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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在新文化運動中跟胡适、陳獨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敗告終之后，林紓就基本上以一個“拚此殘年以衛道”的擋車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敘述中。1919年2、3月，林紓的學生張厚載將林寫的《荊生》、《妖夢》拿到上海《新申報》上發表，張是林紓在五城中學堂的學生，當時正在北大讀書。這兩篇作品將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陳獨秀）、教授（胡适、錢玄同）挨個丑化一通。當時北大已經成為新文化大本營，白話文學主張由教授倡導發展到學生普遍參与，學生們主編的《新潮》雜志也于當年初出版。 林紓小說一出，北大輿論大嘩，一時群情激憤。張厚載距畢業僅有數月，但眾怒難犯，被北大以“在滬通訊，損坏校譽”之名開除了學籍。 林紓惹了禍，既愧于連累學生，也覺得辱罵和恐嚇不是君子之道，于是寫信給各報館，公開承認自己罵人的錯誤。陳獨秀對林紓的道歉給予積极回應：“林琴南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像這樣勇于改過，到很可佩服。”（《林紓研究資料》193頁）林紓當時68歲，如此敢作敢當，非真性情者不能也。 我在這里無意為林紓翻案，他寫的《荊生》、《妖夢》，那借小說的荒唐情節一泄心頭之忿的惡毒，确也顢頇可笑。但是，憑心而論，新文化陣營說古文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种”，不也近乎謾罵么？林紓嘲笑白話是“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不值一哂”，可胡适等說“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學”，在深愛著左（左思明）馬（司馬遷）班（班固）韓（韓愈）、將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紓看來，這种評价無异于野蠻。 歷史真是個無情物，在晚清知識分子中一直屬于激進者的林紓，轉眼間成了歷史的絆腳石。其實，林紓并不反對白話，他自己還寫過一些白話詩。他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具体說就是是否提倡白話就一定要廢除古文。林紓最想不通的是新文化對古文傳統的斬盡殺絕的姿態，“知腊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有其不宜廢者”（林紓《論古文之不當廢》），歐洲文藝复興也沒有將他們的“古文”拉丁文廢除，中國的這批追隨歐洲文藝复興的年輕人何以比他們的精神導師更极端呢？ 林紓自然不能体察，新文化的激進其實更多是一种姿態，或一种策略，目的是使白話迅速獲得“言文合一”的合法地位。林紓与新文化的論戰，頗像一位器量狹窄的老者与一群明知故犯的頑童的對罵——在論戰中雙方都因對方的存在而常常“被迫”有些非理性，但后者帶著游戲發動者的自信，而前者卻當真了，這是林紓可笑复可怜的地方。然而，后來的文學史家們在敘述這段紛爭時往往將它過分理性化，并加入了過多的道德評价，歷史事件原本具有的偶然性和非理性被梳理成正反力量陣線分明、真理永遠胜利的正劇——歷史的敘述者往往是勢利的，他們紛紛站在胜利者的一邊，敗者就只合是“寇”了。歷史對林紓有些不公，在史家的筆下，他成了小丑。与新文化的交鋒不僅令林紓自討其辱，而且他不識時務的歷史姿態竟成為他作為文學家歷史終結點的“永恒姿態”。 其實，林紓自己大概也沒有想到，中國新文化的誕生，他是其中的一位先驅。他的翻譯小說無异于一扇洞開的窗戶，晚清中國人首先從這里瞥見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譯小說滋養了新文學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現代作家對西方文學的興趣，就是從讀林譯小說開始的；中國小說現代敘事話語的形成，林譯小說有開拓之功。我們知道，中國小說作為“文學之上乘”地位的确立，是在晚清的最后一個時期才實現的。 梁啟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但林譯小說恰恰成為對梁氏言論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沒有大量的林譯小說向人們展現小說本身的丰富美感，僅僅靠梁啟超等數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論文式的“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很難想象現代小說真的會在很短時間內征服傳統文人，由“小道”、“下流”躍升為“上乘”，導致傳統小說觀念根本改變。 林紓用文言翻譯西方的小說，以中國文人認可的“雅語”講述瑣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為填平中國千年文學雅与俗的鴻溝作了最初的可貴的嘗試。1924年林紓逝世后，新文學作家漸漸對林紓有了“恕詞”。 鄭振鐸在林紓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說月報》15卷11號上發表長文《林琴南先生》，他不僅從人格上稱贊林紓是“熱烈的愛國者”、“一個很清介的人”，而且對林紓的白話詩《閩中新樂府》、林的小說創作和翻譯均進行了全面的評价和肯定，鄭振鐸此舉明顯地是想矯正新文化運動中人們對林紓的“不很公允”的批評。胡适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中說，“我們這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胡适這里提到的林琴南的白話詩，即1897年印行的《閩中新樂府》。在晚清士林中，林紓常常扮演著帶“新党”色彩的激進人物角色。1884（甲申）年，停泊在福州馬尾港的法國軍艦突然向中國軍艦開炮，擊沉中國軍艦十多艘，中國官兵死傷700多人。林紓聞訊，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頭攔馬向欽差大臣左宗棠請愿，請求查辦當初謊報軍情、掩蓋損失的軍務官員，友人形容林紓當時是“目光如炬”。1897年德國占膠州灣，就在康有為等“公車上書”之時，林紓与高鳳歧等也三次上書御史台，強烈抗議德國強占土地，并陳述籌餉、練兵、外交、內治四項建議。當然這些建議都被駁回。林紓不贊同廢除帝制，晚年甚至以清遺民自居。他對清朝的留戀，當然滿含著腐朽和昏聵的思想意識（這又与他人到老年有關）；但也流露出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德的堅持。 林紓狷介的性情中，還有一點游俠作派，這大約跟他善拳劍、薄功名的經歷有關。少年時代他曾拜鄉間拳師學過武藝，一度以佩劍任俠、被酒行吟而得狂悖之名。他在歷史小說《劍腥錄》中塑造的主人公邴仲光，就是這樣一种具有游俠气質的志士形象。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荊生》，很好笑的是“偉丈夫”荊生不同于一般負笈游學之士，他所帶的行李，除“書一簏”外，還有操武功的“銅簡一具”。林紓性格狷鯁，年輕時多次考進士不第，索性拋開應試學問，終身不問仕途。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文學上，他都有些君子不党的傾向，所以盡管他一直鼓吹維新，卻不是維新党；他曾与吳汝綸、馬其昶在古文上相互切磋，吳、馬二人對他的古文一度推崇，他卻并不愿意躋身桐城派（文學史上將他歸為桐城派古文家，是不對的），他甚至反對文學划分流派。“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善其胜。滄海曠渺，不能疚其不為武彝匡廬也。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于一代之間，不相沿襲以成家。即就一代人言之，其境界各別。凡奢言宗派，收合党徒，流极未有不衰者也。”（《畏廬文集·序郭蘭石增默庵遺文集》）。林紓對文學的見解一點也不迂腐，說“詩之道，以自然為工，以感人為能”，“詩者，不得已之言也。憂國思家，歎逝怨別，吊古紀行，以人情之所本有，播之音律……”（林紓《梅花詩境記》）這种倡導文學是情感的自然表現的觀念，不正是人類一切藝術家永恒追求和捍衛的基本准則么？ 1919年，大約是林紓在報上就自己的《荊生》、《妖夢》向蔡元培等道歉之后，4月5日的《公言報》上發表了林紓的《腐解》。這篇文章使我們讀到了林紓作為一個歷史悲劇人物的孤獨和無奈：“……予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饑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為其難。 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將爭起而吾彈也。然万戶皆鼾，而吾獨作晨雞焉；万夫皆屏，吾獨悠悠當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為牛則羸，胡角之礪？為馬則弩，胡蹄之鐵？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嘗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嘗為之徒耶？ 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線倫紀于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而付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黃天后土，是臨是監！子之掖我，豈我之慚？”這是一個殉道者的悲歎，盡管林紓的殉道是背時的。 普洛米修斯式的殉道固然因蘊涵著“永恒正義”而崇高、悲壯，但是，面對堂吉訶德式的殉道，是否僅僅輕蔑一笑便可卸下我們對歷史的沉甸甸的感覺？ 《中華讀書報》2001年2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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