生于一個小鎮的堅定的共和派家庭，但大學教育把他變成了一名“半社會主義者”。他對這位婦人對英雄人物的選擇感到震惊，他問這位婦人，她為什么挂著希特勒的相片？她回答說：“這個人將复興德國。” 沃爾夫·弗蘭克解釋說，最近有個叫費伯一卡斯托爾的伯爵夫人來訪問他。她在廣播里听到斯普雷徹起訴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斯普雷徹的名字听起來很熟，這個人就是十年前在蘇黎世拜訪過她母親的那個年輕人嗎？如果沒錯的話，她希望斯普雷徹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她住在离紐倫堡約十來英里的鄉下，并已給了沃爾夫·弗蘭克一個地址。 像大多數工作人員一樣，斯普雷徹在每個周末空閒時都要离開這座凄涼的城市出去轉轉。費伯一卡斯托爾的邀請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此外，他還是一位盟國檢察官。他對這些人的政治情況一無所知，他還記得在蘇黎世的那張希特勒的相片。他決定最好不要獨自去，而帶上沃爾夫·弗蘭克以及漢斯·弗蘭克案件的檢察官威廉鮑德溫。天气晴朗，帶有篷頂的吉普車載著他們馳過低隆的山丘，越過弗蘭科尼亞的大片森林地帶。他們到達費伯一卡斯托爾獵場一個秀麗的鄉野行獵宿舍。伯爵夫人和丈夫羅蘭·費伯一卡斯托爾熱情接待了他們。 在費伯一卡斯托爾家友好愉快的气氛中，斯普雷徹的沉默寡言很快就消失了。費伯一卡斯托爾說，他們對美國占領軍拿他們的斯坦因城堡來安置新聞記者沒有什么不滿。納粹分子也這樣做過，使城堡為其所有。在政治方面，費伯一卡斯托爾解釋說，“七·二0”陰謀事件后，他因眾所周知的反納粹立場差點未能逃脫納粹的逮捕。美國占領當局已幫助消除了他身上的納粹影響，他現正忙于重建他的商業企業。 現年三十一歲的嫵媚聰穎的尼娜·費伯一卡斯托爾為款待客人們，在鋼琴上演奏了她自己作的曲子。她有些調皮地提到，戈培爾部長有一次來拜訪她，并且夸獎她的天才。羅蘭·費伯一卡斯托爾邀請斯普雷徹和他一起環繞庭園散步。松樹高聳入云，零碎斑剝的陽光洒落在雪地上。斯普雷徹想起他老家威斯康辛与此相似的冬天，就在這時眼前呈現出一幅完全被破坏了的景象。數百棵大樹從根部炸斷，碎片几乎成了火柴木，斷裂處洁白如新。費伯一卡斯托爾像是在嘲諷著說，盟軍的轟炸机并不總是擊中預定目標。 在几個小時的時間里，客人們好吃好玩，十分開心。開車返回紐倫堡的途中，三人都有一种安宁幸福之感。這天下午享受的招待沒有紐倫堡大飯店里那种适合人的熱情，也不是征用別墅的那种攫取來的舒适。費伯一卡斯托爾家是老成、快樂、友好人們的一個真正家庭。斯普雷徹也為東道主開明的政治觀點感到欣慰。但是在德國的那些日子里，除了紐倫堡被告席中的几個罪犯外，人們似乎從來沒有見過一名納粹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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