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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少時以學業优异和腦瓜靈光而小有名气，那時惟一的理想是做一個科學家，最好是理論物理學家、生物學家或天文學家，甚至“在諾貝爾獎金的名單上寫上中國人的名字”。對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奧秘我常常有本能的迷戀，當得知時間可以變慢空間可以扭曲，當懂得自然界的七彩原來只是因為電磁波頻率的不同，當我知曉億万生命只是由4個密碼所构成……我總是感到一种發自心弦深處的共鳴。 公元1966年，正當緊張的高考复習之際，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先是說兩個星期，又變成兩年，然后是3年下鄉，3年上山（礦工）。在社會最底層的艱難生活中，少時的抱負、少年的靈气都慢慢枯萎和風化。1978年，我在輟學12年后考入西安交通大學，畢業后成了石油系統的一名机械工程師。在這個崗位上我干得不算差。當然，比起少時的雄心，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有時難免悵惘地想，假如沒有這個文化革命，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名單上是否會有王晉康的名字？抑或這只是少年的狂妄？這一點永遠不可能驗證了，現實中畢竟沒有時間机器可以使我重走一遍人生。被某些人的政治私利誤了一生的又何止我一人。悵惘中，只有苦笑著拋開這些惱人的思緒。 但我沒有料到，從少時就牢牢种在心中的科學情結并沒有真的死亡，它只是在休眠著，等待著，終于有一天，在科學和文學的交界處長出一棵茯苓。我闖入科幻文壇純屬偶然——是被儿子逼著講故事逼出來的，即不少報刊轉載過的“十齡童逼老爸成科幻新星”。當然，偶然中也有必然，那就是我深藏心中40年的科學情結。我努力在作品中寫出少時的激情、少時的愛憎和少時的思考。即以本集中的“生命之歌”為例，其科幻构思便是我青年時的遐想并且至今仍然深信——億万生物所共有的求生本能必然有其物質表達方式，也終有一天會被人類破譯。有一些讀者來信說，這篇作品“激起了他們最美好的情感”，幫他們确立了“投身于斯”的志向。果真如此，則我也可說此生無憾了！ 有朋友說，我的作品哲理味過濃，脫离了中國讀者的口味，因為普通中國人并不關心“人類异化”這類過于玄虛的思辨。我承認這位朋友說的事實，但卻不同意他的結論。的确，中國人過于務實，過于功利，不愿思索“果腹”之外的東西。在西方國家，生物倫理學家的聲音是非常響亮的，而且，隨著科學發展已開始直接异化人類，他們的聲音會更加受到重視。在我國，這樣的聲音太弱了，几不可聞。所以，在別人喊出“敬畏自然”時，我們在“戰天斗地其樂無窮”；別人在“敬畏生命”時，我們在“對待敵人像嚴冬那樣冷酷無情”。十几年前我見過國內一個公開報道，東北某醫生用人的精子同母猴雜交并產下后代，并振振有詞地說，人類多余的精子“棄之如敝展”，何妨拿它來培育一些低級勞動力呢。這种大無畏的思想真使我不寒而栗。而且我十分怀疑，在中國的普通人中，有多少人能意識到這种作法的危險，能有理有据地駁斥這种源于無知的無畏？我想不會大多，這在國人的意識中還是一個空白的領域。正因為如此，我愿意把自己不成熟的思考繼續講給讀者，為高科技時代的到來多少做一些舖墊，即使一時的“曲高和寡”也在所不惜。 有人贊我的作品“冷峻蒼涼”，有人則批評為“缺乏亮色”。在這里我只能請批評者予以寬容——我從藝太晚，只能做一個本色演員了。少年和青年時代，我們接受的是過于理想化的教育，認為世界像水晶球一樣通体透明。這樣，等我們面對真實的社會和自然界時，不得不用很大力气來糾正視野上的扭曲和心理上的失衡。我不是反科學主義者，因為只有瞎子才看不到科學帶給人類的進步；同樣，只有瞎子才看不到科學帶來的災難。畢竟，在盛唐和古希腊時期并沒有死亡數千万人的戰爭、數千万人的吸毒和死亡數千万人的不治之症——而這些都和科學進步直接相關。我相信，即使人類最終消滅了戰爭、吸毒和艾滋病，仍然會有更大的災難在前邊等著人類。光明和陰影永遠不可分割。我不是悲觀主義者，也不是廉价的樂觀主義者，我愿意達觀地看待世界。即使人類最終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我們也要盡情創造和享受“這一個”燦爛的人生。因此，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描繪世界的本色，我認為，90年代的青年也有權了解世界的本來面目。我想，這正是90年代科幻作家和50年代科幻作家的區別。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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