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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小時候和我的好朋友科利亞·比比金產生的嚴重分歧，它几乎導致我們已有兩年之久的友誼破裂。他有好几次想說服我跑到美國，去跟印第安人打仗；而我除了“阿別西尼亞”，別的什么也不想听。 “第一點，不是‘阿別西尼亞’，而是‘阿比西尼亞１’，”科利亞糾正我道。 １ 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的舊稱。 “第二點，它既可以寫作‘阿別西尼亞’，也可以寫作‘阿比西尼亞’。但我認為更正确的寫法和念法是‘阿別西尼亞’因為這個詞起源于當地人對這個國家古稱‘哈別西’，”我像一個學識淵博的真正學者那樣反駁道。“我讀過一本有關這個遙遠國度的小書，對它著了迷。” “不過你干嗎恰好挑上了阿比西尼亞呢？”科利亞還不死心。 “因為阿比西尼亞，”我回答道，“第一，它是阿姆巴。你知道什么是阿姆巴嗎？” 他點了點頭。 “我爸爸說過，阿姆巴的意思就是在玩羅托或買彩票時一下子中兩個獎。” 我鄙視地笑了起來，對他解釋道： “阿姆巴——這是阿比西尼亞的山地高原，它的邊緣地帶十分陡峭，當地人只能爬著梯子到阿姆巴上去，牲口是用繩子吊上去的。你想想看，這多有趣呀。挑一片誰也上不去的阿姆巴，想法爬上去住，就像住在空中島嶼上一樣。咱們倆一人占住一塊阿姆巴，隔著深深的峽谷用繩梯把它們連接起來，互相串門玩儿。風在峽谷里刮，繩梯從一邊搖到另一邊，你看，就這樣：過去——過來，過來——過去。” “那印第安人怎么辦？”科利亞問道，看來他顯然動心了，只是還舍不得印第安人。 “在那儿，在阿比西尼亞也有野蠻人和強盜，厲害著哪。你跟他們打呀。” “是啊，這得考慮考慮……” “用不著，你簡直想象不到那儿有多棒，”我繼續給他打气。“阿比西尼亞——這就是瑞士，甚至比瑞士還棒。阿比西尼亞比瑞士足足大上50倍，美麗好多倍。” “阿比西尼亞是沙海和沼澤上的一個美麗島嶼。阿比西尼亞——這是非洲的屋脊。這是個奇妙的花園。到處是綠樹成蔭的牧場。甚至不是一個花園，而是几百個，有各式各樣的植物。 “往低處走，你能看見甘蔗、竹子、棉花、熱帶水果；往高處去呢，一層是咖啡，再上去就是我們這儿也有的小麥了。你喜歡喝咖啡吧？知道咖啡為什么叫‘咖啡’嗎？克法——這是阿比西尼亞的一個省， “那里長著最棒的咖啡樹。我們喝的最好的咖啡都是打那儿運來的。那里還生活著河馬、鬣狗、豹子和獅子。那儿的鳥多得你都來不及用槍打。 “你知不知道，那儿有最棒的錢幣。用薄岩鹽做的，有半米長呢。這就是他們的一塊錢。要是它裂了口，掉了一層，或是敲起來不好听，它就不值一塊啦。 “他們在路上碰面時就掰下一小塊儿鹽來請人，就像我們這里請人抽煙一樣。把鹽吃完，說聲謝謝就分手啦。” “可最主要的我還沒有跟你說呢。我們到那里能當兵。我敢向你保證，那里9歲的男孩就可以服兵役，給大兵當助手。男孩在前面扛槍，還管擦槍，喂馬，喂騾子，要跑好多好多公里的路呢。” 科利亞被說服了。他想了一會儿，晃晃腦袋說道： “對，得考慮一下……” 科利亞·比比金很快就和父母一起從我們的城市搬走了，而我的愿望則實現了，當然，整整晚了20年。說句老實話，當時連我自己都很快把阿比西尼亞給忘掉了，我迷上了滑雪運動。當我再想起它的時候，我已經是科學院的研究員，是一個有“遠大前程”的青年气象學家了。想到它的緣起，是我被邀參加一支到地球上的各點進行气象觀測的考察隊。 就在不久之前，天气預報員的名聲還不如蛤蟆呢。“听他們的預報得反著听，”居民們譏刺道。他們說的倒也不全錯：气象學經常出錯。盡管有全部天气圖，有電報互通情況，可到了最后時刻，往往不知打哪儿就冒出几個沒有預見到的气旋，把預報全毀了。 也就在相對說來還是不久之前，气象學家們決定在天气“產生”的發源地安營扎寨。 “您想去哪儿？”人家問我道，“去气旋的老家冰島，還是去阿比西尼亞？這兩個地點的研究員還沒定。” “阿比西尼亞，科利亞·比比金。阿姆巴……”我的腦子里一閃念，于是我毫不猶豫地說道： “當然去阿比西尼亞。” ……當我走上紅海平坦多沙的珊瑚海岸時，我看到了地平線上宛如一堵牆壁一樣的藍色群山和犬牙交錯的銀色峰巔，這時，我覺得自己仿佛一下子年輕了20歲，不由大吼一聲，把我的同伴們嚇了一大跳： “阿姆巴！” 我們深入到這個被無數崇山峻岭和海岸擠成一個長條的國家的腹地，全國到處都是丘陵，無數小溪灌溉著它們。丘陵上布滿了四季長青的酸梅樹。 這個國家有很多地方跟我童年時的想象不一樣。但它卻的的确确超過了我儿時的夢想。 這個國家有比阿姆巴更有趣的東西。然而我現在所注意的已經是我几時很少一顧的東西了：气溫、風和气候。而在這方面阿比西尼亞正是一個极為有趣的國家。 在它的赤腳的涅古斯-涅古什蒂（王中之王）居住的“首都村”所在的那個角落里，永遠四季如春，那里最冷的月份是7月，但比莫斯科的5月還暖和：而最熱的月份也比莫斯科的7月要涼爽一點儿。 在提格雷高原上夜里能把人凍僵，而往下，也就是往東方，綿延著阿法爾沙漠，那里是地球上最炎熱的地方之一。 但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里周期性的降雨，沒有這雨就沒有埃及全部文明。古代埃及有學問的祭司們并沒有想到要揭開尼羅河定期泛濫——洪水把尼羅河流域的土地變得肥沃异常——的真正原因，但他們會巧妙地利用這些洪水，開掘了叫人歎為觀止的灌溉网、水壩、水閘，調節貯水。 祭司們不知道為什么尼羅河的水一開始是肮髒的綠色，后來又增加了紅色色調。他們把這算在了神的帳上。現在我們是知道這些神到底是誰了。印度洋上刮來濕潤的風，阿比西尼亞的寒冷高原把這些風冷卻，變成了可怕的熱帶暴雨。就是這些傾盆大雨沖出了深深的峽谷，把山地高原變成七零八碎的塊塊阿姆巴。洪水在峽谷奔流，帶走了腐爛的垃圾、蛆虫、獸糞和腐殖質，就是這些東西使藍色的尼羅河和尼羅河的支流阿特巴拉河變成了肮髒的綠色。在大雨沖淨了這些垃圾，沖垮了密密麻麻的蘆葦，把蘆葦蕩里的泥水一股腦沖走之后，雨水就開始沖刷紅色的岩層，于是尼羅河水逐漸變得血一樣紅。被大雨困在峽谷和谷底的旅人就大難臨頭了。 就這樣，我到了阿比西尼亞，坐在山地高原上，在野營帳篷附近抽著煙斗，盡情觀賞阿姆巴了。落日余暉下，像仙人掌一樣的大戟在燃燒，宛如金碧輝煌的吊燈。帳篷旁邊有一片長得像柳樹的雪松。 從臨近的村庄里傳來歐洲人听起來不大悅耳的歌聲。那里大概在過什么節。我的向導兼挑夫，阿比西尼亞人費多爾是不是在那里耽擱住了？他是到村里給我搞點儿晚飯時吃的東西去了。 “他別是加拉酒喝多了吧，”我自語道，覺得肚子里一陣陣餓得發慌。 然而就在這時我們听到了越來越近的歌聲。 這就是費多爾，他顯然心情頗佳。他是空著雙手回來的。我不滿地搖搖頭，開始用意大利語攙雜著英語責備他什么也沒帶回來反而灌了一肚子加拉酒。費多爾划著十字向我保證，他只不過稍微嘗了嘗加拉酒的味儿。至于他為什么什么也沒帶回來，是因為村長（族里的長者）請我們到他那里吃晚飯。 “盛大宴會！”費多爾說著還咂了下嘴唇。他敞著怀，露出堅實的肌肉。費多爾沒穿襯衫，他的全身裝束就是一條緊緊的褲子和一件披風。只有到了冷天，他才像大多數山地居民一樣披上一件皮斗篷。 他長著一副巧克力色的長鴨蛋臉，窄窄的鼻梁，一頭鬈發，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這些都似乎射出光來。而光源就是這個念頭：“盛大宴會”。但我領教過這些隆重的午宴、晚宴，所以要回絕這一邀請。 “你去跟村長說，我和我的同事都病了，去不了啦，你給我們帶几個燒餅回來就行了。” 費多爾開始說服我們接受邀請。他堅持認為我們拒絕邀請會使族長感到不快，而這對我們大大不利，但我還是不答應。這時費多爾意味深長地眨眨眼，說道： “好吧，我現在說一個你不能拒絕的理由。去吃晚飯的還有兩個客人。是白人。一個俄國人，一個德國人。” 我不相信費多爾說的。他這是憋出來想讓我們赴宴的點子：費多爾當時作為我們的仆人也長了見識。在阿比西尼亞遇見意大利人或是英國人毫不足奇。他們的殖民地和阿比西尼亞接壤，把王中之王的領土和大海隔開了，也能遇上德國人。但“俄國人”嗎？打哪儿能有俄國人到阿比西尼亞來？而費多爾還在賭咒發誓，保證有“俄國人”要來，他是從亞的斯亞貝巴來的，現在住在鄰村。 我的好奇心被勾起來了。如果費多爾說的是實話，不利用這個机會見見自己的同胞可大蠢了。同時饑餓也堅決不讓我安宁。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而且大概足足走過30公里的山路。 “好吧，我們去，不過你要是騙我，費多爾，你可小心點儿……” 在尖頂的茅草小屋中間的草地上聚了一大群人，因為太陽已經落山，年輕人點起了几大堆篝火，照亮了這幅海拔兩千米之上的飲宴圖。 在一大圈人中間坐著一位臉皮皺皺巴巴，而頭發烏黑的老者——阿比西尼亞人几乎沒有白頭發的。他左首的地方是空著的，在他的右首坐著兩位歐洲人：其中一個是個美男子，蓄著一部栗色的大胡子和兩撇往下垂的小胡子，而另一個是個頭發火紅、面色蒼白的年輕人。 老者——村長兼族長——指指自己身邊的空座，讓我坐下。我鞠了一躬，在指定位置坐下。我非常想跟那個臉色紅潤得令人嫉妒、留著栗色大胡須的歐洲人坐在一起，跟他聊聊。但我和他之間坐著我們的好客的主人，而他和所有的阿比西尼亞人一樣，出奇地愛說。他叫伊万，或者像他自己說的“伊安”。 菜肴還沒有“上桌”，主人就先用閒聊招待我們，他主要跟右首的客人說。伊安顯然想在我們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學問。他說他非常清楚現在世界上有什么。有阿比西尼亞，還有歐洲和土耳其。歐洲不賴，但不是很好：那里沒有王中之王。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他還得知有個希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 這時，第一道菜“上”來了。兩個相當英俊的阿比西尼亞青年抓著犄角拖上來一頭牛。牛的腿是捆著的。一個老阿比西尼亞人抄起一把刀子捅到牛脖子上，往地下放了几滴血。然后牛被放倒。一個年輕的阿比西尼亞人拿著一把飛快的彎刀，在活牛的皮上划開一道口子，把一塊皮翻起來，從里脊處割下窄窄的一條顫動著的肉來。 牛像即將沉沒的輪船拉汽笛一樣吼叫起來。這种吼叫看來叫伊安听得十分入耳，他的胃口大開，連口水都流出來了。 几個女人抓住那條顫動的肉，把它切成小塊，撤上辣椒和鹽，卷到餅里，送到赴宴人的嘴邊。長著栗色胡須的歐洲人道了聲謝，但回絕了給他獻上的那一份。他解釋說，法律禁止我們歐洲人吃生肉，所以我們得等著吃烤羊羔肉。突然，他用俄語對我說道：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您是我的同胞。您也別吃這生肉。這些黑人因為吃生肉而飽受大鑽虫和絛虫之苦。若不是他們每個月都用當地的一种驅虫植物——苦蘇花的花和果——把自己的腸胃清理一遍，他們當中的好多人大概早就死于這些寄生虫了。” 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這一忠告，也討了一塊烤小羊肉。我的這位同胞嚼著烤羊羔肉，像一個頗有教養的阿比西尼亞人那樣大聲地吧唧著嘴巴。 說老實話，我可不認為會吧唧嘴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象征。 當所有的人都吃得盡興時，又端上來當地一种勁頭很大的費杰酒。伊安讓人從酒杯里給他手掌心倒點儿費杰酒，把它喝了下去，證明這种飲料無毒，在此之后，才請客人喝。 那道可怜的“菜肴”還在繼續哀嗥。吼聲打破了田野和山谷的宁靜。從鄰村開始有客人赶來了。牛的臨終哀鳴成了請客人赴宴的號角。客人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加入了活剝生吞牛肉的行列。很快，牛的一半全被剝光。牛的四條腿痙攣地亂蹬著，但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對此都熟視無睹。只有孩子們對牛的吼叫和垂死掙扎狂喜不已。 伊安很快就醉了。他一會儿唱起一首活像餓狼嚎叫的頌神贊美歌，一會儿又不出聲地咧開嘴已，不知對著什么偷笑。 終于，這令人惡心的宴會結束了。那個“俄國人”起身來，沖我點了下頭。我也赶忙學著他的樣子站起來。他謝過主人，還跟主人討那顆牛頭要帶回去。 ， 伊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他吩咐一個年輕人把牛頭割下來，但“俄國人”從小伙子手中拿過刀子，自己下開了手，他的動作出奇地干淨利落，大家不由全都嘖嘖連聲。倒霉的牛停止了吼叫，很快腿也挺了。 我認為我的同胞這樣做是出于怜憫，不忍再讓那頭動物繼續遭罪。 “來認識一下吧，”他伸手和我告別時說道。“瓦格納教授。請賞光光臨寒舍。就在那儿，看見了吧？”說著，他指了指村邊的兩個大帳篷，即將燃盡的篝火的微光照亮了它們。 我對邀請表示感謝后，我們就分手了。 第二天工作一結束，我就去拜訪瓦格納教授。 “可以進去嗎？”我站在帳篷前問道。 “哪一位？有什么事？”有人用德語應道。 帳篷的門打開了一點儿，從門縫里露出那個火紅頭發年輕人的臉。 “啊，原來是您哪。快請進，”他說道，“瓦格納教授此刻正忙著呢，不過他馬上就有空了。” 于是，這個饒舌的德國人先跟我聊開了。 他姓雷舍爾。亨利希·雷舍爾。他是圖爾納教授——一位著名植物學家——的助手。而圖爾納是瓦格納教授的一位老朋友。他倆——圖爾納和瓦格納——一起來到非洲。瓦格納教授是到剛果河流域研究猴子的語言，而圖爾納和阿爾貝特·林還有向導到提格雷省考察。 “圖爾納和瓦格納是在亞的斯亞貝巴分的手，也在那儿約好了見面的地點，”雷舍爾繼續講道。“圖爾納教授在亞的斯亞貝巴有個基地。我就等在那個城里。圖爾納把搜集到的植物給我送去，我把它們制成標本，用顯微鏡對它們進行研究。瓦格納教授和圖爾納答應在夏天雨季來臨之前回來，您是知道的，雨季一般在七八月間。瓦格納教授及時回去了——是在6月底。他帶回去一大堆行李和几乎整整一座動物園。您是沒听見那些猴子叫哇！瓦格納教授說他在剛果的一座樹林里遇見一個探險的英國爵士，爵士不久就死了。瓦格納教授只好把死者的東西照管起來：他決定把死者的行李和几只猴子交到死者親戚手中。 雨從6月底就斷斷續續下起來了。要是圖爾納不打算冒被可怕的熱帶暴雨困在山里的危險，他就該抓緊時間回來了。我們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可他始終沒有回來。林也沒有露面，他是我和圖爾納的聯系人，管送采集到的植物。7月過去了。傾盆大雨從天而降。就連我們那么好的帳篷都禁不起沖刷，漏雨了。但在它里面待著還是比在當地人的房子里好些。大家越來越對圖爾納教授、阿爾貝特·林和向導的命運擔憂，難道他們都死了？ 有一天——那已經是8月初了——一大早我就在瓢潑大雨的嘩嘩聲中隱隱約約听到帳篷的帆布外面有一种既像是呻吟又像是狗叫的聲音。 您是知道阿比西尼亞城里的街道上有多少狗的。而夜里豺狗和鬣狗也常跑進城來。要知道它們和狗是這個像個大村庄的肮髒城市里僅有的清洁工和防疫員。 模模糊糊的呻吟聲又響了起來。我赶緊穿上衣服，走出帳篷。我在門口看見一個人的身体。 這就是阿爾貝特·林，可他都變成了什么樣子啦！他的衣服被撕扯得破破爛爛，勉強才挂在身上沒掉下去。臉上青一塊紫一塊，腦袋上有一道深深的傷口。我把林拖到帳篷里。 瓦格納教授什么時候也是不睡覺的，因此他立即听到我的帳篷里好象不對勁。看到傷員之后，瓦格納教授立即進行急救，想讓他蘇醒過來。但是，不幸的林的靈魂看來已經升天了。他的力气只夠他爬到我們的帳篷門口，瓦格納教授給他注射了樟腦，想使心髒恢复跳動——可惜勞而無功。 “你等等，我怎么也得讓你開口！”瓦格納教授說完跑到自己帳篷的門帘后面，一會儿拿著一支注射器回來了。他給林打了一种什么液体，于是死者睜開了眼睛。‘圖爾納在哪儿？’瓦格納教授叫道。‘他還活著嗎？’‘活著，’林用勉強听得見的聲音答道。‘去幫……他……’林又失去了知覺，就連瓦格納教授也束手無策了。 “他失血過多，’瓦格納教授說，‘就算我們能從猴子身上抽血給他輸，也不行了，林的頭骨被打……穿了，腦子受了傷。我們恐怕從他口中再掏不出什么來了。唉，他就是再活上5分鐘也好哇！那我就能知道我的朋友圖爾納在哪儿了。’ “我們埋掉他的尸体吧？’我問道。 “當然，’瓦格納教授回答，‘不過我先得解剖它一下——也許我們從中能得到些情況。幫我把尸体搬到我的實驗室去。’ 尸体很輕，一個人就能把它弄過去，但像拽死狗一樣拖死人，未免對死者有點儿不恭。我倆把死者抬過去放到解剖台上。我出去了，瓦格納教授開始解剖。若是林的父母知道，大概是不會讓他解剖的。林的父母都非常迷信。但他們住得很遠，而瓦格納教授……反正他也不會听我的什么勸告而自行其是。 直到那天的傍晚我才又見到瓦格納教授，當時他走出自己的帳篷，從旁邊帳篷我們的倉庫里拿了個什么罐子，‘您了解到什么了嗎？’我問道。 “我發現林頭骨上的傷口邊緣不齊，在他頭發上找到一小塊淤泥，身上有許多青斑和出血處。林很可能是在哪一條峽谷里遇上了洪水，被這股洪水沖走了。他的身体曾撞在石塊和岩壁上。他不知用什么辦法從洪水里掙扎出來，爬到了我們這儿。他的身体壯得惊人。頭上受了這樣的傷之后，他起碼又走了好几公里。” “那圖爾納教授呢？” “關于這一點我知道的和您一樣多。但林已經說過他還活著，等待著我們的救援呢。我們必須立即赶到提格雷省，去找圖爾納。” “這毫無意義，”我反駁道，“提格雷是古老的阿比西尼亞的一個大省，有成千上万的阿姆巴、成千上万條峽谷，我們上哪儿去找圖爾納？” 此刻雷舍爾向我問了一句：“我說得對吧，是不是？” “你們的那位瓦格納教授，”他繼續講道，“經常犯點儿傻。他激動地對我說，如果我不想去，盡可留在亞的斯亞貝巴。可我當然得答應跟他一道去啦。就在當天，說得准确些就是晚上，我們埋完林就上路了。我們把已故爵士的所有猴子和行李全留在了亞的斯亞貝巴，兩個人輕裝上陣。不過這只是相對而言。瓦格納教授离不了他的實驗室。所以他帶了一個相當大的帳篷——您已經看到了。而我為自己帶的就是這個。” “那你們找的結果如何？” “當然毫無結果啦，”雷舍爾似乎有些幸災樂禍地說。 我覺得他對瓦格納教授的態度不大友好。 “我家里有未婚妻在等著我呢，”雷舍爾不打自招地說道，“可怜的林！他也有個未婚妻。” 就在這時，擋在門口的帆布帘子撩開了一些，瓦格納教授出現在門口。 “您好，”他彬彬有禮地對我說道。“您干嗎坐在這儿？到我那儿去吧。”說完，他擁抱了我一下，領我到他的帳篷里去了。雷舍爾沒有跟來。 我好奇地打量著瓦格納教授的野營帳篷實驗室。 這里的儀器設備說明，瓦格納教授進行著各种不同學科的科學研究。無線電台和玻璃的、瓷的化學器皿并排放著，顯微鏡既有光學的，也有電子的。還有好多儀器的名稱我也說不上來。 “請坐吧，”瓦格納教授說。他自己也坐到塞在兩張擺滿儀器的大桌子之間的小桌子前的行軍椅上，開始了書寫。与此同時他用一只眼珠瞧著我，跟我聊上了。 令我吃了一惊的是，我覺得他對我的了解好象要比我對他的了解多得多。他列舉了我的一串學術著作，還做了些評論，其中肯与深刻又令我大為惊訝，可從他的專業來講，他是個生物學家而不是化學家。 “請問，您能不能幫我做件事？我覺得我們不久就要在一口鍋里攪馬勺了。” “攪什么？跟誰？”我本想問一聲，但忍住沒張口。 “您已經看到了，”瓦格納教授繼續說道。“亨利希·雷舍爾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雖然他狗屁也發明不出來，卻是個規規矩矩的分類學家。他是個在科學領域中收集積累原始材料的人，終日碌碌，為未來的天才准備嫁衣而已，而天才的一個想法就能使成千上万至今還是莫名其妙的問題迎刃而解，把部分結合成整体，建立起完整体系。雷舍爾是科學的仆人。但問題并不在于此。各司其職嘛。他就是那個層次的產儿。他是那种自以為是、規規矩矩的德國小市民爹媽的規規矩矩的乖儿子。星期天早上得細聲細語地唱贊美詩，午飯之后，喝上一杯按他可敬媽媽的方法煮的咖啡，還要照規矩飯后一支煙儿——抽支雪茄。難道我就沒注意到在我解剖林的尸体時他怎么向我翻白眼嗎？”說到這儿，瓦格納教授突然笑了。“幸虧他沒看見我后來干了些什么！我不僅開了林的顱，還取出了他的大腦，打算解剖。我從不會放過這樣的机會。取出林的大腦之后，我用繃帶把他的頭包好，然后就跟雷舍爾一道把這具沒有腦子的尸体給埋了。雷舍爾在墓前念了禱文，這才一本正經地离開。而我開始研究林的大腦。” 在亞的斯亞貝巴找不到冰來保存大腦。當然可以把它泡在酒精里，但我的實驗需要完全新鮮的腦子。于是我決定無論如何得保證大腦存活，用我發明的一种完全可以替代血液的生理溶液維持它的生命！這樣我就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擁有一個活腦子。我還從它上面切下薄薄的一層做成顯微切片，供其他研究用。最困難的就是給大腦一個‘顱骨’，以保證它不受感染。您會看到，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我把腦子放在一個特殊的容器里，開始向它輸送養料。我給它受傷的部分徹底消了毒，開始醫治。根据腦組織開始結疤來看，大腦仍然活著，就像被切下來的手指在人工條件下活著一樣。 在對大腦進行研究時，我一刻也沒忘記我朋友圖爾納教授的命運，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得找到他，于是我就帶上林的大腦和我的流動實驗室上路了。 我有希望找到圖爾納的蹤跡。他是在人相當多的地方旅行的。他沿途得在村子里購買食物，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當地居民口中打听到消息。我和雷舍爾匆匆赶路，几天之后就到了提格雷高原上。 一天晚上，我決定對林的大腦進行第一次解剖。就在我拿著解剖刀走到它跟前時，一個想法制止了我。要是腦子活著，它會感到疼痛。我的手術是不是太殘酷了點儿？我這不就是要使林的大腦遭到那些在本地居民宴會上被生吞活剝的牛的命運嗎？您昨天不也看到那种慘狀了嗎？ 我猶豫起來。到了最后，大概還是科學興趣戰胜了惻隱之心。要知道在我手下的畢竟不是個活生生的人，而只不過是一塊‘肉’罷了。 人道主義者反對活体解剖。然而10只‘飽受折磨’的實驗用的兔子不是挽救了上千人的性命嗎？還有我們吃的肉呢？ 管它呢！總之，我又把手術刀湊到腦子跟前，可又停住了。 有一個新的，還沒有完全形成的想法，迫使我謹慎從事，再等一等看，這种想法最終會從下意識的黑淵里浮出來，到達意識的表層。 几秒鐘之后，我的意識里出現了這一想法： “既然林的大腦還活著，那它不僅僅是只能感到疼痛。思維——是大腦的職能之一。如果林的大腦還能思維會怎樣呢？他能想什么呢？能不能想辦法知道這一點呢？能不能和大腦建立聯系呢？要知道林還沒來得及告訴我們圖爾納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呢。我能不能從林的腦子里掏出這個秘密呢？如果這個實驗成功，那就是一箭雙雕：既解決了一個有趣的科學問題，也許還能拯救我的朋友，” “是阿姆巴嗎？”我笑著提示道。 瓦格納教授想了一下，很快也笑著答道：“對，是阿姆巴，不過不是阿比西尼亞的阿姆巴，而是抽彩一抽兩中。一舉兩得。可以指望實驗在科學方面得到很多有趣的材料，所以我就狂熱地開始了工作。而工作還真不少。應該發明一种和大腦進行交流的方法，它既不能看，也不能听，未必能感覺到什么，這大概比不懂火星人和月球人的語言時就跟他們打交道容易不了多少。 我還得告訴您一個秘密：林在‘囫圇個儿’時也不聰明。有一回圖爾納告訴我，林曾經叫吃人生番抓住過，卻活著回來了，而和他一起被抓的兩個被吃掉了。 “這是因為，”圖爾納開玩笑地解釋說，“吃人生番們發現林太笨，怕吃掉他后自己被愚笨傳染了。生番們吃人不是因為餓，而是想通過吃肉獲得被吃的敵人的勇气。” “這樣看來，”瓦格納教授繼續說道，“我是在跟一樣非常難對付的材料打交道。但困難永遠不能阻止我。” 在研究中我是這么想的。大腦的工作是一個非常复雜的電化學過程，這個過程中會發射出無線電短波。我在兩年前就組裝了一台可以接收電波的儀器，用它可以接收大腦進行思維時放出的電波。我甚至還發明了一架可以自動記錄波動曲線的儀器。 但是，怎樣才能把這曲線翻譯成人的語言呢？這就非常之困難了。我敢肯定，就是同一個想法，也會因人的心情不同而用完全不同的曲線表現出來。 “顯而易見，應該掌握的既不是全部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單個的詞語——應該走另外的途徑：跟大腦商定一种字母，編制一份特殊的字母表，大腦在想到某一個字母時，應該產生一种清晰的，不同于其他字母的電波，并在我的儀器上變成可見圖形。總之，我找到的是一种被關在單人牢房里的囚徒在不知道獄中暗號的情況下，跟隔壁牢房的犯人通過敲打牆壁而建立聯系的方法。 但這一切還是后話。首先得确定林的大腦是否能發出電波，換句話說，它是否在進行‘腦力’勞動，還是它的全部生命只在于細胞的生理存活。從理論上講，大腦應該能進行思維。 我制造了一台十分精密的儀器，把它跟大腦聯結起來。因為大腦只能發出极為微弱的電波。為了不使它由于在空間傳播而變得更弱，我決定盡可能把它所放射出的全部電能統統收集起來。為此我給林的大腦罩上了細金屬絲做的网，用導線把它和我的儀器聯結到一起。盛著林的大腦的匣子和大地是絕緣的。這台儀器收集到的電波再傳給非常靈敏的自動記錄儀。一根細針再把變化刻到一條涂著特制清漆的移動電影膠片上。我不過把電影膠片當成普通的記錄用材料了。 噢，該叫雷舍爾看看我干的這种事！他見到這种褻瀆神明的行徑一定會憤怒地咆哮起來。” 瓦格納教授不說話了，我急切地望著他，想提個問題，又怕發問會打斷他的思路。 “是啊，”瓦格納教授又講了起來，“儀器接收到電波，針在膠片上根据波動記下了像速記符號一樣的曲線。林的大腦在思維。但它到底想的是什么，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加了7道封印的秘密。您知道，我的記憶力好得出奇。膠片上記錄下的東西現在全在我的腦子里。我把破譯這份莫名其妙天書的任務交給了我大腦的左半球，也就是更好的那一半腦筋。” 商博良１在著手釋解埃及象形文字時，對其所知一點儿不比我多，但他成功了。為什么我就不能破譯林大腦的象形文字呢？我想。但它們很久沒向我屈服。我還沒辦法讀懂這些象形字，但我已經确定了哪些符號出現了多少次。特別經常出現的是這樣一個符號： 它代表什么意思我還不曉得。但相同符號的重复已經給下一步的工作以某些支點。我望著膠片上曲曲彎彎的線條，想著它們究竟意味著什么。 １ 商博良，1790-1832，法國人，埃及學的創始人，曾制定譯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原則。 外部世界再不會給林的大腦造成什么印象。它現在像一個又聾又瞎的人，處于永久的黑暗和寂靜之中。但它能在回憶中生活。也許膠片上的這些曲線——是大腦對親愛的姑娘的回憶…… 假如我能破譯這些曲線，大腦的內部世界——‘靈魂’的最后栖身之處就對我敞開了。 這對科學是极為有益的。但我現在求索的不僅僅光是科學目的，還有一個頗為實際的目的：我得問問林的腦子，圖爾納現在在哪儿，他怎么樣了。也就是說，首先得讓林的腦子理解我，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對大腦進行机械刺激。我打開了‘顱骨’，開始用戴著消毒指套的手指壓迫大腦表層，一開始是輕輕一點，然后壓得時間長一些。這就相當于一點和一橫，換句說就是摩爾斯電報碼里的字母‘a’。整個的摩爾斯電碼林可能不知道。但‘一點一橫’的意思他大概還是知道的。我像拍電報似的斷續做了几次，然后就開始教德語字母表的下一個字母。第一堂課讓腦子記住a、b、c、d四個字母就相當不少了。” 与此同時我也在觀察膠片。在上這獨特的一課時，膠片上出現了一些新的曲線和線條，波幅也規律得多了。我認為這是我的信號已經被大腦接收到。也許它被這种按壓嚇著了，也許會把這當成自己生病了。不管到底是什么吧——大腦總算有了反應。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反复給大腦上課，直到它意識到這不是一种偶然的刺激為止。但愿它能理解人家想要它干什么！ 遺憾的是，我這個非凡的學生是個大笨蛋，圖爾納說的沒錯。 我只想達到一個目的，就是讓大腦對我的‘一點一橫’的按壓所發出的信號用電波做個回答——在膠片上有個明顯的反應。后來，由于模仿這個或那個字母的信號，或是模仿在受到按壓時產生的相應感覺，大腦可能不由自主地獲得了用信號向我一個接著一個發出字母信號的能力，這樣它就有可能開始和我交談了。 我就不一一列舉這一困難重重又极需細致耐心的工作的每一階段了。我只說一點，那就是我的頑強和發明精神都經受了無數巨大的考驗。但耐心和孜孜不倦的辛勞終于戰胜了一切。林的大腦最終說話了。 几天之后，林的大腦開始重复我發出的字母訊號，也就是說，想這些字母，它發射出固定的電波，在膠片上變成特定的符號。我開始打亂次序‘口授’字母，大腦一點不錯地重复了它們。事情辦妥了。 不過，大腦能理解我的意思嗎，它能把字母連成詞，理解其意義嗎？我‘口授’了一個字‘林’，等著大腦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把它重复一遍。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膠片上顯示的信號是：‘我’。林顯然是在回答：‘是的，我是林。’這個回答令我是那樣欣喜若狂，在那一瞬間我甚至要認為，吃人生番們不愿意吃林的腦子是大大失算了呢，他的想象力比我預期的要強得多。 以后的事就好辦一些了。又經過几次實驗后，我准備要和它進行交談了。我不再嫉妒商博良的榮譽，盡管我的成就還無人知曉。 我同時一下子又想盡快知道圖爾納的下落，又想知道林的大腦在想什么、感覺如何。然而對活人的關心應該放到首要地位。于是我向大腦提出有關圖爾納的問題。針在膠片上動起來，腦子給我發來了一份電文：‘圖爾納還活著。我們在峽谷遇上熱帶暴雨。’ “在哪儿？’我用手指一點一橫地向大腦發報。 大腦相當准确地給我指出路線方向，根据它的指點我們到了這里，到了這個地方。‘向北走到阿杜瓦，快到7公里時往東拐……’這是大致方向。可再……唉，要是林活著，他也許能把我們領到地方。可要是讓他說說圖爾納到底在哪儿，他恐怕跟現在一樣說不清楚。高高的阿姆巴。陡峭險峻的懸崖峭壁。深深的峽谷……這种描述可、以用于成千上万的阿姆巴和峽谷。 我雖然辦到了不可能辦到的事——在林死后1個星期讓他的腦子說話；可還是不能從大腦里得到我所需要的情況。 我一連几個鐘頭地跟它費勁。腦子看來是累了，有好長時間不回答我的問題，后來倒給我提了個難題：‘我自己這是在哪儿，我出了什么事？怎么這么黑？……’ 我能跟它說什么呢？林身体的這一部分顯然還認為自己的身体還是完整的呢。對林的殘余說他早就死了，光剩下一個腦子，我可不敢。也許這個回答會使林的意識震惊，林的腦子承受不住這一事實，會發瘋的。所以我就耍了個滑頭——以問代答。 “‘您現在感覺如何？’我像個醫生似的問腦子。于是腦子開始向我‘述說’它的印象。它看不見，听不見。嗅覺和味覺也沒有了。它能感受到气溫的變化。它經常感到‘頭冷’（您知道，阿比西尼亞的夜間往往相當冷，日夜溫差能達到30多度。雖然我預先采取了措施，用人工‘頭骨’保護它免受外界气溫影響，但腦子畢竟能感到气溫的波動），腦子還能感覺到我按壓它的‘頭頂’。它常說：‘有人按我的頭頂。’ “‘您疼嗎？’我問。 “‘稍微有點儿。我的腿好象麻了。’ “您可以想象一下這有多么有趣！要知道恰好大腦皮質的頂葉包括控制運動和身体下半截一直到腳尖的感覺神經。這樣，我就有可能從控制各种感覺的角度驗證一下腦子每一部分的作用。” 瓦格納教授從擱板上拿起一本書，打開之后，讓我看一幅插圖。 “您看，這就是神經中樞圖。”我按遍了大腦的所有溝回，問它有什么感覺。 “我看到了模糊的光，’當我按到視覺中樞時大腦答道。 “‘我听見了吵鬧聲。’這是听覺神經受到刺激時的回答。 您要知道，每种神經對不同刺激只做出一种反應：視神經只向大腦傳輸光覺，無論你用什么方法——光照、加壓和通電——對它進行刺激。其他神經也是如此。我的按壓使大腦中樞一會儿覺得見到光，一會儿听到鬧聲毫不足奇，關鍵在于我刺激哪一個中樞。這為我的觀察打開一個廣闊視野。 “然而這段時間腦子在想什么呢？這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我向腦子提出了這個問題，使我感到滿意的是，它相當樂意回答。‘林’想起了他所遇到的一切（林的腦子始終認為林活著）。 “它告訴我，他們——圖爾納、林和向導怎么到的提格雷，怎么決定的下到一條大峽谷里，在哪儿遇上的大暴雨。洶涌的洪水在峽谷里把他們沖走了。有好几次他們在急轉彎處撞到石頭上，最后他們被帶到一條寬闊山谷的一個大水塘。水塘里的蘆葦擋住了洪水沖來的垃圾、樹枝，甚至還有整棵的樹，形成了一個大水壩。他們几個陷進了這個水壩。趁著水壩還沒被沖垮，他們還沒有被來勢更猛的洪水沖走之前，無論如何得离開那里。爬上岸去是不可能的。洪水波濤洶涌，樹枝條纏住了人的手和腳。而水還在一直往上漲，漫過了水壩頂。這時圖爾納對自己的同伴喊道，唯一的途徑就是爬過水壩跳下去，趁著水還沒灌滿水壩下游，找個高處逃生。他們就這樣做了。克服巨大的困難爬上水壩，從10米高處跳下，他們落到了尖利的石頭上。向導摔破了腦袋，被水壩下游的一條小河沖走了，圖爾納摔折了腿，但他克服了巨大困難爬到了岸上，只有林一個人毫發無損。他倆找到了一個座落在阿姆巴上的貧窮的小村子。圖爾納走不了，林一個人去亞的斯亞貝巴求援。他順利地走完了全程，可就在离城10來公里處有几個強盜襲擊了他，把他的頭打破了。林從昏迷中醒來之后，居然還有力气走到雷舍爾的門口。他就在那儿摔倒，失去了知覺。然后他蘇醒過來，見到了雷舍爾和我，說了几個詞就又不省人事了。” “以后又怎么樣了呢？”我頗感興趣地問。 “以后，”腦子回答道，“我又恢复了知覺。可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覺得我被捆住手腳扔到了黑牢里。除了回憶我的生活，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在這回憶之中，時光過去了……” 我問過林的腦子好几次，讓他确切地給我描述一下走到他們遇上暴雨的峽谷的路，但林還是說不清楚，我已經失去了根据腦子的指點找到我朋友的希望。 “‘要是我能看見，我就能把您領到那個地方，’腦子說。 是呀，它要是能看能听，事情就好辦多了。我能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呢？腦子只能在眼神經受到刺激時感受到模糊的光，就像我們合上眼皮后眼球受壓時好象看到紅斑紅圈一樣。但這不是真正的視覺呀。怎么才能讓腦子獲得真正的視覺呢？ 有一個計划讓我想了好几個鐘頭，我想，能不能把林的腦子移植到一頭動物的腦腔里呢。這個手術的難度我倒不在乎。只要……找到能放得下林的大腦的腦腔，神經、血管和別的我全可以縫上。所以說整個任務就在于尋找。 我在心里把各种動物的腦重量和体積跟林的大腦一一作了比較。林的大腦重1400克。大象的大腦重5000克。唉，對于人腦來說，大象的顱腔太大了點儿。鯨魚的腦子重2500克。這已經快符合要求了。可我手邊又沒有鯨。再說，鯨就是到了阿比西尼亞的阿姆巴之間，又能干什么？而其他動物的腦子跟人相比就大小了：馬和獅子——600克，牛和大猩猩——450克，其他猿猴還要輕，老虎——只有290克，綿羊——130克，狗——105克。 要是一頭大象或是馬擁有林的大腦就有意思了。那時想必能找到去峽谷的路。遺憾的是這种手術成功的可能性极小。這個任務很有意思，也許將來一有机會我就要做做這种手術。 “但眼下，我想，我得想辦法盡快達到目的才成。于是，我就想出這個來……” 瓦格納教授站起身，走到帳篷里被一塊帘子擋住的一個角落，把帘子撩起一角說道： “您是否愿意賞光參觀一下我的實驗室呢？” 這個角落只有從帳篷厚實的帆布透過來的一點光，所以十分昏暗。我看到了放在一只匣子里的大腦，它的外面有一個略微發黃的透明外殼，上面有一個玻璃罩。另外一個匣子里放著一個玻璃缸，玻璃缸盛滿一种溶液，缸底有兩只大眼珠子。從這對眼球上通出來好多細線。 “沒認出來吧？”瓦格納教授笑著間道。“這就是昨天的牛眼。沒有比這再容易的事啦！我把這神經末梢縫到林的大腦的眼神經上。當牛和林的神經長到一起時，林的大腦就又能用牛的一只眼見到光明啦。” “為什么是一只眼？”我問，“難道您光給林的大腦一只眼嗎？” “是的，這原因是，我們的視覺比您想象的還要复雜。眼神經不光向大腦傳送視覺形象。它還和許多其他神經，尤其是和控制眼肌運動和語言器官運動的神經有關。由于這一复雜性。視覺系統才需要兩只眼——任務相當困難。 “要知道林的大腦不能控制眼睛的轉動，不能使兩眼聚焦，所以，它只要能調整一個眼球的焦點就行了。” 當然，這不是一种完整的視覺。我得拿著這只眼睛，像舉著一盞燈似的往四外照，當腦子認出周圍的地形之后，同樣以不完整的方式——用摩爾斯電碼——進行指點。 這樣做麻煩當然不少。而雷舍爾只會添麻煩，也許還會把整個事情搞糟。 那還成，一個相信靈魂不死的人，突然發現他朋友的靈魂被這樣關了起來！ 所以我決定這樣打發雷舍爾。告訴他我也認為再這樣漫無目的地尋找圖爾納毫無意義，他愿意回國就回國，愿意去別處就去別處，我相信雷舍爾會非常高興地离開我開路。那時我就可以放開手腳干了，當然，這還得需要您答應給我幫助。” 我非常樂意地同意了。 “啊，那就太好了，”瓦格納教授說道。“我估計天亮之前林的腦子就能看見了。我發明了一种加速組織生長過程的方法。到那時雷舍爾恐怕在忙著收拾离開，而我們則出發去找我的朋友。請您明天一大早就做好出發准備。”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瓦格納教授的帳篷里。他一如既往地微笑著迎接我，只是笑容里帶著一絲狡黠之意。 “一切有如列車時刻表一樣准确，”互相問候之后他說道，“雷舍爾先生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的難過之情，歎了几口气，眨巴兩下眼睛，很快就心平气和地收拾東西准備動身。到了半夜，這里就沒了他啦。我也沒浪費時間，您看吧。” 一只大牛眼在腦子的“額頭”下望著。它盯住了我，看得我甚至有些恐懼起來。 “另外一只眼睛我留作備用，以防万一。它保存在特殊的溶液里，坏不了。” “這只眼能看得見了？”我問。 “自然啦，”瓦格納教授回答說。他迅速在腦子上按了几下（玻璃罩揭開了），然后看著膠片。 “您瞧，”瓦格納教授扭過臉來對我說道，“我問腦子，什么人站在它前面，它相當准确地說出了您的外貌。現在我們可以上路啦。” 我們決定徹底輕裝，甚至連向導和挑夫也不帶。要是他們見到一只牛眼為我們帶路，不知該怎么想呢！為了防備在路上遇到當地人，瓦格納教授巧妙地給盛著腦子的匣子做了偽裝，只給眼睛留出一個小孔。記錄腦子發出電文的膠片露在外面，我們可以從上面看到我們是不是正确地按它的指引走路。林沒讓我們失望：他的視覺記憶十分好。就算腦子不能用語言說出整條路線，但現在它還是成了個不錯的向導。能看到熟悉的地方，大概腦子也相當高興。它非常愿意指引我們。 “往前……左拐……再左拐……往下……” 我們不無困難地下到一條深深的峽谷里。夏季的暴雨已經過去，谷底也已經沒水了。但這里惡臭彌漫，動物的尸体和腐爛的植物散發的气味叫人無法忍受。山里的居民不可能到這里來，他們怕這股難聞的臭味。 “這里就是原來的水壩，”腦子發出信號說。10米高的水壩除了在谷底留下點儿垃圾外，什么也不剩了。我們來到一大片空地上。這里好象是几十條山間河流的匯合處，但只在下雨時才有水漫山遍野地流過來。 在我們到達那個村子之前，我們得經過一片植物茂密得令人惊訝的森林，我們只得繞了一個足有好几十公里的大圈。在這樣的森林里，就是大象有時也會把牙折斷。 最后，我們在那個貧窮的阿比西尼亞小村里找到了圖爾納教授，他住的草棚既不能擋風，也不能避雨。幸虧天气暖和，圖爾納沒有遭受風寒饑餓之苦。他自我感覺還不錯，只是走路還費勁。圖爾納見到瓦格納教授惊喜交加。 “雷舍爾和林在哪儿呢？” 好在“林”什么也听不見，瓦格納教授也就用不著再兜圈子，直截了當地告訴圖爾納是怎樣一個非凡的向導把我們領來的。圖爾納搖了搖頭，略一沉吟，笑了： “這只有您，瓦格納教授，才能想得出來！”說完，他拍了拍朋友的肩膀。“他在哪儿？讓我看看他。” 當瓦格納教授揭開匣子，露出從里往外看的牛眼時，圖爾納對它鞠了一躬，而瓦格納教授給腦子發報轉達了圖爾納的致意。 “我怎么了？”林的大腦問圖爾納，但圖爾納沒法向它解釋，它得了什么怪病。 這就是全部故事。我們——圖爾納教授、瓦格納教授和我——一起回到了歐洲。雷舍爾比我們到得早。對不起，我還忘了提我們的另一個旅伴。林的腦子也跟我們一起回來了。我們在柏林和圖爾納教授分了手。臨別之際，他保證對任何人也不提起林的大腦這一回事。 這個大腦至今大概還活在瓦格納教授在莫斯科的實驗室里。至少在1個月前我收到的一封信里，瓦格納教授還寫道： “林的腦子問您好。它很健康，而且已經知道林只剩下了一個腦子還活著。這個新聞并沒有像我預期的那樣叫它吃惊。‘總比什么都不剩強。’這就是腦子的回答。 我進行了很多次非常有价值的觀察。此外，腦細胞開始生長啦。現在林的大腦一點儿不比鯨魚的輕。但它并沒有因此而變得更聰明些……”瓦格納教授就此故事寫道： “不僅組織，就是從人体割下的整個器官；都能繼續生存甚而生長。科學家們（布朗-塞卡爾、卡雷爾、克拉夫科夫、布留霍年科、切丘林等）已經复活了手指、耳朵、心髒，甚至狗的頭顱。在用血液或与血液化學成分相近的所謂生理溶液供養的條件下，組織和器官能存活相當長的時間，組織甚至能活好几年。因此，复活大腦在科學上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但我怀疑是否能同這樣复活的大腦進行交談。腦和神經在工作時的确產生電磁波。這已從別赫捷列夫、巴甫洛夫和拉扎列夫院士的研究中得到了無可置疑的證實。然而，我們還沒有學會‘讀’懂這些波。拉扎列夫院士就此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寫道：‘我們暫時只能肯定這种波的存在，但還不能确切搞清它們的作用。’如果我能复活林的大腦并与之進行交談，我會非常高興，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可能只是一种科學展望而已。 瓦格納”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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