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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歷史人物，但學術界一直關注不夠，除錢鐘書《林紓的翻譯》和張俊才《林紓評傳》之外，似乎乏善可陳。其實，林紓研究的重要性及复雜性，恐怕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之外。近讀吳俊編校的《林琴南書話》，我又想到這個問題。 編者在《敘略》中說："林琴南固以中國傳統的禮法、倫理、人情來詮釋（譯述）西洋故事，同時，也因為西洋故事的寫法、文意与左、馬文章頗多暗合。……似乎他的譯述西洋小說，除了打算有裨于世道人心而外，還有一种提供文章作法的用意。既然中國文章衰弱已极，倒也不妨學學洋人，再暗中塞入自己的私貨。說來也有那么一點’拿來主義’和’曲線救國’的味道（他說過’文運之盛衰，關國運也’）。"這個說法很好，我們可以在這本《書話》第一輯"异域稗販"所收錄的各种"林譯小說"的譯序、評語中，得到證實。通常的說法，是把"林譯小說"的主觀意圖与客觀效果分開來看待的，以為"林譯小說"無意中成為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播下的"火种"。其實問題恐怕并非如此簡單，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林譯小說"和《致蔡鶴卿書》聯系起來看待，而必須看到其中复雜的歷史環節。近代中國，世變之快，是誰也無法預料的，以"善變"著稱的梁啟超尚且有"落伍"之歎，遑論林紓？翻譯西洋小說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都是那一個林紓，也就是說，"林譯小說"和《致蔡鶴卿書》的作者是同一個人。 當然，林紓也有變化的一面。《書話》第二輯"中土文錄"中收有《御書記》一文。其中表現了林紓作為一個"遺老"的自畫像："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處士林紓墓’。示臣之死生，固于吾清相終始也。"這個形象很容易与人們心目中的《致蔡鶴卿書》作者形象相疊合。但是，問題同樣有其复雜性。林紓并非一開始就以"遺老"面目出現的。林紓是1913年4月12日第一次拜謁光緒陵墓的。而在此之前，林紓對自己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出處，一直十分猶豫。辛亥年底，他在致吳椂芬的信中說過："罪大惡极者為那拉氏"。對于辛亥革命，林紓曾經是擁護的。他在致吳椂芬的信中說："共和之局已成鐵案，万無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為滿洲遺民，將來自食其力，扶杖為共和之老民足矣。"打定主意作"共和之老民"而不是"滿洲遺民"，并且振振有辭。不僅"洗心"而且"革面"，林紓甚至連"易服"這樣的小事也想到了。他在給吳芬的又一封信中說："弟四海為家，久不作首丘之想。……新正當易洋裝，于衣服較便。" 那么，什么原因使得林紓一改初衷，由打算作一個"共和之老民"而成為"滿洲遺民"的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后政局的持續黑暗、腐敗。限于篇幅，茲不詳述。 林紓的這种政治形象的自我設計及其變化，提醒我們應當注意他反對"新文化運動"、發表《致蔡鶴卿書》的這個問題的复雜性。 同樣，我們亦應當注意"桐城繆种"這個口號對林紓的刺激性。本來。林紓很得意自己与"桐城派"的關系的，并不諱言自己的"桐城派"文体以及与"桐城派"末將的交往。其《贈馬通伯先生序》云："當世之能古文者，承方、姚道脈而且見淑于吳公（摯甫），今乃皆私余。"但是，1922年，林紓在《〈震川集選〉序》中，卻為自己脫离与"桐城派"的干系："辛酉五月，余晤康長素于滬上，長素曰：’足下奈何學桐城？’余笑曰：’紓生平讀書寥寥，左、庄、班、馬、韓、柳、歐、曾外，不敢問津。于歸震川則數周其集，方、姚二氏，略為寓目而已。’長素憮然。"這個說法，似不足信。因為我們知道，林紓一再說過："余固悉心于韓、柳、歐三家者，其余諸家，略一寓目即已"（《?歐孫集選?序》）；"余生平心醉者，韓、柳、歐三家"（?柳河東集選本?序》）。津津樂道韓、柳、歐，再上溯到班、馬，又下及歸有光，這個名單恰恰正是"桐城派"師承与推崇的"譜系"。之所以出爾反爾，死前還要申明与"桐城派"脫离干系，不正是"桐城繆种"這個批評的刺激的結果嗎？此處所引，俱見《書話》，都是极好的材料。 《林琴南書話》收錄了作者能夠找到的所有"林譯小說"的譯序、評語等文章，在我有限的讀書范圍內，感覺是第一次匯集林紓的這類文章，既有可讀性，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果說有不滿足的話，那么，第二輯"中土文錄"既然收了《大學堂師范畢業生紀別圖記》等文，為什么不收《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文科大辭典序》？貪多求全，讀者通病，吳俊兄一笑了之可矣！ （轉自chinare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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