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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拉豪森繼續在證人席上發言，講到了戈林、凱特爾和約德爾在毀滅華沙城、頒布報复令以及滅絕波蘭知識分子、貴族和傳教士上的罪行。辯護律師們的盤問缺乏技巧，顯得很笨拙。因為總是引出進一步的有害證詞，他們只得停止對這位將軍的質詢。 拉豪森講完后，勞倫斯宣布休庭，并請所有觀眾退出法庭。法庭將召開秘密會議以決定一個棘手的問題：魯道夫·赫斯是否能接受審判。此人的行為确實讓人怀疑——他躺在地上吃飯、在操場上走正步、拒絕戴耳机、講一些污穢的怪話并在法庭上看小說。三個星期前，應法庭的要求，來自美、英、蘇的精神病醫生組成的一個十人小組對赫斯進行了檢查。該小組斷定赫斯喪失記憶，這將“妨礙他進行自我辯護和理解過去細節的能力”。然而，關于他能否接受審判的最后決定要看法官們的意見。 就在專家們對赫斯進行檢查后不久，凱利少校帶著一個幫助赫斯恢复記憶力的主意去見杰克遜。凱利解釋說，赫斯的情況是精神病醫生所謂的“歇斯底里記憶喪失症”，對這种人可以用“能使人吐露真情的醉藥”阿米妥或噴妥撒來擺脫病症。凱利說，他熟知在一万多個病例中使用這些藥物均無副作用。雖然如此，杰克遜還是拒絕了他的建議。他擔心，如果一個月后赫斯發生了意外，那么將怪罪于這些藥物。他們不能冒這個險。不過，杰克遜仍好奇地想知道凱利是怎樣看赫斯的。凱利說：“如果人們認為在大路上走是心智正常，而在人行道上走是心智不正常，那么赫斯更多的是在兩者之間的鑲邊石上。”杰克遜回答說，也許如此，但他將敦促法官們盡快審理赫斯的問題。 在召開赫斯是否能受審的會議前的休庭過程中，吉爾伯特上尉走近被告席中的赫斯身旁。吉爾伯特已确信此人患有記憶缺失症，但他想應該提醒赫斯這可能對他帶來的后果。他勸告赫斯說，如果法官們發現赫斯不能受審，“你可能再也不能到法庭來”，而且會很快与其他被告分開。 赫斯惊呆了。在重新開庭前的几分鐘里，他必須做出決定。他已經在异國毫無同情心的土地上度過了五年。在過去的兩個月中，盡管受到監禁，他又一次生活在自己的同胞當中，說著母語。即使是每天上法庭，他所感到的友善也比這么多年來所遇到的多。 執行官高喊：“起立。”法官們返回法庭，勞倫斯宣布重新開庭。他對赫斯的律師岡瑟·馮·羅爾施伊德打了個手勢。羅爾施伊德年歲較大，他以前的業務是處理汽車事故責任案子。身体短小的羅爾施伊德理了理長袍，然后開始說明為什么他的委托人不應接受審判。他大量引用精神病醫生小組的報告。因記憶力缺乏，赫斯不能跟上法庭的進展，不能做證，不能辯駁證人的發言，總之，他不能為自己辯護。 律師在講話時，赫斯從筆記本上撕下一張紙在上面寫著什么。他招呼一個衛兵把條子帶給羅爾施伊德。律師看了一眼條子，仍繼續講。赫斯開始狂亂地打手勢，要羅爾施伊德停下。勞倫斯法官不得不顧及被告的舉動，問羅爾施伊德是不是赫斯要為自己說話。法庭內的人們看到了一個以前在紐倫堡未曾見過的赫斯。他外表平靜，聲音堅定地說：“庭長先生，從今以后，我的記憶力對外界將恢复正常。假裝記憶力喪失是出于策略考慮……我能夠跟上審判，能為自己辯護，能質問證人，也能自己回答問題。”他繼續說，羅爾施伊德博士并未參与這一騙局，他也愚弄了這位律師。他拒絕承認軍事法庭的權威，但他有能力接受審判。被弄得暈頭轉向的勞倫斯立即宣布休庭。 當記者們沖向新聞室的電話去發新聞時，道格拉斯·凱利和古斯塔夫·吉爾伯特赶到赫斯的牢房。他們曾相信那人精神有毛病，現在他們的職業聲譽正受到影響。他們發現赫斯平靜地微笑，他眼睛中以前的那种瘋狂的盯視消失了。他輕輕松松地說著話，對于他們提出的關于他青年時代、他与希特勒的談話以及他飛到蘇格蘭等問題，他都做了詳細的回答。吉爾伯特問赫斯，是否還記得他說過赫斯可能再也不能回法庭的事。赫斯回答：“記得，就是在听你講這句話時，我才決定停止玩這种游戲的。” 兩人悶悶不樂地离開。是他們錯了，而像伯頓·安德勒斯這樣的外行卻對了嗎？凱利打賭赫斯的健忘症是真的，這种突然治愈才是騙局。他說，他知道無數這樣的案子，其中健忘病人為維護自我尊嚴，宣稱他們只是假裝喪失記憶。 吉爾伯特脫身后，一頭栽過監獄辦公室，去寫他的筆記。記完与赫斯的談話后，他寫下了自己的分析：“赫斯在被他的元首當做精神病患者拋棄后，在記憶喪失中尋求逃避，然后又從中擺脫出來，以避免朋友們對他同樣的拋棄。”因此吉爾伯特斷定，赫斯的健忘症是真的，但他可以自由控制。 吉爾伯特接著探訪了凱特爾的牢房。他知道，這位陸軍元帥在拉家森將軍出庭做證后已是心慌意亂。談起殺害兩位逃亡的法國將軍的陰謀，凱特爾說：“我不知道怎么說才好。我知道像你這樣的軍官和紳士一定會對我怀疑不解。這些指控傷害了我作為軍官的榮譽。我不在乎他們是否指責我發動了戰爭。我只是盡我的職責和服從命令。但是這些殺人的事，我不明白我是怎樣攪和進去的。”他違反了普魯士軍官團的一條神圣信條：不可褻瀆其他將軍，不管他是朋友還是敵人。他說，在今天午餐的小想期間，其他軍人，鄧尼茨、雷德爾，甚至与他長期共事的阿爾弗雷德·約德爾，都佯裝不認識他。 赫斯轉變后的星期六上午，法官宣布了他們關于此人能否接受審判的決定：赫斯將接受審判。精神正常的法律定義是被告分辨是否的能力，這是法官們作出上述決定的依据。在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魯道夫·赫斯已從大路与人行道之間的鑲邊石上進入大路之中。 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的衛兵招呼威廉·弗里克牢房的美國兵過來。前者想給后者看的東西只須花一秒鐘就可以了。弗里克的衛兵确信弗里克已在床上睡著了——背朝著牆，雙手放在被子外——他便來到施特賴歇爾的牢房前。施特賴歇爾的衛兵用一條繩子做了個小絞刑索套，他在射進牢房的照明燈前搖晃繩子，燈光把余套的影子完整地投放在后牆上，施特賴歇爾的衛兵呼呼敲門。施特賴歇爾惊醒過來，看到牆上晃動的索套影子，發出毛骨悚然的尖叫。衛兵們大笑不已。 對安德勒斯上校來說，似乎沒有一天不是在被告們提出的抱怨聲中度過的。在12月這天上午的一大堆抱怨書中，最上面的就是施特賴歇爾對索套惡作劇的不滿。里賓特洛甫抱怨衛兵整晚都在唱《別把我擋住》，使他不能入睡。羅森堡抗議睡覺時雙手必須放在毯子外的規定，他說，這樣手會著涼。每當他把手放進毯子里時，衛兵就用杆子捅他。戈林反對在有抽水馬桶的房子里吃飯。沙赫特討厭大人物來牢房炫耀，像在動物園看動物一樣盯住被告們不放。一位辯護律師寫信抱怨說，上校不用名只用姓稱呼被告，這樣做在德國被認為是粗魯的，他至少可以稱他們“某某Herr（先生）”。安德勒斯叫來秘書羅斯·科布，口述他對這位律師的答复：“Herr是個德語用詞，講德語并不是我的習慣。” 安德勒斯上校告訴科布，這些犯人對他來說是個謎。美國政府為他們提供寫抱怨信所需的筆紙，一天一千八百卡熱量的食品，這超過了其他德國人的標准。他們擁有一個六百冊書籍的圖書館，每月配給一磅煙草，以及一台供他們卷煙用的小型卷煙机。弗魯克醫生和一名美國醫生每天照顧他們的健康，除鑲牙等大項目外，他們享受免費的牙齒保健。可是向他抱怨居住條件擁擠的這些人，卻代表曾用牲口車運送人們去死亡集中營的一個政權。而抱怨他們妻子的郵件被延誤的這些人，曾經領導過一個半夜把人從床上抓走、被抓者便永遠消失的政權。安德勒斯想出一個主意：打印一封信件來回答各种抱怨。他向科布口述：“我在此通知你們，你們對待遇的抱怨是毫無根据和全然不妥的。由于你們的國家不承認《日內瓦公約》，你們不能根据該公約享受任何權利……你們在這里受到的待遇要优于德國曾經給過任何外國或本國犯人的待遇…，你們在本監獄受到的善意和照顧不是因為你們應該得到，而是因為給得少的話不符合我們——你們的征服者的身分。” 杰弗里·勞倫斯爵士告訴法官同事們：被告律師們正竭力反對我們。他們反對在法庭上用英語念大量的起訴文件，而沒有德語翻譯。德國人甚至認為，當他們需要文件時，檢（起訴）方就拖延很久才辦。勞倫斯擔心，假如辯方受到阻礙，審判將失去公正，而且會被看成是极端的复仇行為。他請諾曼·伯基傳爵士調查這些怨言。雖然伯基特討厭听命于勞倫斯，但他高興有此机會排遣自己的精力。羅伯特·杰克遜同意讓斯托里上校与伯基特會面，并使他了解為幫助辯方所正在做的一切。 第二天斯托里和使基將一起開車來到法庭。斯托里講述這次審判与他六個月前因執行戰略情報局的任務去保加利亞時看到的審判不同。在索非亞，他觀看了上午開始的審判。到下午4點，法庭已宣布判決。到晚上11點，判罪的犯人已躺在墳墓中了。他們實際上沒有得到任何辯護。諾曼爵士表示同意，但是說紐倫堡不是保加利亞。 在司法大廈，兩人走進一條標著“辯護訊息中心”的門廊。斯托里說這是圖書館。他注意到，檢方所能找到的所有法律書籍都在這里，而且供辯方使用。這里還給德國律師免費提供秘書、速記員和翻澤。檢方每天把第二天要引用的文件目錄貼在門廊里。有德語譯本供辯方使用。當他們离開中心時，斯托里評論道：“我怀疑如果我們受審，德國人會提供給我們什么方便？帕基特沒說什么，但當晚在H記中寫到了辯護訊息中心：“更多的是美國人自吹自擂的結果，是他們另一种膚淺的表現。”此后不久，勞倫斯又收到辯護律師的抱怨，說他們餐室里的咖啡杯不夠用。 12月10日這個星期一上午的庭審使戴維·洛收獲很大。這位藝術家是受《紐約時報》派來畫被告們的素描，并描寫對他們的印象的。他筆下細長的線條迅速抓住了對象的本質。漢斯，弗蘭克可能已重新信仰了宗教，但洛的速寫卻抓住了弗蘭克固執不變和玩世不恭的譏笑。藝術家在速寫下面記著：“在場最令人作嘔的人。”撅嘴的里賓特洛甫像一位“瞎忙的家庭律師”給洛很深的印象。那個可悲的銀行家瓦特爾·丰克，有“一張肥胖蒼白的臉”。戈林“在你注意到他那殘忍的嘴型之前，看上去是令人愉快的”。午餐休息后，洛回到記者席的座位上，突然捕捉到一個新的對象：身軀龐大的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卡爾登勃魯納已從中風中完全恢复過來，今天第一次在被告席亮相。洛拿出速寫本，動筆畫這畜生。 卡爾登勃魯納是前一個周末出院后回到牢房的。在監外時，他從一個不錯的戰犯護理員那里得知自他入獄以來最好的消息：党衛軍的弗朗茲·澤雷斯少校，即毛特豪森集中營的指揮官已經死了。他很可能成為卡爾登勃魯納所犯罪行的最討厭的證人，但現在已進了墳墓。 獲知卡爾登勃魯納馬上要出院回來，吉爾伯特上尉在去牢房巡視之前查閱了此人的檔案卷宗。吉爾伯特在卡爾登勃魯納身上看到了一個典型的納粹分子的發跡史。1903年卡爾登勃魯納生于奧地利里德省因河邊上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与希特勒的出生地布倫勞几乎相鄰。他是家庭中的第三代律師，喜歡吹噓自己在一家煤礦上夜班供上學的費用，以此認為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卡爾登勃魯納在3O年代加入奧地利納粹党，通過毆打奧地利民主人土、搶劫財物資助納粹党活動、竊听電話、挑起鬧事等活動，很快獲得了許多對他升遷十分有用的委任狀。党衛軍首領希姆萊很快注意到他。1942年捷克特工把一顆炸彈投入德國警察机构中央保安局頭目賴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輕型梅塞德斯跑車中，從此卡爾登勃普納開始嶄露頭角。希姆萊提拔那時名气不大的省党衛軍領袖卡爾登勃魯納接替海德里希。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德里希曾為希姆萊策划了虛构的波蘭進攻格萊維茨電台事件。海德里希曾負責滅絕的特別行動隊，該特別行動隊曾跟隨德軍進入波蘭和俄國。海德里希還曾為“猶太人最后解決案”撰寫了草案。 卡爾登勃魯納也許缺乏海德里希的冷酷和精明。他經常酩酊大醉，但作為蓋世太保、各集中營和中央保安局的負責人，他的干勁是十足的。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提出了也許使除他的納粹同伙外的任何人都感到吃惊的觀點。卡爾登勃魯納認為所有德國育齡婦女都必須生育，如果她們的丈夫無能為力，那么經證明合格的丈夫應該取而代之。卡爾登勃魯納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也有一個貴族情婦——吉塞拉·馮·韋斯陶普沃爾夫伯爵夫人，她在戰爭快結束時生了一對雙胞胎。 即使戰爭不可避免要失敗，也沒有使卡爾登勃魯納的狂熱稍減。當盟軍攻入法國時，他曾向各集中營發出一道命令：“必須防止俘虜或猶太人被敵人解救，不管這些敵人是西方人還是紅十字會……他們不能活著落入敵人手中。”就在戰爭結束前十一天，他通知毛特豪森集中營的指揮官弗朗茲·澤雷斯：他的定額還是每天殺死一千名猶太人。當沒有時間按照這种安排執行時，他命令澤雷斯把所有剩下的犯人赶到一個隧道中，封住人口，把他們全部悶死。即使是監督殺死過六万五千人的澤雷斯也被這道最后的命令嚇得臉色蒼白，因而沒有執行。當困頓絕望情緒甚至滲入卡爾登勃魯納的酒气時，他玩弄了最后的一張牌。他命令毛特豪森集中營及其幸存者向巴頓將軍投降。他指望靠這道最后命令，而不是給已死的澤雷斯下的那道命令，來拯救自己的命運。 在卡爾登勒普納的所有檔案卷宗里，吉爾伯特印象最深的是，那人在被任命為中央保安局頭目后，醫生給他做檢查寫的報告。該醫生寫道，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笨伯，或者說如此愚蠢的人。醫生斷定，“這個人必須喝醉了才能思考。” 那天下午卡爾登勃魯納的出現引起了新聞界极大的注意。記者們蜂擁到法庭，攝影記者尤其興奮，卡爾登勃魯納是眾人矚目的納粹分子。他笨拙地走進被告席，長長的馬臉上歪著嘴一笑。他向約德爾將軍伸出一只手，遭到約德爾的拒絕。他向漢斯·弗蘭克打招呼，而弗蘭克轉過身去不理他。他在靠近凱特爾的位置上坐下來，凱特爾卻突然覺得要与里賓特洛甫談話。卡爾登勃魯納發現了他的律師、納粹同伙庫爾特·考夫曼，他站起來，靠著被告席欄杆，伸出手去。考夫曼把手放在背后，只是輕輕地對卡爾登勃魯納點點頭。 勞倫斯法官清法庭安靜。他宣布，當天下午的第一項議程是听取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的抗辯。卡爾登勃魯納站起來，看上去像個絕望的巨大動物。近兩個月前當起訴書送到他手里時，他在上面寫道：“我認為我未犯任何戰爭罪，我是作為情報執行官員盡我的職責，我拒絕當希姆萊的替身。”在整個監禁期，他一直認為自己只是名義上的蓋世太保和各集中營的負責人。他的上級、已故的希姆萊以自己的親信實際控制著那些机构，卡爾登勃魯納只是在組織机构序列表上擺在他們的上面。他想讓法庭相信，他的真正作用是負責中央保安局，該局實際上是個情報机构。衛兵遞給他一個話筒，卡爾登勃魯納用指甲輕敲話筒，看它是否在傳聲。他以一种与他殘暴的外表完全不同的聲音，一种平靜、彬彬有禮和理智的聲音說道：“我無罪。” 戴維·洛勾畫著卡爾登勃魯納長長的紫色的“決斗傷疤”。像此人的許多其他事一樣，這塊疤也有欺騙性。它不是男子气概考驗的結果，而是由于酒醉后胡鬧出車禍，撞到了擋風玻璃所留下的痕跡。 那年12月來紐倫堡參觀的人潮中，有一位是反情報部隊的阿爾伯特·卡倫少校。他在諾曼第登陸日沖上海灘，后來与法國抵抗組織并肩作戰。在即將回國前，卡倫想親眼目睹對戰犯的審判。在申辦法庭來賓通行證的當儿，卡倫造訪了正在紐倫堡任職的一位反情報部的老朋友，他邀請卡倫在紐倫堡大飯店共進午餐。 侍者能說受過教育的人常說的略帶回音的英語，而且服務特別周到。當這位侍者离開后，卡倫的朋友輕聲地說：“他是我們的人。”卡倫問：“什么？”朋友說：“他為反情報部隊服務。為了監視共產党分子，我們已在全城各處安置了特務，他們向我們報告一切有用的情況。”他解釋說，反情報部隊的人也在檢查俄國人運進的所有貨物。他又補充說，美、俄軍方情緒日益激化，几天前的一個晚上，在大飯店外面等他上司的一名紅軍司机在与美國士兵的爭吵中被開槍打死。听到雙方之間發生的种种磨擦和怀疑時，卡倫說道：“同盟完了。” 安德勒斯上校几乎能嗅到他和他的上級、紐倫堡地區指揮官勒洛·沃森准將之間的火藥味。從他們第一次見面起，沃森就采取一种敵對態度。他檢查這位上校發亮的頭盔和馬鞭，好像那東西很髒似的。安德勒斯對12月某一天上午被沃森召去的那种方式頗感不滿。備忘錄記著：“你要親自報告并立即解釋……”安德勒斯站在司法大廈入口處的沃森的大辦公室里，等著他以起碼的禮貌請自己這位同事軍官坐下。他等了好半天，沃森才略有表示。這兩個人年齡相仿，身体粗壯、頭發灰白的沃森看上去比安德勒斯更加倔強。 沃森為安全問題困扰不安。對安德勒斯來說不幸的是，這种對安全問題的關心似乎沒有擴大到上校所管轄的犯人保安問題上。安德勒斯已向第三軍團司令部提出請求增加人手。沃森不同意。相反的，他還要安德勒斯裁減人員。安德勒斯抱怨說，他在人員上只得到一點殘羹剩飯。“人手不足，我不能負起法庭和犯人們的安全責任。”沃森打听了他的話，那不是他召安德勒斯來的原因。他想知道的是，為什么兩名反情報部隊特務沒有通行證就能通過安德勒斯的衛兵而溜進法庭？沃森責問安德勒斯：這叫什么安全？ 坐在這位准將會客廳外的是長著天使般臉龐的十九歲的陸軍一等兵岡瑟·薩德爾。他能听清里面談話的每一個字。薩德爾感受到沃森聲音里的強硬，并猜想這對他將會是怎樣，因為他剛要報到參加沃森的行動計划。薩德爾是半猶太血統，在1939年十三歲時逃离德國。薩德爾非猶太人的母親被迫与他猶太人的父親离婚，并留在柏林，薩德爾從此再沒有接到她的信。最后他來到美國和父親團聚，并在戰爭后期應征入伍。由于他會講德語，因而使他在萊茵河沿岸的血腥戰斗中免于成為步兵的補充兵員。他被派到反情報部隊，現在正在紐倫堡任職。 安德勒斯离開后，薩德爾被叫進沃森的辦公室。這位准將几乎像慈父一樣對薩德爾說話，對他表示出比對安德勒斯多得多的禮貌，不過他很快就轉入正題。沃森說：不与敵國女性發生性關系的政策已經慘敗，人們只要看看性病的流行就會明白這點，因此陸軍也就放棄了這一政策。沃森又說：但是許多美國士兵，還有一些軍官，結交那些不恰當的女孩，也許會把秘密泄漏給她們。誰知道這些女孩把哪些情況送給辯護律師或共產党分子？從現在起，她們必須接受甄別。只要查出沒事，沃森辦公室就發給上面附有本人照片的“社交通行證”，持通行證的那些女孩可進入各种經過注冊的軍人俱樂部。但這种社交通行證不适用于紐倫堡大飯店，因為在那座大理石公寓周圍傳播著大量机密，任何德國婦女都不允許待在那里。他把實施該項通行證制度的工作交給了薩德爾。 在關于德國婦女需要通行證才能進入美軍俱樂部的通告發布的當天，岡瑟·薩德爾擔心他已引起了騷亂。蜂擁的人群圍著准備接受申請書的紐倫堡歌劇院。薩德爾清楚，遠比同美軍士兵一次約會重要得多的事正受到威脅。對一個德國女孩來說，社交通行證意味著一頓上等美餐，也許還有一點額外的食品，可以帶給家里正在挨餓的母親和小弟弟。而且在今年這個約三十年來最寒冷的冬天，在美軍俱樂部的一次約會至少意味著一個溫暖的夜晚。薩德爾起草的領取社交通行證的規定是：已婚女性、前納粹党員、德國婦聯（希特勒青年團一樣的婦女組織）成員、妓女，以及有犯罪前科者不能獲取通行證。他發現最近重新活躍的紐倫堡警察為迎合美國人，非常愿意把他們檔案中關于德國婦女的情況泄漏出來。 早先放過集中營影片的詹姆斯·多諾万海軍中校，最近又說服羅伯特·杰克遜接受了一部影片。該片能使對納粹陰謀罪的指控比書面抽象的揭露更加有力。喬治·史蒂文斯和巴德·舒爾伯格從繳獲的德國新聞片和宣傳片中編輯成這部影片，取名為《納粹計划》。12月且五日上午，法庭內燈光熄滅，放映机在屏幕上作一次試片。被告們想起上一次影片的災難性效果，馴從地坐在座位上。《納粹計划》這部影片從一個熟悉的聲音開始。被告們把身轉向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听到他在敘述勒尼·里芬斯塔爾的宣傳杰作《意志的胜利》上的情景。紐倫堡就像前次那樣，在納粹建党日群眾集會的那天出現在銀幕上。當阿爾貝特·斯佩爾看到他發明的那壯觀的一排排探照燈強光投射在齊柏林田徑場上幽雅的“冰雪大教堂”時，他抑止不住臉上的笑容。在這座發光的拱形建筑物下，手持火炬的人群踏著緊密的鼓聲前進。他們中間有一排排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和走著正步的軍人方陣。沙啞的男聲高唱歌曲，飄入夜空。二十五万德國人喊著：“一個國家、一個人民、一個領袖！”希特勒出現了，他以自己慣用的調子講話，最初聲音几乎听不見，慢慢地提高，最后在有意做出的歇斯底里中達到高潮。古斯塔夫·吉爾伯特仔細觀察了被告席里的每張臉。被告們陶醉在對過去的依戀中，身体向前傾。里賓特洛甫竟然喊叫起來，戈林轉身對赫斯說：“杰克遜法官現在也會想參加這個聚會了！” 下午的影片對被告們來說不太有吸引力。由于7月20日企圖暗殺希特勒事件的發生，該案涉嫌者曾受到納粹人民法庭的審判，其中一些人現住在這里的六0O號房間。這次審判實際上是非法的。美軍發現了審判過程中拍攝的長達十一個小時的影片，現在法庭上看到的是其中的片段。被告們上午那种全神貫注為煩躁不安所代替。大家看到兩名党衛軍把一個被告拉到羅蘭·弗雷斯勒的面前。那人沒有褲帶，用手提著往下掉的褲子。當弗雷斯勒威逼他時，听得見人民法庭內觀眾的哄笑聲。另一名被告陸軍軍官，開始講述他在波蘭親眼看到的屠殺。弗雷斯勒尖叫道：“屠殺？你這髒貨！”被告顯然听懂了。弗雷斯勒繼續說：“是不是你的卑鄙行為把你壓垮了？你這肮髒的惡棍！”在這場反希特勒的陰謀之后，將近五千名德國人經過人民法庭的審判丟掉了性命。 那天晚上，凱利和吉爾伯特去牢房搜集被告們對影片的反應，他們發現戈林的心情非常沮喪。他說：“你知道那個集中營的影片已經夠坏的了，有什么比它更傷我的心嗎？是那個隊隊說個不停的弗雷斯勒，他對被告尖叫的樣子令我毛骨悚然。畢竟，這些被告都是德國將軍，還沒有最后定罪。我告訴你，我對此感到万分羞愧。”吉爾伯特精神受到鼓舞，隨后就离開了戈林的牢房。被告們身上正在發生某种變化，他們不可能不了解他們現在受到的審判和納粹政權進行的審判之間的差別。 然而，對里賓特洛甫的探訪不那么令人滿意。談到里芬斯塔爾的影片時，他目光閃爍，問道：“難道你們就沒有感受到元首人格的力量？”在得不到回答后，他又說：“嗯，也許這种力量在銀幕上表現不出來。”接著里賓特洛甫眼睛中又神采奕奕，用差不多是顫抖著的聲音說：“雖然我現在在這里坐牢受審，生死未卜，但是，假如希特勒走進這間屋子，并下達什么命令，我會不顧任何后果立刻去執行。” 人們急迫地讀著挂在司法大廈里的布告牌。對觀眾來說，這些像是劇目單，宣布下一步會上演什么劇，誰將扮演重要角色。對檢方來說，布告是法庭開始出場的陣容，因為杰克遜手下的大多數律師的目標是爭取出庭亮相。對辯方來說，布告欄預告出他們將要交鋒的對手。12月11日的布告表明下一步安排的是有關販賣奴隸的案子。起訴律師將是前聯邦調查局成員托馬斯·多德，此人在紐倫堡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應。在社交界，多德令人愉快，善講故事，他滔滔不絕使大理石公寓的晚會活躍無比。另外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位擅長在鎂光燈下拋頭露面的天生的政治家。有語言說他老家康涅迪格的政治大佬促成了多德在紐倫堡的任命，便于以后入選美國國會，也許是參議院。對更博學的同事、那些大都在家研究法律書籍和起草辯護狀的人來說，多德是個利用他人工作來維持自己淺薄法律學識的不稱職者。所有人都很希望看到他在講壇上的第一次表演。 當多德走向檢察官席時，他頭發青灰，外觀典雅，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穿特制的銀行家式的藍色套裝，在穿制服的大量人群中顯得格外突出。當多德在講台上舖開講稿時，被告席中最為惴惴不安的是阿爾貝特·斯佩爾和弗里茲·紹克爾。奴隸勞役計划造成了許多人的死亡和災難，此二人在其中所犯的罪行曾經是紐倫堡大飯店晚間閒聊時的熱門話題。多德的發言去解決這一問題。 一輩子被人叫做弗里茲的恩斯特·紹克爾，坐在被告席中，同他在整個監禁期一樣，帶著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紹克爾是被告中給人印象最平淡的人，瘦小，禿頂，眼神憂傷，模仿元首留著滑稽的小胡子。他對自己受審就像對德國輸掉這場戰爭一樣感到疑惑不解。讓紹克爾最痛苦的是在紐倫堡似乎無人理解他的邏輯。他本身是從勞動階級中爬升上來的，他怎么會成為反對勞動人民的罪犯呢？在10月收到文雷·尼夫送來的起訴書時，紹克爾在上面寫道：“作為一名海員和工人，我提倡的社會群体理想和集中營中發生的可怕事情真有天淵之別，它深深震動了我。” 他今年五十一歲，是郵差和裁縫的儿子，在一個嚴格的宗教家庭里長大。在還是十五歲時就出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的商船被捕獲，在法國監獄中一直蹲到戰爭結束。1919年他回國，當時几乎沒有商業海員可做的工作。德國正在被共產党人和右翼分子攪得大亂，他們相互爭奪像紹克爾這樣的失業工人的支持。他告訴紐倫堡的審訊者：“我不可能是共產党人，因為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人們的麻醉劑，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財產是盜竊。馬克思主義信奉階級斗爭的觀點，這必將導致內戰。”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參加保守派的政治運動，“因為他們忽視像我們這樣的平民百姓”。后來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講。“我找到了一個能使所有德國人都團結起來的人，不管他們地位如何，也不管他們是干什么的，是工人還是知識分子。”他加入了納粹党，而且成為精力充沛但缺乏想象力的一名新成員。同時，他在一家滾珠軸承厂做机工。1927年他成了圖林根的大區領袖——省党委首腦。他的升遷不是靠資質或關系，而是靠不倦的努力和苦干。他對党的事業總感到不安。談到党的事業，其他人可以交流戰爭經歷，并說起戰斗中的英勇行為和獲得的勳章，而他那時還在法國蹲監獄。他与有教養的人在一起時也感到不安。他在成年后從未讀過一本書，他說，他所需智慧的靈感全部來自希特勒。只有在家里同妻子和十個孩子在一起時，他才真正感到自在。直到1942年那致命的一天來！臨時，他一直是個大區領袖。与紹克爾同坐在被告席第二排，在他左邊第四個座位上的人，正是帶來那天變化的人。 1942年，三十七歲的阿爾貝特·斯佩爾，剛被任命為戰略物資部部長。他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將勞動力輸送到最急需的地方去。但是各大區領袖拒絕把他們地區的工人送到其他地區。名義上，解決該問題應該是赫爾曼·戈林的責任，他是四年計划的首腦，可能還是德國經濟的負責人。斯佩爾知道那很可笑。戈林已成為自我放縱、驕奢淫逸的人，連德國空軍部決不能指揮了，更不用說德國工業。斯佩爾去見希特勒，說服他政府需要一位主管勞工的特權人物。這人要能擺脫各大區領袖的控制，最好來自大區領袖之中，這樣他們才會對他予以重視。 1942年3月，弗里茲·紹克爾來到柏林總理府會見斯佩爾和希特勒。希特勒踱著步說：“這是個嚴酷的冬天。我們的汽車、火車和燃料消耗太大，在人力上也遭受巨大損失。如要繼續前進，必須靠每個德國人參加軍隊，或去軍火工業工作。”他直盯著紹克爾繼續說道：“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而你，紹克爾，將負責這項工作。你很能干，你是党員和熱愛國家的人。現在你有机會作為一名戰士來完成你的義務。”紹克爾很久才打破沉默，開口詢問為什么這項榮譽會落在他身上。斯佩爾高聲說：“因為我們認為，你有辦法突破官僚机构束縛，控制各大區領袖，并把工作做好。” 紹克爾是個十足的官僚，他問為完成這項工作必須具有哪些權力。希特勒說，紹克爾將是全國勞動力調配的全權總管。他有權向占領區的長官們、民政机构的領導甚至將軍和元帥們下達命令，以征集所需的勞工。在這方面，他的權力不受限制。 几天以后，紹克爾又被召到希特勒面前，這回沒有表揚他的能干和愛國。希特勒把紹克爾最近提出的人力計划建議揉在手中，怒气沖沖地問道：你的建議書中，哪里有征集外國工人的條例？這項工作不能僅靠德國人來完成。他命令紹克爾在以后的三個月中征集一百六十万名外國勞工。紹克爾不安地設法應付，他問道：征召外國人不違反國際法嗎？希特勒回答說：那不用紹克爾擔心。先在占領區召集自愿者；如沒有自愿者，就強制征召。再說，蘇聯甚至連《海牙公約》或《日內瓦公約》的簽字國都不是，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好勞力。紹克爾不再支吾，開始去征集工人。 盡管作為法律學者有些拖拉，托馬斯。多德證明自己是位惹人注目的法庭表演者。他鎮定自若，對第二九四PS號檔案文件作了解釋。該文件記敘了紹克爾一份征募勞工指令在蘇聯的執行情況。多德指出，這份文件的作者就是紹克爾的被告同伙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羅森堡在該文件中向紹克爾報告說：“你想象不到那种殘忍住。命令要求提供二十五名工人，但沒有一個人報名。后來德軍后備隊來了，放火焚燒人已逃光的房子…赶來的人不准去救火，反而遭到毆打和逮捕。他們跪著吻警察的手哀求，但警察用警棍揮打，還威脅要燒毀整個村庄…。后備隊走遍了鄰近各村子并抓了勞工…被抓的工人被鎖在教室里。甚至不讓他們出去滿足生理上的需要，而只得在同一間屋里像豬一樣關著，他們中間有瘸子、瞎子和老人。我們現在像逮狗一樣在抓人。” 紹克爾知道，最初的情況有所不同，他能使法國人、荷蘭人与比利時人和俄國人為多掙錢自愿到德國工作。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會戰失敗后，一切都變了，必須用暴力才能征到勞工，而且要戴著手銬運輸。 在多德繼續發言時，紹克爾等著想听到斯佩爾在整個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根据該計划的工作程序，制造厂家總是通知斯佩爾他們所需勞工的數量。例如，一家坦克工厂可能會告訴他，該厂需要一百名鑄工、二百名焊工以及一千名普通工人。斯佩爾將匯總所有工業部門的這些要求，并指令紹克爾找齊所需的工人數。斯佩爾通過一個中央規划局協調這項任務，而紹克爾竟然不是其中的成員。紹克爾認為自己僅是斯佩爾的采辦人。 斯佩爾從來沒有減輕對紹克爾的壓力；他無止境地要求更多的工人。紹克爾怀疑，在軍隊拚命搜羅更多的人時，斯佩爾是否囤積了遠遠超出需要的勞動力。有一次，紹克爾把斯佩爾要求的全部工人數加在一起，其總數超過了整個德國經濟的需要量。抱怨沒有用，紹克爾知道他在等級順序中所處的位置。斯佩爾一次在希特勒面前對他后聲說道：“你是我的人。”在另一次爭吵中．斯佩爾交給希特勒一份備忘錄，堅持把紹克爾視為自己的助手。希特勒本人曾明确表示：“斯佩爾先生在整個經濟領域都是代表我的主要權威。” 紹文爾心情沮喪地听著多德朗讀指控的證据，他怀疑為什么沒有說到他努力要求改善外國勞工待遇的事。在征募勞工者的一份命令中，他曾經寫道：饑餓、病痛、憤恨、絕望以及充滿仇恨的奴隸，絕不能創造出他們在良好條件中所能取得的最高產量。”他告訴各大區領袖；“挨打、受餓或垂死的俄國人不能給我們提供煤炭，并且對鋼鐵生產全然無用。” 多德在講述一個典型的武器工厂中俄國工人的狀況：每天上午四點開始工作時喝四分之三杯茶，在一天十四小時的工作結束后喝一夸特清湯和吃兩片面包；工人們抓老鼠充饑。紹克爾招手請他的律師羅伯特·塞瓦琉斯注意。塞瓦疏斯應當說明，他紹克爾不應對勞動條件負責，那屬于斯佩爾的職權范圍。多德在念的證据紀錄更糟糕了，那是紹克爾在一次會議上与斯佩爾的談話：“我甚至雇佣并訓練法國及意大利的男女密探來做古人做過的事，拐騙、誘捕勞工并用酒精灌醉后把他們運到德國。” 元首曾交給他一項無法完成的工作，被告席中的一員知道紹克爾如何竭力擺脫。在戰爭中，鄧尼茨上將對下屬的潛艇艇長薩曼上校發來的電報大吃一惊。該電報說，他的魚雷中發現一名偷乘者：弗里茲·紹克爾。紹克爾請求以任何身分讓他待在船上。鄧尼茲命令潛艇把他帶回港口。 1944年8月4日，紹克爾最后失寵于希特勒。隨著盟軍攻入法國，紅軍又從東方逼近，希特勒決定需要任命一名全權代表，以便最大限度地動員人力資源，進行全面戰爭。他召集斯佩爾、紹克爾、凱特爾以及宣傳部長戈培爾開會。戈培爾立即開始攻擊紹克爾，他指責說：紹克爾讓數百万德國人待在舒服的民用服務工作上，并且沒有把德國婦女動員起來。他滿眼不信任地說：嘿，還有五十万婦女在打雜工。 自從接管勞工工作以來，紹克爾一直遭到斯佩爾和戈培爾的辱罵。他們從來不信任這位小小的無產者，也不管他為德國召來了多少人力。他們在背后把他叫做“紹可爾”，即“笨蛋”的同義詞。斯佩爾把紹克爾看成垃圾工似的人——一种只有簡單功能的人，上帝禁止他与斯佩爾平起平坐。 紹克爾說，如果沒有這些勤雜文工，誰來清理戈培爾宣傳部里的那些辦公室？這些女工在官員們上班之前做完她們的工作，然后去做第二職業來維持家庭生活。紹克爾注意到，戈培爾本人的部門里就充塞著許多沒用的人，可是每當軍方要征召這些人時，戈培爾就把前來征兵的官員赶走。相比而言，紹克爾已為德國獻出了兩個當運儿子的生命。 戈培爾不理睬紹克爾，說他很愿意接受負責全面戰爭的全權代表這一職務的額外負擔。凱特爾見希特勒點頭，就迅速補充說這是個极好的主意。希特勒隨即宣布，戈培爾博士將負責全面戰爭的工作。戈培爾仍揪住不放，他警告紹克爾說：“歷史將判定你軟弱，將判定你不能為前線輸送足夠的兵源而有罪，將判定你因輸掉這場戰爭而有罪！”紹克爾指望希特勒的幫助，他想希特勒肯定會為他駁斥這些誣陷。元首什么也沒說，相反，他完全信任戈培爾，并宣布散會。那以后，紹克爾仍像以往那樣賣命地干，但他沒有再被邀請參加高級會議。每次他想見希特勒時，看門狗鮑曼就說元首身体不适，紹克爾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希特勒。 多德回到第二九四把號文件上來。當引證一位德國軍官記錄的有關在俄國的一次搜捕勞工行動時，他的聲音里勉強忍住了憤怒。“征集勞工的方法可能只有在奴隸買賣最黑暗的時期才使用過。一种經常性的獵人行動開始了。” 吉爾伯特去牢房看紹克爾。他發現紹克爾低頭坐在行軍床上，雙手擱在大腿之間，不過很想聊天。紹克爾說，上尉應該了解，“關于虐待外國勞工的問題，我确實不能負責。我就像一個海員代理，如果我為一艘船提供船員，我不對他們在船上受到的任何虐待負責。我只是提供工人，如果他們被虐待，那不是我的過錯”。他又說，船長應該受到責備，而德國戰時工業的船長是阿爾貝特·斯佩爾。 下班后逃避那座死气沉沉的城市的最好去處是紐倫堡大飯店的大理石廳。那里有美味食品，飲料很丰富，都是山姆大叔資助提供的。五美元就可支付一晚的餐飲費，而待著得到兩支香煙的小費就很高興。艾雷·尼夫少校穿過堵著大飯店人口的吉普車和指揮車，這時卡米爾·貝洪內克交響樂團的演奏聲飄到大街上。經理梅耶先生總是挂著一瞼微笑，他熱情招呼，顯出對人名有良好非凡的記憶力。尼夫走進大理石廳，札拉·利安德正在演唱。利安德是頗有名气的歌唱家和影星，她現在的聲音有些机械，就像彈得太多的鋼琴調子。她一度時髦的禮服破舊褪色了，有如她的歌聲一般。几年前，甚至几個月前，她也許正在為沖鋒隊員和納粹支持者唱同一首歌曲。 尼夫繞過舞池走到一張桌子邊坐下，加入到那里的英國朋友中去。在節日般的紛亂熱鬧中，大理石廳中的人群組成一目了然。美國人占多數，常常圍坐在一起，盡管在他們旁邊的英國女人并不少于美國女人。美國女人很容易一眼識別，她們穿著人時，用不著歐洲婦女那樣執行了長達六年的衣物配給規定。剛在奴隸勞工案子中露面的托馬斯·多德坐在一張美國人的桌子旁，他的出現使大廳沉浸在熱情洋溢的气氛中。 尼夫為白天法庭上揭示的恐怖情況和晚上大理石廳中強烈歡樂之間的對比深感震惊。他坐下后，伙伴們問他對多德的表現怎么看。尼夫說：不管他們個人的罪行怎樣，紹克爾和斯佩爾之斗將受到社會階級的影響。看看法官席上的人們，然后再看看斯佩爾和紹克爾，他們會邀請誰加入他們的俱樂部？一個伙伴表示不同意。斯佩爾一紹克爾一案將圍繞著另一個問題轉，誰是奴役勞工行動的主宰者，是奴隸販子紹克爾，還是奴隸監工斯佩爾？如果是后者的話，那么很難相信斯佩爾受到的處罰會比紹克爾輕。尼夫但愿法官們會是那樣的客觀. ------------------ 圖書在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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